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魂的写意传承
——读老藤的长篇小说《刀兵过》

吕南南 王洪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老藤的《刀兵过》是一部以中国近代历史为脉络，以儒释道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旨归的长篇小说。老藤的小说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用先锋性的手法将历史魔幻化，挖掘历史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因素，他注重的是文学的“优雅”。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当代文学的一些作品以丑为美，用夸张的手法极尽渲染丑陋、暴力为能事。老藤并不跟风，他在创作谈中曾说：“最让我着迷的是文学透出的那份优雅，因为这种优雅的启蒙，在快餐式消费文学的当下，我保持不去看荧屏上的血腥和肮脏，也不跟风那些揭疤亮丑的创作。”[1]在《刀兵过》中，老藤不去描写战争的残酷、血腥和暴力，不对历史的好坏作道德的评价，而是通过对辽西湿地风土人情的描写，从而彰显儒释道共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作家通过讲述九里村民以儒释道文化为强大的精神支撑，在历经晚清以来近百年的磨难中顽强地生存下来的故事，体现了老藤对民族精魂的写意传承。

一、润物无声：仁者长于“克己”

《刀兵过》讲述了王克笙父子创办酪奴堂、恢复祖姓的故事。小说描写了他们建立的九里村从光绪七年至20 世纪80年代之间经历十余次刀兵而幸存下来的百年历史。王克笙父亲在创办酪奴堂时就供奉“三圣”像，并且告诉他：“人无信仰，犹长夜无灯，不能夜行。孔子为儒，儒家讲心、性、命；药王是道，道家讲精、气、神；达摩乃释，释家讲戒、定、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2]这种儒释道共存的思想一直影响着王克笙父子，并化作他们内心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他们渡过每一次难关，其中儒家的思想文化在老藤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老藤曾在《小说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与作家老藤的对话》中说：“我在小说创作上得益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滋润，儒家倡导的‘仁道'‘恕道'和‘五常'理念构成了小说人物的基本骨骼。”[3]这里的“仁道”“恕道”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仁爱精神，“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王克笙在创办酪奴堂后就制定了《九里村约》，告诫村民要克己复礼，和睦为本，扶危济困，骨肉相亲，邻里相爱。这就将儒家讲仁爱、礼义的思想完全体现了出来。王克笙对来投奔九里的新户赠送土地，对一些身无分文的人来求医一概予以善待，家境不济的患者只要植柳一株便可，是为“仁”。九里人民在经历过刀兵时，都会盛情接待那些志士仁人，为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立碑、设灵堂，如黄开、老地羊、蓝坛主等，是为“义”。每次过刀兵时，不管来的是哪路队伍，他们都会安排周到，以九里之礼招待，是为“礼”。九里在过刀兵时，他们采取御敌的办法是不战而退刀兵，靠的是仁智而不是武力，是为“智”。王明鹤给九里村民许诺家家户户建瓦房，之后他伐木、制瓦，把草屋都变成了青砖瓦房，是为“信”。儒家的“五常”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语》中，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完人，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认为要做到重义气，讲信用，勇于承担责任就是一个完人，由此可见仁义的重要性。九里是弹丸之地，无山势可依，无关隘可守，只能靠仁义礼智，正是全村人民对仁义的坚守，使得九里次次过刀兵时都能化险为夷。这种仁爱思想化作动人的音符，跃动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汇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儒家有“时也，命也。慎始，善终。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就是说做事情要抓住时机，时机决定命运。一旦你决定了，就只管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其他的顺其自然，听从天命。“听天命”并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因为必须要尽人事，才能等到时机。儒家这种努力、乐观的精神一直影响着王克笙父子。16 岁那年，王克笙得知家史一事：王家原来姓朱，因给大周当过医官，后成为清兵俘虏有幸逃脱得以生存，从此改为王姓，在天津开办“酪奴堂”的诊所。这时，王克笙在心里立下毒誓：“不复祖姓，誓不为人。”带着这一重任，王克笙去了关东，在碱滩安定下来，创办了“酪奴堂”，并将碱滩改为“九里”。在草创酪奴堂及之后民国初立和奉军独占东北时，他本有机会恢复祖姓，但总觉时机未到，便没有草率行事，直到他死也没有完成这一重任。在死前他告诫儿子：“恢复祖姓一事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万万不可为之，梦想于心，尚能励志，梦想破裂，便是灾难！”[2](51)这就将儒家“时也，命也”的道理告诉王明鹤，凡事要“尽人事，听天命”，时机没有成熟，不可擅自行动。之后，王明鹤将祖姓之事置于心头，一直到他死前才恢复祖姓。此前他本也有几次机会恢复祖姓，不过他和他父亲一样认为时机未到，便没有付诸行动。最后，在1981年，白鹤五子荣归故里、重建三圣祠之时，王明鹤才对九里乡亲宣布：“我和父亲不姓王，姓朱，今夜开始，我叫朱明鹤，将来，万柳塘我的墓碑上，你们要刻上朱明鹤的名字。”[2](147)王克笙父子为恢复祖姓一事一直不断地努力，善始善终，从未言弃，且时机未到绝不行动，充分体现了儒家“时也，命也，尽人事，听天命”的积极乐观的思想。王氏得以成功恢复祖姓，九里能够在数十次过刀兵中幸存，都离不开儒家文化的支撑。

