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治国：中国古代统治制度的时代启示

关键词：君子;君子之道;治国;时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9 — 0032 — 12

一、引言

提起“君子”二字，尽管有鲁迅先生笔下“‘正人君子之流”（《朝花夕拾·藤野先生》）这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用法，但在绝大多数场合，中华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君子形象都是比较正面且积极的。君子，既可以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也可以作为在古代传统思想意识形态下形容人所具备的高尚品质特征。君子作为一群具有重要政治力量的群体，在古代中国的治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关于君子所形成的思想理念也贯彻在治国逻辑之中。朱承（2017）在反思“君子”观念之时指出“君子”是在一定政治社会里属于优秀而杰出的成员共同体，既可承担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亦是共同体成员的榜样及楷模。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君子既是塑造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下来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并且所塑造的君子形象亦是承载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中心语词。傅道彬（2018）系统地从文学角度解构了君子形象，将中国文学的本质上升到君子文学的高度。先秦诸子百家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在阐述自己思想时都会运用君子这一语词，尽管其语义褒贬不一，但儒家所塑造的君子都是正面与伟大的形象。蒋国宝（2016）指出儒家倡导的君子人格可归结为志道、为仁、怀德、守义、知耻以及诚信等方面，同时呼吁当代人应该从儒家君子人格之中汲取精神养料。张茂泽（2016）着重分析了孔子的君子观、陈红玲（2018）系统阐述了孟子所建构的君子意象、涂爱荣（2018）与臧宏（2019）均从《论语》中去解读君子，这些研究对当代理解儒家的君子观提供了有力支撑。张毅（2016）通过梳理《左传》中的史料，认识到在孔子之前的百余年，贵族政治家对于“君子”的行为规范以及判断标准已经进行过反复探讨，可见君子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延续性与传承性。孟宪清（2017）在阐述儒家治国理政方略时认为以“仁”为“道”是其最高原则，而“仁”就是君子的心性修养，从而儒家治国首先要培养治国主体即君子。赵立庆（2017）在梳理《周易》思想时更是从君子的多个维度予以阐述治国方略。总之，在古代的治国领域，君子是一群重要的人。

在中国古代统治架构下，君子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所蕴含的治国思想也是深奥的，随着文化基因传承下来的思维理念对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自己的治国理政思想时就引用过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这类有关“君子”语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有必要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统治架构下君子及其在治国中的影响，进而形成新时代的治国启示。

二、君子之道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君子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一群人，君子之道亦是儒家阐述思想的重要载体。《周易·同人·彖》指出“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即只有君子才能沟通与整合天下人的意志。社会中不能缺少君子，没有君子就会扰乱一切社会秩序，即“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第二十九章》），言之君子既是社会中的模范与榜样，也是建构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社会对君子必然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禮记·曲礼上第一》记录在“侍坐于君子”之时，如果“君子欠伸，撰杖屦，视日蚤莫”的话，“侍坐者请出矣”，同时“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意思是说在和君子坐在一起的时候，君子如果有一些诸如打哈欠、伸懒腰、拿起手杖要穿鞋子或者看看天色早晚等行为，那么陪坐的人就应该主动请辞，同时在和君子说话的时候，君子改变谈话主题，答话的人需要起立回答君子的问题。对于君子，除了在礼节上给予重视以外，也需在物质上提供丰裕的生活保障，“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昌言·损益篇》），表明那些获取官位的君子作为士民之长，应该要享受更多肉食以及穿多套丝绸衣服，出行要有驾四匹马的朱轮车。重视农业生产的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第三》），即不参加农业生产而获得生活资料的人包括君子在内所占的比率不能太高。即使社会实现了尊重君子并给予宽厚的生活待遇，但是“君子难说，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荀子·大略》），即君子是难以被取悦的，对于不以正当途径来取悦的事情，君子永不会感到快乐。君子会因为父母与兄弟健康长寿、做事不违背道义以及得到天下英才作为弟子而感到快乐，即“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对这三件事感到快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即称王于天下并不能引起君子高兴。这在诸侯纷争、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春秋战国年代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的独特群体。君子具有如此高尚的品质让民众从心底里呼唤君子的出现，从而感叹“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诗经·小雅·出车》）。

