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视野下的政府、市场与学术：关系模型及发展趋势

钱 佳 黄启兵

(1.苏州科技大学 国际交流处，江苏 苏州 215009；2.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政府(或国家)、市场(或产业)和学术(或大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学者们在分析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理论模型：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加雷斯·威廉姆斯(Gareth L.Williams)提出的“三边模型”以及亨利·埃茨科维茨(Henry Etzkowitz)与劳伊特·雷德斯多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的“三重螺旋模型”。“三角协调模型”揭示了三者之间权力的稳定与漂移，“三边模型”揭示了三者之间利益的分立与争斗，“三重螺旋模型”表现出三者关系的交叉与协调。三者之间权力何以从稳定走向漂移？利益何以产生分立与争斗？关系何以发生交叉与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何处？从知识的视角来看，政府、市场和学术三者之间的权力角逐、利益争斗、关系变化有其必然性，三者关系最终将会走向互动与协调。

一、三角模型：权力的稳定与漂移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面临着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7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不太景气，迫使政府不得不将高等教育推向市场。随着市场力量的不断介入，政府、市场以及中介组织(如各种学术评议会、研究会等)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为此，便有学者提出重新梳理和建构大学的外部关系(政府和市场)。20世纪70年代，阿什比(Eric Ashby)考察了当时的英国大学运行情况，他认为，英国大学受到三种力量的支配和影响：一是政府；二是相关评议会和研究会；三是大学内在逻辑所产生的力量，即学术力量。[1]据此，有学者将阿什比提出的模型归纳为“三足平衡模型”(图1)。[2]

图1 阿什比的“三足平衡模型”

在“三足平衡模型”中，阿什比主要是基于对英国大学的考察。他在考察大学外部关系时，关注到“相关评议会和研究会”等中介组织对大学的影响，没有考虑到市场的力量。尽管这一概念模型一直为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者所青睐，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伯顿·克拉克以其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敏感地关注到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权威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伯顿·克拉克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的任务更加繁重、更趋复杂。大学办学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学术权威的干预和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还要受到不可阻挡的市场力量诱惑和干扰、冲击和侵蚀。这些影响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大学制度体系之中，而且时常影响到大学办学的具体事项决策和行为选择。伯顿·克拉克通过对美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瑞典、法国、加拿大、日本八个典型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考察，于1983年在其《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的“三角协调模型”(图2)。[3]

伯顿·克拉克所提出的“三角协调模型”，揭示了国家权力、学术权威与市场力量三种权力之间相对稳定和相对漂移的关系。伯顿·克拉克认为，国家权力、学术权威与市场力量三者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表现不同。苏联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权力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高等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国家权力对其影响巨大，因此在“三角协调模型”中，苏联位于“国家权力”一角；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相对保守，基本沿袭了欧洲大学“学术至上”的运作传统，因而在“三角协调模型”中，意大利位于“学术权威”一角；相较而言，美国则是市场化最为彻底的国家，市场力量对其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刻。事实上，以范海斯“威斯康星理念”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突破甚至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纽曼和洪堡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强调“大学必须服务社会发展”。这一理念不仅影响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而且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至深至远。因此，在“三角协调模型”中，美国位于“市场”一角。至于其他五个国家在“三角协调模型”中的位置则各不相同，或介于“国家权力”与“学术权威”之间，如瑞典和法国；或介于“学术权威”与“市场”之间，如英国、加拿大、日本。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家权力”居于支配地位，还是“学术权威”的执着坚守，还是“市场”日渐成为主导，各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图2 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实用主义大学理念的影响，很多国家经历了高等教育市场化浪潮，政府或加强或放松了对学术的管制，因此，各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为此，便有学者对“三角协调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1995年，大卫·蒂尔(David D.Dill)与芭芭拉·施波恩(Barbara Sporn)利用三角模型，分析了相关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权力变化(图3)。[4]

图3 相关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变化

如图3所示，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崇尚市场力量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和影响正日渐加强；原先倾向于“学术权威”的英国高等教育正逐步向政府权力、市场权力迁移，传统的“学术权威”影响也正逐步减弱；而原先介于“国家权力”和“学术权威”的法国和德国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市场力量的影响。

在中东欧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各国的权力结构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图4)。[5]

如图4所示，拉脱维亚、捷克高等教育系统由偏向“学术权威”逐渐趋向于“政府”和“市场”。其中，捷克高等教育改革迈出的步伐更大，且呈现出政府、市场和学术“三足鼎立”的态势。匈牙利高等教育的改革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从1993年到2000年，政府的权力在不断加大;而从2000年到2005年，政府的权力又不断削弱，市场的权力不断加强。波兰高等教育系统则有两个问责系统：一个是国家认可委员会，一个是高等学院校长委员会。前者偏向政府权力，后者偏向学术权力。

