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建筑营造中的家国互动
——以佛山通济桥为例

陈恩维

佛山在明清时期崛起为岭南巨镇，而通济桥为佛山古镇的西南门户。通济桥可谓是佛山“第一桥”，不仅相关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十分丰富，而且形成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正月十六日过桥习俗——“行通济”民俗。①陈恩维:《佛山“行通济”民俗的传统仪式与文化内涵》，《文化遗产》2018第2期。空间建筑“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②［法］列斐伏尔:《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作为公共空间的地方建筑尤其如此。然而，当今许多古建筑研究者和民俗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庙宇、祠堂之类的神圣空间，但又缺乏对其地域性和延续性的历史考察。有鉴于此，笔者特意选取佛山通济桥这一世俗的地方公共建筑加以研究，拟通过历史文献爬梳和田野调查，提供特定的地方社会背景和较长历史时段中地方力量兴修桥梁背后佛山社会中家族、地方、国家力量之间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变动的深描文本，从而管窥公共建筑营造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推动当前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有文化深度的保护。

一、霍氏家族与通济桥

佛山通济桥修建有史可查的修建者，最早是深村进士霍与瑕（字勉斋），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叔父霍隆十年之后又对通济桥进行了重修。石头霍家所居之地深村堡，离通济桥所在的佛山堡尚有一定距离。霍氏家族为什么要在佛山堡捐修通济桥呢？这与石头霍氏家族势力的崛起及其向佛山的拓展有关。石头霍氏在佛山的邻堡深村堡居住。霍韬(1487—1540)作为石头霍氏的第六代，自幼亦务农耕，十九岁始入乡塾，然其“性颖悟，倍于常人，所授书过目即成诵，逾年而五经皆熟”。正德八年(1513)，乡试第二，正德九年(1514)会试第一。①《太原霍氏族谱·霍韬传》，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2015年。正德十六（1521）出任兵部主事。其时霍韬为“大礼议”，三驳礼部尚书毛澄，朝臣们咸指霍韬为邪说。霍韬不得志，遂于嘉靖二年五月调病归乡。从这时起，霍韬开始了建构石头霍氏宗族的一系列行动。首先，他利用优免特权，大量积聚族产。根据明代官员优免则例，霍韬在任兵部主事时，可享有优免500亩土地的特权，嘉靖年间任礼部尚书时，优免土地达到千亩，这为霍韬创建族产提供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霍韬坚持“本末相兼”的思想，鼓励族人以“货殖”为重，“食货为急”，积极经营工商业。他们积极介入佛山地区陶瓷和铸造两大支柱产业。霍氏《家训·货殖第三》云：“凡石湾窑冶，佛山炭铁，登州木植，可以便民同利者，司货者掌之；年一人司窑冶，一人司炭铁，一人司木植，岁入利市，报于司货者，司货者岁终，咨禀家长，以知功最。司窑冶者，犹兼治田，非谓只司窑冶而已。盖本可以兼末，事末不可废本故也。司木、司铁亦然。”②（明）霍韬：《霍渭 家训·货殖第三》，见《涵芬楼秘笈》第二集，民国十三年。除窑、铁、木三大行业外，霍氏还经营银矿、盐鹾。此外，霍氏还在佛山汾水头地，设立码头，经营各项买卖，并建房“与人赁住”。有了霍韬的指示与庇佑，再加之其弟霍隆与其子霍与暇的经营，霍氏家逐渐成为当地最大的工商业大户。③刘正刚：《话说粤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第299-300页。不仅如此，霍韬还通过设立族产，创建了大宗祠，开办社学、书院，手订《家训》，修建祖先茔墓等系列措施，实行了族人共同居住和共享财产的生活。其整合重构宗族组织的模式,成为后来佛山地区乃至广东强宗右族整合与发展的共同蓝本。正因如此，霍韬的轶事美谈在佛山民间广为流传,《霍氏家谱》郑重记载他“移文峡山而虎害绝，毁峡江祠而妖氛息”，引湛甘泉之语盛赞：“豪乎杰乎，贤乎哲乎，是为兀涯公之前身之真乎，是为渭厓公之后身之神乎”。④《太原霍氏族谱·霍韬传》，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2015年。在民间，他则“成了老百姓美好愿望和理想的化身,是众望所归的精神支柱。”⑤欧安年：《明代名臣霍韬》，《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

