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历史回眸与新时代发展论略

赵连文，朱 雄，王 岗

(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走进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紧紧围绕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转化，寻求着自身行业新的适应性的发展战略、理路和策略。因此，近年来广大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围绕服务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伟大时代使命，进行了大量的回眸与反思性研究。总结过去的成就与优势，把脉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成为各个领域学者共同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基于此，对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承担着优秀文化使命、义务的中国武术，展开对其20世纪现代化发展成就和问题的回眸与反思，厘清这一过程中“守与变”“中与外”在中国武术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原因、动机和效果，就应该成为新一轮中国武术再出发时必须搞清楚和回答好的理论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守”和“变”“中”和“外”的关系，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纲领性指导理念。对于中国武术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来讲，其20世纪的发展成就和问题中“守与变”的交替过程、“中与外”的交流过程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1 中国武术20世纪以来发展历程回眸

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事项，一直在自己的文化圈发展与生长，有着自己的技术体系和文化传统，始终生活在自己的、纯粹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态圈里，并按照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进化模式自然地发展和存在着。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救亡图存”社会变革的开始，在热切呼唤中华文化参与到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背景下，在中国武术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日子里，中国武术在“中”与“外”“守”与“变”的博弈中开始了历史性变革的文化改良、改造。

1.1 “外”来文化强势进入后，中国武术开启了其“变”的目标并被框定在了“体育”

20世纪开始的中国武术变迁，其最大的动因来自于域外文化、体育文化的强势进入，进而引起了民国时期社会“进步人士”的指责、呵护、认同，使其必然地走进了现代体育领域。

“西方文化在初期东来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抗……尤其到清朝中期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西学更是遭受排斥。故步自封、盲目自尊的心态和闭关锁国政策、隔绝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局限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极不正常的历史时期。”[2]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交流那时就处于这样“极不正常”的状态，王维泰1897年发表的《体操说》一文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尽管其文整篇在论及“体操”的价值和功能，但文章却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体操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而教子弟以礼让之人本也。古者六艺，并习射御，所以娴揖让进退也。四时农小隙以讲武，所以顺少长习威仪也”[3]的言说。从王维泰的言论中，我们就可以领会到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最早进入中国的体育项目“体操”的态度是“极不正常”的。这一态度在1902年发表的《论国民宜崇旧有之武术》一文中使我们的感觉更为明显：“今日跂跂脉脉之民疫恭脆弱，十人而九……而苟安于势，不思于固有之武术。俾可振肌熠魄，勉为大国伟民也。”[3]18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许多维新运动人士都开始在“救亡图存”的目的下提出“以进化论为武器，提倡近代体育”[4]。就是在这种西方体育被提倡的大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武术仍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的发展，今天看来还是来自更多的“本土体育”坚守者的倾力捍卫和支持。

当时很多倾情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维护见解和呐喊。王梗先生发表于1921年的《国粹体育》[3]87-92，用了大量的事实阐释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优势，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现在体育正起进步之时，而不是国粹体育，可谓危险之至了！现在知道国粹与之优点何在？在将来必更有所发展，关系重大，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文最后，更是用了短短数语对中西体育作出了结论性的概括：“篮球这种运动，只限于青年壮年时代，合宜运动，不宜儿童、女子、老人练习。至于拳术，无论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一概相宜练习。这种天然的普及运动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正是这样一批中国传统武术的捍卫者，成就了中国传统武术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是近代历史中被称之为“土洋体育争论”的阶段。对于这一阶段的历史评价，当代著名的体育史学专家罗时铭教授是这样评论的：“所以在‘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体育界，便有人在‘保存国粹’的口号下，主动扛起维护民族传统体育的大旗；在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感情的条件下，悄悄地与刚刚传入国门的奥林匹克文化进行着抗争。”[5]