由图2、图3和图4可见，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也正在发生改变而呈现出漂移现象，而且这些漂移现象拥有一个总体的趋势，即权力由“学术权威”向“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迁移。

图4 中东欧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变化

二、三边模型：利益的分立与争斗

在伯顿·克拉克之前，很多学者的研究工作往往忽视了市场力量的作用，主要关注“国家(或政府)”和“学术”两个维度。伯顿·克拉克提出“三角协调模型”之后，学者们尤其是欧美学者依据这一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视角对国家(或政府)、学术权威、市场力量三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比如，玛丽·亨克尔(Mary Henkel)和布瑞达·里特(Brenda Little)便以“市场”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市场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新的公共管理模式产生了，市场机制及其思考与实践的方式，如竞争、契约、激励、质量保证、绩效指标、管理主义被引入了公共部门……在英国，企业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介机构和大学管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欧洲也或多或少在尽力减少高等教育对国家的财政依赖，并鼓励学者、私人部门和政府在知识生产与传播方面进行更高水平的合作。”[6]

在这些学者中，加雷斯·威廉姆斯的分析模型尤其引人注意。1995年，英国学者加雷斯·威廉姆斯在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他认为：“克拉克的三角模型用于比较高等教育系统，进行高等教育静态比较时是个有效的方法，但在分析动态变化时其价值就大打折扣。”“要从描述转向分析原因，需要使作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力量的强度及方向形象化。”[4]为此，他在分析高等教育市场化时，将政府、市场与学术置于不同的位置，详细而深入地分析了政府、市场与学术关系的六种模式，揭示三者之间的分立与争斗。他将之命名为“作用于大学力量的备选模型”。为了与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相对应，我们不妨将加雷斯·威廉姆斯提出模型叫作“三边模型”。其六种模式如下(图5)：[4]

图5 政府、市场与学术关系的六种模式

在上述六种模式中，政府、市场与学术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特别是政府的位置相当微妙和敏感。在模式1中，政府、市场与学术各自关心自身的利益，而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在模式2中，政府作为监督或裁判，担任调节学术与市场利益诉求的“中间人”角色，以确保公平和平衡。英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政府的传统角色以及美国政府对大部分高校(尤其是州立大学体系)的管控可以作为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模式3与模式4中，政府提供设施，设置规则以达到超越市场的目的，这种模式是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模式。在模式5中，政府扮演着支持消费者角色；而在模式6中，政府则直接成为消费者。

加雷斯·威廉姆斯认为，最近几年间，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向模式5、模式6转化的趋势。模式2曾经是非常理想的模式，现在却逐渐被模式5所取代。这种市场化模式的转化使得政府从输入为主的预算变为以结果和绩效考核为基础的预算。就前者而言，政府评价教育服务，主要的标准是所提供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就后者而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让消费者满意。但对于“谁给吹笛手付款，就由谁来定调”这句古老的格言，加雷斯·威廉姆斯曾经给予一个通俗的比喻，他认为这种定调方式只适合于简单的“手艺吹笛人”，而不适用于“交响乐团”，更不适合于莫扎特与贝多芬。[4]

三、螺旋模型：关系的交叉与协调

随着对伯顿·克拉克“三角协调模型”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学界又提出了“三重螺旋模型”。三重螺旋的概念最初来源于生命科学。1995年，亨利·埃茨科维茨与劳伊特·雷德斯多夫将三重螺旋模型引入创新系统的研究，用来分析大学、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996年，来自3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政府、产业与大学的“三重螺旋模型”的首次研讨会，“三重螺旋模型”的研究随之引发广泛而持久的关注。2005年，在意大利都灵召开了第五届“三重螺旋模型”国际研讨会，其主题为“知识资本化：认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

亨利·埃茨科维茨与劳伊特·雷德斯多夫认为：“大学和产业界，两个迄今相对独立的领域，各有明确的体系范围，现在都承担过去属于对方领域的任务。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作用，正在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一方面，政府刺激和鼓励学术机构除履行文化存储、教育与研究等传统功能以外，还要对‘创造财富’做出更直接的贡献。另一方面，政府也在改变与经济机构的关系，只是一般地过问一下。”[7]他们认为大学、产业和政府的交迭是创新系统的核心单元，其三方联系是推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因素。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参与者互相作用，从而推动创新螺旋上升。他们指出：“学术界—产业界—政府的‘三重螺旋’关系，在20世纪末期很可能是各国创新战略或多国创新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7]在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主要在三大范畴内进行：一是参与者各自的内部交流和变化；二是一方对其他某方施加影响，即两两产生的互动；三是三方的功能重叠形成的混合型组织，以满足技术创新和知识传输的要求。至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归纳了三种产官学关系模型(图6)。[8]