二、慈悲为怀：忍者方能“守常”

佛家主张隐忍，以慈悲为怀，救人于苦难之中。老藤的《刀兵过》通过描写九里村民的经历以及他们为人处世的方法，从而印证了佛家慈悲、隐忍的思想。《大智度论》中云：“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佛心者大慈悲是”。[4]九里从最初碱滩上的四户人家发展到最后成了91 户人家的大村落，并且培养了白鹤五子等贤人志士，其发展离不开佛家慈悲的精神品格。在1924年的霍乱发生时，王克笙研读各种医书，以药王的座右铭激励自己：“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2](49)他这种心系村民疾苦的慈悲心肠正是佛家文化的体现，甚至一度想要在自己身上试验针灸草图。在之后的伪康德二年，日本人山田也感染了霍乱，王明鹤本着医者仁心对山田悉心救治，这也感动了山田，之后山田尊他为师，性格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王明鹤以患者为大的举动，缓和了日本人与九里人之间的矛盾，此后山田也为九里免了不少灾祸。这正是佛家慈悲思想的作用。蒲娘的慈悲心体现在改善村民的生活习惯上，为改变九里女人抽烟陋习，蒲娘引导女人喝蓬蕽茶。喝茶是酪奴堂的待客之道，不仅可以提神通畅，让人清爽，同时也是修身养性的表现。王明鹤在接手酪奴堂时，家中已没有土地分给新户，便给新户老户都送了茶具，通过倡导村民饮茶来明礼仪、去蛮性。这种茶道精神可以让人静心，品味人生，参透苦谛。佛家文化讲求戒律，九里村民懂节制，如宴席制定“八大碗”的规格，不攀比，不贪财，培养了他们清净无染的心性。这些都是深受佛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九里村民不足百户，硬打肯定敌不过刀兵，最好的办法就是含垢让步，不战而退刀兵。《维摩诘经》中云：“忍辱是菩萨净土。”[4](460)九里能够在近百年中经历数十次刀兵后，还能生存下来，靠的就是这种隐忍的智慧。这道理早被朱氏高祖参透，高祖深谙明哲保身之理，所以用“酪奴”二字，自降地位，为的是示弱不逞强。不过隐忍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底线，当姚松回来想在双泰河边建立造纸厂时，在得知姚松是在为日本人做事的情况后，王明鹤召集韩马姚姜陶五人到酪奴堂商议，大家异口同声反对建厂。当日本人水谷想来九里侵占玉虚观建开拓团时，大家齐心协力，立守玉虚观，即使是劫匪野龙也毫不犹豫地参与暗杀水谷的计划当中。在面对倭寇时，他们不退让，不畏惧，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誓死与鬼子斗争到底，定要守住九里。九里能在乱世中生存靠的就是这样隐忍却又坚强的信念，九里一次次逢凶化吉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三圣，有不倒的主心骨，以仁智为宝，正义在身，自然会笑到最后。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三圣祠里供奉的“达摩”祖师像多次帮他们走出困境。以老西风为首的土匪一行要火烧三圣祠时，他看到了达摩像，放过了九里。黑木看到达摩祖师像时，两眼放光，要与王明鹤结为兄弟。古人云：心诚则灵。九里每月在初一、十五和药王、孔圣人、达摩的诞辰时都会上香，届时每家出一人到三圣祠集体祭拜，三圣早已住进了九里村民们的心里，所以每每遇事自有神明庇佑。

三、自然无为：智者内求“旷达”