君子作为儒家著述的核心概念，那些披着君子外衣的伪君子却极其令人反感。墨子就批评过那些“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墨子·耕柱》），即对伪君子来说，他生活贫困而别人称他富有就会引起他恼怒，但是他不义而别人称他义就会令他高兴，这足以说明伪君子做事虚伪与刻意重视名声的性格特点。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也批评过伪君子现象，他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即只有先让自己弄明白道理的贤者才会试图让别人也弄明白，但是有些人自己没有明白事理就力图要让别人明白，这是伪君子清高浮躁、自以为是与夸夸其谈的一种外在表现，老子就对人告诫过“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衿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伪君子力图让世人对君子那样认可并尊重自己，但是别人不会真的对其给予尊重，最终落得一个危难与侮辱的境地，如列子所说“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靡角，胜者为制，是禽兽也。为鸡狗禽兽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列子·说符》）。伪君子毕竟不是儒家所阐述的真正君子，儒家的真君子是仁义化身的代名词。不过，商鞅认为即便那些君子真的具有仁与义，他们也不会对社会产生太多作用，因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所以他感慨仅“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

为了避免伪君子披着君子的外衣而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儒家的理论体系对君子之道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且认可君子这一话语体系的其他思想家也在努力界定君子。《周易·坤·文言》记录“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体现出君子如同能够中和其它颜色的黄色那样通达于文理，端正地居于正当的位置之上，内心饱含美德而舒畅于四肢，将这种品德发挥到事业上也能取得美好的结果。君子高尚的品德让其内美外舒并有利于事业发展，而君子在朴实的本质之外也需具备文采，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即朴实超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而文采胜过朴实就会显得浮夸，只有做到“文质彬彬”以后才能称为“君子”（《论语·雍也篇第六》）。对于君子，有时候与“士”的概念基本上重合，但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士”是那些有志于想成为君子的读书人（吴宁，2016），可见君子要比“士”高级一些。在阐述君子之时，有时候也会涉及到“圣人”这一概念。贾谊概括“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新书·道术》），可见“圣人”要比君子与“士”更高级一些。老子阐述思想时也将“圣人”作为行为标杆，指出“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但也不尽然，比如庄子阐述的“圣人”就带有讽刺与批评的意指（邓梦军，2017）。总之，士、君子与圣人之间既有联系又不尽相同，在作为品德与行为标准时，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更为普遍。那么，君子品德究竟有哪些呢？《周易》象辞对64卦中的53个卦以“君子”称谓来进行解释，形成了对君子品德的系统性概述，具体可见表1。

注：象辞对《比》、《泰》、《豫》、《观》、《噬嗑》、《剥》、《复》、《无妄》、《离》、《姤》以及《涣》这11个卦象尽管没有用“君子”这一称谓来进行解释，但其用了“后”、“上”、“大人”或者“先王”等称谓，其中的某些称谓所指代的群体与“君子”并没有差异，但为了论述的简洁，此表中只摘录直接用“君子”称谓描述一卦卦象的象辞。

梳理表1可以看出君子的道德品质包含了许多方面，既劝勉自身应该“自强不息”地努力奋斗，也要求以“厚德载物”的心胸去待人接物。对于道德的培养，君子既要以“果行”与“振民”来“育德”，还应该以“自昭”来“明德”且以“反身”来“修德”。君子也要承担带领民众培养道德的任务，要求其能够“容民畜众”，但需要分出等级上下即“辩上下”以“定民志”。对于社会不法分子，君子既要以“折狱致刑”来进行处罚，也要以“赦过宥罪”的宽容来实现“议狱缓死”。对于生活起居习惯亦有要求，比如君子要“饮食宴乐”即规律饮食并适当的宴会宾客，同时君子该休息之时就应该要注意休息，即“向晦入宴息”。总之，这些君子品德中的任意一项都是古代读书人努力去实现的目标。

君子能够“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荀子·不苟》），君子所处的环境以及所面对的人让其能够由近及远地认识这个世界，进而总结出人生应该要具备的态度。君子对自身的要求与期望非常之高，孔子说“君子之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孔子家语·屈节解第三十七》），即君子做事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委屈的时候就应该委屈，需要伸展的时候就应该伸展，因为孔子认为“众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孔子家语·好生第十》），即在众人任务相同情况之下，别人的功劳与收获如果要比自己多出一倍，那么君子应该要感到羞耻。不过，君子委曲求全并非是一种苟且，君子所坚持的道是指导行为的根本标准。孟子就说过常人可以用那些看似合理的言辞去欺骗君子，但是永远也无法做到用违背于道的方法去诓骗君子，即“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孟子·万章上》），从而更不可能让君子违背道而一味地求全。君子愿意帮助他人，但是提供帮助也是讲究道义的，比如“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篇第六》），即君子应该帮助那些穷急之人，但是不要向为了增加财富的富人提供援助。“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列子·力命》），生与死属于不可逆转的自然想象，这让君子能以坦然的态度面对死亡。然而，在生命续存期内君子会重视自己的生命，孔子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孔子拿铜鞮伯华即羊舌赤举例说道“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无道，其默足以生”（《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即在国家处于正道之时，君子的言行足以治国，当国家处于无道之时，君子应该保持沉默以不危及自己的性命。君子不应该去做些无谓的牺牲，否则会浪费自己生命本应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不孝。“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道出了君子对其双亲的孝道是一种高尚的品格，这种道德不应该受到其它事情哪怕是国家大事的干扰。在古代中国，儒家孝道对于社会控制来说发挥了巨大作用（汤二子，2018a）。

