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电影中的民族性问题探讨
——兼论贾樟柯作品《站台》

赵王柳

一、从民族电影到跨国电影中的民族性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民族电影”（national cinema）的传统研究模式不断遭到质疑①，曾经被认为边界高度明确的“民族电影”概念发生动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界定为一个充满共同情感、共享身份和归属感的“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民族是一个人类后天想象中的建构，而并非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这一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对民族“原生论”（primordialism）的传统认知，将“民族性”（the national）视为可变质素而不是绝对质素②。安德森对民族的开创性见解，颠覆了以往传统民族电影研究的立足点——将民族身份看成是至为根本而又一成不变的表现模式，同时也打破了同质、单一的民族神话。

进一步，面对电影活动中大量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对话、渗透的情况，席格森（Andrew Higson）认为，再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边界制约电影研究，将会“模糊电影文化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以及交流与渗透的程度”③。无独有偶，在考察一个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后，鲁晓鹏发现，自19世纪末西方电影技术引入中国后，中国电影的发展首要针对的是西方电影的在场与威胁，而20世纪末以来中国电影呈现出拍摄、发行、消费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电影一直都具有跨国的特点”④。这和席格森的“关于电影中的不确定的共同体的想象更可能是本土的或跨国的，而非民族的”⑤观点不谋而合。

虽然鲁晓鹏、席格森在不同语境下提出“跨国电影”（tansnational cinema）概念，但是他们都没有指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