道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派。道家最为主要的思想就是“道”和“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道家主张凡事要顺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人方可道入自然。如果说，儒家的仁爱为九里村民提供了做人的行为准则，佛家的隐忍保护了九里村民免于祸乱，那么道家的自然、无为则为九里村民提供了一个旷达的心境。

道家所谓“无为”，并非作无所作为解，而是提倡凡事要顺应规律，不可强求。当霍乱发生时，塔溪道姑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世上疾病，无不相生相克，有一病出，自会有一药解，要因地制宜，别开蹊径，霍乱自然当止。”[2](49)这包含了道家“有无相生”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5](5)老子认为天下万物都是相对立而生的，有和无，难和易……老子主张用“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要顺应自然规律，自会找出解决的办法。所以塔溪道姑说有病也就有药，并且这药的来源就在自然之中，要因地制宜，方能止住霍乱。王克笙领悟了这一道理后，就地取材，用芦苇克服了霍乱。

道家的“无为”还意味着超然物外的洒脱心态，九里村民也深受这种旷达心境的影响。王茗在初创酪奴堂时就定下家训：“只做良医，不谋良相，守分安命，顺时听天。”[2](5)这种淡泊名利、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体现了对道家文化的追求。蒲娘告诫王明鹤说：“功名好比红甸生出的风，虽能飞云偃草，但毕竟非你左右，古人说富贵皆在命，半点不由人。”[2](33)这种不慕名利的思想正是道家所追求的。之后，在王明鹤遇到难题时，止玉也会在旁指点迷津，王明鹤在因救了高附和山崎两个恶人心中纠结时，她帮助王明鹤解开心中团麻：“登高望远，海阔天空，不要总为一时一事而纠结，只要循道而行，小先生就超脱了。”[2](98)九里的发展正得益于道家这种自然无为、超然物外的旷达心境。

《刀兵过》中的女性形象则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自然”观。道家所谓“自然”也并非我们通俗理解的“大自然”，而是作“本性”解。老藤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其中作者最赞赏的就是清新脱俗的道姑形象。她们的美是不加修饰的美，是一种符合道家气质的本性之美。小说中塔溪和止玉便是道家“自然”美的典型代表人物，王克笙在《酪奴堂纪略》中记下来他与塔溪的邂逅：“慈悲庵初遇塔溪，只见一张洁冰止玉的脸，如同《石头记》中那个带发修行的妙玉，韵致天成，让人飘飘然心旌不竖，须臾间得道成仙。”[2](11)多年后，王克笙带蒲娘一起去拜访塔溪道姑，只见“塔溪道姑气色如刚吐芽的碱蓬，青色的道袍一尘不染。”[2](25)塔溪道姑早已年逾不惑，但“唇红齿白，肤色润泽，给人一种不可言喻的冷美。”[2](42)塔溪的这种美是常年处在慈悲庵修炼的结果，是世人难以企及的不被世俗污染的美，亦即道家所追求的本性美，正如《庄子》中所说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正因为塔溪保持本真的自然状态，不加修饰，也就没有人能比得上她。止玉的美也是这种不施粉黛的自然美。小说中提到止玉的手白皙柔嫩，“小腿洁白如藕，灯光下泛着糯米般光泽。”[2](90)王明鹤认为止玉“是一个越看越耐看的女人，需要细品，越品越会发现她的韵致”。[2](73)通过作者的正面描写再加上山田一郎告诉黑木救他的道姑是一个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如此我们可以得知止玉的外貌绝非一般。这两位女子除了具有道家自然美的外貌之外，还有着超脱世俗的思想和智慧。在九里次次过刀兵，经历困难时，塔溪和止玉总能及时出现化解问题，她们在盛世时归隐山林，在乱世时下山救人。她们身上既有道家上善的品格，又有道家旷达的心境。在九里第一次过刀兵时，经过塔溪的指点，王克笙找到了鸽子洞，而这个地方让九里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刀兵。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5](20)老子以水为例，表现了他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至善之人如水一般，正因为它不争，顺其自然，所以它才能容纳万物。而九里村民也是因为不争，顺应事物原本的规律，才得以生存下来。九里乡亲们在得知姚松要建造纸厂会破坏苇地、污染河水之时，众村民异口同声提出反对意见，这种亲近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都折射出了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所追求的“道”，追求的这种自然无为的世界，归根到底是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小说中九里的发展离不开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今天我们身处一个消费时代，人们为了自我利益而破坏自然。而老子这种自然无为的思想能够引导我们回归本真，对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写意传承：三教归于“至善”

