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起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的强大力量

李帆　程路

对基础教育而言，现在是难得的机遇期。

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相关教育政策密集出台。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央连续出台三个重要文件，对基础教育作出全面部署，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2019年基础教育重大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落实好这三个文件，是党的要求，是人民的期待，也是事业的需要。

大政方针已定，关键是抓好落实。全国各地在“落实落实再落实”的铿锵鼓点中，有哪些创新？又有哪些坚守？近日，2019年基础教育重大改革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全国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交流了经验，天津、河北、宁夏、山西晋中等13个单位相关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教育报国守初心，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从全国来看，近年来，基础教育改革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关键在于各地教育部门牢记教育报国初心和使命，带头树立了正确的教育观念。

育人观是教育观念的核心和灵魂，是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回应和实践起点。新时代，我们应该秉承什么样的育人观？吕玉刚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提到的‘德育为先‘全面发展一面向全体‘知行合一这16个字，正是从育人角度提出的正确、科学的教育理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福建省把铸魂育人的德育工作摆在首位，并体现出全程覆盖、全面渗透、多方联动的特色。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迅介绍了相关情况：福建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让德育工作“统”起来;构建起大中小学德育一体化的工作体系，推进社会主義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建成一批“学科德育”教育教学改革精品，形成了以思政课为核心，以语文、历史为骨干，其他各门课为支撑的德育课程体系，推动从德育课程到学科德育、从专人育人到人人育人。

开展好德育工作，必须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道德的形成具有整体性，它经由学生自身经验和认识而深入心灵后，最终指向学生的整体生命，指向情感、认识、行动的统一。基于此，福建省融通学校课堂、校外教育和网络空间三个领域，在学生的情感提升和行动学习上下功夫。他们推动学校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普遍开设劳动教育课，开辟“劳动基地”“快乐农庄”“班级责任田”等校园种养殖基地，引导学生参加劳动，在实践中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还精心规划设计“红色之旅”“海丝之旅”“乡村之旅”等258条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线路，研发形成了自然地理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社会经济发展、乡土民俗文化等138门活动课程。在行走与践行中，学生全身心地体悟到祖国之美、家乡之美，他们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也随之慢慢长成了参天大树。福建省的德育工作因此颇具针对性和感染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一理念已成为共识。实践中，各省份将推进教育公平作为全面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任务，坚持教育资源公平和机会公平“双轮驱动”，同时有效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从而构建起中央意见统领、地方全力支撑的教育发展体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张治荣介绍了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一手抓“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一手抓“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情况。他们实行的“大学区”管理试点工作颇为亮眼，即以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学校，学区长学校的校长任学区长，原则上吸纳辖区内3-5所学校，组建成“大学区”。学区长可在学区内自主调配教师;学区长学校每年向成员校输出一定数量的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这一制度有效促进了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校际联动、共同发展。201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率先在西部省区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朝“每个学生上好学”的愿望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各地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教育观念“正本清源”，教育改革发展方向才能坚定不移;对公平优质、德育为先等观念的理解越深入，教育改革才能越步稳蹄疾，任重致远。

聚焦热点破难题，补上制度短板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破解的热点难点问题很多。分析各地的改革经验，基础教育难题的治理呈现出从项目式治理走上制度化、法治化轨道的特色。

比如，为了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天津市先后颁布实施了6个配套文件、部门法规，涉及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和政策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为了治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河北省先后出台多个文件，不仅规范了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管理，而且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由于政策制定到位，河北省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成效显著。石家庄市回收率达86.52%，衡水市回收率达84.88%。小区配套园回收后，或是办成公办园，或是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收费降低，质量不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

“大班额”问题也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的热点。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毛杰介绍了河南经验，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一度非常突出，2013年达到顶峰。然而，仅仅5年后这个问题开始得到解决：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超大班额由2013年的26.13%、12.42%分别下降到2018年底的13.01%、1.98%。他们的经验是什么？关键一招是“完善政策体系”。2014年以来，河南省出台了近十项政策、文件，涉及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完善教职工编制标准等多个方面，打出了解决“大班额”的组合拳。

可以看出，这些省份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共同特点之一是相关政策密集出台，在补齐制度短板上狠下功夫，从而在破解热点难点问题时“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这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随着政府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很多难题破解出现了良好契机。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崔昌宏谈道，四川省在面对控辍保学攻坚战时，建立了定期调查登记机制、联控联保工作机制、行政督促复学机制、动态监测机制以及分类复学机制。由于机制健全，控辍保学中的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以来，四川省深度贫困地区共劝返7万余名儿童少年入学复学，“进不来”“留不住”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时代的变化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治理过程中，把我们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教育管理的效能，无疑将是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

以提升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

多年的教育改革，已经解决了诸多基础性、保障性问题。随之，我们将面向教育的核心问题——提高质量。综观全国各地的探索与实践，许多省份都逐渐把提升教育质量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而且形成共识：教育工作的最终目标是能够促进育人质量的提升，这是教育行业发展的目标，也是人民群众评判教育的重要指标。

