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话语的世纪变迁与时代发展

杨超

摘要：红色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特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政治主张、凝聚革命队伍、标识政党气质、提出革命（执政）策略的重要文化符号。在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范式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红色话语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红色话语百年来经历了以引译传播为主的酝酿期、本土化的开始、走向变型和极端、现代化的探索、大众化的发展等发展阶段;在其内容上则经历了从“阶级话语”向“公民话语”的转变、从“外来话语”向“本土话语”的转变、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变等。总结其发展规律，根本在于红色话语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支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改造以及能够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使得红色话语常讲常新，成为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红色话语;百年;演变;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9）06-0093-10

红色话语的百年发展，正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史，反映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讲述了中国是如何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重大历史转变的伟大征程。从一大到十九大，红色话语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报告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文化根源”、探求“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对红色话语百年变迁的深刻把握，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宣传策略和意识形态管控能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启示借鉴。

当前红色话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红色话语在进入和平发展年代后本身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与解构，其权威性与崇高性受到质疑甚至挑战;二是红色话语的“极左”印记未得到彻底肃清，因此如何对红色文化的边界与范围进行框定就显得尤其重要;三是红色话语的“空壳化”趋势明显，“被一种世俗主义、甚至是市侩主义的价值范式所冲击，并且被暗中抽空了具体内涵，成为脆弱的、镂空的储物盒”[2];四是对红色话语的时代化、现代化、大众化理论阐释不够，无法与民众文化心理、语言习惯、交往场景等结合起来，沦为了仅供顶礼膜拜的“佛龛神像”，被不自觉地边缘化。因此对红色话语进行详细梳理、深刻分析，有利于自觉掌握红色话语建构和传播的机理，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意义重大。

一、何为红色话语

要厘定红色话语的概念，首先还是要回到红色文化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中，把握红色话语的实质与演变规律。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红色文化是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理想、信念、精神、价值，以多元多样的文化形式来反映、记录、传承这一历史过程和历史影响的文化总和。该概念有如下规定：在时间上其上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和官方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调一致，其下限则无期限蔓延，主要指的是对于红色文化的开发、传承、利用、保护等。

在此基础上理解红色话语的内涵与边界也就较为明确。“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代表着吉祥、喜庆、吉利、激情、斗志等，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红色就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画上了等号，“红军”“红旗”“红星”……等概念相继出现，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武装斗争和政治行动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自此“红色”作為一种政治符号开始被大众所接收认可，并在丰富的实践中“红色”被当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一种理想的表现符号。

话语一词源于拉丁语“discursus”，而其动词形式为“discurrere”，意味“到处跑动”。在现代英语和法语中，话语有“言谈”“言说”之意，与其本意相距甚远，但其内核“不受强制规则的约束”仍被保留下来[3]。话语作为术语首先应用于语言学，指的是超越或躲藏在句子、语言之上的部分，更多的指向一种词语语境、位置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语言过程。如“冷”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意义也千差万别，如描述天气则是说明温度下降，如形容股市则表明股票大面积下跌，如形容人的性格则说明该人不易接近，等等。在进入20世纪之后话语概念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而其中独树一帜的要属福柯，他实现了将话语分析从“话语—话语”到“话语—权力”的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它们的作用是转移其权力和危险，应付偶然事件”[4]。由此话语分析转向了权力范畴，对话语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权力夺取、维护、分配、监督等的认识，并且体现着权力运作中的个体关系。因此本研究以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范式为理论基础，分析红色话语背后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与行动策略，进而掌握其话语构建的基本规律，把握红色话语百年来发展的内在理路。

红色话语的内涵，亦可将其规定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争夺政权和维护政权的过程中所普遍使用的语言表达符号及其背后的文化语境、权力关系等，其形成与发展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立场、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政治行动等因素影响，与一般的政治话语相比具有独特的阶级性。红色话语谱系或语义场可主要分为四大类，一个是发生在政治行动或政治行为的语义场，一个是发生在政治组织或机构的语义场，一个是与革命建设相关的思想、观念、理念等主观意识的语义场，一个是与情感、态度、信念等个体品质的语义场。