霍氏捐修通济桥，首先是出于家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石头霍氏所居之深村，在佛山内涌——洛水河的南岸，其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则有赖佛山堡的带动和辐射。深村墟有定期的墟市，趁二、四、六、九，村人平时去北岸的佛山堡从事工商贸易活动，通济桥是必经之路。霍与瑕及其叔父霍隆两代人十年间两度捐资修建通济桥，也反映了深村堡与霍氏家族对通济桥的依赖。从佛山堡当时的功能区分来看，通济桥北岸所在的桥亭铺区位于古镇西南门户，分布着大量铸铁作坊，此外还有为铸造业提供服务的柴栏、火石、纸盒等行业。霍氏家族所经营的陶瓷、铸铁、木材、矿石等产业的大宗货物，都从通济桥一带进出佛山。因而他们家族特别重视作为深村堡进入佛山的通道—通济桥。物质或服务的等价交换不仅会导致个体，而且会导致整体的整合。通济桥的修建，在加快佛山与周边四乡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文化的互动的同时，也加速了佛山与周边四乡的整合。

通济桥的修造，还与霍氏家族的科举经历相关。关于通济桥的修建，佛山有“书生建桥”的故事。相传明朝中叶，有一个外乡考生上京赶考，欲渡过洛水涌，碰巧渡头的艄公生病了，书生担心误了行程，心中十分焦急。艄公得知书生赴京应考，立即带病摆渡书生过河。书生大为感动，发愿立誓，如果中举，将回乡在艄公摆渡处建一座木桥，以报艄公，以便后人。后来，他真的考中了进士，回乡后即践行诺言。①受访者：吴虾；访谈者：陈恩维；访谈时间：2012年2月；访谈地点：佛山市禅城区通济桥畔。通济桥实际上具有“登科桥”的意味。道光版《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事志》有“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修通济桥，深村堡进士霍与瑕捐修”②《（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事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3页。的历史记载。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1559）霍与瑕列第三甲一百零一名③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44页。，为当年南海县唯一进士。看来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民间故事中的书生，应当就是指霍与瑕，或者是以他的事迹为原型的。霍与暇为霍韬第二子，历官浙江慈溪知县、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广西左江按察司金事，著有《霍勉斋集》行于世。事实上，石头霍氏的崛起，与其家族在科举上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霍韬共有九子，除了早疡的四子和五子外，均为生员，非附生即禀生，其中二子与瑕登进士、七子与璎和九子与瑺皆为举人，与瑺历官江西分宜县知县、广西王府审理正。霍韬兄弟霍隆、霍佑、霍任，共有子10人，其中也有4人为附生。到他们的孙子辈时，霍隆也有两个孙子分别为文、武举人。而霍与瑕的孙子、曾孙和重孙均为举人。④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2-114页。古代科举中举的概率极低，自古以来就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霍氏家族在科举上的巨大成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书生建桥故事的流传，说明了佛山人对科举人物和家族的敬仰与崇拜，也强化了乡民之于读书人以及科举家族的神圣感。佛山人之所以特别看重“行通济”，表明乡民们对读书人和地方巨族特殊地位的认可成为习俗，这不仅为乡绅的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演化为一种文化权力的来源。

综上所述，霍氏家族多次捐修通济桥，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对于霍氏家族而言是打通了进入佛山的陆上通道，提升了家族在地方的声望；对于佛山地方而言，则意味着与周边社区的沟通整合及其作为四乡之都会的崛起。通济桥虽是家族修建，但因其相关文化积淀而具有社区公共建筑的性质。

二、细巷李家与通济桥

如果说石头霍氏对通济桥的修造主要是出于家族经济利益考虑的话，那么细巷（今佛山市禅城区普君南路）李氏则更多是从地方社会整合和公益的角度来修建通济桥。

细巷李氏始迁祖李广成，宣德年间迁居佛山，为从事铸冶之业的炉户。《李氏族谱》载：“吾家广成公得铸冶之法于里水，由是世擅其业。与人信，较然不欺其心，所业止取给衣食，不为盈余。”①《李氏族谱（佛山）》卷5《广成公传》，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第三十册)，2015年，第334页。李氏的铸冶小作坊是以家长为首，率领兄弟子侄从事冶铁的生产单位。到了八世祖李壮时期，铸冶作坊进一步扩大到六十多人的规模,并且“出入樟江，一时名辈咸乐与之游，海内莫不知有同野公（李壮）”，②《李氏族谱（佛山）》卷5《祖考同野公传》，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第三十册)，2015年，第336页。由工而商，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其弟李白“奉同野公指授，往来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③《李氏族谱（佛山）》卷5《见南公传》，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第三十册)，2015年，第337页。。可以说，到了李壮时期，李氏已从一般炉户一跃而为领导佛山铸冶业的大族。与此同时，李氏开始向文化家族转型。李壮让其子李畅为椽吏，并课其子孙读书。李畅“虽屈于举业，而读书慕古，力行善事，常欲光大其门。”④冼宝干：《（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志·循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9页。在李壮、李畅父子的影响下，李氏子孙始有入府学、县学者，第十代开始在科举方面崭露头角。仅岁贡一途，就占明代全佛山岁贡的23%。由于贡举的名额非常有限，在多数乡村中，有贡举和副榜功名之人就应该算很了不得了，他们与在籍官员一道构成了乡绅阶层的上层。从李待问家族岁贡人数在佛山的比例来看，佛山社区的最高地位无可争议地转移在李氏家族手里。