在君子之道的思想话语体系中，作为对比的“小人”让君子的道德品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荀子把小人总结为“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恶人之贼己也”（《荀子·修身》），即小人胡作非为制造混乱，但却怨恨别人会责备自己，小人能力很差却非常渴望别人说自己贤能，小人之心像虎狼一样凶狠且行为如同禽兽一般险恶却又讨厌别人会因此而厌恶自己。荀子更进一步解释了小人为何与君子在道德上存在如此差距，他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即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资质、秉性、智力以及才能等方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时他们都爱好荣光而厌恶耻辱、喜欢利益而憎恶祸患，只是他们在求得方式上存在差异而让他们分离开来。对于君子与小人，儒家思想以及其它话语体系中都有详细的比较，表2摘录了一些重要的论述。表2中第1、第2以及第3条分别描述了君子追求团结但不勾结、讲究和谐但不盲目附从、安宁舒泰但永不骄傲，小人却恰恰完全相反。不同的为人处世方式让君子能够“坦荡荡”地生活，而小人却经常局促忧虑。孔子告诫道人需要“勇”，但必须接受“义”的调节，否则即使是君子也会制造混乱，小人更是会成为十恶不赦的强盗。第6条表明君子会把困难的事情留给自己而让别人去做容易的事情，小人则反过来。第7条是荀子对比君子与小人分别在自己有能力与没能力时候的行为区别来阐述两者的不同。“和者大同于物，物无得伤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列子·黄帝》），尽管这种论调有些脱离实际，但是君子之“和”的确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典型表征之一。

注：第1～8条用于文章的第二部分，第9～17条用于文章的第三部分，第18-22条用于文章的第四部分。

在了解君子所应具备的品德以及君子之道的内涵以后，那么这些道理是否离民众过于遥远而只适合于极少数人呢？“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十二章》），表明君子之道是从普通的匹夫匹妇都可察知并能实行的道理开始，以至于更加深邃的洞察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大道理。表2中第8条说明君子之道深藏不露但日益彰明，小人之道显露无遗却日益消亡，但要实现“君子之道”，如同“行远，必自迩”，也类似“登高，必自卑”（《中庸·第十五章》），即要从基础做起以求得到点点滴滴的进步，如同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孔子評论子产在四个方面合于君子之道，即“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篇第五》），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不断地磨炼与专注，正所谓“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盐铁论·执务第三十九》）。就拿孔子本人来说，他的“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即孔子的力量能够举起城门上的门闩，但他不以力气闻名，同样“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列子·说符》），即墨子制定攻防策略使得公输般即鲁班心悦诚服，但是他不想借此而出名，其原因可能正是他们想成为君子或圣人而专注于塑造自己的品德。“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中庸·第三十三章》）表达了君子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主要原因是当别人看不见他的时候，君子也能严格要求自己。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把自己塑造成君子呢？

三、塑造君子

君子之道的深邃以及君子品性的极度高尚使人想成为一名君子并非易事，“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培养君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君子一开始指代古代诸侯贵族群体，而君子在孔子的话语体系中变成贵族之外的人亦有可能成为的对象。孔子本人的出身就很不好，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篇第九》），即他小时候出身贫贱而学会了很多鄙贱的技艺，但孔子是君子的典型代表。儒家理论体系之所以得到古代大部分人的认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给每个人都提供了走向成功即成为君子的路径，而这条路径就是读书。换言之，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君子一定是从读书人之中产生的。普通人学习有可能会成为君子，君子维持自身的道德修养也不能终止学习，正所谓“夫学，所以成材也”（《人物志·体别第二》）。鉴于君子之道的深邃，所以要想成为君子应该广博地学习并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反省，最后达到智慧明达且不会出现大的过错，正如荀子所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对于什么是好学，孔子下的定义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篇第一》），即君子不会在饮食充裕与居住安适方面过于关注，只会在行事勤敏并说话谨慎方面下功夫，同时寻找有道的人来为自己辨正是非，这就是好学。孔子还认为学习的态度一定要庄重，否则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也不会牢固，即“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篇第一》），这种仪表整洁、仪容尊贵且神情庄重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君子的威严，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论语·尧曰篇第二十》）。总之，“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乾·文言》），学与问是君子磨炼自己的主要手段，同时要顺从上天赋予的德行而不断地温习已经掌握的知识，即“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第二十七章》）。当然，在君子学习与答辩的过程中，其领路人即老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让君子始终保持对老师的尊重，甚至将老师上升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增广贤文·重订增广》）。孟子将君子的教育方式归纳为五种，分别为如同及时雨那样滋润万物、成全道德、培养才能、解答疑问以及流传后世让后人学习，即“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夫《易》，广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周易·系辞上》），诸如《易》等文献资源为君子学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支撑。

