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人印章文化研究

单超成

一、回鹘人用印情况概述

今新疆之维吾尔族，是历史上活跃于漠北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及西域的回鹘人①回鹘远祖可追溯至铁勒诸部,其名称在汉文史籍中有多种记载。唐时称回纥，788年，回纥统治者向唐王朝上表请求改名为回鹘，遂其后历史中均以回鹘命名之。至蒙元时期，常被称作畏兀儿。参见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之后裔。回鹘人于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原文化的浸润，在河西走廊和西域衍生出灿烂的回鹘文化。回鹘人在漠北逐水草而居，被突厥统治达一百余年，受其影响使用了突厥如尼文，②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31、37页。留下了许多突厥文碑铭，通过碑文我们发现，此时期回鹘人已出现印章的初体——印记的使用情况。因唐王朝的帮助，回鹘部落灭亡了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继突厥、薛延陀后建立了漠北政权，并归附唐朝受其统治。唐朝先设置六府七州进行统辖，后于回鹘地设立瀚海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府，直接受命诸部首领为唐官来治理漠北。744年，漠北回鹘汗国建立，唐朝均对其可汗进行册封。③（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6页。唐代印章文化发达，用印现象普遍，漠北回鹘在与中央王朝交流中深受影响，奠定了其用印习惯。

来自波斯的摩尼教于八九世纪在回鹘境内迅速传播，替代原本的萨满教而成为回鹘国教，④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8-186页。在回鹘贵族的推行下，摩尼教的影响为回鹘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840年，因天灾人祸，回鹘漠北政权土崩瓦解，其民众四散。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向西迁徙，一支来到河西走廊于张掖建立甘州回鹘王国；一支来到吐鲁番盆地于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王国；一支来到喀什及中亚，与葛逻禄、样磨等部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开启了回鹘部族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①（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3页。此时的回鹘用印现象不仅局限于贵族官僚的使用，底层民众亦普遍拥有一块代表自己身份的印章，我们从汉文史籍和回鹘文文书中均可看到普遍的用印情况。西州地区浓郁的佛教信仰氛围，让回鹘人迅速改信佛教，同时高昌回鹘上层对于宗教信仰的宽松政策，导致回鹘人亦信奉道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因此，西迁回鹘人将印章广泛用于国书、官府文书、宗教文书及民间契约文书中，扩大了印章的影响力。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回鹘用印情况,现分而述之。

二、漠北时期回鹘印章使用的萌芽

回鹘人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民族，早期受突厥统治，吸收了突厥文化。近代中外考古学家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掘出一批突厥如尼文文献，包括突厥汗国时期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暾欲谷碑》《雀林碑》《阙利啜碑》；回纥汗国时期的《磨延啜碑》《铁尔痕碑》《铁兹碑》《苏吉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塞富莱碑》等，②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6页。这些碑铭大多依据内地的样式刻在竖立的长平石头上，石碑立在石制的龟背或类似的形制上进行固定以便竖立。③[德]葛玛丽著、耿世民译：《古代突厥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页。我们可以在石碑某一位置看到刻有典型的回鹘部落标记，此当为回鹘印章的萌芽。部落印记（Tamgha）是古代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广泛存在于人类氏族部落时期，用于辨别该部落的活动范围以及财产归属。正如十一世纪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hamudKashgar）所撰《突厥语大辞典》④麻赫默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2-64页。中载：

“乌古斯，突厥诸部之一。他们有廿二个民族，各有其标志及牲畜印记，凭此印志识别各自的牲畜。”

《词典》中提到的乌古斯即回鹘。应当指出，回鹘并非突厥诸部之一，而是由铁勒发展而来，或许因其长期受突厥统治深谙突厥文化而使作者误解。

彼时突厥及回鹘诸部均有本部落独特的印记，我们在《铁尔痕碑》《铁兹碑》《苏吉碑》上均可发现。2013年西安出土了一块唐代汉文、突厥如尼文双语墓志，经学者研究为唐代漠北回鹘葛啜王子所有，是唐政府安葬回鹘王子所刻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汉文、突厥如尼文双语石刻墓志。该碑左下方有个回鹘汗国标记，此记与《磨延啜碑》上的部落印记标志相近。⑤张铁山：《〈故回鹘葛啜王子墓志〉之突厥如尼文考释》，《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突厥汗国灭亡后，回鹘在唐朝帮助下，独领漠北。唐廷直接委任诸部首领以示管理，迨漠北回纥汗国建立，唐政府均对其可汗进行了册封，这使得回鹘族有更多机会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我国古代，马匹的应用能有效增强国家战斗能力，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对于军马的培育和管理，发展至唐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马籍制度。《新唐书·百官志》云：