二、红色话语的历时性考察

在统计历次党代会报告的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党代会报告的名称和形式上均有所差异。其中，党的一大至五大均采用“宣言”的方式公之于众;党的六大由于当时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因而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大会以内部传阅告知的形式通过了《告全体同志书》，对当前主要形势和主要任务进行了说明规定;党的七大和八大则以《政治报告》代替，说明政治形势与政治任务。党的九大以后由时任党的主席（总书记）在开幕式上所做的大会报告，成为党代会惯例。因此本研究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对多种报告名称均以党代会报告称呼，以统一研究内容。为此根据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自觉程度，和对于话语建设的能力建设水平，将红色话语主要分为以下阶段，尝试性对其发展演变特点予以把握。

第一阶段：以引译和传播为主——红色话语的酝酿期（党的一大——五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5]。十月革命的胜利对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冲击，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红色话语的翻译与介绍，红色话语自此发端。在李大钊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资本家”“劳工”“社会党人”“阶级战争”等词语多次出现，较为原真性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此时的红色话语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文翻译。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引入中国，并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均有体现。在政治行为领域如“阶级斗争”“国民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工农运动”等概念相继出现，在政治主体或组织领域如“工会”“工人政党”“幼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苏俄的诸多概念在报告中反复出现，而反映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的“政治路线”“阶级利益”“封建性”等也在此涌现。以上红色话语具有明确的指向，即在中国实现“国民革命”，“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通过话语的引入和准备，为无产阶级争夺政治权力奠定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在此期间红色话语的源头主要有三：一是原原本本将苏俄的革命话语内容转译到中国，如李大钊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大量采用苏俄的革命词汇;二是留学日本的学者将日本共产主义理念也介绍到中国来，例如有旅日经历的陈望道就是在日译本《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之上而翻译成中文的，在翻译和措辞上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三是本土思想家和政治家为推动革命浪潮，也通过强调所谓的阶级矛盾、突出阶级意识来使暴力斗争合法化，如“革命”“解放”等词语，就是旧词新用。

第二阶段：本土化的开始——红色话语的准备期（党的六大——八大）。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特别是放弃了“改良”“合作”等幻想，寻求在中国开展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现实道路，因此必然要在社会舆论和话语体系上进行改造和创新。党的六大由于大革命失败及白色恐怖的的原因被迫在外海召开，但从党的六大的会议报告内容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红色话语的本土化、中国化、民族化探索，在间隔11年的党的七大，以及间隔29年的党的八大后，可看到红色话语趋向完善丰富。例如在党的六大报告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教育”“支部生活”“土地革命”“先锋队”“民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形式主义”等词语大量出现，特别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寻求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团结工农等革命举措的概念大量被创造出来，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

话语不是权力的附庸，其一旦被创造出来并运用后，又会能动地影响权力的生成和发挥。在六大后中国共产党已逐渐开始探索其独特自身的革命目标和斗争策略，因此其话语策略自然要发生转变。在随后的党的七大和八大报告中，可进一步体现。在政治行动方面，“人民战争”“游击战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平解放”“和平改造”“和平谈判”等概念先后提出，反映了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谋求执掌政权、稳定社会、赢取人心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而在政治主体或政治组织的称呼方面，如“联合政府”“新人”“国民代表大会”“工农联盟”“富农阶级”等概念频繁出现，也体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以及相应改造政策;与此同时在政治理念方面，如“三民主义”得到重新演绎，“为人民服务”成为新国家政府的宗旨，“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也相继出现，成为新国家建设面临的重要障碍;此时以“团结”“自愿”“稳妥”等相对开放积极的字眼频繁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积极心态。