图6 三种产官学关系模型

三重螺旋模型提供了政府、产业与大学关系的另一种分析框架：政府、产业与大学从两极走向交叉与协调。在政府主导型中，政府包揽一切；在自由放任型中，三足鼎立却又各不相关；在三重螺旋型中，政府、产业与大学走向交叉与协调，并产生了一种新的三边网络与混合组织。因此，在三重螺旋模型中，政府、产业与大学三者的关系不再只是分立与争斗，而更多的是交叉与协调，求同存异。亨利·埃茨科维茨与劳伊特·雷德斯多夫指出：“以前，政府总爱进行干预、指挥调节过程、协调知识基本结构的建造工作。但是，决策者现在日益感到他们的干预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三方合作伙伴都意识到需要同另外两个进行磋商。”[7]三边网络与混合组织成为协调官产学三者的催化剂与润滑油，原来三者之间的冲突关系因为三边网络与混合组织的介入而更容易沟通与协调。

2009年，美国学者埃利亚斯·卡拉雅尼斯(Elias G.Carayannis)与奥地利学者大卫·坎贝尔(David F.J.Campbell)在“三重螺旋”的基础上，提出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基于媒体和基于文化的公众)的“四重螺旋”模型。他们认为：“传统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型聚焦于大学—产业界—政府关系。四重螺旋创新系统引入了以媒体为基础以及以文化为基础的公民社会。”[9]黄瑶与王铭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从三重螺旋到四重螺旋的变化过程(图7)。[10]

图7 从三重螺旋模型到四重螺旋模型

四、利益博弈、权力角逐与关系走向：基于知识的解读

以上模型清晰地展现了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权力角逐与关系走向。在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三者之间的利益、权力与关系为何会发生变化？二是三者之间的利益、权力与关系将走向何方？从知识的视角来看，正是由于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权力的日益交织，导致三者关系发生变化，而三者终将会走向互动与合作。

(一)变化原因：一种基于知识的解读

就三角协调模型来说，伯顿·克拉克很好地表明了各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分配格局相对稳定。在此模型基础上，大卫·蒂尔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国家，权力有了一定的转移。权力的转移其实表明了知识的转移。一方面，由于精英的知识变成大众的知识，少数人的知识变成多数人的知识，个体知识变成官方知识与社会知识，知识的价值不断转换，利益相关人不断增多，高等教育机构从社会的边缘变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外在的控制与要求随之增加。高等教育从公益事业变成资本投资，知识从点缀变成实用。因此，高等教育权力也发生了转移：从教授治校变成管理专业化，从底部厚重趋向于国家干预，从追求真理到追求利益。原来学术权威占主导的国家里，学术权力向政府、市场权力转移。另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作为最佳权力正伴随每一毫微秒的光阴无可争辩地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1]。政府与市场都必须尊重这种权力。因为“把研究与开发作为某些外部权力手中的工具这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是危险的误解。在特定环境中，并非政策控制科学；相反，科学可能控制政策”[12]。因此，在原来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的国家里，其国家权力也不得不越来越尊重学术的权力。

就三边模型来说，如果我们将加雷斯·威廉姆斯三边模型的中心点当作是知识，那么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对知识展开争夺。学术强调知识的自主性：知识自身有其发展逻辑，学术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探寻和发现真理，除了学术自身的发展之外别无利益。市场强调知识的生产性：知识因为可以创造财富而使得自身成了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商品，知识因具有市场价值而成为市场利益诉求各方追逐的对象。政府要求知识的公共性：知识关涉到大众生活，知识关涉到国家兴衰，知识不再是个人闲逸的好奇而具有公共的维度。因此，知识必须为政府利益服务。三者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对知识的态度不一，由此导致三者之间的分立与争斗。当大学还是远离世俗的象牙塔时，知识的自主性表现尤其明显，为学术而学术成为学术人的追求。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知识的生产性逐渐加强，学术与市场的利益斗争日趋明显。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政府日益追求知识的公共性。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资本化越来越明显，学术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知识的生产性更加凸显。政府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建立在知识的生产性基础上而不是知识的自主性基础上。由此导致向图5中模式5、模式6转化的趋势。

