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社会变局与传统书院的转型

摘 要：书院改制这一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教育、文化发展，以太原地区的书院改制为例，探究其在短期内完成新式教育体系初步建设的原因以及改制后学堂的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学方法、考核奖励制度等方面较之传统书院的新的变化与内涵。

关键词：清末;太原书院;书院改制

书院改制这一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中，意义非凡。当前对于山西书院改制的研究中，多以山西书院的整体改制事件为研究对象，或以山西大学堂的发展历史作个案研究，但进行区域研究的较少。因此，鉴于该主題研究的空缺以及山西全省在嘉靖、万历时期就已“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网络”[1]，本文以清末山西太原市的书院改制为研究对象，整体探究的基础上加以个案分析，以太原地区的书院改制过程来侧面展现山西整体的教育改革特征。

1 太原市书院发展的基本情形

据史料记载，太原市一共有12所书院，分别是晋阳书院、令德书院、养德书院、崇修书院、汉山书院、晋溪书院、桐枫书院、寻乐书院、积秀书院、金河书院、梗阳书院和清泉书院。其中清建7所，明建4所，清代是太原地区书院发展的顶峰时期，并且主要分布在太原市或太原县，在其他县城则数量较少，不难猜测，书院分布的不平衡主要是受到当地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的影响。

2 清末太原地区书院改制的背景原因

太原地区的书院作为全国书院的一部分，其发展必然受到政府对于教育政策导向的影响。因此，太原地区的书院是被动地改革为近代学堂，其原因除书院自身的弊端之外，还有晚清时期此起彼伏的改革呼声以及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为山西书院改制奠定的基础。

2.1 晚清时期教育改革思潮涌动

在晚清时期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惶惶不安中，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改革之路，对中国书院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9世纪70-90年代的维新教育思潮，反对科举制，批判空谈无用的理学教育，主张仿照西方开设科学文化等实用教育，强调经世致用。之后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倡普及义务教育，并具体到大中小学堂的入学年龄及教学内容，又在著名的《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提出书院改学堂的建议，最终被光绪帝采用，指导了全国书院改制的进行。

2.2 书院自身弊端凸显

书院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其特色在于致力于纯粹的学术研究，但是处在科举发展的巅峰时期、以中举为荣的封建社会中，书院的发展逐渐积弊太深。一方面是晚晴时期书院官学化严重，政府从经费、管理及书院的教学内容等多方面操控书院的运行发展，致使书院逐渐丧失独立自主办学的外在权利与内在精神;另一方面是书院的教学内容及模式不能够适应当时中国在世界发展的时代要求，清朝前期的书院大体分为“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的书院、重视义理和经世之学的书院和以科考举业为主的书院”[2]但是这样的教学内容无法适应近代中国发展的需求。1986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上书光绪皇帝的奏折——《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山西书院发展弊端的感叹，自由讲学流于形式、教学内容不实用，课试也服务于科举等等。因此，书院自身的衰败也促成了学堂被取代的最终命运。

2.3 中央政府的最终决策

直接推动山西太原地区的书院改为学堂的是清政府颁布的两次书院改制令。1898年，“光绪皇帝采纳康有为建议，正式颁布了书院改制诏令，下令全国各省府厅州县书院全部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3]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书院改制令也随之结束。直到1901年9月，清廷再次颁布改制诏令，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随着两次清政府颁布书院改制诏令，全国各个书院均走上了改学堂的路，太原地区的书院同样如此。

3 清末太原地区书院改制的具体表现

在全国大学堂屈指可数的时代，山西大学堂的建立和大学堂译书局在上海的开办，使其成为地方大学堂中的翘楚，除此之外，在太原地区由书院改制成为学堂的一共有7所，如表2所示。这其中，包括各个层次的学堂，也囊括了县、市两级地区的书院。在全国展开书院改制工作的同时，山西省也开始逐步走上新式教育的道路，但是书院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千年之久，教育模式、组织运作等方面都有着成熟的经验，在仓促改制诏令下，迅速完成新旧过渡的任务，并非易事。以下将以太原地区书院改制的具体措施和内容来分析当时改革的成果。

