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与城乡均衡发展

梁向东　阳柳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新型零售业等新型服务业不断涌现，服务业商业模式不断演进，这些正在极大地改变当今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着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型服务业商业模式具有强化产业业态之间的联系，克服空间对要素流动的制约，加速要素流动，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的作用，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极为明显，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由于农村优质人才选择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强烈，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相应也会带走资金等要素，抽空农村产业发展动力。这种城市对农村要素的虹吸效应，随着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导致资源进一步集聚到城镇，加重城乡发展不均。要素流转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改善城乡关系，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加快农村地区产业链整合，探索适合农村的产业发展之路，比如加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度，整合农业生产、采购、包装、运输、售后等环节，利用农业自主生产的优势，使得农民能从农业全产业链上获得更高收入。

关键词：城乡均衡发展;新型服务业;商业模式;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普惠金融发展视角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5ZDC027）;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新时期高校‘双创型人才供给模式研究”（XSP17ZDI002）

中图分类号：F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10-0047-07

一、引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进入新时代，中国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2017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市的37%，农村的人均消费水平不及城市的44%;农村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外出农民工占了70%，这些流动农民工无法快速融入城市，进而导致农村大量留守儿童和老人，农业发展失衡。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服务业商业模式不断创新为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契机，因为新的服务业商业模式具有强化产业业态之间的联系、克服空间对要素流动的制约，加速要素流动，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的作用。

如何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从城乡二元结构的测度、形成原因、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并提出了大量的对策建议。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测度问题，主流方法是结合城乡收入差距的计算，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收入、收入增长速度、消费水平以及储蓄水平等方面。从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我国人均收入差距呈波浪式上升，并在2009年达到最高，之后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从1978年一路上涨，并于2003年达到最高，之后逐步下降，但这种下降的趋势还没有到加快城乡均衡发展的程度。在建国初期，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我国政府选择了长时间的城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城市单方面控制了城乡政策的决策权，造成了对农业长时间的忽视，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①。除了直接原因之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等级关系、财富分配的等级格局、农村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市场等级化与一系列战略、政策和社会安排，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提高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②。最明显的便是户籍制度，城市的容纳量是有限的，因此为了保护城市资源，当地政府会采取各种歧视性措施来保证城镇本土居民的权益，而户籍的存在导致了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将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隔离开来，如在供给模式、生产模式及分配模式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③。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劳动合同、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会参与等，这不仅是社会的不公，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④。邓子基（200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不均衡的财政拨款与中国现在“三农”问题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而“三农”发展滞后直接导致了我国内需不足，同时也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等“失衡”现象的集中体现⑤。在教育资源方面，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差距的直接原因，而教育水平差异正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为了自己以及后代更好地生活，农村青壮年们不愿意在农村生活，大批人去城市谋生。因此，王迎春等人提出新生代农民断层的原因与农业效益低下、农民社会地位低下以及农村落后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越有能力的农民工越不愿返乡，这使得青年们愈发不愿意在乡村生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不均衡的问题⑦。

尽管中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进行了很多探索与实践，但依然存在許多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将农村发展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这个词语源自英文“business model”，虽然这个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直到90年代才开始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广泛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个词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我们提出的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是指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业。服务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乡收入差距。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能有效抑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但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异质性、技术效率异质性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⑧。促进就业。第三产业的发展能为进城务工人员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并且能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回乡创业，进一步消化了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并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⑨。（3）改善消费结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城乡统筹具有环境营造、产业集聚、城乡沟通、人才培养和增加消费等功能，起着基础媒介和桥梁作用⑩。城镇居民的人均食品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与现代服务业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农村居民在文化娱乐、住房和杂项上的支出与现代服务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家庭设备支出与现代服务存在负相关关系{11}。因此，现代服务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能有效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二、理论假设

城乡二元结构是人类发展历史中难以绕过的一种社会状态，其形成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比如社会制度、人文风俗、产业变迁等都会产生影响。经济活动集聚产生的外部性是企业与要素集聚的驱动力，进而形成的生产和生活聚集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集聚外部性，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集聚效应（农村与农业难以产生这种集聚效应）使得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影响巨大，变化极为明显的是服务业结构和商业模式，尤其是由此创造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有助于克服时空对要素流动、产业发展的约束，从而改变城乡之间空间隔离、产业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比如阿里巴巴、京东等交易平台让城乡之间无差异共享市场信息，并借助于现代物流，农产品得以在一个更大的开放透明市场中进行交易，提高了配置效率。不仅如此，产业链在产业生产和产业布局上得到延伸和裂变，衍生产业得以创造。对于农村而言，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村和农民提供了一个新的了解和接触世界的窗口，农村产业不再局限于农业产品，有了嵌入世界市场相关产业链的机会，从而获得与高端产业结合的良机。在这种创新驱动下，市场方面，农村能够扩大生产销售范围，摆脱区位劣势约束;生活方面，农村能够缩小与城镇人口在教育、金融等福利方面的差距。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锁定，为城乡均衡发展创造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加速要素与商品流通，促进城乡发展均衡。

