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理论的旅行·马克思主义
——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话

徐德林 提哈诺夫

一、同胞理论家的贡献

徐德林非常高兴我们能再次相聚在北京，有机会在这里讨论我们专业内部的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众所周知，你在俄国、德国及中东欧文学与思想史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你的《主人与奴隶：卢卡奇、巴赫金及其时代的思想》（The Master and the Slave:Lukács,Bakhtin,and the Ideas of Their Time）等著述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备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好评。最近几年，你多次来到中国与比较文学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你对比较文学的一系列独到见解正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知。你在中国学界的这样一种“显影”与“在场”让人不自觉地想到了你的两位同胞，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后获得世界声誉的茨维坦·托多罗夫和朱利娅·克里斯蒂娃。在一些中国学者看来，你们构成了一个保加利亚裔学者群，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十分引人注目。如今，托多罗夫的《什么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象征理论》《幻想文学导论》等代表作已成为中国学者的案头读物，而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真实与现实》《中国妇女》等著作，中国学者同样非常熟悉；在中国学者眼里，他们不仅是西方文学理论家的主要代表、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资源，更是自己的研究对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批评理论、比较文学的发展。所以，很多中国学者和我一样，希望知道你——保加利亚裔学者群的后起之秀——如何看待两位前辈同胞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对文学理论的贡献，还有他们最终“各奔前程”的原因。

提哈诺夫托多罗夫是很难一语道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