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状况及其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研究

孙俊俊，罗艳艳，张瑞芹

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其中，抑郁和焦虑是目前我国社区老年人中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1］。国内外研究表明，存在抑郁或焦虑问题的个体通常与其情绪调节不适应有关，特别是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选择不当有关［2-3］。认知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适应内外环境的要求和有关的情绪困扰而做出的认知上的努力，可分为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4］。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导致不同心理健康结局，有研究表明越多运用灾难化、沉思等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青少年，抑郁、焦虑情绪的检出率越高；而越多运用积极重新评价等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越可减少其负性情绪体验［5-6］。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验与认知能力不断提高，老年人比青少年更善于运用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7］。目前关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青少年人群，那么，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老年人负性情绪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是否有同样的影响？以此为切入点，本研究试图探讨我国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以期为我国社区老年人的负性情绪干预提供丰富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8 年3—4 月在新乡市牧野区、红旗区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60 周岁；（2）口齿清楚，听力正常，能正确理解和作答问卷；（3）本人愿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本地居住时间＜6 个月；（2）存在严重的躯体疾病，不能配合调查者。共发放问卷550 份（根据样本量粗略估计法，样本量取变量数的5～10 倍，并考虑到15%样本流失率，样本量230～460可满足本研究需求），收回问卷550份，剔除回答项残缺、不同题目答案无差异、选项答案与要求明显不符等不合格问卷36 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14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5%。

1.2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给予老年人充分解释，取得老年人的理解和配合，并现场发放小礼品。调查员对社区老年人进行面对面问答式问卷调查，答案由调查员填写。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患慢性病种数、原从事职业、好朋友数量、与家人关系、月均收入、身体健康情况等基本情况。

1.2.2 简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15，GDS-15） GDS-15 是在标准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的基础上设计而来，由于其简洁性和易操作性，更适合在老年人群中应用。唐丹［8］研究结果显示GDS-15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区分效度，适合应用于我国社区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测量。该量表共有15 道题目，被调查者选择“是”或“否”作答，“是”计为“1”分，“否”计为“0”分，总分为15 分。0～5 分为正常，≥6 分表示有抑郁情绪，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79，1 周重测信度为0.73。

1.2.3 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 GAD-7 主要用于筛查广泛性焦虑症状及评估焦虑的严重程度。国内有研究表明，GAD-7 在我国人群中同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9］。该量表共有7 个条目，采取0（完全不会）～3（几乎每天）4 级计分，总分为21 分。≥10分表示有焦虑情绪，得分越高，焦虑水平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 α 为0.93。

1.2.4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 CERQ 用于评估个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所选用的不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有学者推出CERQ 18个题目的简版，并证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问卷共有18 个条目，9 个维度，分别是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接受、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前4 个维度为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后5 个维度为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采用1（从不）～5（总是）5 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在面对负性事件时越常运用该维度代表的策略。除了自责维度Cronbach's α 为0.67，其余维度Cronbach's α 为0.73～0.8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用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 检验；抑郁、焦虑与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 秩相关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得分比较 514 例社区老年人年龄60～90 岁，平均（68.5± 7.3）岁；男251 例（48.8%），女363 例（51.2%）。社区老年人抑郁者136 例（26.4%），焦虑者51 例（9.9%）。不同性别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患慢性病种数、原从事职业、好朋友数量、与家人关系、月均收入、身体健康情况不同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不同原从事职业、好朋友数量社区老年人焦虑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患慢性病种数、与家人关系、月均收入、身体健康情况社区老年人焦虑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抑郁得分比较〔M（QR），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score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ople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2 不同特征社区老年人焦虑得分比较〔M（QR），分〕Table 2 Comparison of anxiety scores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ople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2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性 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接收、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维度得分分别为（4.66±1.72）、（5.01±2.08）、（4.31±1.93）、（4.32±1.79）、（6.40±1.88）、（5.58±1.95）、（6.32±2.16）、（5.47±1.95）、（6.25±1.87）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抑郁得分与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正相关（rs值分别为0.11、0.24、0.26、0.21，P＜0.05），与接收、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呈负相关（rs值分别为-0.13、 -0.13、-0.17、-0.11、-0.19，P＜0.05）；焦虑得分与自责、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呈正相关（rs值分别为0.07、0.28、0.33、0.23，P＜0.05），与接受、自我安慰、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呈负相关（rs值分别为-0.10、-0.08、-0.12、 -0.05、-0.12，P＜0.05）。

