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岳庙碑志看北朝字体的隶楷之变

王绍宇

北魏，建立于公元386 年，亡于公元534 年，而后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政权，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南北朝历史中北朝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国家。它的前身是代国，在公元398 年才正式定国号为“魏”，史书称“北魏”。北魏政权可以主要分为“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平城时期开始于公元四世纪九十年代末，也就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98 年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开始，终于公元五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总体来说就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百余年。洛阳时期开始于公元493 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结束于公元534 年北魏政权灭亡。

一.《邸府君之碑》与平城时期隶变楷碑刻之比较

《邸府君之碑》属于平城时期的碑刻，此时期大部分的碑刻是“隶而近真”或“杂以楷式”，［1］非常容易让后人产生歧义。

（一）平城时期的碑刻

《嵩高灵庙碑》

《大代华岳庙碑》

最先开始明确提出“北碑”概念的是康有为。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到了诸多北朝碑刻，并分别列出了“神品”“妙品”“高品”“精品”“逸品”“能品”，并将之列为上下。平城时期最为著名的碑刻《嵩高灵庙碑》被他在《广艺舟双楫》中放在了“高品上”［2］类里。由此可见，此时期的书法艺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北魏平城时期是书法变迁和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发掘和研究这个时期的书法遗迹，就无法对后面洛阳时期的由隶书向楷书转变展开分析。

平城时期遗留下的书迹达几十品，最著名的有《嵩高灵庙碑》《皇帝南巡之颂》《大代华岳庙碑》等。《嵩高灵庙碑》和《大代华岳庙碑》这两个碑刻恰巧都是为道士寇谦之所立。据《金石录》中所记，《大代华岳庙碑》立于北魏太武太延五年五月（439），［3］据《广艺舟双楫》记载《嵩高灵庙碑》立于北魏太安二年(456），［4］还有一种说法是立于435-440年间。这两块碑刻都是属于同一时期，并且书风十分相近，都是十分厚实平正的风貌。笔画浑厚大气，横纵向的笔画多平直，显得结体十分平稳。字体属于隶楷兼备，在隶书里掺杂有明显的楷书笔法，并在一些字的转折处已有明显楷书特点。如在《嵩山灵庙碑》中的“然”“后”“际”“祭”等字，在《大代华岳庙碑》中的“扵”“祇”“殊”“别”等字，这些字的个别笔画，甚至一些整字都包含了明显的楷书笔法，康有为也曾评价《嵩山灵庙碑》“寇谦之体兼隶楷，笔互方圆者也［5］。”

（二）《邸府君之碑》同时期碑刻之比较

《邸府君之碑》又称《邸元明碑》，现存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北岳庙西碑廊内。此碑立于北魏和平三年，也就是公元462 年，属于北魏平城时期所立碑刻。通过实地考察，此碑高133 厘米，宽80 厘米，厚18 厘米，碑首为圆头，上以隶书题“邸府君之碑”五个字，所用石材为灰白色砂砾岩，质地粗糙，表面风化侵蚀严重，通碑无书丹者撰书者姓名记载。碑阳刻字横21 行，纵每列33—35 字不等，碑阴空白无刻字。

《邸府君之碑》碑文记载了北魏时期官员邸元明的生平，邸元明于北魏太武帝时期入仕做官，补本县中正河东公郎中令，然后升迁至中都曹，他为官尽忠职守，被人广为称赞。卒于和平二年夏五月，被追赠广武将军，中山太守。此碑具有很高的历史和书法价值，是我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发展变化的这段历史存在的证明。

《邸府君之碑》

《邸府君之碑》碑文刻字的字体兼具隶楷笔意，方圆兼备，结体紧密，富有韵味，笔法稚拙，别有一番异趣，书风平正圆润，大气朴实，整体隶书特征较明显，但波磔翻挑已经不甚突出，个别笔画和结体已经初具楷法。属于带有楷书韵味的隶书。《邸府君之碑》绝对是隶书向楷书演变时期的代表之作，初具楷书特征的隶书佳作，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变体书风。

《邸府君之碑》中的字成方形，略扁，结体紧密，都是典型的隶书特征，但转折处已经可见楷法折笔笔法，如“和”“故”字中的口字横折处。“行”“月”“光”三字的撇画收笔均为尖收，已经不见隶书回锋动作，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已经是楷书的写法。