3.1 教育目的

传统书院从最初的教授基本知识到宣传各家学派的思想精髓，再到清朝主要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教育目的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改制后，清政府不断的修改新式学堂的教育目的与宗旨，终于在1906年将其归纳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贤”。[4]山西省学务处紧随其后也根据自身的情况规定山西学堂的教育宗旨在于培养中西兼通的人才。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变化不仅仅在于教育机构的称呼，更在于学堂有了新的内涵，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增强体质，也看重教学的现实操作性，在学生毕业之后，能够根据获得的知识进入各行各业，也能为更求上进者奠定升学的基础等等，各级学堂间的教育目标虽不同，但互相承接，彼此联系。

3.2 教育内容

清末太原地区传统的书院趋向于为科举服务，教学内容也是以学习经史治术为主。在改制之后，太原地区的7所学堂中，各级学堂的教学内容有所差别。

首先，以山西大学堂为例，分为中西两斋。中学专斋，最初只开设经、史、政、艺四门课程，后根据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大学堂内要建立分科大学堂，“中斋课程只保留经学，并且将高等科分为文、理两科，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理化、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体操等学科。”[5]而山西大学堂的西斋，在创办之初只有预科，教学内容仿照英国，开设了英文、化学、算学、物理、博物、医学、法律等课，后西斋逐渐形成了文学、工程、法律、格致、医学五个专科。

由以上这些科目可以看出，当时的教学内容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跨越与先进，既有传统文化的保留，也有先进自然科学的注入，课程内容丰富且较为完备。

3.3 教学方法

在山西大学堂西斋，“上课时间也比中斋要多，授课以洋人为主……常常没有课本和讲义，全凭学生当堂笔记……教学风气和师生关系也比中斋那边更开明自由”[6]可见教学方法更加开放、自由，需要学生的自觉、努力。相对而言西斋而言，太原地区的小学堂、中学堂乃至大学堂的中斋则更加保留了之前书院的讲授法与自学法相间的教学方法。

3.4 考核与奖惩

传统书院的课试内容主要以八股文为主，而改制之后的太原学堂是要根据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来进行考核，“平日的品性考核方法是积分法，主要考核学生的容止、语言、行礼、作事、交际、出游等内容。”同时“学堂考试分为优、良、中、下、最下等五级”，[7]将学堂的考核与奖励出身直接挂钩，如清末时期，太原县高等小学堂“除平时留意考察学生成绩外，学年升级、学习期满毕业都要举行考试”并按照成績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级，“第一、二班甲等学生给助学经白银6两，乙等生年给白银4两。第三、四班学生改为甲等生年给白银（铜钱）6000文，乙等生年给制钱4000文。第五班以后会取消助学金。”[8]

4 太原地区书院改制的评价

首先，促进了山西近代新式学堂的建立。太原作为省会城市，在嘉靖、万历时期就已是全省的文化教育网络中心，率先迈出书院改制的一步，对于全省加快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有着关键的作用，不仅促使山西形成了大、中、小三级学堂，同时，还推动当时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市开始建立师范、军事、实业、法政等学堂，这些学堂的设置，适应了当时山西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推动了山西教育的近代化之路。

其次，太原书院的改制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张之洞、胡聘之在担任山西巡抚时还曾为山西的闭塞、落后、人才缺失、书院发展滞后而痛心，但是从光绪二十七年起，太原率先开始进行学堂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同时也积累了书院改制学堂的经验。

最后，新式学堂丢失了书院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保留了书院的封建习气。太原地区的书院改制，主要是根据政府的规定来执行，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同时，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中，忽视了书院自身的优秀传统，无论是书院的授课方式，教学内容亦或是其对于学生德行的重视，都可圈可点，值得继承。但是书院在改制过程中，只看到了新式学堂的新颖、科学，全面否定了书院的魅力，实为可惜。

参考文献

[1]侯伍杰编.山西历代纪事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758.

[2]王欣欣.山西书院[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63.

[3]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资料》（下）[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988.

[4]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教育法令》（1901-1911）[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4.

[5]王芳.晚清山西书院改制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7：43.

[6]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刘少白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22-23.

[7]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79-88.

[8]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纂领导组办公室编.太原市南郊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4：477.

作者简介

吴春宣（1995-），女，汉族，山西忻州人，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