之后的几十年，由于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在“赛先生”和“德先生”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景中，中国传统武术在这场“土洋体育论争”中无奈地走进了另一种境遇和另一种天地。这种境界和天地，在我们看来就是把中国武术的发展拉进了“文化模仿”的轨道之中。朱守训先生在1937年发表的《改进我国体育之意见》一文中，通过引用分析吴蕴瑞先生的“我国近代体育，先法日本，继仿欧美，有倡以国术代体育，有倡以军事训练代体育，甚有主张以工作带体育者……终因主张之不彻底，言论之无根据，施行无效”这句话之后，明确提出了那时的中国体育存在的问题症结所在“的确，我们所施的体育除了模仿抄袭之外，何曾切实地拿社会状况作根据而施方针呢？”[3]380-381对于那时中国体育存在着的“文化模仿”的论断，罗时铭教授是这样总结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抵制，一种抗争的话，那么从1927年开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则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走上了借助奥林匹克文化模式而进行自我改造的近代化进程。”

这一点在被后世奉为中国武术“现代化”与“体育化”改良奠基石意义的“马良新武术”、徐一冰所倡导的“学校武术”中都有体现。有学者也曾撰文指出：“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特定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武术的传统性仍保持得近乎完美，但在西方体育的简单化、科学化、娱乐化的影响下，部分武术的改良已经开始。以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徐一冰所倡导的学校武术，南京、重庆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内容及比赛项目、形式等等，都可以找到西方体育、现代武术的影子。武术的体育化应该说发端于这一时期。”[6]尽管这一时期发展“传统武术”仍占据着中国武术传播的主流地位，但“体育化”的中国武术发展已初见端倪，或者说它的现代化体育程度已经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两大中国武术传播组织的名称更改就可见端倪：“中央国术馆”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以及霍元甲所创办的“中国精武体操会”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它们都不言自明地告诉人们：中国武术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已经融进了西方体育的思想。也许它的融入不很显著，所占文化份额相对较低，但中国武术的准现代化体育发展已经开始，并开始触动真正的中国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

所以，根据这一时期中国武术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武术的发展基本并深刻地受到“外”来体育文化的影响，开始了现代化 “变”的改良。并且这种改良已经呈现出对中国武术诸多文化要义的“变”的痕迹。尽管文化的中国传统武术仍在其整体的中国武术内容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中国武术的发展趋势已经很明显地开始走向了 “准现代化体育形态”的体育武术发展之路。其表现形态是中国武术教育的逐渐普及化、中国武术的竞赛公开化和中国武术社会的组织分层化。

1.2 中国武术在体育事业中的存在，决定了其“变”的目标是以“外”的“体育”为标本

中国武术的“被现代化”发展，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国武术的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是同步进行和展开的。李守培博士在其研究中就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19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逐步开启了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传统武术也在这一征程中‘被现代化’着，并在传承路径、传播方式、普及区域、存在形态、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7]这种中国武术“被现代化”的开启，就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所以我们认为中国武术在“被现代化”基础上的“真正的现代化”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对此王岗教授是这样论述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体育事业是沿用着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在我国的体育组织机构的设置、开展项目的选择上的近乎全面的西方化。所以，存在于体育部门管辖下的中国武术的种种问题，就不得不完全面对西方体育的语境。也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武术的改良和发展，就走进了一个快速的‘以体变武’发展轨道。西方体育运动的思想、理念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开始主宰起了中国武术的改良与发展。”[6]197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就是一个围绕“体育”“体育运动”模式改良的“化”的过程。

我们从冯文彬先生发表在1942年的《对体育的几点意见》一文中就可以感知到中国武术体育属性的很早确立“要发展集体的体育运动，为克服经济上、物质上的困难，可以提倡国术(如打拳、劈刺等)，在可能的条件下，田径赛和球类运动，亦应尽量提倡”[3]380-381。应该说中国武术具有“体育功能、价值和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很多的仁人志士所认可和接受。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冯文彬先生更是明确提出“为了发展和普及体育运动，不仅是田径、球类应当继承发展，对于国术等，必须和发扬，对于旧的不适应的，必须改造，加以批判选择，做到科学的、有益于人民健康及生产国防的”国家号令。以及徐英超所提出的“应该对打拳、摔跤、刀枪棍棒等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新体育很好的一部分”。两位先生的讲话，今天看来无疑就是对中国武术新中国现代化体育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方针的引领，中国武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拉开了以体育这个“外”来文化模式为样本的现代化改良帷幕。