尽管任何人都有机会通过读书让自己成为君子，但这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读书而走向成功，那些“读书失志之人”成为乾隆皇帝笔下与“奸僧”类似的人（孔飞力，1999）。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古代中国，读书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情，一个普通家庭很可能只能让一个人读书，一般会把女性群体排斥在外，这对女性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歧视（汤二子，2018b）。为了让家中男性能够安心读书，女性还需要在劳力上给予最大的支持。《颜氏家训·治家第五》所述的“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可谓是古代女性的明确定位，即妇女主持家中的饮食事项，操办一些酒食衣服等礼仪方面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不可让妇女参与政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亦不可让妇女主持家政;即使某个妇女具备聪明才智且见识能够通达古今，她也只能服务于丈夫以弥补男人所存在的不足，凌驾于男子之上就如同母鸡代替公鸡报晓一般而招致祸殃。因此，在通过学习实现君子之道中，嵌入了对女性的歧视。法家思想家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儒家君子之道的学习之路提出了严厉批判，韩非子认为“居学之士，国无事不用力，有难不被甲”（《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即那些沽名钓誉的隐居学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不用力于农耕，在国家有难之时更不会披甲上阵去打仗，他借用李疵的话告诫道如果国君“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于行阵;上尊学者，下士居朝，则农夫惰于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那么这样的国家就容易招致灭亡。韩非子之前的商鞅对儒家学者以更加坚决的态度予以反对，他认为“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所以“《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商君书·农战第三》）。商鞅与韩非子从农业经济生产决定综合国力以及在诸侯纷争中战斗部队的极端重要性两个方面排斥儒家道德传播中的君子之道，这确实较为符合战时体制下的政策抉择。在和平环境之中，尽管无法消除对女性群体的歧视问题，但儒家君子之道的学习依然是传播道德的主要途径以及塑造君子的最大出路。

除了学习之外，君子会从日常生活中的多个维度去培养自己的品性，避免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子贡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君子不去隐瞒自己的行为，如果有了过错就会像日食或月食一样人人可见，同样君子改正错误也会受到大家的仰望。在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君子总是谨慎地对自己进行检查，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君子也会心怀恐惧而不敢有任何怠慢之处，即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第一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天命、大德大才的人以及圣人之言语都是君子应该去敬畏的。君子时刻保持谨慎并畏惧超越礼法的各种行为，甚至连立志都不敢超越规定的轨道，从而使其远离怨恨责难，长久拥有荣光与幸福，即“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人物志·释争第十二》）。君子更会小心地对待任何外来事物，特别是那些“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愬”，经不正当的途径到来之时，“君子慎之”（《荀子·致士》）。君子对所居住的地方以及出游所结交的人都很谨慎，防止因为外在环境影响自己而做出奸邪之事，即“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谨慎的处事風格让君子时刻注意自身的言论，孔子指出君子应该要行事敏锐但言语应该表现得迟钝一些，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篇第四》），同时君子不应该只根据一个人的言辞就轻易地推举他，也不能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就全盘否定他的所有言辞，应该做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即使别人冒犯了自己，君子也不会过于计较，从而避免了别人的妒害，即“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校，则无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人物志·八观第九》）。

