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的地盘

程相崧

1

那天，学校正在召开高三复习备考会，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司令死了。我一愣，但马上记起，司令是我初中时的一位老师。姓方，大家都称呼他方老师。其实，喊他方老师，是有些不确切的。因为，他只是我们学校的一位看门人。记忆里，他是一个异乡人。红脸，魁梧，但口吃。因为口吃，每每说话时声音在肚里憋得久，出气就雄壮，加之青筋暴突，总让我们这些孩子畏怯几分。加之他没有老婆，无儿无女。大家便借“光杆司令”这词，干脆叫他司令了。

我跟司令非亲非故，毕业后又多年不曾联系，遂愣在那里，有些踌躇。父亲却说，这回，村人打算合伙出钱出力，把司令葬了。父亲说，这是大家伙儿商量的意见。老方守着学校这么多年，也算是我们小村里的人了。我应承着，心不在焉，并没有回去奔丧的打算。大不了，随上二百块钱的份子钱也就是了。父亲又说，你在教育行，平常又爱耍笔杆子，大家决定，老方的悼词就让你写。

我笑起来了，赶忙说，这怎么好？我的意思，第一我不了解他，为一个陌生人执笔，并不合适；第二，这么一个孤寡老人，帮忙把他下葬就不错了，还兴师动众写什么悼词？父亲听我半天没言语，认真起来，顿一顿说，你别忘了。你考上高中那年，老方跟校领导，还来家里给你送行哩！

其实，参加工作之后，我一直想回初中看看。那是一所乡村中学，坐落在我们村子后面。1956年建校，最初，是一所高中。虽说在县里排行老三，可论名气，却一度超过县城里的一中二中。这名气，按现在的说法，当然是升学率挣来的。据说，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有的在一些关键部门，已经担任了要职。若不然，它也不会苟延残喘到我上学那会儿。

我在那里上学时，它已经变成一所初中(此前，还改成过职业高中、农技中等)。衰落的原因中，重要的一条，自然是因为交通不便，招不上生来。每年级有两个教学班，全校有六十来名教职工。在这些教职工中，当然，按照工作时间，老方的资格最老。从前的校长，都调县教育局当干部，或者县一中二中当校长去了。从前的教师，也去了一中二中，甚至有的到那里，还成了业务骨干、学校的顶梁柱。我上学的时候，校长王爱苦算是资格老的，也只在这里干了有小十年。其他人，都是师范毕业不久的新兵蛋子。因为虽是农村，毕竟也吃县财政。作为跳板，干上几年，就走了。

我是学校倒闭前的最后一届，我下面的那两届，没毕业就都分流到其他初中去了。虽然，后来这里又办了几年戏校，几年武校，却都是民办。从前的三中，已经名存实亡了。我听说，我毕业那年，学校为了招生，费了好大的劲儿。学校里的老师，在我们附近那几个村里，到有孩子该上初中的家里，从白到黑地做工作。

据说，里面最卖力的，就是司令。司令跟我们村里人说，没有孩子报考，招不上新生，上头就要把学校砍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校，多可惜哩！再说，如果学校让人砍了，别的地方的学生咱不管，咱们村里的学生，可就不能这样近手近脚地上学了。有些家长，还是想把学生送到县城里的实验中学，说那里升学率高。司令没有别的招，就扑通一声，给人家跪下了。

在那年的两个毕业班里，我是唯一一个考上县一中的孩子。司令每到一家，就会提起我。我是怎么学习的，我的品行为人。

有人说，他每次提起我，那骄傲的样子，就像是提起他的亲儿子。

2

其实，在初中的三年里，我跟司令，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见了司令，心里总有些发憷。这种感觉，多少跟我的一段童年记忆有关。

司令的那一间小屋在大门北侧，木头框的玻璃门窗，框被油漆刷成了墨绿色。司令讲究，穿中山装，领口的风纪扣也扣着。没文化，胸口的那个兜口，却插着两支钢笔(村里人都说，那只是俩笔帽)。夏天穿白衬衫，也不绾袖儿。村人都笑他这一身作派，说他太酸了，换个单位看大门，断不成的。

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会看见他。要么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看电视，要么站在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要么就是在小屋旁边的那个小花园里，摆弄着他的花草。

那个小花园，是有些年头了。下面用青砖斜着像狗牙状栽了一圈儿，上面又扎了密密的竹篱笆。记得小时候，六七岁的光景吧，跟着村里大点儿的孩子，第一次遛进校园去，就是为了偷这小花园里的花。现在想来，那里种的也没什么奇花异草。不过是牡丹芍药、玫瑰月季之类。但这些对于只见过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的农村孩子来说，已经小资得有些奢侈了。

