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世界的现代性转变与近代报刊的“空间”营造
——以“天下”“国家”为视角

周彤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引言

光绪廿四年二月廿九日(1898年3月31日)，晚清经学大师皮锡瑞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述：“灯下为吉儿改《醒世歌》，颇有趣。”①4月6日，皮锡瑞和其子皮嘉佑的创作——“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②刊登于《湘报》。时值甲午惨败4年之后的戊戌年，盖此刻，不少国人犹欠缺一般的地理知识。皮氏父子的努力，明白地反映出当时维新之士企图透过《湘报》这份报纸，并以通俗歌词的形式灌输世人地理常识与世界局势之认识的用心③。然而，《醒世歌》刊出后，旋即遭到一些保守派的批驳，不以《醒世歌》中“中国并不在中央”的观点为然④。

据统计，道咸两朝中国学者撰写的域外地理图书有20余种，而此后至辛亥年间，更增加到151种⑤。大量地理图书的问世，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大改变了读书人关于空间的知识来源，尤其是过了1895年——中国思想史上颇具转折象征的年份，仍有不少顽固分子保守着“华夷之论”，新旧陈杂的时代特征表露无疑。

然而，又有学者发现甲午前后还常见《春秋》和《万国公法》的比对讨论，庚子后已很少有人视《春秋》为解释国际秩序的一个选项了⑥。《春秋》作为儒家经世文典，规定了士人对天下诸国的认识和身处空间的想象，而1864年清廷总理衙门刊印的《万国公法》来源于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它是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国际法的书籍，也是儒臣与外国人打交道时遵循“国际规则”捍卫本国利益的重要工具。

以往对从“天下”到“国家”的晚清观念史研究，基本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将国家视为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看重其于国际秩序的重要价值：国家作为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础单元，是世界竞存的行动者；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与现代国民意识的兴起息息相关。

但这样的研究忽略了“国家”二字之于国人所改变与增益的空间认识，也忽视了国人为“国家”一词所赋予的中国解释。从空间上说，从“天下”到“国家”标志着维系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基础的宇宙观发生了重大变异，国人的意义世界因此而转向；从义理价值上看，国人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时，进入文教层面后，关于国家所形成的现代性认识与传统的“天下”观，完成了承接与转移，“天下”的某些内涵也让渡给了“国家”。

同时，对于周边世界的认识，抛弃了华夷大妨观念，将西方世界纳入儒学视野在晚清思想史上是一重大转变。甲午至庚子这一时段，在新闻史上相对应的是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士人的地理认识、国家想象、世界情怀、知识视野的转变与报刊叙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现代意义的报刊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时空分离”机制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性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动力，也正是各种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模式的嵌入，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可能⑦。近代报刊媒介是否表现出了“时空分离”的功能呢？

本文从空间层面对“国家”进行研究，以报刊媒介叙述为参照，考察“现代国家观念”的发生与舆论的关系，旨在思考在国人的意义世界中究竟形成了一种怎样的国家认识，进而追问这一空间认识的变化如何帮助国人实现现代性的体验。

一、“天下”与“地方”：儒学视野下士人意义世界中的两个空间观念

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的建立所决定。”⑧中国传统思想所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自然秩序与人文伦理之间的关系，即常说的“天人之际”。例如中国人讲政治，必以“天与人归”为政权转移的依据；讲法律，则不外“天理人情”；讲社会伦理，则讲“天地君亲师”的秩序等级；讲劳作生活，讲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⑨。天作为一种意象，不仅具有空间意义，也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宇宙观的基础上，由此推引出繁杂丰富的中国思想世界。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不把天道和人道二分，“很多关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思想性内容是从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知识性内容中提取的”⑩。

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已表明，传统中国人的空间观念拥有两套系统：一个是泛化的天下观念，这是由修、齐、治、平的处世哲学推演出的最高境界，与其说这是一个空间所指，不如说这是文化道德修养的最终指向，“天下”意识更是一个关乎文明的问题；另一个是实在的生活空间，具体的空间情境孕育出中国南北差异的风俗、生活习惯与地域认同。

晚清由传统走进现代的历史流变中，国人拥有对国家思虑的前提是“知有国家”，梁启超早年说，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的表现之一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蒋廷黻到1933年还说中国“仍旧是一个朝代国家，不是民族国家”。两位近现代史学家的论述指向了中国传统空间认识结构中所缺乏的一个概念，天下与地方的两极中少了一个组织与运作的中间环节——国家。