君子修炼崇高的品德，要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参考标准。君子要知命、知礼与知言，否则“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篇第二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周易·乾·文言》），圣人根据乾卦卦辞总结出君子实行仁德之本就能成为尊长、汇聚美好事物就符合于礼、有利于人与物则为义、坚持正直与正义的品质就能做成大事。仁的内在品质使得君子不忍心看到残忍之事，比如不愿看到供应于菜食的牲畜屠宰情况而远离厨房，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并遇变态而不穷，审之礼也”（《荀子·君道》），这种礼的调节使得君子始终端正自己的行为而符合于义。中庸之道告诫君子应该安心地处在自己的位置之上去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绝不羡慕本分之外的名与利，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第十四章》），这就是君子“贞固”品德的外在表现。然而，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老子·十八章》），倡导顺其自然的道使得老子认为仁义这种道德要求只有在大道被废弃了以后才会出现，同时那些智谋出现以后才使得社会上存在了虚伪与狡诈，亲人之间原本和睦的关系破坏以后才会提倡孝与慈。儒家君子的道德修养必须回归于真正的仁义范畴，不要因为爱好的诱惑或邪恶的威胁就放弃品德的纯真以追求巧智与世故，即“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管子·心术》）。君子日常的举手投足都会按照礼的标准予以约束，比如《礼记·玉藻第十三》规定君子应该“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在饮食上甚至都要求“君子不食圂腴”（《礼记·少仪第十七》），即君子不要吃猪狗的内脏。君子的恭敬之德使其内心保持正直，行为仁义让其外形端方，这让君子在道德上永远不会处于孤立的境地，即圣人从坤卦中总结得出的“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坤·文言》）。在培养道德过程中存在共鸣者，让君子具备信心专注于谋求道而不因衣食感到烦恼，耕田的人经常会挨饿但学习君子之道的人常能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会因不能求道而忧虑，即孔子所言“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这种只忧道而不忧贫的心境使得君子能够役使万物而不会被任何外物所支配，即“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管子·内业》）。尽管君子“博闻强识”但能谦让，勉力行善且从不懈怠，即“敦善行而不怠”，在与他人交往中，君子不强求别人要全心全意地喜欢自己，更不要求别人尽心竭力地对自己绝对忠诚，这种品德修养让君子能够保持住与他人之间的交情，即“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礼记·曲礼上第一》），以使道德上的共鸣者始终能对君子保持认可并在物质生活资料上给予支持。

日常行为处事方面的小心谨慎修炼了君子的品德，这种内在的道德修养指导君子妥善处理与解决各种问题。比较君子与小人在日常行为处事方面的差异，能看出培养君子品德的不易。前已论述先秦法家排斥读书人与君子较为符合战时体制下的选择，从而君子一般要在和平时期才能宣扬自己的道德风尚。在乱世之中，君子一般都会困顿而小人则会得到尊贵与宠爱，即“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在这一时刻，君子即使十分小心也很难避免遭遇灾祸，即“当君子困贱之时，局高天，蹐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昌言·理乱篇》）。在表2中，第9条表明君子心怀道德与法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小人一心考虑土地与恩惠。第10条显示君子遇到任何事情都会要求自己按照道德规范行事，相反小人只会对别人提出严厉的要求。在与人交往之中，“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相交淡泊能够保证他们之间做到亲切，小人相交甘甜却容易断绝，即“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第11条是从一个曾子的故事之中所得到的启发，话说曾子病重卧床不起，其弟子乐正子春、儿子曾元与曾申在床边服侍，有个少年在旁边拿着烛火惊叹曾子所垫的竹席很美，问是否是“大夫之箦与”，乐正子春连忙打住小孩的话，但是曾子听到了并要求曾元帮自己换掉竹席，因为按照礼制曾子不应该垫这样的竹席，曾元劝说道病太重不宜翻动身体，曾子说出了“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第三》）这样的名言，坚持要换掉竹席。大家抬起曾子，换掉竹席后再把曾子放回床上，还没有安顿好曾子就去世了。这个故事表明君子为了符合礼节是不会苟且的，君子爱戴别人也应该成就别人实现美德而不能帮助别人选择苟且以偏离君子之道，这类似于第12条引用孔子所说的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其中君子的好事就是修德悟道。第13条说道君子根据从前圣王遗留下来的淳美教化来推崇贤德并亲爱应该亲爱的人，小人（这里更有可能是代表普通百姓这种更宽泛的领域）只是享受安乐与利益。第14-16这3条分别说道君子会等待、不会用壮大的声势去做事、该隐退就会隐退，反之小人会通过冒险以求得到侥幸的收获、小人会虚张声势、小人不知进退有度。君子行善积德，小人会慢慢积累邪恶进而走向灭亡，即“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因此对待小人实施小的惩罚是为了防止其造成更大的灾祸，这是小人之福，即“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周易·系辞下》）。君子如果掌握对小人的断狱之权，应该做到表1中所提到的在狱讼方面所应具备的各种品德，因为狱讼应该致力于减少怨民的数量，实现“国无怨民”以便成为“强国”（《商君书·去强第四》）。“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左传·隐公十一年》），这样民众就会做出邪恶之事。表2中第17条显示君子懂得自损以获得收益，而小人永远不知道自益其实是一种损失。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损益之道如同君子之道一样深邃，此处不再展开与赘述。通过对比小人与君子的日常行为处事，了解到人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君子，君子要保持谨慎畏惧的心态持续修炼自己才能造就一名真正的君子而非伪君子。通过修炼成为君子以后，他们能为治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治国中的君子

