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开却胡”与相关问题
——以辽西走廊为中心

王 海 郝 静 （.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锦州03；. 渤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辽宁锦州03）

自齐桓公“北伐山戎”至燕国大将“秦开却胡”之前，燕国与东胡的交往构成了辽西走廊民族关系的主体内容。在这一阶段双方的交往过程中，东胡处于相对的优势地位。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国大将秦开曾“为质于胡”，即以人质身份活动于东胡部族之中。但是此后，燕国与东胡之间的关系出现巨变。据说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常常被后世学者称为“秦开却胡”。“秦开却胡”是继春秋时期燕国的东进[2]之后，对于辽西走廊民族关系、政治格局造成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此后，燕国的势力向北推进至燕山以北的广阔地域。

一、林西井沟子西区墓葬与“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

至迟从战国中期开始，对于包括辽西走廊地域在内的整个东北亚而言，东胡堪称实力最为雄厚的民族部落大联盟。关于燕国北进之前的东胡活动范围，有学者曾经进行了考证。比如，著名民族史学家林幹先生认为：

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约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3]。

上述观点的具体论证情况，可见于林先生稍早前的一篇文章。他以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乌金塘、宁城南山根三处出土铜器的非华夏族墓葬为据，来大致推测当时东胡的活动范围[4]。具体而言，这三处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指的是位于朝阳县十二台营子的青铜短剑墓[5]，位于锦西（今葫芦岛）乌金塘的东周时期的墓地[6]，还有位于宁城县南山根的石砌墓葬[7][8][9]。也就是说，在林先生看来，这三处墓葬的文化性质应该是与东胡民族密切相关的，所出土的诸如人面形铜饰牌、双侧曲刃青铜短剑、双虺纠结形铜饰具等铜器，属于特征较为典型的东胡早期遗物。不过，伴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以上几处墓葬的文化性质、民族归属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

关于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学术界普遍将其归入夏家店上层文化。靳枫毅先生甚至以其为主要依据，划分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南山根类型”[10]。朱永刚先生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段，将南山根的石椁墓归于第Ⅲ段，认为该段的“年代大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部分墓葬的年代“估计也可能延续到春秋中期”。而有关该文化的族属，朱先生认为“应是山戎活动所留下的”[11]。此后，关于包括南山根石椁墓在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山戎说”，林沄先生甚至曾经撰文与“东胡说”商榷[12]。如果南山根石椁墓的族属确实是山戎，则林幹先生以之为据，对于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的判断就会存在问题。

关于朝阳县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的青铜短剑墓，靳枫毅先生主要据此划分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十二台营子类型”[10](187)。不过，从更多方面的考古学证据来看，所谓的“十二台营子类型”应该并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例如，根据朱永刚先生的研究，在随葬的青铜短剑方面，“以大小凌河流域分布最为集中”的“剑身与剑柄分铸，柄端装有加重器的短茎式曲刃短剑”，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典型的銎柄式短剑，应该并非归属于同一个短剑系统，而短茎式短剑与銎柄式短剑分别代表的青铜器群的文化面貌也迥然有别；同时，在伴出陶器方面，“随短茎式曲刃短剑伴出的陶器”，“其形式与下辽河流域短茎式短剑伴出”陶器“比较相近”，“并且在共出的青铜制品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预示着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最后，朱先生总结说，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比较，含短茎式曲刃短剑的大小凌河流域的文化遗存，应该属于别的系统的青铜文化，因此，大小凌河流域也很难被纳入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范围[11](110-112)。

林沄先生同样指出：“‘十二台营子类型'是否可以算作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一个类型，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同时，对于其族属进行了推测：

