审视官僚主义

中国是最早建立起成熟文官制度的文明古国。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与思想的传入及中国社会自身面临的现代化转型，都要求中国将传统的文官制度，转化、升级为更加理性化和去人格化的现代官僚制度，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并重塑政治与行政体系的合法性。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并高效治理一个异常复杂、陌生化和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现代社会，中国官僚体系也变得愈来愈庞大和复杂，并在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权力配置与信息互动机制。

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经济实力的腾飞也证明，这一官僚体系所培育出的规划能力、试错能力、学习能力和发展意愿，是优异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宝贵资源。然而，无论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官制度，还是经历了现代化改造的当代中国官僚体系，始终面临着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效率低下或腐败丛生、权力恣意、地方主义频现等问题。

当前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義与形式主义问题，不仅是社会自下而上的痛感，也是执政党自上而下所要克服的难题：此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内容。面对中国官僚体系的优势与问题，知识界首先须将其作为当代政治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剖析中国官僚体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而找到克服官僚主义问题的有效办法，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

2019年6月21日，本刊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学研究》杂志联合主办“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官僚体系与官僚主义”学术会议。以此会议为基础，我们组织了本期封面选题的5篇文章。这一组文章，一方面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分析现代理性官僚制的普遍问题与当代中国官僚体系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着重从中国官僚体系的古今之变中，探讨官僚制正在遭遇什么样的当代困境以及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

在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中，柯贵福的《官僚制的内在矛盾与官僚主义的多重面向》立足于官僚制产生的古今中西的广阔视野，分析了官僚制内在的三重矛盾及官僚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从理论上探讨了理性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必然性及其限度。曹东勃、宋锐的《克服县城治理中的官僚主义》与卢玮静、张欢欢的《形式主义向社会延伸》，分别剖析了县域治理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危害，探讨在现实中如何提升社会治理的质量。李磊的《官僚体制与传统中国的政治运行》与赵鼎新的《价值缺失与过度有为：从古今异同看当前官僚制的困境》，则为我们的讨论增加了历史的维度。李磊从权力运作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包括皇帝和官僚集团在内的诸多主体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场域中是如何竞争与协作的。赵鼎新则指出，与古代相比，革命带来的强国家传统与技术治理的日趋发达，赋予了当代中国官僚体系越出自身适用领地的能力和“自信”;而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缺失，则使官僚体系的扩张带来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满足于形式民主和程序法治的西方政治而言，内在于法理型统治和理性官僚制的形式主义困境，或许并不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理想主义政党，以及崇尚实质公正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问题却不能容忍。因此，在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与官僚主义的普遍弊病及其在中国社会生长出来的特殊问题做斗争。“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改进固然有利于削减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弊;但若要超克理性官僚制无法避免的内在困境，则必须要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担纲者。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