上海市作为全国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一直都在持续提升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介绍说，上海市教委以“路径制定者”的角色，为各区、各学校明确了改革方向。他们制定了“把握要点，明确要求——选点试验，深化研究——深入分析，提炼规格——编制文本，指导应用——推广应用，促进实践”的整体路线图。近年来，正是在这个路线图的指引下，上海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有了稳步提升。

上海市的教学质量提升聚焦学生关键能力，转变教学方式、提升学习效果：倡导跨学科综合性教学实践，各学校结合自己的特点，开展合作化学习、研究性学习、项目化学习等实践研究。上海市还启动“数字教材建设与教学应用试验与推广”工作，形成了以“丰富的资源支持”为核心的自主学习、以“充分的结果分享”为关键的互动交流、以“精准的数据分析”为基础的诊断改进、以“深度的操作体验”为支持的探究学习等教学方式。在减负增效的工作上，他们抓住作业这个“牛鼻子”，研制单元作业设计的路径，以保证作业既有效又不增加学生过重负担。在日常教学中，上海强调加强过程性和表现性评价，对学生的知识、技能、方法、态度、兴趣与习惯等多方面的表现给予及时、明确、有针对性的反馈。

浙江省在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了高中多样化办学与教育质量提升问的逻辑关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介绍说，他们正在探索实施高中分类办学，引导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并形成了三条推进原则：一是错位发展原则，鼓励区域、学校充分考虑地区和学校的实际与发展需求，实现区域内普通高中的多样化发展格局;二是学校自主原则，学校确定和凝练办学定位与特色发展方向，而不是外部指派;三是区域统筹原则，鼓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教育资源，向特色学校倾斜。浙江省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具体的实施步骤。他们意识到，高中阶段教育质量的提升已经触及了现有方式下的天花板，要想再提升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更高需要，必须走多样化的道路。

上海市和浙江省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教育比较先进的地区，很早就聚焦在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问题上，他们的很多经验、教训和思考都具有借鉴的价值。

綜合施策深改革，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呈现出新的特征：问题的产生大多是内外因交织的结果，解决问题需要我们具有整体观和全局观。一方面，现阶段的各项改革要求决策者必须能够发现事物内部各因素问的深层关联，在改革过程中做好各种因素的协调工作;另一方面，还要从教育整体甚至站在全社会的视野下来看待某一项具体变革，考虑周全，不能仅为了“一招鲜”而影响全局。

推进教育信息化，以往大都会这么想：教学的哪部分工作可以加入信息化元素？学校的考勤是不是可以让电脑自动操作……但是，这些思考和探索都是碎片化的，以至于信息化很难与现有教育发生有机的、全面的“化学反应”。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广东省以推进信息化为切入点，立足于“开创基础教育新生态，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创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广东省的学校可以利用“智慧校园”的技术服务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课程开发上可利用信息技术满足学生丰富多样的兴趣和发展需要;在课堂教学上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在评价中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伴随式评价，实现过程性、个性化、精准化评价;在治理上可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管理流程的再造、协同管理和教育科学决策，最终还要实现师生自治、家校共治、社会共育……广东省的基础教育改革，因此呈现出有机、深度、全方位融合的特点。

山西省晋中市创造了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晋中模式”，在全国形成了广泛影响。他们的改革经验体现出站位高远的全局观和整体观。晋中市教育局局长张海荣说，近年来，他们考虑了本地区影响教育发展的多方面成因，从治理目标、育人目标、发展目标上进行全方位审视，并在这三大目标之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校长职级制、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中考制度改革、小学生减负等，并先后制定出台了1个教育总体标准、15个专项标准，达到了“用系统化思维、出连环式举措、促滚动式发展”的效果。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教育内部事物间的联系，明确了相互间的定位和关系，才使教育内部形成优质生态。

山东省近年来在优化基础教育育人环境上也非常好地运用了整体思维，营造了基础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育人环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家庭、社会、党委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关延平介绍了山东的做法：山东省首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了治理;但他们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有效治理并不能完全解决育人环境问题，甚至只是解决了一个皮毛，于是同时还开展了校内办学行为规范的治理、加强课后服务管理等。而对于育人环境的重要一环——家庭的重要性，山东很早就意识到：家庭如果不能与学校教育同步，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育人环境就会出问题。2009年，山东省就率先启动家长委员会建设，现在92%以上的学校都成立了校、级、班三级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在山东省中小学（幼儿园）的覆盖率已接近91%，山东省还为家长学校编制了《课程指南》，编写了《家长手册》，家长学校成为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育儿观的主阵地。全面性地看问题，洞察多方面原因，对焦主因，多管齐下是山东省的成功经验。

育人工作是复杂的，今天的改革者必须能够触及事物的本质，发现各要素问的关联，作出有利于整体发展的决断。

“全国各地的改革经验表明，大家凝聚了思想共识，研究和探索了破解热点难题的思路和举措，坚定了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的信心和决心。我希望，下一步大家要凝聚起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的强大力量，共同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吕玉刚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