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客卿制度与识人文化研究

续婧仪

关键词：春秋战国;客卿制度;识人文化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9）09 — 0094 — 03

引言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历来研究者众多，但是由于时代或是学术导向等等因素所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春秋战国的研究集中在社会形态、井田制度崩解等方面。客卿制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受到重视，对于识人文化的研究也较有限，并且少有人注意到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而当今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对于春秋战国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相关体制与观念的研究就显得较为必要，这也是笔者选题的缘起。

回顾关于客卿制度的学术史，1980年，李福泉率先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秦国客卿议》，提出客卿的任用是秦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是秦国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分析了秦国客卿制度的原因、方式、特点、意义，为之后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后来在2008年，潘文杰发表《春秋战国时期的客卿研究》对客卿的释义、原因、出身等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总结和探究，并且通过秦国与东方六国公卿制度的横向比较，扩展了公卿制度的研究角度，完善了对客卿制度的认识。但由于客卿一词在战国才出现于文字记载之中，相关史料较为分散。另外对公卿制度的研究大都停留在事实、意义的层面，并集中于对秦国这一特定国家及典型客卿事迹的分析，而对其起源、制度优势、运作模式等阐述较少。

因为识人是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不易引人注目，相关专述比较少，只是在部分著作中稍有涉及，如朱耀庭的《诸子百家论人才》中谈到了诸子识别人才的一些方法，朱寄云等编辑的《人才春秋》对于春秋战国识才、选才、荐才、重才、育才、用才方面有相关记述。与识人文化相关的文章有秦国利的《春秋战国时期人才价值观的演变》，罗进的《简论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观》等等。但大多把识人问题孤立出来研究，少与春秋战国的相关制度等背景相结合，使得春秋战国作为识人文化的源流的地位并不突出，并且较为一致地对春秋战国的人才观念持有褒扬的态度，少有批判性分析，也就不便了解春秋战国识人文化的全貌。

春秋战国构成了传统识人的基本格局，站在源头的角度将这一时期的人才制度和人才观念结合起来分析有利于把握人才培养与发展的全局，在当今推动人才事业的再一次腾飞。

一、客卿制度的含义和起源

首先清楚地了解客卿的含义有助于对客卿源头的探索。一般认为对客卿较早的明确定义是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做注中提到的“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诸侯来者，其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由此可知，客卿是指秦国的一种官名，应与“客”相区分。即客卿是客中居卿位的一部分人，是客仕进的一种途径。

从宏观背景考量，国人、野人殄域消失形成自由民阶层，士的人格独立与自我意识觉醒，土地制度变更和战乱，出奔现象大量出现，宗法体系残缺不全，民众寻求依靠，作为一种非亲缘关系的势力注入原有格局，便出现了客。这一群体包括知识分子、下层官吏和地方豪士、名士、游侠等等，出于求生和实现自身利益抱负的目的，依附并服务于人主，从而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时局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倘若客的数量较少，就不会有客卿的制度化、规范化，客的广泛出现使客卿制度的产生具有了可能性。

从前人着墨较少的微观角度分析，为了招徕宾客并为自己所用，人主供给客衣食住所，与客形成了较为亲近和熟悉的关系。在这种交往密切的情况下，人主获得了对客才能、人品等各个方面的认识，同时客对人主具有依附关系，形成了客对人主的普遍忠诚。加之时局未定，人主难以采取统一的考核方式来选拔官吏，因此客就成为官吏的可靠來源，并大大降低了人才选拔方面的成本。

此外私学为客的参政素质提供了保障，而且其兴起之初便是出于“仕”的目的，对此，荀子曾这样说过：“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惟学乎！”韩非也说过：“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孰不为也？”有这一基础在，客与仕途相连接形成客卿也就是自然的结果。

二、客卿制度的运作特征

客卿制度首先是减少等级制度、血缘关系对人才任用的束缚，四处求士或听取举荐。如《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人主通过广泛地探访到各地去招徕客，扩大人才基础。后以厚币相迎，并施以客礼，体现了对人才的充分尊重。

招纳为客后，一般由客（或上客）先拜为客卿，再拜为正卿，过程较“以客入仕”复杂。虽然有时只是通过提出自己的观点的简短交谈便可拜为客卿，以《资治通鉴》中所载为例：“（范雎）因进曰：‘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则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乃以范雎为客卿，与谋兵事。”诚如赵翼所指出的：“或一言契合，立擢卿相。”但是想要拜为丞相或是上将还需建立战功，这与商鞅变法中的军功爵制度相吻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客卿制度是对以客入仕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对人才要求更高，也因此更具有生命力。这一制度以客卿为纽带，把单纯的以客出仕和单纯的军功出仕结合起来，是一种更为理想的仕进途径。

从结果看，客卿虽大多任将军、丞相等高职，但又无法摆脱出身的束缚，有一批客卿会因权重却缺乏有力支撑而归还权位。较为典型的例子有范雎、蔡泽。《战国策》中载蔡泽为相“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这样客观上使得高位的流动性变强，任期有限，防范了专权并保持了正确政治路线的连续性。

虽然客卿制度作用巨大，但是其不足也不容我们忽视。客卿制度初次选拔相对来讲没有严格的程序，会存在有通过贿赂下人，或用奇特行止引起近臣注意来求得引荐的行为发生。这种“宽进口”的制度设计既为广揽人才创造可能，又存在一定的隐患。而被迫高位辞职情况多发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才竞争环境仍然没有摆脱强权的干涉，由此产生了扭曲，不利于长久发展。

