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共生的“类家族”微型装配住宅构想★

蔡轶各 邢双军 叶隽怡

(浙江万里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1 研究背景

1.1 城市共生问题

当下，大量外来年轻人口的涌入城市，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外来群体与城市原有居民拥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而且人口的增加也导致了城市公共资源的紧张，如何使得城市内的不同群体能较好地共同生活，是当下我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现有的平行社区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城市不同居民的共同生活问题，城市共生问题亟待新的居住模式来解决。

1.2 装配式微型建筑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缓解城市住房压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也明确提出了“强力推进建筑工业化”。以住宅为重点，以建筑工业化为核心，加大对建筑部品生产的扶持力度，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1]。

而在建筑工业化的基础上，微型住宅也开始兴起，为城市共生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而当下对于微型住宅的面积标准尚无明确的定义。参考国内外一些著作和机构提出的相应面积指标名称，我们定义面积在12 m左右的居住单元可被认为是微型住宅[2]。

1.3 街区调研

微型组团在城市共生中的运用构想基于实际的街区调研。宁波鼓楼街区位于宁波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该街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等城市化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将基于宁波鼓楼街道实地调研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探讨。

2 宁波鼓楼街区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人口老龄化

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即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而在宁波鼓楼街道中山社区中，经过走访得知，社区中7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00人左右，60岁～70岁为500人左右，综上，60岁以上人口总数为700人左右，占社区人口总量的12%,由此可以看出鼓楼街区总体人口年龄构成趋于老龄化趋势。

2.2 人口断层形成交流隔阂

2.2.1人口构成

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宁波15岁～59岁的外来流动人口为202.8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88.59%,其中20岁～4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159.9万人,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高达69.88%[3]。而到了2012年，外来劳动力数量382万人，占到了宁波市人力资源总数的55%[4]。以上的数据表明，以宁波为代表的二线城市虽然没有劳动力严重缺失的问题，一方面是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流动人口大量涌入，而另一方面，宁波本土的青壮年人口向北上广以及省会杭州等一线城市迁移，造成了宁波青壮年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2.2.2交流隔阂

在调研中，老年群体普遍表示对于当地部分外来年轻群体在深夜依旧进行烧烤、聚会的行为表示比较难以接受。事实上，根据对本地人口进行的一份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情况的李克特式量表调查的结果显示，宁波本地人口对于外来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总体是较好的，但在流动人口数量倒挂的区域，本地人口对流动人口的接纳程度较低[5]。社会背景与共同生活记忆的差异导致了两个群体的隔阂，如何使得外来青壮年群体与本地的老年群体打破交流的结界，甚至是产生良好的交流互动将会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2.3 群体活动共性的分析

2.3.1本土老年群体活动分析

根据对老年群体的行为活动调研，日常活动频率最高的地点是农贸市场、公园和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而其他地点的活动频率相对较少，例如学校、图书馆和医院等。而根据分析，农贸市场、学校和医院可以归于一种出自于他人或自身生活需求的必要性活动，公园和老年活动中心的活动内容我们则认为可以定义为一种群体性趋向的自发性活动。同时老年群体的活动时间段没有很强的偏向性，相对集中的时间段是午餐后与晚餐后的两个小时。

2.3.2外来青壮年群体活动分析

而年轻群体的活动地点白天主要以工作单位为主导，以必要性活动为主；自发性活动主要在夜晚，地点主要以商业综合体和餐饮业集中地区为主，且多为群体性趋向的自发性活动。

3 基于“类家族”模式下，微型装配住宅生活模式的构想

3.1 混龄居住组团，重构的“类家族式”的生活模式

3.1.1混龄养老模式的尝试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2018年5月杭州滨江区，名为“陪伴是最长情告白”的项目开始进行了试点，年轻群体可以用志愿服务抵扣房租入住养老公寓，老人们得到陪伴和服务，年轻人获得优惠住宿和志愿服务锻炼[6]。虽然，本土老年群体与外来年轻群体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但本质上，两个群体都在寻找更多交流的可能性，而究其根源则应是对于孤独感的恐惧。同时，两个群体在实际中也有很多互补的可能性。

3.1.2类家族式的组团

在解决方案中，以年轻群体作为基本载体，首先以其共性形成自发的组团，其次通过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双向选择的过程，将本土的老年个体植入于组团中，以共同的兴趣爱好或生活模式为纽带，形成较为密切的共生关系，以重构一种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但又类似于传统家族中不同年龄段和谐共生的组团模式(见图1)。

在这样的一种模式当中，老年人与年轻人能够进行一种时间与空间的互补，年轻人可以通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帮助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中，这样的知识或是技能的传授将可能成为组团中公共空间的功能导向，而老年人则可以在生活中为年轻群体提供帮助并与之分享这个城市的记忆。

3.2 压缩功能空间，共享半私密空间

3.2.1依附于私密单元的外挂共享功能

住宅内的空间可以分为私密空间和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作为一个基本的生活单元。而剩余的半私密空间，如餐厅、起居室、厨房或是休闲娱乐空间等，可以有选择性的在基本生活单元的外部“外挂”。而当数个基本单元与其附属的外挂功能组合式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环状共享空间体系，在单元内居住者可以进行最私密性的活动，而在单元外，则可以共享半私密性的空间，由于半私密性的功能依附于基本单元，所以半私密性活动的进行过程将会使得不同的基本单元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如图2所示)。

3.2.2半私密空间的共享组合

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可以找寻到这种模式的基本雏形，例如在Host Family中，屋主将空置居住空间外租给留学生，并且他们可以与屋主共享其他的半私密性空间甚至是室外的私属活动空间，但私密性空间则不互相打扰。而在类家族式的共生组团中，除了外挂功能对于基本生活单元的物质性依附关系之外，在空间上不存在主次关系，每一个基本单元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私密空间，而每个单元的外观功能都是组成组团中半私密活动空间的一部分。

3.3 基于装配建筑的便携性，由租赁“空间”向租赁“内嵌容积”的转变

当下，房屋租赁模式主要是租赁居住空间和内部的附属构件，但是由于传统住宅建筑模式的限制，这种租赁模式下难以实现空间资源的共享，而且租赁者所面对的环境是完全由房主所主导的，传统的租赁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且不适应上文中所提出的空间组织模式。

因此，首先从组团的角度基于场地的调研与周边公共空间分析提出了几种组团形式，即线形公共空间组团、集中公共空间组团和家庭组合模块式组团，即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来组织基本生活单元形成当地居民所偏好的公共空间形态(如图3所示)。

而由于特殊的空间组团形成模式与当下的人口快速流动性，我们将每个基本单元设定为由6块可装配板块构成，而基本的家具依附于板块之上(见图4)，在运输时可以收纳入板块中。而当用户到达目的地时，只需将基础的板块和构件依附于框架结构搭接起来，就可以重构原有的居住空间(见图5)。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的租赁对象将不再是居住空间，而可以认为是租赁了一个空间来容纳用户本身携带的板材所重构的居住空间。简单来说即是租赁“容积”，在容积中重构居住空间。

4 结语

在这个城市巨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过程中，既有经济的繁荣，却也造成了一种亚稳定且不断变化的城市面貌，而这种变化也意味着城市原有肌理与意象的重构。我们对于家所寄予的稳定的期望与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特性产生冲突是我们当下居住模式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矛盾。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能够建构相对稳定的居住空间的全新租赁模式，并以新的群居模式去靠近我们所熟悉与习惯的家庭关系，形成“类家族”模式。或许这样的复刻无法完全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但是来自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的个体的遇见将给予无数的可能性，或许尘埃落定于此，或许继续漂泊，而城市居住模式探索的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