大小凌河地区的“十二台营子类型”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它有没有可能是东胡呢？我认为也不可能是。……这类遗存加上更东地区的相似遗存，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国文献中常提到的“貉（或作貊）”。应该注意《诗经·韩奕》中提到一位“韩侯”，……这位貊地的霸主，他的都城和部众的遗存，正应该在大小凌河及更东地区去探索。……《墨子》一再提到“燕、代、胡、貉”，《荀子》、《晏子春秋》、《管子》也都“胡、貉”兼举，可见在燕国以北不能只考虑有胡，而忽略貉的存在[12](387，390)。

看来，出土短茎式曲刃青铜短剑的十二台营子和乌金塘墓葬，应该也并非是东胡人的遗存。当然，上述墓葬应该也并不属于山戎，而是与“貉（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林幹先生以这两处墓葬为依据去判断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同样存在问题。

那么，东胡早期的活动范围究竟如何呢？林沄先生认为：

东胡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也可能偏向西北方面。昭乌达盟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只不过是它的波及地带而已[12](393)。

不过，先生同时认为，在“波及地带”也并非全无线索可寻，并且特别指出，喀左县市政园林处石椁墓中出土的“一件颈部饰七道凸弦纹而广肩”的双耳壶，“就是一条应该抓住不放的线索”。

近些年来，伴随着考古工作更加快速的发展，关于东胡民族文化遗存的线索有所增加。例如，朝阳地区凌源市的五道河子墓葬，有学者认为，其年代大致在战国早期偏晚阶段前后，根据“人们意识深处对桦树皮与马的重视和眷顾”等文化因素判断，“很可能是目前最适合判断为游牧民族的一种遗存”，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墓主人的族属最有可能是东胡，历史上他们曾经一度南下至此，但是不久之后却被农耕民族驱赶回漠北[13]。

再如，2002年于赤峰地区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北约400 米处，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了遗址西区的31 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前后的墓葬[14]。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起码能够暂时以“井沟子类型”来指代上述墓葬所代表的新文化类型，该类型无论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还是在墓葬所体现出的经济状貌方面，都和历史上的东胡民族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具体来说：

井沟子西区墓葬的用牲现象很普遍，在后期破坏较轻的28 座墓中有25 座出现牲骨，用牲墓的比例高达89.29%。所用牲畜主要是适合于放养的马、牛、羊、驴、骡，尤以马的数量最多，另有狗一例，而未见猪。墓内也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或农产品。反映了畜牧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当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墓内还出少量未经加工的野生动物的骨骼，经鉴定有鹿、獐、狐狸，同时也有水生的背角无齿蚌和淡水螺，骨器中又存在大量骨镞，说明渔猎可能是居民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补充手段[15]①。

此后，朱泓等学者通过生物考古学的手段，确认了井沟子遗址西区墓葬为“古代东胡族遗存”。他们对墓地出土的古代居民遗骸所进行的包括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生物考古学综合研究表明，该组东周时期居民的人种类型普遍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与已知的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的种族特征十分接近。其线粒体DNA 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结果显示，该组古代人群在母系遗传上与现代的北亚人群以及古代拓跋鲜卑人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而食谱分析的结果则表明，井沟子古代居民在日常饮食结构中保持着较高比例的动物性食物摄入，暗示出饲养业和狩猎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16]。

如果王立新先生有关井沟子西区墓葬年代的大致推定不错，则表明该墓葬群延续的时间是很长的。也就是说，东胡族曾经在当地至少生活了大约250年。因此，地处西拉木伦河上游北岸、大兴安岭南段余脉、位于赤峰地区北部的林西县一带，很可能包含于林沄先生所暗示的“东胡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内。而与林幹先生有关东胡早期活动范围的判断相比，井沟子西区墓葬在地理方位上确实“偏向西北方面”。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继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后而兴起的，应该主要便是以“井沟子类型”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春秋以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人——基本体质特征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东亚类型[17]的山戎族，已经南下至燕山北麓。山戎族迁徙之后，西拉木伦河流域迎来了新的居民，即体现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的“井沟子类型”的主人——东胡族。这里成为东胡人发展、兴盛的美好家园。