“诸牧监：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马牛之群，有牧长，有尉。马之良驽，皆入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岁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以仲秋上于寺，送细马，则有牵夫，识马小儿，兽医等。”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5页。

与马籍制度相配合的是完整的马印制度。《唐会要·诸监马印条》对于马印的使用有详细的记载。其先，漠北诸游牧部落尚无烙马印：“骨利干马本俗无印，惟割耳鼻为记。”②（宋）王溥：《唐会要》卷72《诸监马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5页。由骨利干部落可知当时诸游牧部落均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区别各自马匹。唐朝将先进的马匹管理制度传播至漠北，诸部方有马印意识，发展出形象不同的马印，至后期，结骨、悉密、葛逻禄、回纥、仆骨、延陀、阿跌、苾羽等各部马印皆不相类。③（宋）王溥：《唐会要》卷72《诸监马印》，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6-1308页。我们发现其后漠北贡献唐朝的马匹上出现了烙马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奉旨草拟《与回纥可汗书》对此现象予以记载：

“……达览将军等至，省表，其马数共六千五百匹，据所到印纳马都二万匹，都计马价绢五十万匹……”④《全唐文》卷665《白居易·与回纥可汗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59-6760页。

此次漠北回鹘进贡马6，500匹，加上之前所贡达2万匹，且均为印纳马。漠北诸部受马印影响，逐渐通行印章的使用。笔者猜测，或许印章的便利和规范，使得回鹘可汗开始自己制作专印。如《磨延啜碑》碑文第二十行记载：

“同年，我令人（在于都斤山西麓），在铁兹（Täz）河上游建立了QasarQordan汗庭，并命人建造了围墙。我在那里过了夏天，我在那里确立了疆界，我命人制作了我的印记和诏谕。”⑤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0页。

不仅如此，回鹘可汗设立了各级官吏统治汗国，给予官吏相应的印章。当时汗国境内尚包括都播、骨利干、黠戛斯、葛逻禄、沙陀、党项、吐浑、室韦、奚、契丹等部族活动，且均臣属于回鹘汗国。据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程溯洛先生研究，各属部由可汗赐给印信，派出“监使”督责其贡赋，监视其军政。⑥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我们可据突厥如尼文碑铭及新旧《唐书》记载一窥回鹘汗国官吏建制情况，《铁尔痕碑》中记载了除可汗、可敦外，尚有达干、五百人长、九百人长、千人长、五千人长、刺史、特勤、护卫军首领、叶护、将军、设、俟斤等职官；⑦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5-390页。《磨延啜碑》中记载有都督、始波罗、颉利发等职官；⑧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8-384页。《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有内外宰相、亲国□（司马？）等职官；⑨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8-400页。但这些官吏是否均有相应印章我们无从可考，若依程溯洛先生的研究则应是如此。

漠北蒙古高原时期，回鹘人与突厥、铁勒等其他部族相类，发展出部落所属印记，以宣示所有。从目前资料来看，我们仅在碑刻中能够发现。其后，在中原文化的浸润下，漠北回鹘开始将印章（烙印）普遍使用于官府及牲畜，且逐渐影响了境内所统其他游牧部族。综上，漠北时期尚属回鹘用章的初始阶段，还未找到民间普遍用印的记载。

三、西迁回鹘印章使用的发展和传播

西域，狭义上指今新疆全境，历来是不同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保卫的家园。其东部吐鲁番，古称高昌，回鹘人西迁前为唐代西州，自汉代设高昌壁始，一直处于中原文化的影响之下，唐代政令在整个西州四通八达，我们发现作为行使政令的印证，所出土的官府文书均盖有官方印章，如西州印、西州都督府印、交河郡都督府印等军政大印。①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96、105页。在唐政府的影响下，西迁回鹘继承了用印制度。1981年匈牙利藏学家乌莱在其论文《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田官府中使用藏文情况》中公布了一份官府文书，该文书编号为P.T.1188，内容为回鹘登里可汗颁布的一份告牒，我国藏学专家王尧教授对原文进行了释译。②王尧：《P.T.1188登里回鹘可汗告牒释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该盖印告牒或为河西回鹘统治者颁布，授予吐蕃人悉董那旺论，他为回鹘官府工作效力，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于迦”的高官，当为太守。这位太守的册封文书中就盖有河西回鹘政权大印。在和中原王朝的交往中，西迁回鹘学会了使用表章。回鹘官府会直接派遣“进奉使”，携带国王表章及方物到北宋首都汴京入贡。③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2页。