当然，学校里的花园，绝不止司令小屋旁边的那一处。但其他的地方，种的多是冬青、凤仙花、鸡冠花、臭金菊之类，偶有一两棵像是玫瑰，一嗅就知道其实是月季。学校的园丁又懒，这些花便长得半死不活，绝不能跟司令自己侍弄的相比。

我是在决定去偷花的头一天，听同伴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讲，此行最大的危险，就是司令。如果你跑得慢，让司令逮着，那就麻烦了。当时，避了家里的大人，几个孩子在豆大的油灯下密谋这事儿。那种紧张的气氛，仿佛司令就是一条恶狗，甚或是一个怪兽。

我有些想打退堂鼓，可是瞅一瞅领头那孩子插在罐头瓶里的五六朵玫瑰，又忍住了。那领头的孩子说，就这样用清水泡着，还能再开上一个星期。那孩子已经去过三次，每次都收获颇丰。他为了坚定大家的信念，舔着嘴唇说，趁着这几日开得猛，多折些玫瑰来，让我娘给做玫瑰酱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悄悄准备了泡玫瑰的玻璃瓶和偷花用的剪刀。第二天，我们不是从大门进去的，而是从院墙下面一处用来排水的地阳沟里爬进去。我们沿着墙根匍匐，不一会儿就到了那处花园。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玫瑰，第一次嗅到花的香气。领头的孩子小声跟我们讲玫瑰和月季的区别，并提醒大家不要被刺扎到手。可谁还顾得了这么多。从腰里拔出剪刀，剪颜色艳的、开得大的。我是刚剪了四朵拿在手里，就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

司令！

突然，有人就这样惊叫了一声。抬头看时，并没有什么陌生人的影子。可是，大家都已经跳过竹篱笆，跑了起来。有的花还抓在手里，有的撒了一地。当时，大门正好开着一条缝。我就跟着他们，从大门跑了出去。

那一次，坦诚说，我并没有看见司令。我喘着粗气一路狂奔到家的时候，发现手里的三朵花，已经跑丢了两朵。胳膊被刺扎了三处，刚开始穿的一条新裤子，也被篱笆上的铁丝刮烂了。

3

据说，我们村里人能够大模大样去司令的小花园里摘花的，只有我的姑姑红英。

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我的姑姑红英还活着就好了。她那么大面子，我可以央求她，去司令的花园摘几朵给我。可惜，姑姑在嫁人后，突然得了疯病，死得早。我没见过姑姑，只从墙上的相框里，看到过她的黑白照片。是个清秀干净的女子，两条辫子耷拉到胸前，笑着，腮帮上有两个好看的酒窝。

我听奶奶说，姑姑第一次去三中，是跟着她的朋友、我们村里在那里上学的燕子。我姑姑没上高中，只念到初中二年级。可她知道鲁迅、高尔基，还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奶奶收藏的姑姑生前用过的一本毛主席语录上，扉页空白处，姑姑抄写了一句马克思献给燕妮的诗歌。

当时，奶奶推测，姑姑并不想摘花，只是打算多去两次，把花的样子在心里记下来。姑姑喜欢刺绣，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不知是第几次偷偷去的时候，司令剪下来两朵玫瑰，送给了姑姑。我无法还原当时的情景，只是听奶奶讲，姑姑拿着花回来，就把它们泡在了水瓶里。一天到晚，姑姑只要有空了，就围着那花儿瞧，用纸一点点地描着花样子。姑姑照着真玫瑰描出的花样子，的确比从前已有的那些花样更精致了。大小花瓣参差错落，花蕊花萼像真的一样。姑姑绣出的玫瑰花，颜色也比以前更加逼真。每一个花瓣，都要至少五六种颜色配成。

在镇子三六九的集市上，姑姑绣的那些花鞋、肚兜、手帕，总是一拿出来，就让人疯抢一空。

在不久之后，就有一双绣着玫瑰的鞋垫，挂在了学校门岗，也就是司令小屋前面的晾衣绳上。那鞋垫连续晾了好几天。奶奶说，有一次，一放学，燕子就脸红扑扑地跑到家里来。她一头扎到姑姑房内，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了半天的话。奶奶装作拾鸡蛋，凑到窗户台前的鸡窝边，支着耳朵听。声音小，听不见说的啥，只听见两个人在笑。