自汉发端成熟于唐宋的科举制度，构成了中国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文人举子通过乡试、会试、殿试奔波于县、府、州、省会、京师，实在的生活世界的空间流动着实可以引起他们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规定了士人的知识视野，经史子集所蕴含的知识资源逼迫着士人思想世界面向第一个对象——“知天下”。

儒学阐释的“天下”与士所执着的“道”相连，“故可以夺人国，不可有夺人之天下，可以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荀子·正论》)，而对“道”的追寻构成了古代士人的终极关怀与一生旨趣。经历汉董仲舒的改造，先秦儒学的天下观念不仅可作为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而且可作为封建统治的政治理论来源。董仲舒将先秦天下观念的作用秩序作了变动：将“天”→“天下”(“民”)→“天子”的秩序变为“天”→“天子”→“天下”→“民”——“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

在这种逻辑推理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由公而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的情怀由私而公。在对天下疆域的认识上，中国人的思维向来不是实在的地理思考，而是道德逻辑的演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宋代理学家石介的这段话典型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在以“道”为终极旨归的中国文化中，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形而上的空间观念，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而非地理抑或地缘政治的概念。

天下至道在士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形塑了士人的心性人格，而且圈禁了读书人对万国的想象，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因此在世界局势大变之前，在精密的道德文化逻辑结构演绎下，中国文化与经济、政治与思想在这种虚化天下观念下凝聚、共同作用，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几乎重叠在一起。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主权的委托而没有主权非分割，从天边到天边，只有统治权的顺位而没有边界的区划。进而，无论是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中华帝国还是作为空间抑或文化概念的天下，中国的边界一直是模糊的，“天下”一词的意义更是含混的。

儒学意识形态构筑的士人思想世界的第二个关注对象是“知地方”，抑或称之为“知家族”。

在交通通讯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和交往半径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人不太可能走出自己日常生活区域去感知所谓的“四方”。祖籍、故乡、村邦、桑梓这些士人触摸可感的地域概念，构成了人们自我认同的底色和初级共同体。卞冬磊通过对不同类型晚清读书人日记的梳理看到，相较于口岸知识分子和易于接触新知的读书人，像刘大鹏这样身处乡间村野的读书人，对于空间感知的中心更是主要围绕在家乡周围，“乡”“里”“邑”这些词常出现于他的日记中，笔下流露出浓郁的乡土人情与农业社会和美变动不惊的生活画卷。造成士人“知地方”的原因从封建社会制度建构上看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科举制度有通上下的重要作用，科举制下的儒生有自觉的“在上美政”“在下美俗”的使命担当。农业社会中，士人强烈的社会关怀转化为对其所处的物理空间的关注，“观风觇国”“臧否乡野”，士绅群体作为朝廷权力的延伸教化乡里，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日常实践，更是儒家入世精神的写照。

科举形成的耕读传统使多数人遵循在乡间读书，到城市为官，丁忧或致仕(退休)再返回乡里的人生路径，城市与乡村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形成很好的互补反哺关系，“国”与“家”自然实现承接，读书人的爱乡情结和地域情结会贯穿其整个读书宦海生涯。

另一方面，宗法制度下，儒家有关“孝”的礼法，突出了人际血缘、地缘的依恋，“光宗耀祖”“衣锦还乡”“泽被乡里”是对读书人一生品行的最高褒奖，这种眷恋之情转化为士人对家族地方的“习惯性”依存。

晚清，中国政治原则是统一论，但相较于前清严苛的中央集权，晚清的政治统治危机导致了地方官僚和士绅集团的壮大，太平天国之后地方社会的自治权力与意识进一步发达，进入清季十年，地域认同转变为强大的省籍意识。1906年，章太炎说：“今人之爱其乡邻，较诸爱国为甚，夷貉在前，视之自若，而鄙夷他省，辄以为鱼蛇狼虎之不如。一人秉权，则乡人倚之而起，一人失职，则乡人从之而衰。”乡党观念的发达，成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诱因。