在治国框架中，参与人可以被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大致来说，秦始皇之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是天子以及各方诸侯国君，秦始皇之后直到清朝灭亡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是各代皇帝。在儒家的叙事语境中，一些统治者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天子被列为君子甚至圣人之中，即有少部分君子直接成为了国家最高统治者来从事国家治理。这些统治者谨慎对待治国，甚至因担心出现治国失误而时刻保持警惧之心，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即作为明君的禹和汤，他们遇到国家灾难之时会责罚自己，从而他们勃然兴起，而作为暴君的桀与纣只会责罚别人，从而很快就灭亡了。统治者要实现并维持天下大治绝非易事，因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势篇》），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延续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时候政权都有被颠覆的危险，这在理论上被解释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第一》），即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人的天下，据此告诫统治者必须妥善处理治国理政中的各种事项，并给出维持统治的解决办法，即统治者要代表全天下人的利益而不能渴望独占所有利益。统治者会采取各种手段去管理民众，但首要目标是要解决被统治者的生活问题，因为“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政论·阙题七》）。英明的统治者除了管理民众之外，自身还要做好民众的表率，因为“道民之门在上所先”（《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治国如同人的身体一样，如果作为主宰的心的功能正常，那么心脏下面的肺、肝等其它十二个器官就能相安，据此来养生就能健康长寿，演绎到治国层面就是英明的君主会让国家繁荣昌盛，这就是中医理论中的“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役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篇》）。孔子具有类似的论述，他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从而“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礼记·缁衣第三十三》），表明国君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表2中第18条提到利用法制这一手段從事国家治理，君子用法制就会实现治理，而小人用法制就会演变成混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昌言·损益篇》），可见所采用的治国手段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完全取决于统治者自身的政治素养。总之，统治者自身就是一位君子的话，实乃国家与民族之幸事。更为一般的情况是君子属于被统治者的范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孟子·尽心上》），君子如果得到国君重用就能安享富贵与荣耀，跟从他的子弟也会孝顺友爱、忠诚守信。统治者选择人才，相对于学识渊博而言，其更愿意选择能够听从君令并与君主时刻保持一致的人，即“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管子·法禁》）。在不违背君子之道的前提之下，君子相对小人来说更加易于治理。表2中第19条提出君子自身的道德使其能够容忍一些小的嫌隙而避免大的争讼，小人却无法容忍小的愤怒以至于招致失败与屈辱，表明君子在生活中一般不会制造大的混乱。第20条表明即使对君子有些过失，君子的怨恨也是很浅的，可一旦对小人有了过错，小人过强的报复心理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祸害，因而“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管子·立政》）。第21条甚至从奏乐唱歌的角度阐述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喜爱音乐是想通过音乐来增强修养以防止骄横自满，小人听乐唱歌却是为了虚张声势以壮胆逞能。不骄傲自满当然有益于社会和谐而增强国家治理，壮胆逞能更容易引起社会纠纷而干扰国家治理。总之，君子作为被统治者而言，相对更为容易地利用合理的方法即正道去管理他们。

在治国架构中，联系最高统治者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是庞大的官僚集团。对于官吏来说，他们既可以看作是接受最高统治者领导的被统治者，也可以看成是管理民众的统治集团一部分。“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管子·权修》），官长是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易中天（2016）指出儒家先圣孔子的学问要想得以使用，只有做官这一条路。君子这一群体为古代中国官僚体系输入了大量的人才，“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君子做官以管理民众，民众反过来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去养活君子。君子应该理解养活他们的基层民众生产与生活的困难，这样在做官期间就不会追求安逸，即“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周书·无逸》）。韩非子这段论述“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形象地表明官吏应该从发挥民众力量方面去处理事情，统治者并不需要官吏亲力亲为做具体的事情。在生产能力非常低下的古代中国，能够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对于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是很有必要的。君子警惧修身的内在品德使其在做官的时候亦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能实现“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同时“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新书·过秦下》），表明君子参与治国能够实现长期的“国保”与“社稷安”。然而，君子并不一定都能做官，做官的人也未必都是从君子之中选拔上来的。对于真正的君子来说，是否接受统治者的聘用应该取决于自己，孔子就说过君主尽管能够选择臣子，但臣子亦能选择君主，如果君主按照正道行事就听从于他，否则就隐居不仕，即“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命，无道衡命”（《孔子家语·弟子行第十二》）。尊重人才的思想家墨子把贤能之人比喻为难以拉开但能射远的好弓、难以驾驭但能背负重物行走远路的良马，这些人才尽管可能难以驱使，但他们可以帮助君主得到民众的尊重即能够协助君主治理好国家，即“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墨子·亲士》）。墨子也深感一些伪君子只迎合天子而不去告诫天子应该合理使用上天所赋予的权力，即“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墨子·天志下》）。商鞅则更为直接地批评臣子侍奉君主只会投其所好，从而君主喜欢什么样的臣子，身边就会聚集什么样的人，如他所言“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君书·修权第十四》）。当官的君子要能做到“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荀子·荣辱》），这种大勇才能让君子在侍奉国君的时候只想着努力让其走上正道，在儒家治国理论中就是实行仁政，正是孟子所言的“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