李待问是细巷李氏功名最高者，也是明后期佛山最为杰出的人物。李待问（1582—1642），字葵孺，万历甲辰（1604）进士，给假归娶。授连城令，后调晋江，又擢礼部主事，历吏部文选郎中，擢佥都御史，巡抚应天。李待问成进士后，开始着手大宗祠的修建。天启六年（1626）祠成后，李待问出资一百四十二金，合以其父一百金，作为蒸尝生息。自户部尚书任上罢归后，李待问又“复捐资以益之，合之得一顷九十八亩”。从此，李氏一族“一岁之内，祭有尝期，礼有尝式，献有尝品，品有尝数。有余者贮之以备不常之需”。此外，李待问“又置书田八十五亩零，以作子孙之力学者”。⑤《李氏族谱（佛山）》卷7《祀业》，见佛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佛山地区旧族（家）谱汇辑》(第三十册)，2015年。与此同时，李待问修撰了《李氏族谱》，整合宗族的努力，使李氏在佛山的地位迅速上升，由“侨迹”之家一跃而为佛山第一大家族。

天启五年（1625），李待问重修通济桥。李氏祖坟位于邻堡石湾一带的清水冈（即今佛山五峰公园佛山火葬场一带）。从李氏聚居之细巷到清水冈，通济桥乃必经之地。李待问少年时代给祖先上坟时，就已发现通济桥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后来他因父丧归来，行走于河涌边，看到通济桥的柱架被白蚁蛀蚀，仅剩残木，已经完全无法通行，过往的行人只能等待退潮的时候涉水而过，心中很不是滋味，于是决定重修此桥。李待问的决定得到了其堂兄李升问的支持。关于修桥的资金问题，李氏兄弟认为募捐与集资，不够体面，过于麻烦，决定倾家族之力修建。李氏家族能够独资修建通济桥，既反映了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也彰显了他们在地方公共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支配权。通济桥此前的修建者霍氏，是外堡的官绅家族，李氏家族对其进行鼎新和重修，可以视为是李氏家族通过积极参与地方公益确立公共权威，取代了霍氏家族在佛山的经济文化地位。

关于修桥的材质问题，是李氏兄弟重点考虑的问题。通济桥原本是一座木桥，容易遭受风雨和虫蚁的侵蚀，从桥的质量和安全性考虑，如果财力足够，易木为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桥梁的修造，还得考虑周边四乡的意见。他于是召集乡之父老共同商议修建木桥还是石桥的问题。当时大家形成了两派意见。佛山外围四乡之人认为，通济桥所在之处，为诸乡之水归海通道，如果在此修建石桥，其桥墩会阻塞水流，带来周边弼堂、大沙诸乡的水灾隐患，因此主张修建木桥。佛山堡的父老则主张从桥的质量和自身安全性来考虑，应该建造石桥。李待问权衡再三后，出于社区整合的考虑，充分尊重了四乡父老的意见，认为“桥以‘通济’名，必通而后有济也，遂用“木石参半”之说。①（明）李待问：《修通济桥纪略》，见（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舆地志》，第329页。即桥墩用木桩，以减少对水流的阻塞，桥身桥面用石料，以增强桥的坚固性。木石参半之说，既考虑了桥自身的牢固，又考虑了四乡的安全，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在修桥时“麦村等乡日持酒食为劳”。通济桥的此次修造，与周边社区进行了有效沟通，得到了周边社区的认同与参与，是通济桥成为公共建筑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李待问还在桥东建了一个桥亭，桥亭共两楹，长三十尺，宽十五尺，桥亭两侧陈列刻有桥记、乡约的石碑，既能便于过往人们纳凉休息，又可以作为聚会商谈乡村事务、教化乡民的场所。上述设置，使通济桥超越了单纯的交通设施的意义，成为一处具有社区整合意义的文化空间。