《嵩高灵庙碑》中的字成方形，整体偏长。横向主笔起笔处以隶书方笔笔法为主，如例字“三”“十”。一些笔画已经具有较为明显的楷书写法，如例字“有”“令”的撇画，“義”字的主笔斜钩画。

《大代华岳庙碑》中的字成方形，笔画舒展，结体大方，以隶书笔法为主，转折处夹杂楷书方折笔法，如“祸”“如”字。有些笔画已经是完全具有楷书笔画的笔法特点，如“漢”字的三点水旁的三角点，“盛”字的主笔斜钩。

由以上表格可得知，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中，隶书中多掺杂楷书笔画笔法，这也体现了书体演变由繁至简，由隶入楷现象的自然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是以隶书笔法为主的。这个时期虽然已有楷书这个概念，但是却没有大面积形成结体欹侧，端庄严正的具有明显楷书特征的碑刻或墓志。

二.《魏故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尉公墓志铭》《魏故武邑郡君尉氏贺夫人墓志铭》以及《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与洛阳时期其它碑志之比较

（一）洛阳时期碑刻墓志

北魏洛阳时期是指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时间段，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优秀的楷书书迹简直是不胜枚举，形式也多种多样，碑刻、墓志、摩崖石刻、造像记等等，对当时和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后世经常提及和学习的“魏碑”大都是这个时期所留下的传世佳品。这个时期的楷书虽然形态各异，风格上也各有异趣，甚至有些作品中仍然残留些许隶书笔意，但总的来说，洛阳时期的碑刻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楷书特征，和具有规律性和系统性的楷书笔画。这个时期遗留下的楷书书迹笔画妍美流畅，书风变得俊秀挺拔，具有雍容之风，这毋庸置疑是受到了南朝书风的影响。这种书风的变化是与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实行汉化的政治方针有着极大的关系。［6］

洛阳时期所遗留的具有影响力的书法遗迹数不胜数，比如北魏宗室元氏墓志系列，著名者有《元桢墓志》（496）、《元羽墓志》（499）等。元氏墓志都属于皇族宗室墓志，不仅书风雍容妍美，点画丰满流畅，而且刻石刀工严谨精致。同时期还有《司马昞墓志》《张玄墓志》等精品。据《广艺舟双楫》记载，《张玄墓志》作于北魏普泰元年（531），［7］《司马昞墓志》作于北魏正光二年（521）。［8］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张玄墓志》列为精品下类，并形容“张黑女碑如骏马越涧，偏面骄嘶。”［9］如此可见《张玄墓志》的书法艺术价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在《金石萃编》记载：“《司马昞墓志铭》碑高二尺一寸五分，广二尺三寸五分共十八行，每行一十七字，正书，今在孟县某世家。”［10］《张玄墓志》与《司马昞墓志》都属于北魏洛阳时期的楷书佳作代表，这两块墓志铭都已属于较为成熟的楷书，但仍存些许隶书意蕴，书风都属于雍容华美，婀娜多姿的一类，并且吸收了部分的南朝书风。这个时期的楷书已经基本成熟为后世所认识的楷书面貌，就算有些碑刻墓志中有个别笔画或结字仍带有隶书笔意，那也只能算是带有一些隶书特征的楷书作品。

《司马昞墓志》

《张玄墓志》

《元桢墓志》

（二）曲阳《尉陵墓志铭》《尉氏贺夫人墓志铭》《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与同时期碑刻之比较

《尉陵墓志铭》又名《魏故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尉公墓志》，《尉氏贺夫人墓志铭》又名《魏故武邑郡君尉氏贺夫人墓志铭》，这两块属于夫妻合葬墓志铭。现在两块墓志存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北岳庙西院壁间。通过实地考察以及查阅资料了解到，《尉陵墓志铭》碑高58.5 厘米，宽58.2 厘米，厚14 厘米。

《魏故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尉公墓志铭》

碑文25 行，每行25 字不等，共有583 字，于2001 年11 月出土于曲阳县产德乡铺上村。［11］《尉氏贺夫人墓志铭》与《尉陵墓志铭》同时出土，碑高57 厘米，宽51.2 厘米，厚18 厘米。碑文20 行至23 行不等，共有421 字。志石尺寸小于该夫尉陵墓志。［12］