三、识人文化的兴起与繁荣

尽管现在对人才的尊重与培养已经成为共识，但实际上有关人才的识人文化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明显存在并为人所重视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春秋战国的识人文化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觉醒。

春秋战国前少有“人才”之称，世卿世禄制强调的是血缘和世袭，即看重的是官员的服从度、忠诚度。《管子》中对这一问题有较明确的阐释，春秋之前是“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而春秋之时则是“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年伤。”其转变之大可见一斑。

之后识人文化在较短时期内出现繁荣，几个突出表现如下：

一是招贤方法的丰富。各国的招贤方法大致有3种：第一种为招聘，如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置黄金于台上，礼聘天下贤士。第二为他人推荐，例如瞿璜向魏文侯荐举段千木、田子方等人，这些被荐举的人才，都受到国君的优礼和任用。第三种即为自荐，如苏秦游说六国，一人佩六国相印，显赫一时。再如“冯谖弹铗”、“毛遂自荐”等等

二是选拔制度的创新。春秋战国时进行了一系列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创新，且都以竞争为重要原则，如军功入仕、从吏入仕、通法入仕、征仕等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此时的识人文化在一片赞歌中仍存在需要改进之处。

一方面是在客卿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人才受到的尊重是被强烈的时代要求激化出来，政治与利益色彩浓厚，发展并不成熟，更多地以“实用”为目的，而不是真正的对于知识与才能的尊重，所以常常出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现象。

另一方面是人才并沒有实现真正的流动自由，其自由更多地来自社会环境，而在人主统治下却存在着管制的现象。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中载：“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步，责之。”体现了当时对游士发放和交验身份证并实行责罚的制度，虽然有利于人才管理，但同时也是建造无形“人才国界”的做法。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识人文化的兴起和繁荣是一次人才事业与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飞跃，是统治下的人从绝对服从的消极状态向发挥才能的积极状态的可喜转变。

四、客卿制度中的识人文化

春秋战国识人文化的兴起与客卿制度并不是并行的两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识人文化是以客卿制度为代表的强烈的政治因素而唤醒的。

若将客卿制度细化为以下几个系统，则可发现这几个系统中都体现并培育着识人文化：

一是资格审查认定系统——才德并重，任用人才由以血缘为主的服从为准转变为反对论资排辈而以才德为准。

二是教育培训系统——厚遇贤士，代表之一便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从各国招集文人学士上千人，为国君出谋划策，给稷下学者以厚禄，提供“高门大屋”等舒适优越的生活条件，让其“不任职而论国事”，减少士人的后顾之忧，创造宽松的学术气氛，被余英时誉为是“养贤之风的制度化，士阶层发展的最高点”。

三是考核系统——赏罚分明，《韩非子》中记载：“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君见赏，臣则损之以为德;君见罚，臣则益之以为威，人君见赏，而人臣用其势;人君见罚，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严明赏罚赏以劝善、扬功，罚以惩恶、戒罪。促进官员的优胜劣汰，通过恰当的激励来促进良好识人文化的形成，并使之强化成为共识，深入文化基因。

四是授官系统——量才任用，用人不疑。如《吕氏春秋》中所言：“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弑人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依照特长任用逐渐成为重要用人思想。而用人不疑是春秋战国对人才的尊重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魏文侯信任乐羊而不轻信围而不攻的谗言，齐威王信任章子不降，给予了人才足够的发展空间。

春秋战国识人文化在客卿制度中得到动力，并因此具有强烈政治色彩，成为了政治文明催化精神文明的典型缩影。

结论

客卿制度的产生不仅与春秋战国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而且作为一种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其自身优势也奠定了它作为春秋战国最为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之一的地位。其运作过程较为灵活、缜密，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春秋战国时的识人文化具有开创性，有许多泽被后世的重要思想形成，但同时也存在不足。

总结关于春秋战国客卿制度与识人文化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应从多个方面统筹规划，大致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突破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人才能够自由流动;二是防止垄断，促进竞争，从人才和用人者两个方面充分调动积极性，以求人才资源在积累和利用两个方面都得达到最佳状态;三是普及教育，并达到教育和现实与个人才能的双向衔接，不让人才选拔沦为一种形式;四是为人才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既可以保持人才的积极性，又可以保持清正廉洁;五是知识技能培训与实践实习双管齐下;六是缩小用人者与人才之间的地位差距，建立双方良好的沟通体制，实现建立在双方充分了解基础上的双向选择，七是保持人才与政治经济等事业的通畅衔接，但也应保持人才事业的相对独立性;八是建立尊重人才的共识，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基因。

客卿制度不仅揭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用人不拘土产”的道理，其中蕴含的启示与识人文化都值得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究。

〔参 考 文 献〕

〔1〕朱砚夫.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1963：63.

〔2〕韩非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08-112.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374.

〔4〕（宋）司马光，（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5-38.

〔5〕（清）赵翼，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294.

〔6〕高诱，注.战国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64.

〔7〕（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唐敬杲校点.管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81-85.

〔8〕任立达，薛希洪.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20-24.

〔9〕庄适，选注.吕氏春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197.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