二、生活空间的缩变：新闻“嵌入”读书人的日常生活

当社会面临危机，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习惯于从经史子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这当然不是因为读书人的偏狭，而是诚如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考证的，中国古典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伟的知识体系，“到1750年中国出版的书籍的总数，比到这一年为止世界上除中文之外所印刷的书籍的总数还要多。关于人和社会真理的记述在经书中，解决问题的先例则积蓄在史书中”。但在晚清变局中，从洋务运动开始，类似通商口岸和出使大臣这类较早接触“新世界”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依靠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西学，报刊上越来越多地呈现西学知识，甚至可以说此时的报刊更像是“知识纸”。

1897年，严复在《国闻报》创刊词中写道：“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严复是晚清一位典型的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文明持开明态度的知识分子，游历西方的经历，让他在“通外情”上比其他报人更胜一筹，“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为继诸家而起也”。与《国闻报》类似，维新前夕的报刊舆论动员中，虽然以《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报刊以变法思想宣传为主，但在内容上对翻译西文报纸很看重。据统计在《时务报》前5期的内容里，报译所占比例平均达到40%。戊戌时期的其他维新报刊如《湘学报》《国闻报》《求是报》《实学报》《农学报》《蒙学报》等都把译报当作重要内容，此时报刊作为“新知”的重要来源已蔚然成风：“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开创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行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

从各地官员劝阅《时务报》的饬令来看，士人看重该报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知”的引介——“所译西报极为有益”。在清末西学东渐的第一波浪潮中，西方传教士的“苦心孤诣”并没有激发多少士大夫对西方的兴趣，抱有中华文明优势论的士人，绝对尊奉《礼记》中“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训诫，向来对这种主动的“传知”行为不屑。但在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再高贵的姿态可能都要屈服于残酷的现实。在对清末士人阅读史的考察中有研究发现，报刊在甲午之后连同西方译书越来越多地进入读书人的日记、札记、书信中，可见，随着中国变局的加深，知识分子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已成为常态。报刊上大量刊登的西方译稿，丰富了国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也使阅报者获知了域外世界的真实情况，由此引发了对生活空间感受的变化，构成了读书人极为重要的现代性体验——空间的压缩。从现代性理论出发，对空间体验的变化，无一不是对社会关系重新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更是对社会关系的一次再生产，具有“重构世界”的作用。一旦报刊作为“新知”进入读书人视野(新知是关于“另一种空间”的信息)，由此引发的思想层面变动的力量则如闸门大开，澎湃难遏。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明确型知识(explidt knowledge)和默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明确型知识是通常被描述为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类型；默会型知识意指日用而不离的常识性知识。

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被应用到具体生活中，在洋务运动中为中国建设了许多可以誉为“国家工程”的成果，这是明确型知识；而报纸与新闻的知识日益成为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熟悉与使用的知识，“日用而不察”这属于默会型知识。安德森对“印刷资本主义”进行揭示，认为报刊最突出的意义之一即是将某一个体与“他人关联起来”。国人创办近代报刊从一开始就注重事功经世的一面，经由阅报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世界”的关注，相较于读书人阅读传统儒家经典增益的天下国家认识，报刊刊登的新闻与知识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前者在道德与情感方面对读书人“胸怀”的塑造是潜移默化的，一旦形成，士人就自觉拥有天下的担当意识；而后者借由具体新闻的呈现，用信息传播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隔阂，同时赋予了天下国家具体的内容，这种通过报刊建立起来的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具有了具体意义，也就富含了现代性的倾向。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阅读报刊的过程也是寻找同道的过程。读书人通过报纸，以报纸为中心，了解本地、省外、朝廷、域外的实际情况，并以此形成了一个读书人交往网络，这种公共空间比之于传统时代通过著述、书信所形成的文人交往域更容易出现，也更能发挥其社会影响力。另外，早有研究表明，报刊对于清季读书人来说，是构成他们联结社会的“中间环节”，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进一步促成近代“士”向“知识分子”阶层过渡，近代报刊在清季的勃兴加快了士人现代性转化的步伐，为其在新时代中寻找新的身份与角色认同提供了重要路径。

三、国家成为真正可感的思虑中心

传统士人有充沛的家国情怀，但中国疆土广袤，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亲身游历来感知天下，对于朝廷与中枢的认识绝大多数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及至晚清，国家危亡的气氛之于广阔中华腹地的读书人来说可能也仅仅是流言蜚语式的碎片言谈。流言、贩夫走卒之语、私人书信、邸报与京城传来的小报构成了帝国最原始的传播网络。