齐桓公“北伐山戎”，兵锋虽然很可能抵达今医巫闾山一带，击败了大、小凌河中下游流域的“貉（貊）”和两“土河”（老哈河、牤牛河）流域的“屠何”，但是却并未对主要活动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东胡造成沉重打击[18]。此后直至战国中期，辽西走廊地域内的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局面对于地处走廊以北的东胡和走廊以南的燕国而言，都可谓是开拓疆域、发展势力的大好机会。于是可见，燕国在齐桓公“北伐山戎”之后的百余年时间内，安置归附的白狄人众和徐夷后裔于燕山以南的走廊滨海平原区[2](138)。而与燕国的东进相比，东胡的势力则以南下的方式进入走廊黄土丘陵区和山地丘陵区。凌源五道河子的战国早期墓葬，有可能便是这段历史在考古学文化方面的反映。此时在燕山以北的辽西走廊地域内，虽然也还生活有其它的民族，但是东胡无疑是其中最为锐意进取的。燕国在巩固了对于燕山以南地区的统治之后，目光也势必会投向燕山以北。在这样的背景下，燕国与东胡在燕山以北的较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秦开却胡”的时间与效果

关于“秦开却胡”发生的时间，史学界存在比较大的分歧。有学者曾经“按诸家推断的年代早晚划分”而“将其归纳为六种代表性学说”[19]。具体如下：

第1 种，燕昭王十二年（前300）或十三年（前299）说。持此说者主要有金毓黻、李文信、张博泉、王育民等先生。

第2 种，燕昭王三十二年（前280）说。持此说者主要是佟冬先生。

第3 种，燕惠王六年（前273）说。持此说者主要是杨宽先生。

第4 种，燕武成王（前271～前258）说。持此说者主要是王长兴先生。

第5 种，燕孝王末年（前255）或燕王喜初年（前254）说。持此说者主要有王国良、张维华、罗哲文等先生。

第6 种，燕王喜十一年（前244）说。

综观以上各种观点，认定的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而各种观点的具体论证过程，也多带有明显的推测成分。例如，李文信先生分析认为，《史记·匈奴列传》将秦开击破东胡、燕国修筑长城的记载置于赵国修筑长城之后。而根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攻取九原、修筑长城发生在公元前299年，即周赧王五十六年、燕昭王十三年。也就是说，最迟在此后的三、五年之内，燕国便当修筑了长城[20]。再如，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认为，燕昭王将注意力转向北方的东胡，是在公元前284年击败齐国以后，将长期为质于东胡且颇受其信任的秦开召回国，任命为大将，利用秦开对东胡的熟悉和燕军强大的战斗力，一举破走东胡至今西喇木伦河流域[21]。又如，杨宽先生在《战国史》“燕攻破东胡和开拓辽东”条中说：大约在燕昭王时，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22]。杨先生在此处注引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四说：“秦开不知当燕何君之世，然秦武阳乃开之孙，计其年，或在昭王时。”看来，先生大致是认同吕祖谦的推测的。上引李树林先生的归类，或许存在问题。

那么，在缺乏过硬的史料依据的前提下，如何确定“秦开却胡”的大致时间呢？李树林、李妍二位先生从“燕将秦开祖孙三代出生纪年推算”“燕将秦开却胡东拓筑长城纪年推算”入手，采取列表细化的年代排除法，综合地探讨“秦开、秦舞阳的祖孙辈份”的年龄差，秦开“具有为将、为质和东拓的素质与条件”的时间，哪几位燕王“在位期间内情外势具备东拓所需的环境和实力”等关键环节，最终得出结论，即燕国完全具备却胡的内外条件的最佳时段是在公元前265至前252年之间，也就是始于武成王7年，经过孝王时期而终于燕王喜3年[19](64)。在没有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之前，此说或可暂且从之。