君子协助统治者按照恰当的方法去治国，而治国如同治病一样需要采用顺行的方法而避免逆行，如同《黄帝内经·师传》上所记载的“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孔子所言“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孔子家语·入官第二十一》）可谓将这种顺民而治的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即君子治国不能高高在上并试图去做那些远不可及的事情，同时不要求民众去做那些不愿意做的事情以及不强求民众去干那些无法完成的事情。君子按照正道去治国的志向不会随情况改变而转移，因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第九》），匹夫都能如此坚定自己的志向，何况君子。然而，君子的这种坚持很可能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同情，甚至会否定或排斥君子的各种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君子要么发出诸如“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楚辞·九章·惜诵》）这类怀才不遇的感叹，要么继续以“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来诠释自己的主张以求得到统治者的采纳。孟子概述过同姓之卿在国君有极大过错的时候应该反复劝谏，如国君不听则可另立国君，即“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然而异姓之臣反复劝谏国君依然不听则选择离去，即“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孟子对异姓之臣的建议秉承了《周易·坤·文言》所提出的“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这一思想。诚然“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庄子·天地》）是让人避免受辱的药方，但君臣之间的矛盾冲突会让统治者对做官的君子制定较为严格的规定。先秦法家认为英明的君主所雇用的臣子“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韩非子·二柄》），甚至提出君主要利用重刑来防止大臣欺骗自己，这样会让一些具有远见的人远离这些大臣，君子也会觉得与这些欺骗君主之臣在一起而感到羞耻，即“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韩非子·孤愤》）。君主对臣下的这种防备，在君子坚持君子之道来治理国家与君主自身诉求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之时，很有可能会使得君子落得非常凄惨的下场，甚至会丢掉性命，如秦朝时的焚书坑儒事件（陈生玺，2011）。孔子自身的经历同样论证了这一点，他“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列子·杨朱》）。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实现皇权专制的指导（郭炳洁，2015）。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治国的正确思想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他们时刻准备对现实政治给予批判，以求捍卫孔孟的王道文化传统（陈桐生，2015）。“独尊儒术”让统治者一般会在形式上容忍儒学君子所给予的某些批判，比如汉代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是当时无权无位的文学、贤良等人与代表统治集团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重臣之间对有关治国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惊，摘录《盐铁论·地广第十六》中的几条记载可见一斑。当政者的大夫评价儒家学者为“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进而对其进行人身攻击道“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文学利用颜渊与孔子为例反驳道“贱不害智，贫不妨行。颜渊屡空，不为不贤。孔子不容，不为不圣”，认为君子应该“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进而相当清高地谈论道“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这次盐铁会议最终在高级官僚代表与儒家学者之间相互攻击与嘲笑之中结束，但会后这些文学、贤良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得到了官方的委任。然而，这种幸运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况是那些与统治者欲望相背离但又坚持君子之道的士君子会落得生前凄凉而死后哀荣的境地（白国红，2018）。表2中记载的关于生命终止的叫法，一般人生命结束叫做“死”，君子生命结束却被称为“终”。这些不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君子唯有在死后才能得到君主或皇帝所给予的具有象征性的荣耀，而生前的治国主张却无法得以实现，这是古代中国很多君子所倍感凄凉的地方。

五、时代启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不能抛弃的民族文化源泉，文化基因的传承性使得君子品德与君子之道、君子修身养性方式方法乃至君子如何参与治国等理念，对新时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新时代的中国，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与激发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一些社会不良现象的出现让人去思考道德在调节人的行为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其中“全民守法”应该是民众日常行为的根本底线。对于诸如碰瓷、扶老人反被讹、问题疫苗等引发民众普遍关注的恶劣行径，司法程序在事发以后致力于给予公正的裁决，而人们更想去思考在文明高度化的当今社会这些道德沦丧现象为何会发生的问题。人的外在行为受其内心欲望的支配，自古至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即饮食与求偶等基本需求是人最大的欲望，死亡与贫苦等不利处境是人最大的厌恶，由于“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礼记·礼运第九》），即人的欲望与厌恶深藏人的心中而不可测。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但必须符合道德以及法律的基本要求。道德作为事前调节机制，让人在追求内心所欲与回避内心所恶时，能够秉承基本的规范，进而守住“守法”这条底线。君子之道中的积极成分如果能让现代人汲取精神与道德营养，那么可以预见这些道德沦丧现象会大为减少，因为难以想象诸如孔子、孟子、颜渊等追求君子之道的人在当今社会中会做碰瓷这类事情。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其中指出要“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这种道德要求与儒家秉持的君子之道中的某些道德观念既一脉相承又富有新时代的特色。尽管君子之道对普通大众来说是一种相对较高的道德要求，但在民众科学文化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代背景下，君子之道的大众化推广却要比古代中国便利得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利用与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道，能对民众约束自身的行为产生積极作用，进而服务于“全民守法”这一法治目标。民众自觉守法并按照高尚的道德行事，这本身就是治国的一大目标，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积极帮助。