除了修造通济桥外，李待问还于天启七年（1627）修建了往省大路。佛山本有通往省城的水道，即佛山涌。但因为当时水寇猖獗，为打通广佛之间的陆路交通，所以李待问与庞景忠作为佛山在籍官员和南海地方官府合力修筑了这条最早的“广佛公路”，而通济桥正好处在往省大路的中间节点上。李待问《修通济桥纪略》曾指出：“余乡通济桥，莫详其所自始。夷稽厥道，水通大沙、弼塘、简村、石石肯、奇槎诸乡，陆通魁冈、大江、深村、石头、石湾、黎涌、潘村、麦村诸乡，其称名固当。盖诸乡以佛山为大都会，桥其要津也。”如果说，通济桥的修筑还只是加强了佛山与周边社区和乡镇的整合，那么往省大路的修建将通济桥纳入了一个广州—南海—顺德—新会一线的陆上交通网络中，使佛山在珠三角的区域整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恰好位于水陆交通的汇合点上的通济桥，由地方的公共建筑一跃而为区域公共建筑了。

李待问不仅对佛山公共营造不遗余力，对佛山社会的整合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倡立忠义营、屏逐娼优、严戢强暴，整顿社会风气。与乡绅们建立了佛山都市形成以来第一个民间自治机构—乡仕会馆(嘉会堂)，作为处理乡事和决定地方公益款项的使用、举行文会的场所。他还修建了崇正社学，作为乡之子弟读书场所，使佛山在文化上也开始领先周边诸乡。李待问所进行的是一系列工作，为佛山建立了一套城市运作制度，使佛山在明末成为岭南巨镇。缘此，佛山人对李待问的感激与敬仰，也达到了崇拜的程度，不仅乡志中受有专门赞颂李氏世德的文章，在乡贤祠中还有塑像祭祀，至今，李待问的画像，仍然悬挂在佛山祖庙中的文庙里。

总而言之，李待问家族对通济桥的修建，不仅大大提升了通济桥本身的质量，而且将其纳入了一个广阔的交通体系中，使其公共性不断增强。作为公共建筑的通济桥，既折射出李氏家族的经济文化转型，更折射出佛山从明中叶的城市雏形过渡到比较成熟的都市社会的进程。通济桥，实际上已成为佛山家族、产业与城市转型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三、侨寓家族与通济桥

通济桥在清代的第一次重修是顺治二年(1645)，由僧人圆朗募修，尽易以石。①（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8《祠祀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4页。这次修建，距离李待问（1582—1642）逝世仅3年，距离他重修通济桥也不过二十年，为什么急急忙忙重修？李待问刻石立碑一再强调的木石参半的做法，为什么没有得到遵守？倍受佛山人敬仰的李待问家族在佛山的“公共权威”为什么消失得如此迅速？明弘光元年（1645），南京陷落。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粤）为帝，改元绍武。可以说，1645年的佛山已经处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局面，笔者推测，通济桥的这次重修可能是李待问的族人出于家族自保而主动请托僧人对通济桥进行策略性的局部修缮。比如将张维国《通济桥记》等碑刻文字拆除，将木质桥墩“尽易以石”等。这一策略，既可消除李待问家族支持明廷的物证，又可以借助佛教徒修桥的善举来避免通济桥因政治原因而被毁，以此实现家族和地方自保。这一做法无疑是明智的。顺治四年，浙江人屠彪（1647）以通判移驻佛山，李待问家族建立的带有军事自治性质的“忠义营”遭到解散，这表明清廷官方军事势力正式进入佛山，后来几年虽略有反复，但李待问家族所建立的佛山军事上的自治状态已宣告结束，李家在佛山社区通过营造公共建筑而竖立起来的公共权威及其相关历史记忆，也因此而迅速消失了。

康熙二十年（1681）大撤藩府，佛山的经济也迅速进入恢复发展期。与此相应，各地移民纷纷涌入。“侨寓人士的大量涌入，打破了土著对工商业的垄断，造成了土著社会组织的动荡，明代形成的土著强宗右族纷纷走上解体”。②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体现在通济桥的修造上，由桥缔结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开放，表征了佛山侨寓与佛山土著这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共存与互动，竞争与调适。嘉庆十二年（1807）佛山通济桥再度重修。这次重修，距上次修建已有百余年，因此应该是全面重修，但是除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国朝嘉庆十二年丁卯重修”的简单记载，没有留下其他相关文字，因而也不知道捐修者是什么人，实在是耐人寻味。按理说，这次重修据吴荣光主持修纂《佛山忠义乡志》之时（道光十年，1830）仅二十来年，父老犹存，应该不存在记忆不清的问题。笔者推测，此次修纂，可能是一次本土镇民的合资修建，没有有影响力的地方官绅和文化人士的参与，使得这次重修因缺乏具体文献记载，而影响远不及明代，甚至还比不上对于通济桥附属设施的修缮那样具有文化意义。