有一次，燕子来家里玩，就似乎漫不经心地跟我奶奶说，婶，我们学校看门的一个姓方的，门口晾了一双鞋垫。我仔细看了看，是绣了两朵玫瑰，还有两只蝴蝶。那针脚，倒极像红英姐的手艺。

当时，姑姑就在一旁坐着，却低着头，抿抿嘴，没有吭声。爷爷笑笑，撇嘴说，那个家伙，瞎字不识一个，胸前兜里却插着俩钢笔。说完又笑。姑姑听到这话，一甩手，进屋去了。我奶奶掂着针线，眯着眼瞅了燕子半天。想了想说，这也没啥稀奇！难不成，你红英姐姐的手艺就是天下第一？她绣得出来，别人就绣不出来？

我姑姑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岗子上的刘成。岗子是一个村子，因为地势高，叫了这个名字。我们村里地势洼，好上大水，十年九涝，羡慕岗子年年都能有个好收成。刘成五大三粗，又是队里的拖拉机手。刘成第一次到家里来，用奶奶的话说，很文明。他卷着舌头，说的是普通话。可是关系确定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刘成就放开了。在姑姑屋里，坐在床上说话，就赤了上身，光着脊梁；一只脚也从鞋子里拿出来，蹬着姑姑的被单。姑姑忍无可忍，说，你穿上衬衫嘛！刘成说，这有啥？结了婚，俩人还在一块儿睡哩！

虽然如此，村人却都夸姑姑好福气。说要不是长得好，手又巧，也不会让岗子上的刘成看上。

可是，谁都没料想到的是，姑姑嫁到岗子的第二天，就害了疯病。据说，姑姑病得很突然，也很严重。姑姑是赤身裸体，一路尖叫着，从岗子跑回来的。她跑到三中时，幸好遇上看大门的方老师。方老师给她一条被单，让她裹在身上，又找了几个女学生，让她们把姑姑送到了家。

那是数九寒天，姑姑回到家里，一言不发。奶奶让爷爷给女儿烧热了炕，拿了被子，让她披着，坐在炕上。姑姑牙巴骨像筛糠，身子瑟瑟发抖。你回来干啥哩？奶奶一边给她熬姜汤，一边数落，你不好好在那儿过，回来奔谁哩？姑姑坐在炕上，斜着眼，光笑。奶奶拿手里的锥子扎她。扎一下，她一躲；再扎一下，她又一躲。

我听奶奶说，从此，姑姑茶饭不思，一日日地出神。花也不绣了，一天到晚出去疯跑。人一日日地消瘦下来，到了第二年冬天，就卧床不起了。

姑姑走在腊月的二十四，燕子已经放了寒假，在葬礼上哭得很悲。

村里人都说，我的姑姑是个可怜人。因为，在她下葬后的第二天，尸首就被人挖走了。那天一早，队里负责放羊的三宝去林地里放羊，结果一瘸一拐地跑回来，鞋都跑掉了一只。他一边跑一边喊，坏啦坏啦，红英没啦！我们一家人都跑到林地上去，才发现，坟头让人掘开了。虽然棺椁还在，可尸首已经无影无踪。

那时候，这种事儿也不稀奇。常有人偷了别人家新死去的青年男女，为自己家里的孩子配阴亲。村里的晓苏就回忆说，前天，下葬的时候，就有两个外乡人在附近转悠。

我姑姑红英的尸首，看来是让人偷走，配阴婚去了。

4

我上高二那年，逃课在县城的街道上游荡，没想到，竟然迎面碰上了司令。那天，司令穿了一件中式的汗衫，精神挺好，还挎着一个肩包。我没想到他能认出我，便直直地走过去。在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他竟然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站住，一愣，他已经伸出手来，要跟我相握了。我感觉有些滑稽，伸出手跟他握了握。

他说，欢迎我常回去玩儿。还说，当时，学校已经成了一所戏曲学校。半天学文，半天学戏。他这趟进城，就是负责去县新华书店，给学生们订书。三言两语，匆匆而别。分别后，我微微感到有些诧异。这个工作，不应该是门卫，应该是教导主任的活儿啊。

我大休回家，才听父母说，现在的三中，已经只剩下一块牌子、一个院子。原来的校长去了职业中专，原来的那些老师，有门路的去了县一中二中，没门路的也都进了城，分散在其他几个中学里。其实，这些人打心眼里都希望学校能垮掉。中学是县直中学，一旦垮了，人员自然会分流到其他几个县直中学里去。这样一来，原来花钱找关系都进不了城，现在却可以一分不花就调进城去。