第三阶段：走向变型和极端——红色话语的低异化期（党的九大——十大）。在通过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后，中国共产党狭义上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但作为“革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仍沿袭着“革命”的惯性，甚至于将“革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价值追求[6]，因此就出现了“继续革命”的呼声。在此阶段，红色话语和政治话语同时走向了变型，成为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的语言符号。

此时红色话语走向歧路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其本身成为了执政党内部权力争夺的话语工具，因此在具体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都贯彻了其“极左”的指导思想，其建设性、发展性被政治性、阶级性所取代。在政治行为方面，“革命风暴”“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革命大批判”“党内矛盾”等政治运动频繁上演;而具有强烈斗争倾向的主体名称也纷繁多样，如“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动阶级”“反党集团”“革命委员会”等字眼显得异常刺眼;与此同时，为强化阶级斗争而宣传的思想主张也偏向极端和攻击性，如“修正主义”“大毒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唯心论”“生命线”等;而此时形容社会情绪的词语如“伟大”“警惕”“猖狂”“义愤”也在文中多次出现，为党代会报告渲染了浓重的斗争色彩。

第四阶段：现代化的探索——红色话语的转型期（党的十一大——十四大）。长期的阶级斗争营造了中国近代史的浪漫革命岁月，也造就了红色话语的斗争性与残酷性。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共产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路线，民众对于红色话语的认可与使用，也不再是通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或政治教育，而是基于现实物质利益的满足程度以及红色话语对于时代问题回答的准确程度。因此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既可以看到红色话语的登峰造极，也可以明显看到红色话语的“革命”成分正在消退。

因此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后，红色话语的“革命性”与“政治性”色彩不断淡化，而“建设性”与“现代性”日趋明显。在政治行动领域，“拨乱反正”“指导性计划”“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民主政治”“产业政策”“宏观调节”“党政分开”等词语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迫切实现政治民主化与政党现代化的转变要求，特别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提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口控制和社会资源统筹的焦虑;在政治主体方面，“乡镇企业”“知识分子”“劳动大军”“中外合资企业”“经济特区”“经济开放区”等就成为了高频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主体，以往的“阶级敌人”“斗争对象”等渐渐消失，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而在政治理念或政治思想方面，“解放”“开放”“小康”“一国两制”“四项基本原则”等就成为社会普遍认可并遵循的价值理念，对于同阶段“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社会情绪或态度方面，“团结”“安定”“合作”“友好”“共赢”“自觉”“提倡”“鼓励”等词语反复出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对于管理方式、交往方式、教育方式等方面的主要期待。

第五阶段：话语走向大众化——红色话语的发展期（党的十五大——十九大）。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高速轨道，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改革开放路线图高速发展，“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市场化与商品化的冲击下，红色话语的社会化与大众化趋势更为明显;但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红色话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也体现的异常充分。

红色话语的建设性、改革性、社会性意蕴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了明显增强。如在政治行动领域，“市场经济”“科教兴国”“宏观调控”“依法治国”“综合治理”“从严治党”“依法执政”“绿色发展”等理念逐渐成为共识，话语集中于如何进行科学治理、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政策设计;在政治主体或政治组织方面，对立或敌视的阶级主体描述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职工”“下岗人员”“高知识群体”“新农村”“服务型政府”“教育强国”“新型农民”“美丽中国”等词汇大量增加，更加凸显社会主体的多元性及对其合理诉求的保护性;在政治思想或政治观念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相继推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不断成熟与自信，同时“以人为本”“法治”“立德树人”“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等观念也成为高频词，在社会上得到较大范围的推广与践行，体现了政治观念的现代化和理性化等趋势;而在政治情感或政治态度方面，“稳健”“创新”“和谐”“自信”“光明”“复兴”“主旋律”等词汇也频繁出现，体现了在此阶段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推动国家持续发展的信心和期待。