清代附属设施通济茶亭的重建，在康熙六十一年。通济桥在明代李待问修建时建有桥亭，但僧人圆朗重修通济桥时，出于保护李待问家族的目的，拆除了原本保留有李待问、张维国桥记所记载的桥亭。不过，桥亭进行的施茶善举仍在进行，只是没有了固定地址而已。茶亭的修建，首先是由侨寓佛山的顺德籍退休官员提出的。庞屿《修茶亭记》指出：“南海茶亭之建于佛山通济桥外。先是，顺德人有侨寓禅山者为武昌郡牧胡公，首捐赀置租，乡人亦助，以有成今者。”事实上，茶亭的真正出资者还是里人梁玉书等人。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载：“康熙六十一年壬寅，里人梁玉书等以是处居佛山南路，为南、顺、新三邑往来要冲，向有施茶善举，而地无定址，久亦废坠。乃谋购地于宝丰社侧，建亭以居之，自是宾至如归，人称乐土。”关于茶亭的修建的过程及理由，朱相朋《建茶亭记》有更详细的记载。此次桥亭的修复，主要是落籍官员、地方乡绅集资（即“醵金”）修建。退休和在籍官员则以文化参与的方式,从道义和精神上支持了此事，“他们擅长写诗作文，具有精致的文学技能。……这是同等卓越的伟大捐赠姿态”。①[加]卜正民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可以说，本土乡绅、侨寓人士和退休官员，共同参与茶亭修建这一公共事务，并赋予其文化意义，明确了茶亭以及他们自身在佛山社区的德望和权威。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修建茶亭的成本，远低于造桥，但此时的佛山乡绅却已无财力像前明的霍氏、李氏那样以家族的力量单独完成。这反映了佛山传统巨家大族力量的衰落，一个由多方侨寓势力构成的新型权力阶层在佛山社会逐步形成。他们持续地通过介入佛山公共事务，来树立公共权威，从而实现文化上的落籍。

道光二十年（1840）吴弥光在通济桥南边建成且住亭。吴弥光，字章垣，号朴园，举人出身，吴荣光的弟弟，是佛山著名本土文人，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建且住亭于通济桥之南。”②（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1《乡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80页。吴氏原籍江苏延陵，先世自宋代迁入广东，崇祯年间迁入佛山。吴氏以盐商起家，家世豪富，而崛起于佛山自吴荣光始。吴荣光字殿垣，号荷屋。嘉庆三年中举，嘉庆四年殿试中二甲二十名进士、成翰林院庶吉士，随后步步高升，到道光十一年为湖南巡抚。吴荣光仕途上的巨大成功，无疑提升了侨寓的吴氏家族在佛山公共事务和文化上的话语权。道光五年（1825），吴荣光以在职督府身份，牵头出资，团结商人、士大夫重修栅下铺海口文昌阁（俗称文昌塔），又主持参与清浚佛山涌。道光六年，吴荣光在贵州布政使任上请假归省，乡人当时就曾请吴荣光任总纂续修佛山志。吴荣光以采访和手笔俱难而却之。这时，佛山镇正好有5所房屋涉嫌赌博被罚没，他上书广东总督和巡抚，请将官没之房产拨给田心书院。道光十年，吴荣光在福建布政使任上回家修墓时，乡人又请其续修佛山志，他欣然应允。道光十八年（1838），吴荣光告假回乡为母祝寿，全镇乡亲父老、百姓、官员预先在正埠码头（今永安路尾汾江边）高搭牌头（楼）迎迓，离开家乡时欢送者五、六千人。吴氏“一门之内，甲第联翩，群从兄弟几于人人有集，不愧簪缨之族、诗礼之家矣。”③（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志》，道光十年刻本。吴氏家族能主持一乡之志的编纂、独力修建且住亭，标志着侨寓家族的崛起及其对佛山公共文化事业具有了很高的话语权。