天山东部的吐鲁番盆地，803年已为漠北回鹘辖地，有不少回鹘人迁居此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部众投奔族人至此。866年，回鹘酋首仆固俊以西州、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④荣新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喀喇汗王朝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尔著《突厥语大词典》中亦有相同文献佐证⑤麻赫默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20-122页。：

回鹘，一个国名，它有五座城，当地居民是最凶恶的异教徒，也是最高明的射手。这五城是：唆里迷、高昌、彰八里、别失八里、仰吉八里。官方层面而言，高昌回鹘用印普遍，印章流通于王国境内各个城市。宋元时期，吐鲁番盆地棉花种植与加工业发达，回鹘人独创了官布货币，在指定棉布上盖统治者印章以示法定而流通。⑥麻赫默德·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之《kamdu》条记载：“长四盖斯，幅宽一拃的一块布，上面盖有回鹘国王的印，在交易时当货币使用。如果这布用旧了，每七年可洗一次，再重新盖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这种货币在王国境内普遍使用，包括当时市面上通用的六面盖有印章的官布（altï sïngar šuluγ tamγalïγ böz-kä quanbuqa）、高昌市面上流通的两端有护边，中间盖有印章的官布（qoču kidini yorïr iki učïkinlig otra tamγalïγ quanbuqa）、鲁克沁市场流通的盖有官署印的官布（lükčüng kidini yorïr šuuluγ böz-kä quanbuqa）等多种形制。⑦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114页、140页、144页、146页、149页、151页。

漠北蒙古高原时期，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成为回鹘国教，摩尼经师（mar）倍受优遇。据《苏吉碑》⑧林干：《突厥与回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载：

“我把我的女儿不要聘礼嫁了出去，我给我的摩尼经师一百个男仆和住房。我看到了我的甥侄和孙子。现在我死了。我的儿子在为人方面，要像我的摩尼经师那样，要敬重汗，要努力干事。”

随着回鹘的西迁摩尼教传播到了吐鲁番地区，摩尼高僧更加受到回鹘统治者的优待，直至被佛教替代。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进行考古工作时，发现了一份高昌回鹘官方文书，原件现藏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图版刊于黄氏《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版。文书中盖有十一处汉字篆文红色方印，印文为：“大福大廻鹘国中书门下省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是为回鹘宰相大印。文书颁发给摩尼教寺院，以官方形式规定了摩尼教寺院享有的种种特权。①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因回鹘统治者的扶持，摩尼上层高僧拥有象征自己权力的私章。法国人伯希和曾从敦煌掠走一份文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书正面书：“赏紫金印校检廿二城胡汉僧民事内供奉骨都禄沓密施呜瓦伊难支都统致沙州宋僧政等书”。都统，即汉籍之都僧统，为僧官。文书上盖三处四方形朱印，正是回鹘上层所赐汉字金印，通读文书可知是一封西州寄往沙州（今甘肃敦煌）的私人信件。这位高昌回鹘高僧被统治者任命为统辖当地所有佛僧的僧官，故写信告知远在敦煌的三位知己僧侣此喜讯，或许是首次使用该大印。②[日]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除了高僧外，回鹘境内普通法师也配有私印，③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3-175页。据回鹘文文书记载，当时的僧职包括：慕阇、拂多诞、呼嚧唤、管事者、依哈林、都督、达干④杨富学、牛汝极：《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都统、僧统大师、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诸寺毗尼、律师、禅师⑤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等，则上述僧职均赐有官印。

对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历史，尤其是其上层社会、政治外交等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汉文正史、历代古西行记、西域碑文等资料加以掌握。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吐鲁番一带相继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回鹘文文献，加之于吉木萨尔、库车、敦煌亦有零星相关回鹘文资料，为我们了解高昌回鹘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这批回鹘文世俗文书，主要是当时人们互相交易的借贷文书。学者通过研究释读，发现高昌回鹘百姓用印情况极其普遍。据杨富学先生研究，回鹘文借贷文书的书写格式相似，按先后顺序为：立契日期、借贷人、债主及借贷原因、所借物品及数额、还贷期限、利息数额和保证、证人、债务人和书记者的盖章（tamγa）或画押（nišan）。⑥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借贷文书概述》，《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文书中所盖印章或画押手印的作用，正是以其唯一性作为契约最终成立的证明。如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编号为P.Ouigour.12的文书，为一封出土自敦煌的书信。上书回鹘文12行，三处盖有印章。⑦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书译释》，《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原文如下：