三、红色话语的发展趋势

了解红色话语的发展演变趋势，认识红色话语百年来在来源、内容、风格、形式、意蕴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对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从“阶级话语”向“公民话语”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近百年，实现了在中国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成功转型，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以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矛盾作为发起革命的起点，因此其话语体系在出现之处便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汪晖认为，“阶级概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里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作为一个激进的图像，在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中重新激活，一方面是作为阶级地位的标志，去为每一个中国人定位”[7]。尤其是在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报告中，“走资派”“内奸”“地富反坏右份子”“革命干部”“贫下中农”等就作为描述主体身份的主要词汇，鲜明标识了每一个个体的阶级属性，不同的阶级因为利益诉求的差异，就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因此“阶级”就成为了此阶段政治话语系统的底色。

而在1978年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一起，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8]，红色话语的“阶级”底色逐渐淡化，偏向个体利益关注和现实诉求表达的公民“底色”就逐渐明显，在党的十二大以后的党代会报告中体现明显，“科技人员”“乡镇企业”“职工”“留学人员”等词汇就作为标识个体身份的主要词汇，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个体利益的保护和重视，及其对社会建设的重大作用。一方面其自身首先认识到需要“从一种高扬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一种担当社会利益的政党”[9]，需要从国家社会关系、社会经济体制等方面主动调整，以回应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需要从话语体系方面革新，在对现实的人性及其需要判断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的话语创新，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寻求现实依据，公民话语自此也就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共产党所认可和倡导的话语体系。

第二，从“外来话语”向“本土话语”的转变。俄国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国本土的先进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向俄国，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词汇如“世界革命”“革命高潮”“不平衡和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等被介绍到中国。在陈独秀1920年到1921年期间的演说、著作中，“阶级专政”“劳动专政”等俄式话语词汇反复出现;而在党的一大、二大的报告中，“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无产阶级”等话语开始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所接受，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逐渐实现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向无产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开始“以俄为师”，大量的俄国经验和俄国话语被介绍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其在中国的分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独立性，其方向、道路、革命方法以及革命动力，势必要有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帮忙选择和提供”[10]。在组织和思想上受其指导，同样在话语建构和话语形式等方面也深受俄国影响，俄国话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建党之处是全方位的，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俄国经验的全盘照抄和对俄国话语的全盘接受开始在党内受到质疑和动摇。

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开始了红色话语本土化的思考与探索。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将农民暴动、农村革命经验凝练上升至理论层面，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创造性地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红色话语;在抗战时期则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话语体系，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法宝”“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符合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因而能够很快地从政治话语扩散为社会话语，在党的七大、八大报告中这些词汇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的主要表述，同时在社会生活中也迅速得到认可及推广。此后中国共产党在红色话语的本土构建上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其政治理念与政治主张也与我国社会民众的风俗、习惯、心理、刻板印象等高度吻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获取的重要途径。

第三，从“理论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变。红色话语的最初使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确保话语使用的统一性，并通过这一统一性达至某种话语的控制目标”[11]，以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仍照抄照搬俄式话语，以确保中国革命的“纯洁性”，“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等倾向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才得以根本整顿。而在建国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红色话语“泛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政治逻辑、政治价值成为一切文化和话语的判断标准，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贯穿于个体生活和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红色话语在“泛政治化”中走向没落、走向庸俗。

而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确立为党的工作中心，红色话语的理论性、政治性逐渐消隐，红色话语的发展由政治推动转变为由文化推动、经济推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社会风气和民众信仰的猛烈冲击，社会又开始关注红色话语的价值引导、信念塑造作用，开始主动借鉴和发展红色话语，诸如“解放思想”“爱国统一战线”“共同富裕”“主旋律”等词语在党的大会报告中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随着《激情燃烧的岁月》《集结号》《潜伏》《亮剑》等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的热播，红色话语的“历史包袱”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所淡忘和选择性忽视，而红色话语的理想性、浪漫性重新赢得社会的认可。因此，寻求文化层面的精神支持，加强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和党史教育，也开始通过创建“国家荣誉制度”“八一奖章”等形式，重新唤醒公众对红色的记忆，红色话语走向现实生活、走向具体的社会领域，开始成为民众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