同治庚午年（1870），通济桥头的茶亭经镇中人士倡议修复。茶亭修复后，由梁九图题额。梁九图家族，原籍顺德县麦村。乾隆年间始迁祖梁国雄携子三人迁居佛山，就盐商。梁国雄长子梁玉成弃举业，就盐商，数年积资。梁国雄次子梁蔼如，字远文，号青崖。努力读书，在嘉庆十九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梁氏一族由富而贵，盛于佛山。到第三代、第四代，个个以课儒为业，有功名者不乏其人。他们或以功名出仕，或以文学显扬，或以艺术留芳。其中，梁玉成第六子梁九图在文学艺术上最为知名。梁九图自幼聪明敏悟，十岁就能作诗，有“神童”之誉。但他不涉足科场，而醉心于读书治学、绘画写字和游山玩水，筑“十二石斋”闻名粤东，其所居梁园与东莞可园、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并称为清代广东四大名园。其著作有《十二石斋诗集》《岭表诗传》《紫藤馆文存》《汾江随笔》《佛山志余》《岭南琐记》等传世。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对公益事业也相当热心，经常捐资赈灾，并开设佛山育婴堂，削平仰船冈乱石以利航运，铺砌佛山通济桥一带的石路等等。茶亭由梁九图题额，也是佛山社会对这个侨寓家族经济文化地位的认可。茶亭修复后，还举行了一次全镇范围的征诗比赛。获得这次征文第一名的戴其芬戴氏家族，也是一个侨寓家族。梁氏家和戴氏两个侨寓家族，掌握了此次茶亭修复的文化话语权，这显示了佛山侨寓力量在获得经济成功后又在文化上不断崛起。

关于南顺通津的修建，也可作如是观。通济古道第一次修筑是道光十三年（1833），倡修者为李可琼、梁启文。李可琼（约1765—1846），字佩修，号石泉，小塘狮山人，侨寓佛山。清嘉庆十年（1805）进士，入选庶吉士（兄可端，弟可蕃，先后同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故有“同胞三翰”之称）。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历任殿阁纂修、校理，山东副考官和乙卯会试同考官。嘉庆二十四年（1819）出任广西思恩府知府。道光初年，升浙江宁绍台道。道光八年（1828），兼署按察使，后升任山东盐运使。是年，因母死解职归丧，不复出。居里修黄鼎司良凿围，保护63 村庄田；疏浚佛山沙腰河，使30多里的淤积得以宣通。梁启文，字思林，南海塘头村人，道光进士，钦点主事，刑部浙江清吏司。南顺通津，是佛山堡的出镇通道，也是周边各堡往来佛山的通道，因此其修筑得到了七堡乡绅的合力支持。光绪十三年大麦村麦颂文、黎涌陈德舆、里水潘浩波提议重修，原有路石一块，一律加至两块，路之头尾百余丈则用三块。民国九年（1920），七堡绅士陈益南等集议于务滋善堂，拟大举重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倡捐银七千元、区静涛等亦慷捐巨资，董事麦颂文、陈泽如、陈洛予、陈毓秀、霍楚卿皆在事出力，于是三路并举，增其式廓，旧有石二块者，概加至三块，逾二年告成。”值得注意的是，南顺通济的修筑参与者不仅仅是佛山乡绅，而是七堡商绅合力修筑，这显示了侨寓势力对佛山公益事业的参与已突破一家、一堡的局面，也说明了佛山社会对周边社区的整合辐射进一步加强。由此可见，侨寓人士按着经商求富——科举求贵的路径，不断崛起，进而凭着对方公共事务的介入和地方公共建筑的建设与维护，树立公共权威，进入佛山社区领导层。在通济桥及其附属设施的修造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由桥缔结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开放，也看到了佛山对于周边社区及各方移民的吸纳功能不断增强，从而逐渐发展为区域中心。

综上所述，有清一代，通济桥的修造，伴随着佛山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都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明代佛山土著家族势力迅速衰落，侨寓势力不断兴起，修桥事务不再完全为某一家族控制，参与主体更为多元。而士绅参与地方公共建筑——桥梁修建，使他们获得了公共舆论的好评,也获得对社会事务某种程度上的解释支配权,这成为新的基层社会势力成长的标志。①宋燕鹏、张素格：《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四、地方政府与通济桥

