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视野下的清末贵阳教案探究

卢贺茜

摘 要：19世纪中后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传教活动获得对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权，中国社会本土势力亦利用各种资源手段做出相应的排斥与反抗以保障自身的传统社会控制权力。在贵阳教案中，贵州地区官、绅、民积极参与其中，与当地教会、传教士的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并由此展开相互之间的利益博弈，从而引发贵州地区社会思想文化的不断变迁。

关键词：文化变迁;清末;贵阳教案;变迁

19世纪中后期，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内陆地区进一步加强传教活动，企图获得对当地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权，从而在精神领域奴役当地人民群众。西方传教士通过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相关条款获得了传教自由;从此，西方传教士就在中国内陆地区取得了公开合法的传教身份，更依据这些不平等条款，开始在五口通商口岸以外的全国各地，租赁购置房屋土地，用以兴办教堂及传教所需的各项设施。

一、贵阳教案发生的始末

最早在贵州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法国的白斯德望，1847年他在青岩城北的姚家关正式成立贵州教区，此后天主教开始在贵州地区传播发展。胡缚理于1859年接任贵州地区主教一职，他为人骄狂不可一世。由于他经常强行占买民田、民居，当地百姓对他是相当的怨恨和不满。

1861年端午节（6月12日）这天，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俗到郊区野游。当游行队伍经过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青岩团务道赵国澍有意激起民众和修院院士、教民的冲突，趁机放火烧毁了修院，逮捕了反抗的教徒，之后在田兴恕的授意下，他秘密处死了这几人。这一事件即青岩教案。

1862年元宵节（2月13日）当天，开州夹沙龙地区百姓按照惯例都要捐钱捐搭建龙灯来祭祀龙神。由于中国许多传统祭祀活动与天主教的相关教义相冲突，法国驻华公使曾就此类问题与清政府总理衙门进行谈判，提出有关此类活动的经费不应摊派到当地教民身上，清廷同意并发布明文告示。开州当地法国传教士文乃耳据此指示教徒拒捐钱款，当地知县戴鹿芝和团首周国璋原本就对教会势力在当地的扩张极为不满，双方之间由此“口角忿争”，“人众势凶”。后两人在田兴恕“缉案就地正法”的指令下，将文乃耳和4名抗捐教民逮捕处死。戴鹿芝随后“仍派团首周国章四乡搜寻奉教之人，拿获到案，不问别话，但问背教与否。不背教者立即斩枭，背教者即准释放。”

因为两个教案的发生地——青岩（现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和开州（现贵阳市开阳县）同属当时贵阳府管辖范围内，而且清政府最后将这两个案件一起处理，故学者一般将其统称为“贵阳教案”。

二、贵阳教案中的矛盾表现

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认为权力分配不当是引起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他指出“权威”是期待他人屈从的合法化的权利。通过对贵阳教案整个发生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多方存在的权力与权威的矛盾、激烈的利益冲突以及社会文化的迥异是其发生的主要社会根源，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权力与权威的矛盾

首先，清政府地方官员与天主教传教士之间存在着权威的对立。达伦多夫指出，“权力和权威都是稀缺资源，社会组织中的权力与权威的分配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性分配，转变成社会对立的决定因素。”传教士的在华特权是通过清廷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取得的。而一些传教士却凭借这些特权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干预地方事务，这些对于清朝地方官员来说无疑是严重损害了他们在地方治理的权利与权威。

其次，地方士绅与天主教会之间也存在着权力的对立。地方士绅是中国传統封建社会地方权力的结构主体，而到了清末，士绅作用更加明显，成为了地方上除官员以外唯一有知识、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在社会中有着一定的权力和权威。我们发现贵阳教案中士绅阶层的代表——青岩团务道赵国澍和开州团首周国璋都是非常痛恨和反感传教士在当地传教的，他们通过反教行动，意图以破坏、捣毁天主教堂，杀害教民的方式来消灭当地天主教势力，从而维护自身的权力与权威。