介绍了“秦开却胡”的大致时间之后，再来看“秦开却胡”的历史效果。《史记·匈奴列传》在说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之后，紧接着便提到“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司马迁如此的笔墨安排，很容易使后人产生这样一种看法：“自造阳至襄平”的燕北长城的修筑和上谷等五郡的设置，应该是与“秦开却胡”密切相关的。比如，杨宽先生就曾认为，秦开由于对东胡的内情了如指掌，在其归国为将之后便积极准备对东胡的进攻。在他带兵“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之后，燕国的势力向东北大幅挺进而至辽东，“并建筑长城防御东胡的骚扰，还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22](400-401)。可见，在杨先生看来，五郡的设置应该是“秦开却胡”的直接结果，长城的修筑也是为了“防御东胡的骚扰”。实际上，这种观点恐怕与史实并不相符。

据李树林、李妍二位先生的分析，“燕国所设五郡，当先后有序，并非一蹴而就”。具体而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四郡的设置与击却东胡有关，设置时间相对较早，大约在公元前264 至前262年，是为燕国“东拓战略”的首阶段；辽东郡的设置是东击箕氏朝鲜的结果，设置时间略晚，大约在公元前261 至前259年，是为燕国“东拓战略”的下一阶段；燕国北长城的修筑是有地域上的早晚之分的，先张北、再辽西、又辽东、终于“幕北”外城，而外城的修筑与燕国北上松辽平原灭貊有关，修筑时间大约始于公元前258年，终于公元前244年[19](65)。对于上谷等五郡的设置和燕北长城的修筑，认为“当先后有序，并非一蹴而就”，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不过，就上面所引述的各条具体观点而言，依然存在着不少需予更正、完善之处。

三、凌河文化与“秦开却胡”

下面仅以辽西走廊所处的右北平、辽西两郡而论。右北平、辽西两郡并不全是“东胡故地”。第一，两郡燕山以南的走廊滨海平原区，是在齐桓公“北伐山戎”之后的百余年间，燕国通过安置归附异族的方式，东进占有的原本归属于山戎“与国”的令支、孤竹等族的故地。具体情况详见拙文《论“肥子奔燕”及相关问题》，此不赘述。第二，两郡燕山以北的走廊地域内也并非全是“东胡故地”。例如，前文介绍到的所谓“十二台营子类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辽西郡域内的今大小凌河流域，它在存在时间上能够延续至战国中期。林沄先生曾经就此指出，该类遗存和其以东地域内的相似遗存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与先秦典籍里出现的貉（貊）密切相关。研究燕北地区的土著民族，只是考虑到“胡”是不够的，还要注意“貉”的存在[12](390)。

随着更多资料的公布与积累，有学者认为所谓“十二台营子类型”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并且称之为凌河文化[23]。据介绍，该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朝阳喀左和尚沟B、C、D地点墓葬和南沟门石椁墓、朝阳十二台营子墓葬中的1、2 号墓和袁台子1 号墓、葫芦岛的乌金塘墓和邰集屯小荒地古城H10 等[13](250)。

最近十余年来，在建昌县东大杖子村陆续发掘清理的战国时期的墓葬，或许也可以归入凌河文化遗存之中。

一方面，东大杖子墓地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马具和车具。例如，M5 出土的铜器中，有形制相同的辖軎1 套2 件。M11 出土铜辖軎1 套2 件，马衔2 件[24]。2001年下半年发掘清理的M16-M27，出土铜器最为丰富，其中包括马衔2 套4 件（如M16：16-1），辖軎2 套4 件（如M16：34-1）[25]。2002年下半年发掘清理13 座墓葬（M28-M39、M41），出土铜器中包括盖弓帽34 件，分别出土于两座墓内（M32、M34），车耳角饰1 套4 件（M32：2），车辖軎3 套6 件（M28：5、M32：24、M37：3）[25](28)。M40 也曾出土铜辖軎1 件[25](38)。

