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为何盛行？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当前政治生态中特别突出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

官僚主义问题，古今中外皆有，不是一个新问题。自打人类社会创造官僚制度以来，官僚主义便成为官僚制度如影随形的伴生物。中国是个有着几千年文官制度传统的皇权-官僚国家，又在近代移植了有著强大官僚传统的前苏联计划体制。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方面有效地运转着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一方面也必然遗留着传统中国和前苏联体制的官僚主义弊端，并为现实生活带来种种困扰。

官僚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今天，官僚主义特别集中地表现为形式主义、不作为、阳奉阴违等弊端，其要害就是逃避责任、不愿担责。对于这一轮官僚主义之风如此普遍蔓延的缘由，有各种解释和分析，比如一刀切式的行政指挥，比如官员问责制度建立后的避责心理。但究其根本，还应该从官员动力机制的调整和为官出仕的心理预期变化入手进行分析。

官僚体系，本质上是用以实现统治阶级政治意图和战略目标的工具。为了有效贯彻统治意图，历代统治者均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制度安排、监察督办等方面，着手建设官员队伍的管治体系，其目的是使官僚阶层上下一心，确立清明的官场风气和有为的动力机制，进而达到如臂使指的行政运作效能。官僚体系的有序运作或无序紊乱，固然取决于制度变迁、体制设计、策略调试等众多因素，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仍在于官员队伍内在动力机制的健康积极和刚健有为。

从动力机制上考虑，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有着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时代特点。在1978年以前，毛泽东时代曾发动多次运动，目的均在于消除官僚主义的顽疾。但那个时代的官员主体阶层为官出仕的动力机制并未出现太大问题，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伦理，塑造着广大人民包括官员阶层的价值观，并构成他们行为方式的潜在前提。当时的官僚主义，更多地表现为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的种种弊端，但对于主流社会强调的价值观，官员群体整体上则是坚信不疑的。

1978年之后的官僚主义，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曲折，由于市场化、货币化的改革进程，由于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软弱涣散局面，出现了许多与前30年大不相同的新变化，其基本特征即在于理想信念的普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为官出仕动力机制的被置换。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和先进价值观悄然流失，传统中国的旧官场逻辑和市场经济的利益交换原则开始左右着官员队伍的动力机制。

一般而言，当时的官员动力机制大致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朴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心理，希望为家乡父老和国家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中悠久的出仕传统;其二是获得更多升迁的机会，为了升官，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得成功，便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包括跑官要官、行贿受贿）;三是利益交换原则，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普遍合理化的社会风气之下，将手中的权力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以不违反法律为前提，追逐个人利益和个人资源的最大化。

这种动力机制的置换，一方面带来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也逐渐改变了官场风气。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宗旨淡漠了，个人利益成为主要的追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党员干部风骨不见了，“当更大的官”成为官员的内在动机;上下平等、民主集中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见了，人身依附、阿谀奉迎的旧官场腐朽风气开始蔓延。

十八大以来，上述官场风气开始遭到有力校正——

反腐倡廉，打掉了一大批贪腐官吏，党中央的目标是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持续的党建活动，通过学习教育实践，重新确立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伦理;监察体制全覆盖，构建一个上接中国传统、外接当代世界潮流的监察体系，使监察监督常态化、制度化。

种种迹象均表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正在强力塑造新的官场风气，打破伴随市场经济同时出现的利益交换的官场潜规则，阻断货币价值向党员干部群体的延伸和渗透。应该说，这是一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官员群体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的重大工程。

可以想见，这样的努力会遭遇多么巨大的挑战，它必然会导致以往30年业已形成势头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官僚阶层的强烈不适应，也必然会遭遇部分官员群体的消极反抗。目前正肆虐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作为、高级黑等种种官场现象，其深层的原因，即在于动力机制的骤然置换所引发的剧烈震荡，在于面对新时代剧烈转折期所出现的官员阶层的调适阵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体系仍然处在艰苦探索实践过程中时，这种由于自上而下压力而被迫进行调整的官员行为逻辑，必定充满着种种乖张变形，也必然经历长时段的曲折反复，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彻底扭转。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其立党宗旨，决定了它不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政治原则，同时也决定了它必然不断以更高的党性标准要求它的党员群体。当前弥漫于官场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究其本质，乃在于相当一段时期理想信念丧失所导致的官员群体动力机制的扭曲，在于部分官员群体对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新任务的不理解和不适应。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妥协和退让是行不通的，必须以坚定的决心、持久的毅力，将其扭转到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宗旨上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欲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这条道路的当代挑战之一，既在于克服新形势下由传统中国旧文化及资本主义商品货币文化所滋生的官僚主义，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官场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对前后两个30年的扬弃和超越，也是面向未来和世界的新文化。因此，它特别值得期待，也特别值得为之努力。

《文化纵横》编辑部   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