原来的人马没有离开的，只有一个司令。据说，司令原来也是要离开的。可上头的有关部门说，这么大一个学校，占地好几百亩，两个教学楼，一个办公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又是空调，又是桌椅板凳的，不能没有一个人看着。于是，就劝着司令，让他留下了。至于那些桌椅板凳空调机啥的，为什么不处理掉，村里人想，可能是上头还没考虑好这所学校的去留，它的将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在校长和老师们各显神通、作鸟兽散的时候，司令拿着学校退休教师程靖云的一封短信和一张他跟学生的毕业合影，去了北京。程靖云已经肝癌晚期，走不动路。他让司令去找的这个人，就是他从前的一个学生，当时在国家教育部当中层领导。

据说，司令的北京之行来回花了三天。他成功见到了那位领导，并把程靖云老师的病情和母校现今的状况告诉了他。有人听司令说，那领导很悲痛，第二天就派车把从前的老师接到北京，送进了高干病房。至于学校，司令说那领导当着他的面打了个电话。电话里说的内容很多，但他只记住了三个字:不能砍。

这样一来，学校就暂时保住了。

那领导让秘书给司令定好了车票，临走，跟司令说，学校是我的母校，我派你回去，代表我在那里守着！谁敢动我的母校，你就打断他的狗腿！

在我遇见司令的时候，其实，学校已经又有了一些起色。学校被市里的一家山东梆子剧团承包，办起了戏曲学校。领头的是一个叫周天明的人，自任校长。

村里人说，戏曲学校开办以后，司令最大的变化，便是穿起了唐装。盘扣的纺绸上衣，宽松的大腿裤子。

他穿着这身衣服，又开始在门口的小花园里，侍弄他的花了。

5

那家戏曲学校，仅仅办了两年半，就倒闭了。倒闭的原因，除了经营不善，主要还是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我们村离镇子三里，学校又离我们村子二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条仅容一辆汽车通行的狭窄的乡间公路七拐八拐通向那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正是潜下心来学习的地方。可这些孩子，又有谁是抱着学习的目标来的呢？如果那样，原来的中学就不会办不下去了。

戏曲学校的校长周天明，后来大家才知道，也并不是山东梆子剧团的正式人员，只是挂一个名。他贪图这里租金便宜，才看中了这片地。师资也是七拼八凑起来的，大部分是一些剧团演员前来兼职。既然是戏曲学校，学生自然多是一些俊男靓女。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发生了女生宿舍晚上进来坏人的事情。幸好没闹出大的事故来，被听到喊声赶来的司令打跑了。后来，又有两伙人晚上来学校寻衅闹事，都让司令吓唬走了。最后一次，来的人多，气势汹汹，直奔司令的门卫小屋而来。司令听到动静，抄着一根擀面杖，躲在门后，给两个半大孩子脑瓜开了瓢，最终却寡不敌众，一条腿让他们给打折了。

司令住了三个月的院出来，瘸着一条腿侍弄小花园里的那些花。学校已经不再叫戏曲学校，而是改成了武校。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戏曲学校里的学生接二连三地退学，转学，先是女生，后来男生也在这里待不住了。周天明一看大事不妙，顺水推舟，把学生都转卖给了另外一家戏曲学校。

他灵机一动，要开办武校了。

周天明开办武校，是受了这几次社会青年来校闹事的启发。他想，社会混混来校捣乱，想办学校，恐怕只有武校才能镇住场面。另外，只要工作做到位，这些混混，不都有可能成功转化成学校的生源吗？既保证了学校治安，以夷制夷，让学校正常运行；又召安了这些社会混混，再不用愁生源问题，岂不是一举两得？

那一年夏天，据说，司令跟着校长周天明，到好多村里挨家挨户做工作。鼓动年轻的孩子来学校习武。学校除了设小学班和初中班，还有短期集训班。说是既可以健体，又可以防身。村里好多孩子，初中没上下来，经不起诱惑，都报名参加了武校。

村里人说，这一下，周天明挣了个盆满钵满。好多人家都给孩子预交了三年的学费。光我们村里，就有十五个孩子因为初中考学无望，退学来这里学了武。周天明承诺得很好，说半学文，半习武，初中毕业后可以推荐就业，去当保镖，或者像李连杰一样去演电影；也可以作为特长生，升入县一中二中，然后考大学。这家武校红火了一阵子，在校学生，一度突破千人大关。可是，就在第二年夏末，毫无征兆地，突然，周天明就失踪了。