大量的文献史料表明，为了使中国武术发展与西方体育项目的发展同步进行，为了中国武术更全面地普及，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从西方体育简单化、规范化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组织中国武术界的专家于1957年研究编写了具有体育运动普及意义的“简化太极拳、初级、甲、乙组”面向不同层次人群习练的22个武术套路。这些套路至今仍作为武术普及、学校武术教育的内容，得到大众的青睐。这一举措为后来武术竞赛体制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技术规范化基础，是西方体育影响改良武术发展的最显著成就。随着武术在不同层次规模运动会上的出现，在完整合理的西方体育竞赛体制的影响下，武术竞赛工作的开展模式开始追求西方体育化。1959年我国的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武术竞赛规则》产生，是民族体育竞赛与现代体育竞赛接轨的产物，它所涉猎的裁判细则、组织机构、项目的分类都雷同于现代竞技体育的规则。同时它也成为现今国际武术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的雏形和基础。由于竞赛制度的建立、竞赛规则的颁布，武术的训练工作逐渐走向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的轨道，各省市相继成立了武术集训队、专业队等。这些代表队的建制都沿用其他项目的程式，训练理论的研究和训练方法的使用开始效仿西方竞技体育。从1961年出版的体育学院《武术》讲义中，就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和书体都来自于我们国家翻译出版的其他项目的教科书。它将传统武术分散的训练理论开始做统一化的尝试，同时借鉴西方体育的训练原则、教学原则制定了武术的相关原则，开始了用西方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价审视发展武术运动。尽管当时的教材存在着单一的模式，还显得肤浅，可以说是西方教材的骨架、武术内容的填充，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对武术的发展，特别是竞技武术科学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中国武术的“现代化”是以“外”的西方体育为发展模式而展开的。“这次中国武术的被体育化改革，其核心的指向就是完成中国武术的体育化角色定位。”[8]之后的几十年，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快速的体育角色转化的现代化历程。一方面成就了中国武术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的健身武术的快速发展，实现着中国武术成为增强人民体质的方法和手段的科学认可和实施；另一方面，在国家统管体育事业发展并强化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指导下，形成了以倡导竞技武术为引领的“传统+竞技”的现代武术强化发展之路。另外，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下，中国武术坚挺地存在于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的领域和场域之中，逐渐实现了中国武术作为学校教育不可或缺内容的存在，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体育类”学校的一个专业和方向。根据邱丕相教授主编的《中国武术教程》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总体发展状况观之，1978年之前的中国武术发展，在中国体育、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基本确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武术的认知定位[9]，即“中国武术是体育锻炼的方法和手段”“中国武术是竞技体育中的一个运动项目”“中国武术是体育课中的一个运动项目教学内容”“中国武术是体育学院、体育系科的一个专业和专项”。对于这一阶段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发展，杨建营教授是这样描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性对中国武术的影响只是对前一阶段的延续。1)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武术逐渐成为城市中老年人大众健身的主要手段。2)在学校的发展更加正规化，不仅被归列为正式的体育项目，而且还成立相应的专业……并向各级普通学校普及。3)普及方式更加规模化，传播方式进一步现代化……书籍、电影、电视等媒体对武术传播的介入也拓展了武术的传播范围。4)科学研究进一步深化……。5)体育化改造基本完成。武术由实用技术被改造成了一个类似体操的现代竞技武术套路，成为一个难美表现型运动项目，继而又形成了类似西方拳击的现代散打，成为格斗类运动项群的一员。现代竞技武术体系已经形成，现代武术的主体已经跨进体育领域。”[10]

聚思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体育”“运动”和“运动项目”成为中国武术术语归化范畴“定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武术现代化“变”的结果就呈现出了高度和绝对的“体育角色”了。这种高度和绝对的“体育角色”的确立，就是“外”来体育文化影响的结果，是“外”来体育文化作为模具对中国武术现代化加工和“化”的成就。

