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秩序，“贵”在社会俗成

■ 陈凯峰

人类在现代社会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却也创造了“疾病”，这是人类应有的发展状况吗？这种状况是不是人类或人居社会的“病态”？人们又该如何认定这种让人惊讶的发展状况而相宜处之呢？

第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近现代以来，人类在发展科技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多的新物种或新有机生命体，包括对人类健康有害乃至致命的病菌、病毒等。于是，人类生存环境或人居空间就演绎为另一种状态的生命图存的战争，人居空间由此也不再是安全空间，这种表象上似乎看不见的人居空间里的战争，却成了人类最致命的灾难，这恐怕是现代人居建设者所始料不及的吧——现代人居环境竟成了人类最致命的死亡空间。

淮河是中国大陆地理上的一条重要河流，位于北温带呈“西-东”走向，与秦岭大致构成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由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公转及自转的缘故，不同区域接受太阳光辐射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季节性环境气候。《晏子春秋》所载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致也就是这一不同客观环境的生态状况的产物。

由此可见，地球物种生命及生态状况是极受生存环境影响的，人类作为地球物种的一类，其生物性是人类本质，生物功能也是人类的本原性质；而人体生物性及生物功能的存在与发挥，却受所处生存环境影响和支配，对现今的人类来说，其生存环境的空间形成于人类创造，即人居空间由人类营造形成，且人类意识的文化性主导着这一空间创造或营造的过程。因此，主导人居空间创造的人类意识至关重要，特别是社会文化环境的合理构成。

不过，如今看来的所成现代“人居”环境，却是人类最致命的死亡空间。那么，人类是否有“淮南‘橘’” “淮北‘枳’”的环境空间认识？

第二，性相近，习相远

文化产生于人类有机的非本能创造，并由此创造出独立于生物圈之外的人类空间或人居空间，所有的人类创造也基本上是存在于这一人居空间里。而人类创造这一人居空间是由其有机的思想意识支配和主导的，且其思想意识乃至认识观念的形成是逐渐的、也是漫长的，在沿袭的社会环境里得到传承，而后在世代累积的社会发展中完成其演进的构成体系，所形成的人类空间就是文化各要素的结合体，也是人类的生存或生活空间的人居环境。可见，人居环境是文化的，是人类意识的构成体，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毫无疑问都是这一空间环境给予的，人类创造的人居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也反过来决定了人类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受制于这一空间环境的状况。

而人类创造人居空间的思想意识发展，也许是连续的，也许是不连续或间断的。对西方文化环境来说，现代人居思想是在西方古典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连续的；对东方中国文化环境来说，近现代以来的人居思想是西方近现代文明侵入或传播、并居主导地位的结果，可说是不连续的。且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这一种人居主导思想是源于逐渐受纳的文化侵入或传播，并主要是由教育因素决定的。先是外派留学和引入外教学制并行，改变传统教育，而后逐渐实行了西方教育制度，在这一西方文化渐入的过程中形成为一种西方现代文化占居主导地位的现代教育制度。

以理性的科学态度而言，人类的本体性质特征是一致的，只要是健康的正常状态，都能随生物机体的发育成熟而心智同步成长，意识思维能力也就逐渐形成了。客观环境是其成长受教的基本来源，意识思维所需的信息都源自客观环境，包括无特意安排的家庭和有特定给出的学校等，都可能是受教的基本方式。这也是《三字经》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道出了人类身心成长的真谛：生物性机体近同的人类婴幼早期，便会因有不同的受教方式及内容而可能出现迥异的成长结果。

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否，是由社会成员的个体健康决定的，若社会成员的人不健康，则所组成的还会是健康社会吗？社会空间的人居也会是健康的人居吗？故而，“性相近”是人类本体的生物性必然，“习相远”则是人类文化的意识性结果，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且在“现代”后表现得尤为显著。自近代以后，中国的人居空间不再是传统建筑的沿传承袭，留洋归来或接受洋教育的中国建筑师所创作的洋式建筑作品，逐渐占有了中国大地的人居空间；现代由西方建筑理论教育出来的中国建筑师就更普遍，其常有做法是紧随西方建筑思潮，则“现代”或“现代后”建筑便成为这些建筑师的日常创作工作的主要空间产物。可见，接受不同的教育之“习”，其所得到的不同人居空间的结果，确实是“相远”的。

近现代中国“人居”比较例图（上：近代“街区”旧照；下：现代“城市”实例）

那么，人类社会该取什么方式和内容为“习”的教育制度取向，就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目前正盛行的“西方现代教育”吗？这是一个需要人们认真认识和研究的大问题，否则“相远”的就可能是人类社会与真正科学“人居”的距离。

最后，人类或人居秩序“贵”在社会俗成

人居是一个人类诸多文化要素混成和共存的空间，该空间源于自然，却是人类再造所成。人类再造的这一空间，是为了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功能需求而营构的，而社会构成的任何一种实用需求都可能有自己的本位欲望，且不同的实用需求欲望也许是交叉的，则满足其不同实用需求的营造就可能会出现空间上的再造矛盾，人居的秩序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也许人类社会是有“病”态或正“欲病”而尚“未病”的状态，而无论是“已病”或“欲病”、还是“未病”，人类空间或“人居”环境的改善应该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且最重要的还在于人居秩序的“社会俗成”，“俗成”于家庭、学校等的社会教育，形成为一种习惯意识和习惯做法的“礼”的概念。就象中国传统蒙学所说的“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弟子规》语）等一样，首、次之“礼”有序，且是人们日常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行为准则而非“礼”勿行。那么，人类空间的社会生态、社会秩序不就“井然”可知，而何“病”之有呢？

当然，接受了现代科学理论的建筑师，通常都会有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人居规划，对工业生产的工艺设施也会作所谓的“环保”检测和认证，检测其达到什么样的排放指标，认证其满足某种等级标准。然而，就象“早发现、早治疗”的现代西医一样，问题是发现了，所能得到的治疗却通常只是“控制”，而“病”其实并无法给予治愈，与“病”共存是其所能“治疗”的基本方式和存在状况。难道“人居”社会就愿意是这么一种“与‘病’共存”的存在状况？人类就不会改变思维方式而采取另一种“治未病”的社会主导意识？这或许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此，若能通过教育使人们有社会性的普遍认知“礼”的“未病”概念，并成为一种行为规范的俗常意识，且人类社会如此，人居空间亦如此，则善美何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