张灏看到晚清变局中中国社会整体上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有很大的不同。自1840年开始与西方接触后到19世纪末的大多数时间里，西方对中国思想上的冲击仍然是表面的，除了沿海的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僚发挥影响力引介士人关注“洋世界”外，绝大多数儒学知识分子还是抱着传统知识思考当下问题。对于外在于士人实在生活世界的天下国家的感知，“新”“旧”两个世界的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相较于通商口岸的读书人，内地读书人只有到甲午之后才真正感受到国家之大变。

以晚清士人孙宝瑄和刘大鹏的日记作对比：居于京师的孙宝瑄在甲午之后至1902年间，已经阅读了大量西方书刊，开始以“世界之公理”来衡量世界；而内陆读书人刘大鹏还沉浸于经史子集的世界，对“省”以外空间发生的事情大多依靠“道听途说”来解释。直到1902年现代意义的《晋报》进入刘氏的视野，而在这之前对他而言，省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邸报和传言，传言、邸报和《晋报》三种不同的传播媒介给人带来的体验是不同的,全国性的思虑与见闻和知识有着直接的关系。相较于邸报和传言，《晋报》的报道具体翔实，对瘟疫的关注也超越了一地一域，范围更加广泛，“闽”“粤”“楚”“滇”“黔”这些原本抽象的天下各地的称呼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关于生活世界中国家的认识。

张之洞在较早的时候就注意到报刊媒介在通见闻广知识方面的作用，他在《劝学篇》中说：“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指的正是报刊给予阅报人可感性的社会认识，而这份可感性认识所形成的现代性体验可视为建立民族国家观念的前提。

四、空间与意义世界的双重变奏：近代报刊与“国家”叙述

近代中西的相遇，历史评价或从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给予否定的评判，或从中国不断的自立自强逐渐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而给予肯定的认识，归根结底这是两个异质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明和以走过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相遇而产生的矛盾与融合。尽管我们以往常用“冲击—回应”模式来描述近代中国变局，但至少在最初阶段甚至对于普通士人来说在晚清头50年，这种相遇还没有出现立马动摇原有关系框架的迹象。即便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当时中国人固有的中华文明优势的观点并未退出，由夷变夏，以夏化夷的虚妄之谈还占据士子大夫的思想主流。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们看到武力强权的征服不足以动摇保守派的士子文人对于中华文明的确信，在严重的边境危机下，不少士大夫搬出的解决之道还停留在100年前清圣祖奉行的“怀柔政策”——“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1872年李鸿章在针对内阁学士宋晋指“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的奏议中说，“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至少到同光时代，大部分士大夫仍旧把武力欺凌看作“末端伎俩”，认为治国还需“求本修德”。

尽管清廷在对外交战中多次失败，但这不妨碍自以为是的“文明优势论”大行其道。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败，边疆土地被步步蚕食，主权利益被逐步侵犯，但没有真正触动士子文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与思想生活还延续着波澜不惊的传统模式，沉浸在古典的意义世界里。

然而，1894年甲午一役，败于“蕞尔小邦”，再强势的华夷之论也经不起现实这般痛击。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沉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士子文人强烈的同仇敌忾和奋起自强的决心，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为之大变。通过报刊关注正在进行的战争，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由过去邸报上谕奏章式的朝廷内部行政，转变为天下人共同关心和公开讨论的事”，从经史子集的意义世界转向报刊呈现的正在发生的现实世界，士人关注的目光从天下观视野下的华夷空间转向国家观视野下的列国并立的空间，这无论在哪个层面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大事。由此更进一步带来的是中国时间与世界时间的阐释问题，在这背后蕴含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重构，只有当“传统”被建构为传统，国人才能真正深刻认识到广泛而急迫的民族文化创伤，开始拥抱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现代性”体验。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改变，关乎士人地理空间知识与政治文化的增益，更关乎民族心性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新闻纸是功不可没，更是“呐喊者”。

晚清之际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传递新知，建立世人与国家、世界的联系，重塑士人的“国家观”与“世界观”，其目的无非引导国民成为“新民”，导向国家进入新世界体系，但这种救亡启蒙话语亦包含着深深的民族记忆与文化追忆。近代报刊与国家想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 “去塞求通”，理解新世界，定位“新国家”

《时务报》第一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梁启超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报刊“去塞求通”沟通中西作用之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系的高度关联：