1.3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武术发展，决定了其“变”的方向是以“外”的“奥运”为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1978 年12 月18 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11]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分期，我们认为中国武术真正现代化伟大征程的开启，也应该是生发于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时期的第2年，即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影响深远的《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这一著名的《名古屋决议》的世界昭告，也使得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开始了追梦奥运的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之后的中国体育事业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落后的现状，先后作出了围绕“奥运会”中的获胜而进行的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性调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体委提出了要统筹安排，要突出重点，调整好项目布局，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并为此采取有效措施。”[12]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战略调整过程中，使得不是奥运会项目的“中国武术”原本的体育事业国家地位开始了动摇。之后1982年召开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开展国际交流，积极稳妥地向国外推广”的中国武术发展方针的制定和出台，应该就是为改革开放中国武术现代化征程吹响的第一声号角，也标志着“以体之变”的中国武术发展，开始了“以奥之变”的旅程的坚决发端。“之后的30年里，我们不断地用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理论、方法，对‘以体变武’之后的中国武术实施着‘奥运项目’的改良。”[6]198

可以说近40年来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几乎全部是以“外”的“奥运项目模式”为标准进行着其“变”的现代化的。时至今日，可以说这种“变”的行动仍没有丝毫的懈怠。大量的史料表明，中国武术以“外”的奥运模式为标杆的推进和强化，应该是从1984年开始就确立了。由中国牵头的借助1984年首届西安国际武术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之际，所筹备成立的国际武术组织的世界宣告，就是最好的证实。之后的几十年我们实现了中国武术国际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的认可，实现了中国武术进入亚运会，中国武术有了自己的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有了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的世界比赛和洲际比赛，应该就是现代化发展的最好反映。在这一段过程中，围绕着“武术入奥”，效仿着“外”的奥运会项目模式的不断“化”的发展轨迹，我们从多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发展目标中就可以一览无余。

从1994年、1996年、2000年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修订轨迹和原则中，就不难看出我们以“外”的“奥运项目模式”来“化”中国武术的决心和信心异常坚定。从最具权威的《中国武术教程》中对中国武术套路规则修订的原则指向“在吸取体操、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评分方法的基础上，加快量化指标，提高区分度和准确性，采取切块打分，制定出指定动作和难度创新动作的质量，并鼓励创新，进而促进武术套路技术水平继续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9]43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观出其“以外来化”中国武术的发展步伐是多么的坚实。之后的以“外”的奥林匹克项目为标杆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和强化加速，应该是始发于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2001年。也就是在2001年，中国政府就开始依据《奥林匹克宪章》筹划并选择启动了中国武术进入奥运会的行动。“第9届全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就明确指出：‘武术若要成为奥运项目，规则必须简化，易于操作’，以及2003年出台了实验中的新规则(草案)，‘力争是武术竞赛规则更加科学，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为争取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条件’，就是很好的例证。”[8]尽管时至今日中国武术入奥梦想还没有实现，但由于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别样爱戴，也就使得中国武术现代化的发展在进入21世纪以来追求的目标一刻也没有懈怠和更改。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高小军先生在2010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决心的坚定、其目标的坚固。从他的“申奥信念坚定不移，坚持不懈，持久作战……在未来的4年中，我们应力争做好两个奥运周期(2016年)后武术申奥的科研攻关、技术准备、竞赛体系言之和相关材料，组织专家力量加强调研，总结经验、逐步完备申奥的基本条件”[13]文字表述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以“外”的奥运模式为标杆的中国武术现代化步伐异常坚定、坚持和持久。

尽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没有成就中国武术的“入奥”目标实现，但这并没有削弱中国人对中国武术进入奥运会的激情和决心。特别是在之后的2011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在国家“以建设体育强国为奋斗目标，坚持以奥运战略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改革和完善举国体制……继续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的驱使下，时至今日中国武术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仍还是以“外”的奥运会模式为标杆在推进和强化着。这一点从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选题指南中的唯一一个以“武术”为关键词的题目——“中国武术进入奥运会的理论研究”[14]中，就可证明这一行动的坚守。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明晰地发现，尽管中国武术的“以奥化武”还在路上、“使武成奥”的道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仍没有放弃这样的追求和行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从“中与外”“守与变”的态度和行为来看，“外”在其中起到了绝对的主宰性作用，“变”在其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性地位。这一点在池建教授那里是这样言说的：“众所周知，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我国体育科学研究方面，长期以来我们总是用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要义和西方体育的知识体系来审视和评价着中华民族的身体文化。这种现象持续了一个世纪，坚守了几十年。”[15]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学术立场和这种价值取向的持续坚守，使得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走进了一个“问题时代”。这个问题时代的现状，在邱丕相教授那里是这样认为的：“近年来，不仅竞技武术因几次申请入奥未果而陷入低迷期，而且民间传统武术又因徐晓冬几次对战民间拳师事件而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整个中华武术正处于断崖式下跌的危险之境。武术如何走出困境，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16]。