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能从多方面促进要素流通，比如加速商务交易、引导公共服务与金融投资。在商务交易类方面，传统服务业受空间制约的影响较大，买卖双方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进行面对面交易，而新型服务业部分解除了区位约束，服务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如淘宝、京东等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共享平台，为卖家提供了一个面向大众展示自己产品的平台，扩大了市场规模，同时扩大了买家选择范围。对于农民而言，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的发展将农产品与下游产业联系起来，拓宽了产业链，降低了中间产品成本，为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提供了可能。

假设二：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改善投资模式，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以往由于资产或信用抵押、风险和收益等方面的原因，农业和农民获得金融支持的难度大，制约了农村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微型金融的出现，风险评估变得更为简洁，农民和农业获得小额信贷的可能性增加，而且农民投资习惯也得到改善，因为长久以来的风险规避型的心理与金融知识的匮乏，农民比起投资更倾向于储蓄，但互联网金融借助强大的传播能力提高了农民对相关金融知识的认识，再加上手续的简化，投资渠道更为丰富，投资方式多元化，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投资欲望，为农民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可能。

假设三：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通过共享式教育缓解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矛盾。

在公共服务类方面，信息共享平台使信息的流通更为顺畅，这种信息共享能打破地理位置约束，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理位置不够优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乡村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农村受信息闭塞的影响，极大地限制了乡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快捷地将信息传向乡村，扩大农民视野，增加他们获得知识的机会。尤其是在教育方式的创新方面——远程教育，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新的发展可能性。农村一直以来都缺少优质教育资源，教学条件相对较差。互联网的普及为远程教育进入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远程教育不仅能提高儿童基础教育质量，还能为成年人的继续教育提供机会。农村居民不仅能在家学习各大名校的课程，还能自主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从以前的被动接受变为自主吸收。

假设四：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虹吸效有可能扩大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极为明显，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城市教育资源丰富，考虑到代际发展，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以及农村养老设施不完善，农村优质人才选择向城市流动的欲望极为强烈，进而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对农村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农村优质劳动力的流失，相应会带走资金等要素，抽空农村产业发展动力，这种城市对农村要素的虹吸效应，随着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导致资源进一步集聚到城镇，加重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矛盾。

以上假设表明，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是否有助于消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实证来验证。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检验

1. 变量选取

本文将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按行业类型分为三类：商务交易类、金融投资类与公共服务类。选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业及远程教育等发展程度来衡量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指数来表示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其中，电子商务发展程度由电子商务交易额表示，远程教育发展程度用远程教育交易额表示，电子商务交易额来自政府统计公报，远程教育交易额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由于数据获取难度太大，无法找到互联网金融的产值或者融资总额等数据，因此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程度用金融业国内生产总值来替代。由于金融业国内生产总值大于互联网金融生产总值，因而存在高估互联网金融影响的可能。

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衡量，当前的文献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是在陈宗胜提出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构造出二元生产率对比系数，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与二元反差系数进行综合分析{12}。二元生产率对比系数指的是农业部门比较生产率和非农业部门比较生产率的比值，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城市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农村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二元反差系数指的是城市（或農村）产值比重与劳动比重之差的绝对数。其中，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产值比重/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部门产值比重/非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二是使用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办法主要有两种：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部门人口必然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不一定与城镇人口的变化相一致，这种不一致会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测量产生一定的误差，因此比较劳动率与本文研究的重点有所偏离。考虑到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变化比较敏感，而泰尔指数能更好地描述两级收入的变化，而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此本文选用泰尔指数来作为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的衡量方法。本文的数据为国家层面，以Tlt来表示t时期的泰尔指数，为了更好地测量城乡差距，将城市与乡村的泰尔指数的绝对值进行对比，得出对比形式的泰尔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下标为1时表示城镇地区，下标为2时表示农村地区，zi，t（i=1，2）表示城镇或农村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总人口，pi，t（i=1，2）表示城镇或农村的总收入，pt表示t时期总收入。