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 则有耳目而无耳目。

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近代中国的失败有部分原因在于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甲午战败后士人“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也”，报刊之于国人认识世界发挥“通”的作用，首要前提就是找到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没有“他族”就没有“我族”，没有“他国”就没有“我国”。

(二) 思想启蒙，释“新民”，培养“新国民”

现代国家观念的建构，在完成“国权”定位后，其趋势和导向是引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和自由观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没有“公民”一说，有的是“臣民”和“子民”，“民权”和“人权”亟需普及给普罗大众。

1899年6月，《清议报》开始连载伯伦知理(Johann C.Bluntschli)长文《国家论》，系统介绍西方的国家观念，其中国民是重要章节。1900年《清议报》更是连续几期刊载国民论说，如《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论维新为国民公事》《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国民公义(上、下)》。清末民初的报刊无论是作立宪思想的传布还是作革命的动员，宣扬现代国家观念，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可谓不遗余力，报刊就是“想象中国”的思想载体，也是“想象中国”的动力和引擎。

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转变为中外并存、万国并列的世界概念，当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更是思想格局的变化。然而，这种观念的改变带来的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概念，在经过清季诸多社会思潮的冲刷与洗礼后，形成了关于“国家”的中国解释。

“天下”一词原初所含有的义理价值与“国家”所体现的现代性意义在清末民初完成了互构，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源起——国家由“市民社会”抑或“公民社会”组织而来，中国的“国家”带有思想解放与救亡的色彩(这主要还是一个侧重整体的文化概念)，以建立国民国家为期许，但没有孕育出独立自由的“公民”，传承的仍旧是“天命”，这种杂糅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可见一斑：

清季的时代转型，报刊给国人作了国家意识的思想启蒙，但呈现出诸多的“天下”与“国家”杂糅的特征。直到今天，可以说这项启蒙远远没有完成，在空间观念上这可谓是一项现代性的未竟事业。

五、结语：现代性空间之维与近代报刊

汉学家格里德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中摘录了法国麻风病专家胡克(Abbe Huc)于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不久，在中国内陆路边饮茶时听到的地方士绅的对话，颇值玩味：

一个可尊敬的中国人离座走过来，像父亲似的把双手放在我的肩上，微笑说：“听着，朋友！何必为这种无用的猜测劳心费神，达官显贵自会照料国家大事，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挣钱，但不必拿与自己无关的事给我们添烦恼。我们应该做不问政事的大愚之人。”“有道理。”其他人叫道。他们随即说，我们的茶要凉了，烟头要灭了。

胡克为这个帝国国民对政治的冷漠而感到惊讶，而半个世纪后1900年第53期《清议报》上发表本馆论说《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既为国民中之一人，其力当任国民中之一事。智运其谋，勇奋其力，萃四万万人之思想以谋之，合四万万之人材力以赴之，安在今日之衰亡否？可为美日之强盛哉”。晚清50年，人的主体性被不断呼唤，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对自己所处空间的认识，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新闻压缩了人们的空间感知，将千里之遥的域外新闻借由媒介的传递编织了一张阅报人时时可感的时事之网，空间作为现代性体验的重要维度，报刊新闻嵌入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基于媒介图景而形成的空间认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意义世界。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从传播仪式观的角度认为：“当我们审视报纸时，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

对于传统的定义，吉登斯认为：“传统是一种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与之相对应的现代——“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当读书人的关注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天下”抑或具有身份文化标签的“县”“府”“道”“省”时，就超越了抽象意义的空间与实在的生活空间，国家与世界成为读书人可感的思虑中心，这代表着空间观的重塑。近代报刊把读书人从儒家意识形态塑造的空间中抽离出来，带入现代空间环境之中。而空间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帮助国人实现了现代性的生命体验与精神体验。尔后，这其中经历的彷徨与斗争、决裂与革命，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独特面向。

注释：

①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20页。

②皮嘉佑：《醒世歌》，《湘报》第27号,1898年3月10日。

③潘光哲：《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第3页。

④潘光哲考证皮锡瑞与叶德辉之间围绕《醒世歌》一事的书信文稿往来，看到两人对“新知”的不同态度。同时由于两人的“对决”不是见诸现代意义的媒介，而是通过私人书信和传统书籍，潘认为当时媒介已进入士人的读写世界，但不同观念思想的交锋的物质形态是新旧杂陈。

⑤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6页。

⑧⑩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第26页。

⑨黄俊杰：《中国人的宇宙观》，黄山书社,2012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