君子通过学习来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新时代中国的学习氛围以及教育目标与重视“形而上者谓之道”（《周易·系辞上》）的古代人才培养已有很大差别，但通过高尚的道德规范来提升自身的品性修养这种宗旨是一以贯之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其中君子之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以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的前提下，新时代思想意识领域的教育与学习之中应该弘扬君子之道中所包含的积极成分。君子修炼自己品德会强调坚持不懈，这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致力于推进党内外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有类似之处，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古代男性为了成为君子会不断地学习，而女性群体却被排除在外，这一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女性歧视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几乎已经彻底扫除，这是弘扬君子之道的一个良好现象，因为女性也能成为君子。除了坚持学习之外，君子始终以警惧的心态来秉持君子之道。在新时代治国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忧党、忧国、忧民，并指出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这样才能抓住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5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思危方能居安”，从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告诫人们“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新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分析与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时，他们这种客观冷静并带有忧患意识的治国思维对国家繁荣与民族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个人的修身方面，能够保持警惧之心的人不会与人因生活琐事而产生纠纷，甚至会引发互相揪扭与撕打事件以触犯法律（曹瑜，2009）。对于骄傲而言，西方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传统观点把骄傲定义为一种“罪”，中华传统文化只是将其归为道德上的缺陷（李斌等，2009）。君子警惧的心态让人杜绝骄傲自满，从而在人际交往之中避免被孤立。鲁力（2016）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有益影响，朱海燕等（2018）研究了充满知识与感情的柔软、温暖以及富有正能量话语即“心灵鸡汤”对大学生的某些影响。然而，君子警惧的心态启发当代人如何保持心理上的健康，正如表2中第4条所提到的君子能够保持“坦荡荡”的健康心理，小人却具有“长戚戚”这种心理疾病。在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之时（辛自强，2018），利用弘扬君子之道来保持民众的心理健康有助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顺利开展，比如让民众在得到官方媒体证实之前谨慎地对待网络舆论等心理行为就有益于工作的开展。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所提到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九千万左右共产党员组成的群体。中共党员首先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与评估才能入党，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过硬才有可能成为党员。君子是古代中国道德品质高尚的一群人，毋庸置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群道德修养高尚与纯洁的一群人组成，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群新时代的君子。对于党员来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与古代中国君子之道中的积极成分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的特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可以通过参与中国共产党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家治理，其中“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时，需要政策执行者能够谨慎地对待并能妥善解决（汤二子，2019），这要求干部的素质必须过硬。为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之下，应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这些对干部队伍的要求特别是品德要求与君子所具有的诸多优良品性是相通的。表3摘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月13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员干部所提出的“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要求。对照表2中君子与小人的行为处事区别，这里五个必须所提的要求可谓新时代党员干部中真君子的品德修养，而五个决不允许所提到的行为恰恰与小人的行事方式相类似。

资料来源：《新时代热词》编写组编写的《新时代热词：100个词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P88-89）。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实现与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让人民能够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其中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新时代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大代表会为治国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中共十九大报告告诫道“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古代君子治国之道中亦将人民放在首要位置，正如孟子所言统治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弘扬君子之道中的积极成分对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会产生促进作用。

六、结论

在古代中国，君子作为一群道德高尚的一群人，对于维护与推进国家统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君子之道作为君子的价值观，要求君子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道德追求、日常行为以及待人处事方面要达到更高的标准。将君子与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小人进行对比时，更能体现出君子道德与行为的高尚之處。君子之道所倡导的君子精神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从而让君子不会对于那些违背于君子之道的人或事轻易妥协，更不会向生活之困苦与艰难低头与苟且。

在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与文化领域得到重视。君子之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的积极因素可以在当代中国发挥余热。对于当代社会中的一些道德沦丧之现象，君子之道给人带来的道德修养提升可以减少这些不良行为。君子坚持学习以及警惧修身的品格，对于新时代的治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需要一些能够忧国忧民、与民同乐的时代君子，也需防范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即时代小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君子之道、君子精神、君子之行以及君子之求等觀念中的积极养分，理应通过重塑、整合以运用于新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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