2 对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武术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

面对“整个中华武术处于断崖式下跌的危险之境”，今天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应答“中国武术如何走出困境”时代之问的时候了。因为近几十年来的唯“竞技武术”一家独大的中国武术发展战略已经给中国武术带来了“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所以在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时代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11]的理论成为真理的面前，找到真正属于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科学之路、特色之路、正确之路，才应该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几乎是以“体育化”替代“现代化”的意义来对中国武术寻求着发展和改良之路。其现代化的表现一直呈现着“外”强“中”弱、“变”多“守”少的现代化状态。这种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与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的“欲求取代需求”的命题如出一辙。按照他的理解，“需求”与“欲求”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他认为“需求”是生理的，是基本真实的；“欲求”是心理的，是理想化的；“前者是有限的，是可以相对满足，而后者则是漫无止境和无法满足的，或许还可以补充的是，前者主要是自然主义的，而后者则完全是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17]。这一理论表现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就呈现出我们对它的“欲求”希望值过高，即成为“体育运动”、成为“奥运项目”，而对它的“需求”问题则常常被忽视掉了。这种被忽视掉了的“需求”和被高度重视的“欲求”，就导致了中国武术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错位与角色置换，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外”的体育价值和理论成为了主流意识和思想，“中”的中国武术本体需求成为了现代化中的非主流。在中国武术现代化的目标被锁定在“欲求”的层面后，向外、依外和成外就必然变成一种中国武术现代化中的标杆和模具，在求新和求成的“欲求”过程中求变也就历史地、必然地成为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必须采取的行动。

对于中国武术现代化进程中的被“欲求”控制，在这里我们不必指责和批判，也无需再深度剖析。因为这种现代化“欲求”目标的设定，是与我们“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无奈地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我们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在这样的一个不平等的对话中，极不情愿地走进了一个西方文化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之中”[18]的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是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整体前行的道路选择有关；与我们对西方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膜拜的心态有关。总之，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外”为“标本”“变”为“法则”的百年“变革”，是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前行的不同时期的国家使命责任高度关联。这也应验了马克思早就明确说过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19]。

正是基于马克思“划时代”理论的引领，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前，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现实面前，在“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国家立场引领下，在“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使命驱动下，中国武术文化正搭乘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巨轮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而言，如果我们仍局限在“体育事业”的立场建构它的顶层设计，仍站在“成为奥运项目”的目标来规划它的发展方向，那就很难寻觅到、建构起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路、新战略和新体系，也就无法推进中国武术在新时代里“强起来”的宏大目标的实现。

我们认为实现中国武术发展新时代的新目标，必须从最大化提升中国武术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世界文化繁荣的“贡献率”出发，必须紧紧围绕优秀传统文化解决现实问题为根本原则和使命担当、责任义务，在充分认可中国武术文化的优秀价值基础上，尽可能挖掘出中国武术文化内隐的有利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文化精髓，尽可能挖掘出中国武术文化内涵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奋斗目标实现的文化要义。向内，做好中国武术文化服务“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复兴”，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健康中国建设”与“建构关乎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促进”的体系建构，服务“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服务“文化产业五万亿目标的实现”，服务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走出去”。最终，实现巩固、捍卫和提升中国武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族群中“优秀品牌文化”的地位。向外，做好中国武术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服务“世界体育持续发展”，服务“人类健康发展”，服务“文化多样化持续前进”的使命与责任担当。基于以上论述和分析我们进一步提出对新时代中国武术发展道路选择的理论思考：

2.1 首先要给中国武术解套，让中国武术的问题走进“四位一体”的战略框架之中

这个“解套”，就是要下决心将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从“体育事业”的围墙中解放出来，让它的发展问题全面地融入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进程中。从文化发展的场域出发释放中国武术所蕴含的多元价值潜能，在理念上要形成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品牌的意识，要紧紧围绕“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建构起具有强烈“本真性”特点的技术体系、知识体系、文化体系、文明体系“四位一体”的中国武术发展战略构架。并在这样的新构架中设计其发展路径，寻求其发展的“组合拳”和具体的方法策略。因为“树立起文化自信的决心和信心，就是要我们建立起中国武术不单单是身体的文化、不单单是体育运动、不单单是技术的认知，而它更是中国人身体知识的凝结，更是中华文化的集合，它还是中华文明的成果。”[20]