最后，当地民众与教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这是由于“利益群体”的出现导致群体中的利益失衡。达伦多夫认为：“组成利益群体的潜在利益和显现利益是形成相互冲突群体的基础。”《北京条约》中规定凡是中国政府权力所及之处皆成为传教士传播天主教的合法地区，地方官需对此“保护”、不得“欺侮凌虐”、“他人毋得骚扰”，特别是有了“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以及“免其摊派”的权利之后，传教士和教徒从一般“民”的身份变成了在中国生活的“显现利益”的既得者，并形成了一个以显现利益为基础的群体——“利益群体”。

（二）社会文化的迥异

亨廷顿认为亚洲社会崇尚儒家精神并极力强调权威，等级制度的价值观，而西方人则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倡导人权，致力于使既得利益扩大化，二者“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首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有着激烈的冲突。在青岩教案中，贵州主教胡缚理从自身的思想文化角度出发，认为凭借其主教身份应该可以与中国的地方巡抚官员平起平坐。因此，在他看来，使用巡抚一级的出行仪式，一方面可以表明他的身份与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向贵州巡抚等官员表示尊重。结果，原本想追求“平等”的胡缚理没想到他所认为合理的思想观点与贵州官绅民传统的等级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遭到了有着“夷夏”之分的贵州官绅民的一致反对，最后竟然成为了贵阳教案爆发的导火索。

其次，社会风俗信仰迥异，这也是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天主教只信仰耶稣基督，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中国民间则信奉多神，民间习俗充满着鬼神迷信和偶像崇拜。在中国官绅和广大民众看来，天主教会在传教活动中，不遵守中国传统民风民俗，甚至僭越中国官绅民恪守的礼仪、惯例，这些都是严重破坏圣人之道的行为，是“在中国领土上喧宾夺主，毫不客气地入侵”的卑劣行径。

三、贵州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达伦多夫的理论中，冲突的结果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社会结构的变迁主要有三种形式：1、所有统治人员的替换;2、统治人员的部分替换;3、统治者的政策纳入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贵阳教案发生后，贵州民与教之间依旧冲突不断，多地区民众自发举行反洋教起义，贵州的社会结构也由此悄然发生了系列变化。

首先，贵州官员角色的转变，反洋教阵线瓦解。以贵阳教案的结案为分界线，前一阶段为贵州官员对教案及在反教活动中自身角色的再认识和调整阶段，而后一阶段是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和执行阶段。在贵阳教案中，不仅处置了相关责任的官员，并且大量更换了任职官员，这些举措均反映出达伦多夫的社会结构变迁理论。随着教案的开始查办，田兴恕等人为反教活动付出了严重代价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开始产生动摇，大多选择闭口不言。到后来田兴恕之案议结，张亮基、劳崇光掌管贵州，命令当地官员对传教厚待保护、多方迁就，并发布联合布告。它导致了贵州官、绅、民一体的反洋教阵线的彻底瓦解。

其次，贵州官、绅与传教士及教会的利益格局重新得以分配。亨廷顿认为“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權力的扩张通常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贵阳教案后，天主教在贵州地区得到长足发展，各方利益重新分配。地方官员们一反曾经弹压传教士的作风，逐渐转变为天主教的保护者，与传教士和睦相处，双方利益逐渐趋同。

最后，贵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习惯逐渐转变，近代“科教文卫”等多方面得到长足发展。根据科塞的冲突理论，他认为：“冲突对新群体与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贵阳教案的处理之后，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对天主教的采取保护政策，天主教在贵州地区广泛传播和发展，逐渐融入当地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教会学校一时遍布贵州各地，此外，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贫困、自然条件恶劣，卫生医疗条件落后，传教士还将西方医学和治疗方式引入贵州，开办了教会医院，成为了当地现代西方医学的开端。

四、结语

贵阳教案是清政府驰教后第一起具有重大影响的民教矛盾，尽管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却成为清末贵州持续不断爆发民教矛盾的节点，表现出当时贵州官、绅、民三方与教会、教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西方宗教思想文化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通过对贵阳教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利用传教活动来瓦解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文化，但客观上也促使当地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外来文化被逐渐接纳吸收，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共同发展，而这正是“文明进程”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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