《魏故武邑郡君尉氏贺夫人墓志铭》

《尉陵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北魏时期官员尉陵的生平。碑文提到了他祖先的功勋和地位，也说到了尉陵任职高车军主，在任期间认真负责，为人称道。去世于正光五年二月二十日，被皇帝追赠为持节、前将军、定州刺史。后因尉陵之子尉景的孝行感动皇帝，便又将其父追赠定州诸军事、仪同三司等官职。《尉氏贺夫人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尉陵夫人贺氏的生平之事，说到了她高贵的品行，以及她家族历史，墓志记载她是周国姬氏后裔，还有对他儿子尉景的记载。

《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

这两块墓志为夫妻合葬鸳鸯墓志，书风大体接近。两块墓志都结字紧密，点画厚实稚拙，方圆兼备，古朴厚重，充分融合了南朝书风的特点，属于这个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碑刻特征，基本已完全脱离了隶书笔韵，点画，结字都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楷书特征。

《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又称《王盛碑》，现存于曲阳北岳庙院门进口处左侧，由《广艺舟双楫》中记载此碑于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 年）所立。［13］现已漫漶不清，风化残缺十分严重，且无拓片保存。通碑只有十几字仍可辨认，剩下的均已经不可辨识。在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中记载“曲阳县后魏中山太守王盛碑，正书并额无年月，县东十五里王家屯”。［14］记录称其为正书无疑，出土于曲阳县王家屯。并且叶昌炽的《语石》中亦记载：“东魏王盛碑，题额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十二字，上刻佛龛，像左刻持佛人张伯英六字，皆正书。”［15］也记录其字体为正书。通过现实考察，从仅存的十几字中可看到其结字偏长方，点画苍茫大方，天真烂漫，稚拙可爱，极具金石味。碑上残留横竖线所做方格仍可辨析，由此可猜测原碑章法十分严谨。从例字“”“”“”“”“”来看，不论是点画，结字，还是笔画转折处再也没有隶书的笔意，冲出了隶书的桎梏，都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楷书特征。由于此方碑刻所留下可辨识的字极少，并无拓片，所以不再列入下面表格中。

这四方墓志的字都呈长方形，结体欹侧，结体紧密。横纵向起笔处出现了“喙口”状的姿态，已经有明显的楷书用笔起笔，无论是点画、转折、还是间架结构，都已经具有完备的楷书特征模样。如表格例字拓片第一行，“光”字与“屯”字的主笔竖折勾，第二行“秀”字“乃”字，和第三行“日”“中”字的横折转折，第四行“木”字“行”字“守”字“州”字所有的竖钩画，第五行“成”字“茂”字“城”字“感”字所有的斜钩画，这些都表明了这个时期的书迹已经具有完全的楷书笔法特点和点画特征。此时的楷书已经完全脱出隶书字体的桎梏和影响，它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成长为一种特征明显且书写较为简便的新字体。

三.从北岳庙的碑刻对比看书体的演变和发展

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三”字和“十”字，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邸府君之碑》中的字都十分平正，是典型的隶书字体的态势，而《尉陵墓志铭》和《尉氏贺夫人墓志铭》中的字都是结体欹侧，重心向左下方偏移。并且从起笔处的笔法来看，《邸府君之碑》中的“三”和“十”字是典型的隶书方笔起笔，而两块鸳鸯墓志的起笔处都是典型的楷书斜入起笔。第三行的“也”字的主笔竖弯钩画，第四行的“大”“太”字撇画，《邸府君之碑》用的是典型的隶书笔法，竖弯钩画用笔圆润，最后没有出钩，撇画最后收笔有明显回锋动作，隶书笔法应用十分明显，而另外两方墓志中的“也”字竖弯钩画的回钩，以及“大”字撇画的最后出锋处，都是典型的楷书笔画。最后一行“乃”字右半部分的转折处，《邸府君之碑》用的是典型的隶书圆折笔法，《尉陵墓志铭》与《尉氏贺夫人墓志铭》都用的是楷书方折笔法。

将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北岳庙的《邸府君之碑》《魏故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尉陵墓志铭》《魏故武邑郡君尉氏贺夫人墓志铭》和《大魏故中山太守王府君之碑》这四块碑志进行与同时期碑志的横向对比，纵向相互之间的对比，发现了在北朝时期书法字体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过程。由此可见，北岳庙承载了丰富的书法历史，同时里面的碑志也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它的存在对我们研究历史、书法艺术都有很大的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