就三重螺旋模型来说，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府主导或自由放任演变为三重螺旋模型，与知识也有解脱不了的关系。当知识的数量还较少、自主力量还很薄弱的时候，知识既可能成为政治的附庸，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因为它无力与政府抗衡；也可能难以引起政府与产业界的兴趣而任其自生自灭。而在知识社会中，知识与权力、利益相互纠缠，从关系松散到联系越来越密切。就知识与权力来说，约瑟夫·劳斯认为：“权力关系渗到科学研究的最常见活动中。科学知识起源于这些权力关系，而不是与之对立。知识就是权力，并且权力就是知识。”[13]知识与权力的相互缠绕使得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与权力形成一种共生关系。就知识与利益来说，利奥塔尔认为“关于知识的确切划分不再是‘有知识’和‘无知识’，而是像货币一样成为‘用于支付的知识’和‘用于投资的知识’，即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劳动力的恢复，‘幸存’)而用于交换的知识，另一方面是为了优化程序性能而用于信贷的知识”[14]。因此，“现今的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15]。这种相互交缠状态使得原来的政府主导模式与自由放任模式都难以为继。

四重螺旋模型建立在知识生产模式3的基础之上。知识生产模式1主要指学科体系内的基础研究。知识生产模式2聚焦于知识的应用，它包括这样一些原则：知识在应用背景下生产、跨学科、异质性与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反思性、质量控制等。知识生产模式3是为了知识创造、扩散与使用，由“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组成的模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模式、多节点和多边的体系，包括相互补充和不断加强的创新网络以及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组成的知识集群，由社会资本形成，以金融资本为支撑。[16]在知识生产模式3的基础上，埃利亚斯·卡拉雅尼斯与大卫·坎贝尔提出四重螺旋模式，在学术、产业与政府之外，加上公民社会，四重螺旋模式“强调对知识生产和创新应用要理解得更广，公众越来越多地融入先进的创新系统中。公众使用和应用知识，因此，他们也是创新体系的一部分”[16]。

(二)未来走向：一种基于知识的预测

政府、市场与学术之间既有利益的博弈，也有权力的角逐，三者的关系从政府主导或自由放任发展到了多重螺旋模型。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又将会怎样呢？笔者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政府、市场与学术的关系将走向互动与协调。有如下原因：

首先，在知识社会里，知识成为社会的轴心，大学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由于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权力已相互交缠在一起，知识的生产性与公共性日益彰显，政府与市场必然关注知识的生产与分配，介入大学的学术事务。学术在强调自身的发展逻辑的同时，不得不寻求政府与市场的支持。三者之间的关系想要回到由政府一统天下或各不相关的状态已不可能，必然出现交叉、互动、争斗、协作，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合作发展。而且在知识社会里，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导致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减弱，知识的交流、共享、合作变得更加容易。政府、市场与学术的互动合作也更加便捷。

其次，政府、市场与学术的边界日益模糊。过去由大学控制着学术的发展，政府、市场与学术的边界相对清晰。然而在知识社会中，三者的边界日益模糊。一方面，大学所享有的教育垄断终结：“大学所享有的几个世纪的教育垄断结束了，这是因为出现了新的学习渠道(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和新的学习提供者(特别是美国公司和营利机构)。当其巨大的研究机构和教职人员的专业技能与专门知识成为大学的代表时，大学曾一度控制了通向知识的道路。它们不仅对认证、毕业和授予文凭拥有了控制权，同样也控制着学习的地点、时间、风格和内容。但是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17]大学所享有的学术研究垄断也已终结：“知识的形成不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机构(主要是大学)的独占区(从中涌流出或生产出人们所希望的知识，从而有益于其他部门)。知识的形成，不仅在其理论与模式上，而且在其方法与技术上，都已从高等院校扩展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机构。”[18]这些知识生产机构“除了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外，还有大小公司的研究中心、独立的研究中心、思想库、社会社团与专业团体、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以及所有在知识标准化方面非常有效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所有这些实体创造出如此多的知识以至于主要的挑战是必要数据的选择与轻松获取。”[19]许多政府机构、企业组织越来越像大学。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生产性与公共性日益彰显，为了应付政府绩效问责与企业符合要求的巨大压力，大学也越来越像政府机构与企业组织。三者的边界日益模糊，尽管还保留着各自的特性，但边界日益模糊，相似点越来越多，重合部分也越来越大。

最后，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挥作用使得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更为容易。在政府、市场与学术三角中，以往缺乏中介组织的沟通与协调，使得三者的分立与争斗加剧，互动与合作变得困难。在知识社会，中介组织以专业性、客观性参与其中，促进三者之间沟通、协调、对话、交流，充当三者之间的桥梁、润滑剂与缓冲阀，从而有助于政府、市场与学术走向互动与协调。在四重螺旋模型中，公民社会成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系统的一部分，使得政府、市场、学术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协调变得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