这个消息，扎扎实实引发了一场地震，一场大大的地震。

我后来听父亲说，在任课老师做鸟兽散，学生停课回家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村人就听到学校那个方向沸腾了。大家从床上爬起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那么多的拖拉机。去抢三中啦！有人喊着，去得晚了，都让外村人给抢干净啦！

父亲说，我们村好多人马上回家，发动了拖拉机。有些是孩子在学校学武，预交了学费的；有些没有孩子在那里学武，从前也跟学校没打过任何交道，都往三中方向赶。村里人还没有赶到学校，就看见已经有拖拉机拉着空调内外机和桌椅沙发之类，满满腾腾的战利品，突突突地从对面开着回来了。

那天，学校被洗劫一空，连一个灯泡都没有留下。

据说，那些人赶到学校，学校里唯一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司令。 他们先是喊门，司令在里面不开。他们怕夜长梦多，担心打电话报警，就从墙头上爬过去两个人，把司令按住了。按住司令之后，拿毛巾堵上嘴，就把他捆到了树上。司令一开始挣扎，后来力气使尽，挣扎不动了。眼睁睁地看着大家，把学校抢了个空。

第二天一早，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的人来了之后，才发现了捆在树上的司令。

他们解开绳子，把司令放开之后，司令跪在地上，呜呜呜地哭起来了。

6

这件事儿，以拘留了几个参与抢校的村民而不了了之。至于抢走的东西，基本没能追回。刚发生这事儿之后，有村人下地，还会拐到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几天之后，学校也就慢慢恢复了平静，大家也都开始忙碌起来。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大家收玉米，掐谷子，种蒜，忙得不亦乐乎。

不知是谁第一个注意到，这个学校的大门上，让人贴了封条。在那个黑漆漆的铁锁的上面和下面，两个大大的叉号。那学校本来就偏僻，又被人抢劫一空，谁没事儿会去那里呢？我们村里通镇上，有另一条更为便捷的公路，没有人绕远去中学。那片土地，建校时原本是征收的我们村的耕地，现在，学校办不下去了，上头又不知道怎样奈何它，遂让它在那里，仿佛成了田地里的一个肿瘤。

据说，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有人下地干活，从铁门的门缝里往里望，看见满院子都是齐膝深的茅草。春天一来，连通学校的那条公路，也长满了荒草，几乎没法走人了。有耕地在那附近的几个村人，夏初在那里干活，看到过黄鼠狼和野兔，在院墙边的草地里探头探脑。有女人去墙根边撒尿，还嗅到过死老鼠的气味儿，和青草的气味儿混杂在一起，浓浓的，呛呛的。去一次，她们也就不再去了。

有时候，村人偶尔想起它，都说，从前，想去捡一根学生扔的铅笔头，或者圆珠笔芯，一进那大门，司令就吆喝着往外赶。现在，那地方是让谁去，谁也不去了。

三年后，终于有一个上海的商人买下这所学校，要盖奶牛场。他们从我们村里借来铁杠，并找来几个人帮忙，把大门上的铁锁撬开之后，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儿。地基塌陷，两个教学楼都成危楼，几乎不能启用了。建筑物的价值几乎为零，那商人叹着气，跟招商部门的领导不断往下压价。

我听父亲说，那天，他是赶巧了跟着那些人去帮忙撬门。父亲说，司令种的那些玫瑰还活着，可在荒草里，张牙舞爪地长疯了。在里面转了一圈儿之后，有人好奇，就凑到门岗值班室，也就是司令从前住的小屋门前。门关着，但外面没有锁。门框上和窗棂上都是凌乱的蛛网。有人趴在玻璃上往里瞧，说，学校一垮，瘸子（从他腿被打瘸后，在司令之外，又有了一个诨号瘸子）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有人推了推门，没有推开，便顺势用撬杠插进门缝别了一下。门吱呀一声开了，有白色的尘土从头顶上往下扑啦啦地落，一股子浓烈的霉味扑面而来，几乎将人呛倒。屋子里很暗，过了半天，大家才看清屋里的一切：餐桌、椅子、电话机，都落了尘土，脚下的地上也是厚厚的尘土。有地方漏雨了，墙壁上是黄色的水迹，地上也是一摊摊黑色的污水。