在1949年以前，通济桥的修造一直是由地方乡绅主导，政府处于参赞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济桥的修建完全由政府主导。这实际上与佛山社会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佛山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乡绅联合自治，乡事完全由乡绅自决。当然，县一级政府仍然以课税、守望、户政、劝课农桑、兴修公益、推行教化等手段，实现对乡村的控制。“乡绅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能达到某种平衡，国家默许乡绅对乡村某种形式上的实际控制，而乡绅也尽可能地维持国家的威权，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①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页。但是，这种默契有时也会因利益的冲突而打破。通济桥首次由政府官员直接出资修建，是在万历九年(1581)由时任南海知县周文卿发起的。此次修建，扩充了霍氏家族所建通济桥的规模，做到了柱架焕然更新，可通舆马。但是，佛山人似乎并不领情。原因在于万历九年(1581年)，南海知县周文卿行清丈法，以原额不足，每亩加派银二分，名为“定弓虚税”。明代自洪武年间就实行了税收定额制度，而佛山一带由于部分农田改为工商用地，耕地面积实际上有所减少，而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将地亩原额作为统计数据，因此实际上单位田亩的税赋额一直增加。南海知县周文卿重新清丈土地，在原税额不变的情况下，等于直接加重了单位田亩的赋税，自然引发了强烈不满。在地方士绅的抵制下，万历十二年(158)，周文卿不得已将每亩量减三厘六毫，但犹征一分六厘四毫。万历四十四年(1616)，李待问以郎中归里，于是率众恳请豁免“定弓虚税”。他提出将香山等县新开沙田移抵定弓虚税，即南海县原有土地不增加税额，而对香山等县新开的沙田（沙田一般为大户人家控制）收税，这样既可以不增加南海县民负担的基础上完成国家税收定额，又等于以征税形式承认了大户人家新开沙田的合法权利，所以皆大欢喜。他的意见，最终被周文卿所接受，南海县邑的“定弓虚税”实际上被废除了。在佛山镇民看来，周文卿的修桥“善举”，其资金实际上来自南海人民“定弓虚税”新增的税款，修桥不过是“谢过”之举，无法抵消“定弓虚税”带给全县人民的负累。《佛山忠义乡志》特加按语指出：“周文卿加定弓虚税为一邑累，乃屑屑于一桥之修，岂欲以此谢过，抑狭矣。”②（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1《乡事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4页。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作为退休官员的李待问，实际上充当了调剂国家权威和地方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中介。因而，他自己对通济桥的修造，形成了地方乡绅出资，未出资的官员撰写文章，用文字传达出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认可官民互动模式。

到了清代，佛山地方自治的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雍正十二年（1734）佛山首设佛山同知。这是佛山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官署和官员。对此，佛山地方曾有担忧。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八载：“王联晋，四川籍江南人，由荫生历大同守，左迁佛山同知。时新设同知，乡虑纷扰。联晋至，以简静为治，严关防，绝请谒，量留书役数人，余悉遣归农。曰：‘吾欲与民相安于无事，若辈且去，教民缮道途，修栅闸。’盗贼屏息，奸蠹不容。甫三载，卒于官，民思之不衰。”③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8《名宦志》。显然，佛山居民起初对这位首任同知王联晋是有抵触情绪的，担心他的到来干扰原本形成的地方自治。但是，由于王联晋注以简静为治且注重地方公益，因此避免了与地方乡绅的冲突，形成了官绅联合治理的默契。这在康熙六十一年修建通济茶亭时也有所体现。茶亭建成，时任广州知府庞屿撰写了《修茶亭记》，云：“救天下编户之渴者，哲后也。救一乡道路之渴者，义士也。有司幸逢哲后，又冀得观义士以为快。此予今日所以因南海茶亭之建，不以为小而弗一言也……呜呼，人有终身之渴，有一时之渴。终身之渴，圣天子岁为民慰之；一时之渴，尔民亦推德意以慰之。予为民牧，亦不用生其渴也夫。”①（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7《慈善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399页。庞知府的这一番论述，实际上建构了一个从国家——地方——民间的沟通渠道，从而把修桥这一民间权力话语建构纳入到了国家语体系中了。对于官方来说，乡绅修建茶亭为乡民解一时之渴，与他们所倡导的天子救民终身之渴，其价值意义是一致的。就地方乡绅而言，邀请官方给以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承认官府的权威并积极地寻求官府的支持，以使佛山诸事业合法化。不过，尽管中国的中央权力与民间社会的特定力量能够达成某种表面的妥协，它们之间却仍然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前者强调的是“秩序”，而后者则突出当地的团结和“社区竞争”。前者服务于真正的帝国政治目的，而后者则表达出民间社会对晚期帝国政治发展中所丧失的地方自主性的怀旧之情。