本文引入哑变量来处理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城乡均衡的影响，即设定创新出现的时间点，该点以前没有这项创新，该变量为零。以淘宝创立的时间2003年为商务交易类服务业创新的起始点，以支付宝应用时间2004年作为金融交易类服务业创新的节点，考虑影响的时滞性，决定分别以2004年与2005年作为这两类服务业创新开始的时间点。以远程教育龙头企业新东方集团的上市时间2006年作为公共服务类服务业创新的节点，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只找到2008年起的远程教育交易额的数据，以2008年作为公共服务类的产业的开始时点，因此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本文中的控制变量选择的是与城乡收入差距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偏向（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表示）、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经济干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13}。综合考虑，数据的选取范围确定为1987—2017年。

2. 数据描述

为了使表达更为简练，下文中用TL表示泰尔指数，AS表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例，PR表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FI表示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EC表示电子商务交易额，DS表示远程教育交易额，BB表示金融业生产总值。

从表1来看，城乡之间泰尔指数的差距无论是平均值，还是最大最小值，差距都是显著的，而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投资比例的均值也能看出，城镇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表1还能看出，代表服务业创新的产业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十分迅速，电子商务交易额的最大值甚至达到29万亿元。这种蓬勃发展的产业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也为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契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1 城乡差距、城镇固定资产占比、一产业占比、

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的时间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城乡泰尔指数绝对值之比虽然在1994年、2009年与2013年有下降的情况，但从总体来看从1987年开始呈上升趋势，在2017年达到了1.95，也就是说城镇与农村的差距将近一半。城镇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从0.72上升到了0.98，也就是说在2017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投向了城镇地区。从图1还能看出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与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87年的0.26降到了2017年的0.076，而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0.18上升到了0.21。

圖2的副坐标表示的是远程教育的数据，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三种产业的交易额均在稳步上升，最明显的就是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速度十分迅猛;而远程教育与金融业发展速度相对平缓些，但可以看出这两者巨大发展潜力与空间。

图2  电子商务、金融业、远程教育产值的

时间变化趋势

3. 协整检验

因为变量的方差差别大，因此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然后对数据进行ADF协方差检验与EG-ADF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是一阶差分后平稳，即以上变量均为单整I（1）过程，用johansen检验协整关系，见表3所示。

从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可以看出，原序列至少存在4个协整关系，而从AIC（赤池信息准则）、HQIC（汉南庆信息准则）、SBIC（施瓦茨贝叶斯信息准则）三种准则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因此下文将采用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方法来分析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

表2  协方差检验与协整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

四、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

1. 长期均衡关系

我们将原序列滞后四阶后对第一个协整向量做正则化处理，可得出协整关系如下：

lnTL=-10.011-28.435lnAS-6.665lnPR-2.460lnFI-1.012D1lnEC+10.790D2lnBB+0.328D3LnDS（2）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值，***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见表4。

表4  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除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外，选取的向量均为城乡泰尔指数之比的格兰杰因，再结合协整关系的公式，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果：

（1）第一产业的发展与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减小城乡二元差距。第一产业长期以来作为乡村的支柱产业，其发展对于农村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产业的增加能显著增加农村的经济实力，从而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而财政支出的增加能有效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留住或吸引人才回流的作用。

（2）电子商务的发展能缩小城乡二元差距。电子商务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加速农民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在电子商务诞生之前，农民受限于市场信息，农产品销售限制在几小时大巴车运输范围内，造成农产品类型与销售渠道单一，严重约束了乡村可持续发展。而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一个无限大的外部市场，这个市场信息透明而有效。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强制性要求农民参与产业链上的加工与售后环节，进一步完善了农业产业链，为乡村自主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由此可以看出，服务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利于要素流通，不仅能促进要素在乡与乡之间的流转，更能促进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通。

（3）金融业的发展会扩大城乡二元差距。金融业要求从业人员对金融知识有充分了解，并且对金融市场的变化非常敏感，而农村不仅缺乏对金融知识的了解渠道，也没有足够的金融素养。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基本上属于投资风险厌恶型，即难以获得融资支持，也不愿意主动寻求融资。这样，金融业发展造成的城镇虹吸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对城乡均衡发展造成的负向作用比较突显，服务业在投资模式上的创新没能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反而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

（4）远程教育的发展对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不明显。一般来说，教育资源投入的增加能增加该地区的收入水平，但可能由于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以及对年龄来说的边际递减作用，本文实证分析并没有发现远程教育对提高农民收入的正面影响。原因在于现阶段我国远程教育发展可能还远远不够，农村通过远程教育获得知识的能力及条件也不足，因此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在共享式教育方面对于城乡均衡的作用还很微弱。

2. 短期均衡关系

从短期均衡来看，各变量之间存在如下协整关系：

D1=0，t≤20031，t≥2004，D2=0，t≤20041，t≥2005，D3=0，t≤20071，t≥2008

根据VECM模型估计结果，可得出对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ΔlnTLt=-0.002-0.679ECt-1-0.811ΔlnTLt-1+0.307Δln