2.2 需要确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选择中国武术发展的“中国道路”

我们再也不要唯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展道路为唯一的标本，并用之来设计中国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道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的文化发展论纲的引领下，在深入研究和思考中国武术新时代发展“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干成什么”的时代命题基础上，确立中国武术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武术发展必须“远离文化模仿，走自我发展、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道路”，使其成为文化发展中“道路自信”落实的典范和楷模。因为作为身体文化的中国武术，尽管有着与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类似的“体育”价值和功能，但一味地去以此来改变和革新中国武术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这种做法的固守和坚持，今天看来已经给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武术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的发展矛盾。

2.3 在坚持“自我道路”的基础上，中国武术的发展必须以实现其“充分与平衡”发展为目标

紧紧围绕这一新的时代任务，下决心打破对中国武术管理的禁锢，松绑中国武术的存在空间，让中国武术走进文化场域，走进教育场域，走进艺术场域，走进健康场域，走进一切为了人民的大作为场域。从只论及“体育角色”的立场中走出，到“文化角色”中寻求破解中国武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因为“不充分表现在我们长期以来只把中国武术发展的事情，当作是体育部门的事情，只把中国武术发展的问题当作是体育项目的问题来审视和选择路径。这样的权利职权的划分，这样的行为定式，应该是导致中国武术发展不充分的根本症结。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长期以来我们只关注所谓的‘竞技武术’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传统武术’的继承和保护，我们只关注‘体育武术’的开展，很少企及‘文化武术’的状态。在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呵护‘体育武术’‘竞技武术’的同时，‘学校武术’‘大众武术’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发展之中，更无人问津‘民间武术’‘拳种武术’的生存状态。”[21]

2.4 恪守原则，“守”“变”有序，“中”“外”并重，正确处理好相关关系

在中国武术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必须恪守从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出发的原则，从而正确处理好“守”和“变”、“中”和“外”的关系。这里的“守”，就是要我们在中国武术的发展中“守”住“中”，“守住”孕育和滋养“人类武技”成为“中国武术”的中华传统文化血脉中的“中”，并以此为前提、基础拓展和做好“变”的选择，做好“外”的借鉴。尽可能在中国武术自我完善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的里路，在诠释好中国武术文化优秀的基础上处理好“中”与“外”、“守”与“变”的关系，把握好这些关系的尺度。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22]的理论意涵，应该成为我们在发展中国武术时决定“变”与“守”分寸与尺度的行动纲领。中国武术要走进现代化，要进行现代化，当然离不开学习西方，离不开学习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但是千万不能使“向西方体育学习”“向奥林匹克运动学习”的现代化演化为“西方体育化的”“奥林匹克运动化的”中国武术现代化。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的中国武术就可能变成一种毫无中华传统文化意义的“空壳皮囊”的身体行为。

3 结束语

中国武术在经历了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和演进之后，今天已经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来临，为中国武术的继续现代化发展已经搭设好了一个充满活力、多元价值开拓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已经形成了包括政党、国家以及社会对它阐释的新立场和新角度，形成了达成共识的新的主导意识。在“四个自信”的引领下，中国武术的继承、发展与现代化的问题，已经被多次地写进了国家最高的文化、健康、产业、赛事、旅游等层面的纲领性文献之中，已经确立了中国武术的“多元化角色”，也因此为新的中国武术创造和创新提供了更加宽泛和殷实的新机会和新视野。基于此，在“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是文化的本质特征”[1]的真理面前，让中国武术的创新创造的现代化进路，迎合“古代甚至现代社会的创新通常是在一个行业内部或学科领域产生，而当代社会的创新则主要产生于交叉学科、产业融合、跨界发展”[23]的变化规律前行。在全社会创新模式变革、创新领域延伸、创新空间拓展的现实面前，规划好、设计好、践行好新一轮中国武术发展的大业。这其中“做好不忘初心、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才应该是新时代中国武术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