王立新先生指出，青铜车具和马具普遍发现于凌河文化之中，与魏营子文化相比，它们无论在种类还是在数量上都要远胜一筹，这反映出马的牧养和使用在凌河文化时期是比较普遍的[13](257)。马的牧养、使用的普遍性同样反映在东大杖子墓地的葬俗上。例如，M11 的封墓石上放置有马齿[24](25)。M16 墓圹与棺木之间有填石及填土，填土中有大量的马牙、马的下颌骨以及少量陶片。M20 封石封土层厚0.8～0.9 米，封石间可见少量马牙[25](5)。M40 的众多殉牲之中，包括有马2 匹[26](37)。M47 的殉牲之中，也有马2 匹[25](52)。

另一方面，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如M5：9、M11：27、M20：8、M23：2、M32：14、M32：19），应该可以归入朱永刚先生所认为的“以大小凌河流域分布最为集中”“剑身与剑柄分铸，柄端装有加重器的短茎式曲刃短剑”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中。而该青铜文化正是所谓的“凌河文化”。

在凌河文化的诸多遗存中，可以发现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原系统文化和起源于辽东地区的文化因素。在王立新先生看来，在凌河文化中所包含的上述几种外来文化因素中，起源于辽东地区的文化因素的流入，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努鲁儿虎山以东区域内魏营子文化的消亡，同时促成了凌河文化的兴起，可见该文化因素在凌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3](249)。如果凌河文化的族属确实是以貉（貊）为主，而魏营子文化又确实主要属于孤竹族（国）的遗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推测如下：

由于商周鼎革，孤竹族失去了最高宗主的有力支持，在辽西走廊（特别是燕山以北地区）的势力日渐下降。而至迟从西周晚期开始，貉（貊）成为除了山戎之外，东北亚的又一个新兴的民族，其势力由辽东进入辽西（主要是大、小凌河流域），逐渐侵占了原属于孤竹族的生存活动空间。这种推测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主要便是于大、小凌河流域，魏营子文化的南退衰落和凌河文化的西进兴盛。在文献学方面的表现，主要便是《诗经·大雅·韩奕》所记述的周宣王对于韩侯的册封。将“韩城”修筑在今医巫闾山一带，负责管理“追（濊）”与“貊（貉）”，恰好体现出西周晚期貉（貊）在闾山两侧（辽东、辽西）的兴盛，对于中原王朝东北亚控制力的不利影响。

齐桓公“北伐山戎”，兵锋直抵闾山一带，貉（貊）被齐军击破。尽管如此，凌河文化却并没有似夏家店上层文化那般消亡，而是继续发展，一直延续到了战国中期左右。东大杖子墓地的发现，或许便是凌河文化的后期发展情况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反映。同时也说明，在“秦开却胡”之前，生活在今大、小凌河流域的族民，很可能还是以西周晚期以来的貉（貊）为主。

当然，“秦开却胡”对于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的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伴随着燕北长城的修筑、大量边城的营建，特别是右北平、辽西两郡的设置，走廊地域在其社会发展史上，首次通过郡县（都）制的方式被纳入到中原政权的管辖体系之中。同大批的移民一道进入走廊地域的，是铁器时代背景下较为先进的农耕生产技术和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以大一统下的中央集权为突出特征的秦汉时代，为走廊社会继燕国统辖之后的进一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崔向东先生曾经指出，历史上的辽西走廊是一个诸民族杂居共处、各类经济形式并存、不同文化样貌同在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场域，对于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源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建构，均能够起到最好的诠释作用，她不仅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文地理区域[26]。“秦开却胡”与相关问题的探讨，或能为上述辽西走廊宏观重大历史作用的微观论证提供一定的帮助。

①此后，王立新先生再次撰文，进一步充实了上述观点。比如，在《关于东胡遗存的考古学新探索》（《草原文物》2012年第2 期）一文中，他指出，通过与周边地区比较出土同类器物的形制风格，这批遗存的年代可以大体推定在公元前550 至前300年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