他们啧啧地感叹着，走进里屋。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一个人，身上的衣服丝丝缕缕的，正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看着对面桌子上的电视。电视结了蛛网，蒙了尘土。从破成碎片的衣服中间，已经露出一根根的白骨。老天，竟然是司令，他竟然已经腐烂成一具骷髅了。

大家颤抖着，身子靠在一起，看着那具骷髅，百思不得其解。

让他们感到滑稽的是，在骷髅的一只手里，竟然拿着一朵玫瑰花。玫瑰已经风干了，可颜色还鲜艳如初。

有人忍不住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那些花瓣，便碎落了一地。

7

其实，是司令的奇死，让我答应了父亲为他写悼词的要求，并决定回家看看。

我回家之后，司令已经火化后入殓了，正在准备等着下葬。在司令生前住的那间小屋里，父亲让我看了大家发现的一些能够证明他身份的材料——一张体检表的残页，上面的字迹已经让雨水弄污了；一张身份证，地址就是学校驻址，姓名是方清海，1955年生人。

父亲说，他竟然跟我同岁。

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司令，名字叫方清海。但看来我们已经无从查清，他到底是哪里人了。父亲说，在大家发现的一些重要物品中，还有几张发霉了的纸币，数了数，一共二百三十元，入殓时都放在他棺材里了。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大家决定把司令埋在他生前经常待的那个小花园里。理由是，他虽然在这里看了一辈子大门，跟村里人打交道多，但毕竟不是程姓，如果埋在我们程家的墓地，恐怕祖宗会责怪。另外，他一辈子最爱侍弄那片花园。现在想来，村里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人不是因为偷花让他骂过。死后把他葬在那里，真是再好不过的归属了。

于是，那天下午，我们就打算把司令的墓穴打好。他的灵柩再停上一晚，第二天，大家便把他下葬。村里人拿着铁锹，沿着花园里原来的小径，铲除荒草，在中间找到了一片空地。那空地不大，长着一棵香椿树，树下还有一个已经腐朽发黑的竹椅。看来，从前在司令侍弄花草累了之后，便会坐在这个小竹椅上，吸一支烟，休息休息。

这个地方，真是再好不过的所在了。大家烧了一把火纸，便在这里开挖起来。在挖到约莫多半米深的时候，咔嚓一声，有人的铁锨好像铲到了一个硬物。那人骂了一声，继续挖。这样，二十多分钟之后，下面那个东西慢慢显露出来，竟然是个小小的墓碑。墓碑不大，掏出来，大家停下来，抹干净上面的土，看清楚上面刻着一行字。竟然是：爱妻程红英之墓。

大家齐刷刷都丢了铁锨，转过脸看我的父亲。程红英就是我的姑姑，父亲的妹妹。父亲凑过来，脸色煞白。有人说，唉，这个方老师，这个司令，到底是唱的哪一出呢？

挖，继续挖！父亲说，别管他奶奶的！

大家又开始干了起来，再往下挖，竟然是一个小小的棺椁。棺椁已经朽烂了，隐约看清里面有几段白骨，还有一团头发。这具尸首，就是我姑姑无疑。当场，一些上岁数的人一下子想起多年前我姑姑下葬后，尸首被人偷走的事儿来。村人议论纷纷，说，方老师，唉，这个人啊，真是看不透！白喊了他这么多年方老师，竟然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原来是个禽兽！

那天晚上，我和父亲在一起。

我拿起父亲给我准备好的纸和笔，开始为司令，也即我姑姑的情人写追悼词。我写道：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情绪，深切悼念××三中职工，方清海同志。

方清海同志，生于1955年6月15日，卒时不详。方清海同志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总是一心扑在工作和事业上，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敬业爱岗，默默奉献。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认真执行政策，敢于坚持原则。方清海同志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

方清海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慰方清海同志在天之灵。

方清海同志安息吧！

我写完递给父亲，父亲看了看，揣在兜里，说：你这是在放狗屁！

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喝了点儿酒。父亲红着眼睛说，当初，你奶奶没告诉你。在你姑姑疯了之后，每天，都赤身裸体地往中学里跑。她到底去找谁，谁也不知道！那段日子，真是丢死人了！岗子上的刘家不要她了，还跟她办了离婚手续。那个叫刘成的人，你姑父，在你姑姑疯掉半年之后，又结了婚。

当年，姑姑的尸首丢了，你们就没想到去报案，追查一下吗？我问。

父亲叹了口气，又喝一口酒，说追查啥？这个结果，我跟你奶奶，当年，其实也都猜了个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