儒释道三家各有所长，儒家提倡“仁爱”“克己复礼”，佛家宣传“慈悲”“隐忍”，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上善若水”，但三者都可归于“至善”。儒家思想为九里人民提供了做人的准则，是九里人民得以发展的根基；佛家思想化作九里人民的保护符，使得九里历经危险总能逢凶化吉；道家思想则为九里人民提供了超脱世俗的心境。儒释道三家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它们互相交流、借鉴、融合，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之魂，在我们的为人处世中，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小说中也多次揭示儒释道三家思想是和谐共生的。王克笙的父亲告诫他说：“孔子为儒，儒家讲心、性、命；药王是道，道家讲精、气、神；达摩乃释，释家讲戒、定、慧。三教虽殊，同归于善，参透此道，遂成君子。”[2](8)再看王克笙的解释：“三教虽不同，却可归于一道，即圣人所言之天道，儒家的畏天命，释家的见真性，道家的道法自然，要得到的都是至臻至善的天道。”[2](36)由此可见，儒释道三家思想追求的都是善，它们相互借鉴、融合，并非是矛盾、对立的存在。九里村民不仅邻里相爱，且能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在面对刀兵时又有佛家隐忍的思想，所以才能在百年的历史磨难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九里的发展离不开村民们对儒释道文化的传承。王克笙从小就跟着母亲读书，读《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等，后来王克笙按照父亲当年教授自己的课程给儿子王明鹤制定了读书目录。不仅如此，王克笙父子还言传身教，用三圣信仰教化村民，使九里成为了相亲相爱的礼仪之乡，这种精神品格注入九里村民的血液之中。即使后来全国都在“破四旧”，九里村民依然没有断了对儒释道文化的传承，每逢初一、十五，三圣祠香火依旧。老藤在写《刀兵过》时并没有对历史上种种的战争进行细节描写，他的笔下没有恐怖、暴力和丑陋，他通过对辽西湿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他不希望断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小说创作：不是一个人的狂欢——与作家老藤的对话》中，老藤曾说：“一个作家，能将本民族精神文化诸元素进行提纯，然后作为血液倾注到文学作品当中，这部作品就有了通达的经络，就是活的作品，我在努力追求这种境界，不为别的，只为传承，说传承不是豪言壮语，其实更像一种本能。”[3]其实，九里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九里能够化险为夷得益于他们对儒释道思想的践行，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不管时代怎样发展，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是凭空出现，它是由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地“全盘西化”。我们要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自信，才能在外来文化入侵时，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兴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6]在今天看来，传统文化的作用依然重要，正是这种民族精魂支撑着我们国家的发展。

《刀兵过》的价值正在于它传承了中华民族之精魂，它在历史现实中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不过，《刀兵过》中还有些问题有待商榷，文中用白鹤五子烧制的瓦当图案来预示着五人不同的未来。止玉让明鹤预测谁是五子中执牛耳者，明鹤说是铁林，因为铁林的图案是八卦，唯有八卦能经纬天地，其他的鹌鹑、螭虎、云纹和饕餮都是景象景物。止玉说能成大器者也许和明鹤预测的不一样，然而小说结尾并没点出谁是执牛耳者，这种将传统文化符号与个人命运牵连起来的阐释似乎有些牵强。老藤在小说中塑造了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九里这片土地上，医生、工匠、商人、村妇、土匪、官兵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一一亮相。在主要人物的刻画上，如王克笙、蒲娘、王明鹤、塔溪等，他们都是三圣精神的践行者，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是想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不过这些人物性格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的特征，尚称不上“圆形人物”。

不管怎样，通过《刀兵过》我们可以看出作家老藤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思考。他在快餐式消费文学的当下，不去跟风描写丑陋和暴力，而是重回过去，使传统文化重换光彩，并通过坚持“优雅”的小说写作，将民族文化精魂传承下去。这是老藤小说的可贵之处。如今许多人一味地学习西方文化，却忽略了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现时期，我们怎么解决西方文化入侵这一问题呢？作者已在小说中给出了答案：重视儒释道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老藤追求的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信仰，充满生命力的淳朴自然的境界，是儒释道思想共存的和谐境界。其中既有儒家克己复礼的仁爱精神，又有道家超脱世俗的旷达心境，还有佛家慈悲、隐忍的精神品格。这三家思想融为一体，充溢于小说的字里行间，构成了属于作家老藤的优雅、和谐的文学世界，体现了作家对中华民族精魂的写意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