2.3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分别以抑郁得分、焦虑得分为因变量（赋值：以实际值纳入），选择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和Spearman 秩相关分析中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患慢性病种数、好朋友数量、与家人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及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自我安慰、积极重新评价的调节策略是社区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年龄、患慢性病种数、与家人关系、月均收入及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积极重新评价的调节策略是社区老年人焦虑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5）。

3 讨论

3.1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现状 本调查结果显示，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情绪检出率分别为26.5%和9.9%。抑郁情绪的检出率低于辽宁省的33.1%［11］，略高于广州市的23.5%［12］。焦虑情绪检出率高于文献中报告的调查结果（4.4%～7.4%）［13-14］。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样本量、选择研究工具及地域文化的差异。随着生理功能下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可引发老年人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产生。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甚至可增加老年人自虐/自杀带来的死亡风险，给其亲人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分析老年人抑郁、焦虑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制定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对实现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

表3 老年人抑郁、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Table 3 Assignments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analyzed with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3.2 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的人口学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家人关系好和好朋友数量多是社区老年人抑郁的保护性因素，与家人关系好是社区老年人焦虑的保护性因素。从家庭和朋友得到的支持越多，老年人越少体验抑郁、焦虑情绪，原因可能是老年人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在与他人愉悦交往过程中感受到更多幸福感，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15-16］。慢性病是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的危险因素，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长期遭受疼痛折磨，长期服药带来的副作用和较重的经济负担使这部分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17］。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社区老年人有更低的抑郁情绪，经济收入好、自评身体健康的社区老年人具有更低的焦虑情绪，原因可能是这部分老年人容易获得更多的客观社会支持，具有更稳定的情绪水平［18］。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显示60～69岁社区老年人具有更高的负性情绪水平，而陈玉明等［19］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大多生理功能减退，患慢性病风险增加，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分析原因可能为：低龄老年人刚从岗位上退休，很有可能因社会角色的突然转换而产生离退综合征，更容易出现孤独、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3.3 社区老年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抑郁、焦虑的影响 认知情绪调节也叫作认知应对，是指个体在处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超出自身资源负担的生活事件时做出的认知上的努力，是情绪调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情绪调节能力的高低影响个体在适应具体情景中选择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20］。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会阻碍个体社会适应能力和交往能力，导致负性情绪产生，损害心理健康［21］；而选择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个体正确面对生活负性事件，积极主动调节情绪，增加心理弹性［22］，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与抑郁、焦虑得分密切相关。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越高，抑郁、焦虑得分越低；而非适应性策略维度得分越高，抑郁、焦虑得分越高。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接受、积极重新评价等适应性策略的频率越高，老年人越少体验抑郁、焦虑负性情绪；而使用沉思、灾难化等非适应策略的频率越高，老年人越容易发生抑郁和焦虑负性情绪，本研究结果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一致［23-24］。

表4 社区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Table 4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表5 社区老年人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Table 5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in the elderly in the community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正向预测负性情绪发生，是抑郁和焦虑共同的危险因素。沉思和灾难化是被普遍证实的非适应性调节策略［25］，前者指个体对负性生活事件过分关注并过于强化其恐惧性的想法，后者是指个体在负性事件发生后仍沉溺于思考事件发生时的想法和感受。有研究表明，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是预测负性情绪的稳定指标，可使个体不断对负性情景进行反刍并扩大消极的暗示，进而引发个体抑郁和焦虑负性情绪［26］。面对负性生活事件，经常把错误归因到别人身上的老年人可能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因而经常责备他人的老年人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积极重新评价负向预测负性情绪的发生，是抑郁和焦虑共同的保护因素。积极重新评价的定义是考虑消极事件在个体发展中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一种适用性情绪调节策略。一项针对老年人积极重新评价的文献回顾中指出，其是老年人面对压力时常选用的策略，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密切相关［27］。特别是在患有身体疾病的情况下，积极重新评价可以帮助老年人在消极体验中找到积极的意义［28］。

综上所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焦虑情绪密切相关，越多使用沉思、灾难化、责备他人非适应性策略，越少使用积极重新评价适应性策略的老年人越有可能产生抑郁焦虑情绪。提示社区工作人员在维护老年人心理健康时，应积极引导老年人使用积极重新评价等适应性策略，帮助老年人减少使用灾难化等非适应性策略，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老年人抑郁焦虑负性情绪的发生。今后，一方面将选取更多的区（县），扩大样本量；另一方面，将对易引起老年人抑郁焦虑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更加关注，为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更多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作者贡献：孙俊俊、罗艳艳、张瑞芹负责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文章的可行性分析；孙俊俊、张瑞芹进行数据收集；孙俊俊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撰写论文并参与论文修订；罗艳艳、张瑞芹参与论文修订；罗艳艳负责文章的质量监控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