“1.ačiγ bitigimiz q......iraqtin üküš köngül idur-biz

2.ädgü-mü esän-mü nätäg sen biz yemä munta ädgü

3.esän erür-biz-amti näüküš saw idalïm tolï

4.tükäl yegän birlä beläk bitig bar tedim

5.ken ayïtïp beläk bitig bulmadïm bu bitig

6.säkizinč ay biz bir ekki yangiqa bitimiš bitig

7.ol qawdï elgintä yüz yetti yïegirmi salqïm yenčü

8.körüal bir bitig maxa sü bašï elgintä bir（印章）

9.bitig yaqšičii ortuq elgintä sen qayuqa barsa

10.bir bitig qamïlta qod bir bitig mengärü ïd

11.yutï-qaüküš köngül atïtu idur-biz anïn bitig idtimiz

12.beläk bu tamγa üzä körü al（印章）（印章）”

作为我们礼物的书信，从远方送去我们衷心的祝福。你近来好吗？王安吗？我们依然安好，现在我有多少话要倾吐啊！我说过：“托里·吐开勒·叶干有礼物和书信”。后来，我询问了，但我没有得到礼物和书信。这封信是八月的，我们又重写了一、二封信，请考迪亲自查收117件（镶有）珍珠的耳环，并亲自交给军队指挥官maxa一封信。（印章）亲手教给钥匙匠斡吐克一封信，你如果返回，请留一封信在哈密，然后给我写封信。我们向玉蒂表示衷心的祝愿，送去此信一封。凭此印查收礼物。（印章）（印章）

我国突厥学专家耿世民先生，对回鹘文世俗文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据耿先生在《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的分类，笔者对其中反映的回鹘民众用印情况分而述之：其一，行政文书。官方文书须盖政府官吏（高官、地方官）印章，以示有效；其二，买卖奴隶文书。一般是谁立下契约文书，谁加盖私章在文末；其三，抵押、领养文书。抵押方、被抵押方均要盖章，而受抵押方无需盖印；其四，买卖土地文书。卖方要写下文书并盖章，方可生效。若卖方是一个人，则需盖一个章，若卖方是两个人，则需分别盖两个章，若卖方是十个人，则需分别盖十个章，以此类推；其五，租借文书。租借方须在文末加盖章，有几个人盖几枚印章；其六，借贷文书。借贷方须在文末加盖章，有几个人盖几枚印章；其七，遗嘱文书。须立遗嘱人和其亲戚均盖章方可有效。

高昌回鹘王国上至统治阶级，下至普通民众、普通僧侣几乎人手一枚印章，王国有专门的掌印官（tamγaČi），负责政府部门的印章，人们将印章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促进了印章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

历史上，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入主过西域。契丹族源于东胡系的鲜卑部落，于916年建立强大的辽王朝，统治着中原北部地区。①（元）脱脱等：《辽史》卷3《本纪第三·太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页。待女真族建立金朝灭亡了辽，其部分余众在贵族耶律大石的带领下逃至西域和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统治整个西域达88年（1124—1218），高昌回鹘亦曾受其统治。据文献记载，西辽统治者仍旧给回鹘首领颁发大印②（元）脱脱等：《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7-2638页。：

“是岁，粘拔恩君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诏西南招讨司遣人慰问，且观其意。秃里余睹、通事阿鲁带至其国见撒里雅，具言愿归朝廷，乞降牌印，无他意也。”

据文献可知，蒙古铁骑至西域，粘拔恩和康里两部希望献出西辽所颁大印以示归附之情。则其时西域诸部均受西辽统治者的册封，赐以印章，故高昌回鹘无法幸免。

蒙古族崛起于蒙古高原，其铁骑踏遍欧亚大陆。蒙古国和元朝时期，西域诸政权均处于蒙元政府的统治之下，对包括高昌回鹘在内的诸族实行有效统治同时积极吸收了高昌回鹘等民族的先进文化，史载：“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①（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钦定四库全书·子部》。高昌回鹘将印章文化传播给了蒙古贵族，据《元史·塔塔统阿传》载：