四、红色话语的建构策略

话语建构属于主体性、能动性的活动，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定向性，通过不同的词汇组合搭配使用达到不同的语言表达效果，从而表达话语建构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价值主张。红色话语的百年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话语建构上的自觉性体现。

第一，对人民现实利益的高度关切。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12]。而红色话语能够“掌握群众”、发挥革命动员作用，关键在于它确实把握住了人的现实的利益诉求，并由此通过对人们利益的满足，唤起其阶级意识，从而认同党的政治目标。以“土地革命”一词为例，在党的六大报告、党的七大报告之中意义就截然不同。在党的六大报告中，提出“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而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则提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可看到土地革命的内涵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已完全发生转变，原因就在于如何更好实现农民的土地主张、更好动员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策略也已转变。前者只是笼统地提出土地革命口号，对于农民参与革命的动力及效果估计不足，而后者则提出了诸多举措，如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鼓励富农发展生产等，不仅有效维护和促进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也有效保障了地主、富农的合理利益，对于稳定解放区富农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巩固扩大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自此土地革命就得到了广大农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普遍认可和欢迎，围绕土地革命展开的宣传口号也就深入人心，如“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瓜分地主土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废除佃租制度”等就成为广大农村地区耳熟能详、日用而不觉的社会话语、生活话语。

第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话语的本质是理论的现代化，理论与话语相互支撑，构成话语的基本结构”[13]。话语并非是天生的理论，必须经由经验化的总结、科学化的论证、系统化的凝练之后才有可能上升为理论;而理论同样不可能等同于话语，有些理论属于闭门造车的臆想产物，就无法上升为学界普遍认可更遑论转化为社会语言、生活语言，因此必须要具有“彻底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的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灵活运用和科学发展，提升了红色话语的合理性。以“阶级”概念为例，毛泽东就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化演绎和本土化发展。在毛泽东所著的《矛盾论》中集中体现，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基础之上，将社会群体分为两大不同的阶级阵营，通过领导被压迫阶级开展武装斗争，来实现被压迫阶级的解放。通过此方法来确定阶级斗争的根本动力、主要对象、依靠力量、主要方式、行动策略等，也就为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大会报告均以该理解为主。

第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改造。话语与文化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话语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对于延续、传承和创新文化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同样对话语产生着巨大影响，如汉唐文化在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对于话语的改造同样明显。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5]。红色话语的创造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以“革命”一词为例分析，可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于创造话语的文化自觉。“革命”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周易》中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主要指君统异姓、改朝换代。而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改良派将日本的“革命”概念引译进中国时，主要从“维新”“改良”的角度来使用，并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行为予以激烈批评和批判。[16]而在毛泽东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革命”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自此“革命”一词就赋予了强烈的阶级色彩和暴力色彩，走出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王朝循环”的历史怪圈，为推动中国社会性质的完全变革提供了思考方向。在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大会报告中，“革命”的话语没有完全放弃，不过其内涵已发生变化，一般出现在三种语义场：一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开展所谓的调整与变革，一是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领域实施政治战略，一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包括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17]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内涵的与时俱进发展，其语义与中国共产党提出之初已有天壤之别。

第四，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在红色话语百年演变的过程中，可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掌握着红色话语的创造权与解释权，也掌握着红色话语的发展权和管理权，因而对于一些重要概念和主要话语，中国共产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也对其内涵进行了更新与发展。例如在党的十三大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话语发展上的理论自觉与理论成熟。“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七大报告中“无产阶级专政”就已出现，主要指的是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即“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无产阶级专政”调整为“人民民主专政”，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一方面是“人民民主专政”本身是“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者的结合，能够为新时代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统一战线提供政治基础，有利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建设，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强调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很容易使国家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右倾”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歪曲和滥用，作为一种极端和负面的政治话语，代表着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和暴力性，因此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重新塑造民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印象。自此“人民民主专政”就成为了官方的主流话语，在以后的历次大会报告中均采用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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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