TLt-2-0.358ΔlnTLt-3+0.346ΔlnASt-1-0.122ΔlnASt-2+

0.248ΔlnASt-3-0.017ΔlnPRt-1-0.073ΔlnPRt-2+0.077Δln

PRt-3+0.246ΔlnFIt-1+0.046ΔlnFIt-2-0.061ΔlnFIt-3-0.052

D1ΔlnECt-1-0.016D1ΔlnECt-2-0.138D1 ΔlnECt-3+0.163D2

ΔlnBBt-1+0.139D2ΔlnBBt-2+0.001D2ΔlnBBt-3-0.007D3Δln

DSt-1-0.006D3ΔlnDSt-2-0.008D3ΔlnDSt-3 （4）

D1=0，t≤20031，t≥2004，D2=0，t≤20041，t≥2005，D3=0，t≤20071，t≥2008

误差修正项ECt-1=InTL+10.0106+28.4351InAS+6.6653InPR+2.4600InFI+1.011897D1InEC-10.7901

InBB-0.3284InDS。

实证模型的拟合系数为0.93，拟合程度很高。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乡泰尔指数之比差分的一阶滞后当期呈负向影响，而二阶滞后呈正向影响，三阶滞后又呈负面影响，证明中国城乡泰尔系数存在一年期的惯性，但作用力不强。与长期均衡不同的是，第一产业占比虽然在一阶滞后与二阶滞后仍对泰尔指数之比呈负向影响，但三阶滞后呈正向影响，而地方财政支出在一阶、二阶对城乡泰尔指数之比呈正向影响，三阶呈负向影响;电子商务与金融业与长期影响一致，而远程教育则是完全相反，说明远程教育的影响存在滞后现象。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VECM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均衡后发现，不同类别的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对城乡结构的影响有所不同。商务交易类，如电子商务等的发展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而公共服务类与金融投资类产业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因此，原假设一与假设四得到实证支持，假设二与假设三和现实发展情况不一致，即服务业商业模式创新能通过加速要素与商品流通来改善城乡二元结构，但目前的创新模式在投资模式与共享教育方面暂时无法起到均衡城乡结构的作用，同时还存在虹吸效应会将资源更多地集中于城市，导致城乡差距扩大。

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充分发挥服务业创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未来还应进一步结合中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要素流转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来说十分重要，不仅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改善城乡关系，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应加快农村地区产业链整合，探索出适合农村的产业发展之路，比如加大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度，整合农业生产、采购、包装、运输、售后等环节，利用农业自主生产的优势，形成农业的竞争优势，使得农民能从农业全产业链上获得更高收入。政府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奖励基金鼓励农村居民回乡发展，通过资本回流带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将人才资源留在乡村，减少“空心化”的现象，同时能有效解决乡村“留守儿童”的问题，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一方面，要通过小微信贷等互联网金融的支持，建立相对完善的“三农”融资渠道，尤其是建立农民的信用体系，通过土地要素使用权的质押等保障“三农”资金的可获得性，为农村资金的高效流通提供条件，避免资本外流。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投入，提高信息共享程度，整体上提高乡村发展水平，增强劳动力吸引力，削弱虹吸效应。特别是要重视教育资源的整合，各地区政府可以与各大高校及企业进行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培养专业型人才与适应时代发展的先进型人才，将高校学生或者新入职人员的学习或实习地点放在乡村或者开展“干中学”等活动，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更能帮助企业扩大市场，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继续推动创新，政府部门要精简创新的审批手续，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同时建议行业领头企业以及协会对于创新质量进行评估。

注释：

① R. Kanbur， X. Zhang， Fifty Years of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Central Planning，Reform and Open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9（1）， pp.87-106.

② 林光彬：《等级制度、市场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管理世界》2004年第4期。

③ 陆道平：《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与对策》，《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

④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⑤ 邓子基：《关于财政支农问题的若干理论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⑥ 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⑦ 王迎春、张婧、王艳丽：《我国“农民断层”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年第6期。

⑧ 尹虹潘、刘渝琳：《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城市化演进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年第5期。

⑨ 肖挺、刘华：《服务业生产效率异质性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管理科学》2013年第4期。

⑩ 王崇举：《现代服务业发展与城乡统筹》，《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11} 梁向东、贺正楚：《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研究》，《财经理论与實践》2013年第6期。

{12} 周月书、王悦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关系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3期。

{13} 武小龙、刘祖云：《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2—2011年省级Panel Data的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梁向东，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114;阳柳，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