“塔塔统阿，畏兀儿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大敭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出逃，俄就擒......帝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②（明）宋濂等：《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3049页。

蒙元统治者的信任，使得印章制度很快通行全国。同样记载见著于清代学者屠寄所撰《蒙兀儿史记》：

“蒙兀初起，浑噩无文，处理万事，徒咨唇舌，使命往反，必以口授。自成吉思汗灭乃蛮，得塔塔统阿，始知符印之用，遂教诸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以是蒙兀未君中原时，国内盛行畏兀文，其诸符玺，用是篆刻。”③（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5《列传第二十七·论》，中国书店影印，1984年，第351页。

蒙古统治者大量吸收高昌回鹘文化，其印章制度在整个帝国进行了广泛应用。作为统治畏兀儿境的凭证，蒙古统治者给畏兀儿首领颁发了印章。《元史》载：

“至火赤哈尔于大战死后，其长子纽林的斤嗣......武宗至大初，嗣为亦都护，赐金印。仁宗延佑三年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赐驼钮金印，为设王传官。其王印行于汉地，亦都护印则行于畏兀儿境内。”④（明）宋濂等：《元史》卷122《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999-3002页。

关于此两种畏兀儿亦都护金印，元代学者欧阳玄⑤（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偰氏家传》，四部丛刊本。及高昌王亦都护碑文⑥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中均有详细记载，是为蒙元政府用印的反映。元代疆域辽阔，为便于统治，元廷对驿站交通进行了有效管理。西域之东察合台汗国领有高昌回鹘地，继承了元朝的驿站制度，⑦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亦将印章制度传承下来。

四、回鹘印章的造型及材质

回鹘人将印章文化融入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印章代表着个人社会地位。高昌回鹘及畏兀儿时期，其印章分为首领（可汗）印、高官（宰相、高僧）印、地方官印、僧侣印、百姓私印等类型，不同的印章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回鹘人的印章有多种材质，文献记载贵族多使用金印、银印、玉印，而普通民众印章材质多为身边常见的原料，我们通过近代考古发掘方知其种类之多。英国人斯坦因在库车城搜集到47枚印章，材质包括青铜、红铜、玻璃、褐煤、石头、石墨、木头等①[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0-843页。。在交河故城发现的木印章，被面穿有小孔，以便系绳子，这显然是普通民众的私印。而在吐峪沟发现的一个球形玻璃印章，底部为长方体，顶上则雕刻一只蹲坐的狮子，造型美观②[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75-894页。。常见的印章形制有长方形、四方形、五角形、圆形、椭圆形、扁圆形、不规则圆锥形、平凸形、菱形、叶形等，可谓造型丰富③[英]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0-843页。。依文书反映，小长方形印似为私印，而大长方形印似为公章。据学者研究，印章多按中国式制成，也有融合其他地域文化的样式④耿世民：《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印色目前发现的只有朱色和墨色，其朱色是朱砂和红铅的混合物⑤[加]马克·狄更斯著、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

因早期受唐朝赐封，故回鹘印章文字始为汉字，迨回鹘人发明本族文字——回鹘文，印章中出现回鹘文字。黄文弼先生曾在吐鲁番盆地雅儿湖旧城大庙附近发现数枚印章，其上刻文字系回鹘文⑥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考古学特刊第三号》，北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年，第64页。。又于唐宋时期，回鹘与吐蕃交往甚多，其印章中亦有古藏文文字。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4521的回鹘文文献，凡30叶，60面，最后一页和后封面上盖有大型的藏文墨印。而该文献封面和正文首尾都盖有佛像印记，则说明回鹘人之印章除文字外尚有图像⑦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1971年，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于吉木萨尔北庭西大寺遗址中收获一枚铜印，该印一边呈半圆形状，印面似一面盾牌，有人脸模样的图案⑧李遇春：《新疆各地发现的一部分历代印章》，《文博》1984年第2期。。回鹘印章内容随着历史发展逐渐丰富多元。

结 语

回鹘拥有系统的民族发展脉络，是我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及西北的一支优秀的游牧民族。发展至今，该族先后受到了不同地域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的浸润。今之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员之一，其文化始终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回鹘人的印章从无到有，发展出丰富的印章文化，并影响了周边其他民族。通过印章文化在回鹘的发展，使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始终是维吾尔族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