自清末以来，国家开始了大规模地将政权向乡村渗透，国家试图将地方政权官僚化、正规化，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乡村延伸和加强，基层警察及学堂建立起来，从而也造成了传统乡绅的“武化”与恶质化。佛山旧设文武官四员，自入民国，旧制悉废。民国初立，佛山(镇)设有商团，团员共150人，总公所设在富民铺朝街念诚书室内。1921年，商团已发展共12 个分团，人数由150 发展至1，600 名。1928年佛山撤销市政厅，恢复佛山镇名后，南海县府遂由广州市迁来佛山，在市政厅址设署治事。直至1938年，佛山沦陷，县府遂迁移内地。佛山沦陷后，伪广东省长陈耀祖委任李道轩为省第一行政专员，公署址设在快子路岭南坊内。后来成立伪南海县府，李道轩转任县长，专员公署遂撤销。1945年八月二十一日，佛山镇光复，南海县政府由内地迁回佛山，设县署于福宁路兆祥黄公祠。南海县长王俊民设署后，即取销佛山特别区名称，将原有六个乡，划分为三个镇。1946年，南海县府又将三镇撤销，恢复“佛山镇”名，设立佛山镇公所(佛山镇至此才有正式镇制）。②区瑞芝：《佛山新语》，内部印刷本，1992年，第121-129页。民国以来，佛山地方政权虽日益完善，但是由于地方机构膨胀，雇员增加而资金有限，迫使基层吏役额外勒索，不得不巧立名目自筹款项，使附加税率提高，以村庄为单位向农民乱摊派，农村不堪忍受，派驻佛山的南海县政府与地方精英为摊款多少往往争论不休，从而加剧了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北洋军阀以及民国以来地方军阀的混战，导致了在清末以来中央政府权力的式微，国家政权完全控制在军人手中。这些军人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彻底撕掉了原来蒙在乡村政治身上的那层道德面纱，乡村精英不断劣化和武力化，原来由乡绅主导乡村政治变为土匪和军阀横行乡间。

民国时期，陈恭受对佛山的把控及其重修通济桥，生动说明了这一历史进程。陈恭受，字益南，1877年生于南海县张槎村。1904年中秀才，但次年朝廷废除科举，他于是报考了广东警察学堂。1907年毕业后，由广东警察总监委为巡官，派到佛山开办警察。1921年初，陈恭受就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顾问，1923年佛山成立忠义乡团，联团保卫局的局址设在张槎，陈恭受自任总理。时佛山商人因驻防滇军诸多勒索，乃推举陈恭受为商会会长及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与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相勾结，扩充佛山商团实力至2，000多人。1924年5月协助陈廉伯参与策划成立广东全省商乡团联防总部，任联防总部副总长，旋集资10多万港元私购军火。8月中旬，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私运枪械后，又协助陈廉伯将联防总部由广州迁到佛山，代陈主持各商团头目会议，用联防总部名义通令全省各埠罢市以对抗孙中山政府。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失败后，陈恭受逃到香港，又接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顾问之职务。1931年，国民政府取消对陈恭受的通缉，他又回到张槎。1932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的支持下，陈恭受在张槎建成了一间佛堂，命名九莲胜会。以“广行善事”为名，向会众捐募和发动华侨商人捐助，搜刮到不少金银外币。九莲胜会和张槎自治会在沦陷时期都是陈恭受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勾结日军的工具。1945年8月，抗战胜利，佛山光复，陈恭受又组成“佛教总会南海支会”，自任会长。战后陈恭受重修通济桥，主要是对建亭进行了翻修，在桥畔立一块长四米、高一点二米的巨匾，上书“通济古迹”四字。①受访者：吴虾；访谈者：陈恩维；访谈时间：2012年2月；访谈地点：通济桥畔。按:钟合《陈恭受其人》存稿在介绍了陈恭受垄断佛山之澜石的经营权后，出现缺页。笔者推测，这是因为以下一段文字提及了的陈恭受修通济之事，后又因特定原因将其删去。陈恭受主持重修通济桥，无非是借助对于公共事务的介入，强化彰显他对佛澜公路（即今普澜路）的行车权的管辖。佛山解放后，陈恭受被地方政府逮捕，1952年被处决。由于陈氏在佛山的不光彩经历，他曾参与修建通济桥这一历史事实，佛山地方史志不见记载，渐渐被人遗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佛山乡绅阶层不再存在，对于地方重大公共事务的介入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1958—2001年间，通济桥四度重修，都是由政府出面主持，民间社会没有参与。但是，其中的家国互动，仍是一个未了的博弈过程。

综上所述，通济桥的修造，其实是佛山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历次的倡(捐）修这来看，通济桥的明代修建者，乃是科举成功和经商致富的本土巨家大族；清代侨寓家族逐渐崛起，周边社区开始介入；晚清民国以来，则出现了周边社区力量的介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传统士人乡绅阶层瓦解，通济桥的修筑完全由政府主导，佛山民众对通济桥的关注，转化为大规模的民俗参与。从通济桥修造者的变化，我们可以管窥佛山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单一血缘和地缘结构逐渐被打破，修桥由家族化行为向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事业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和国家话语中始终处于一种对话与沟通状态，但是经历了一个力量彼消此长的过程。通济桥历代的毁与修，与佛山地方社会、也与大时代的变迁互为表里：既反映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内在变化，也反映了地方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更迭演变。当代对于作为文化空间的通济桥以及“行通济”民俗的保护，重点应放在对于通济桥背后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保护，才能有效保护其地域性和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