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秦汉文学世界的诗言情观

田亮

摘要：先秦时期的文学创作中，诗歌言志是较为普遍的创作理念，并对后世的文学世界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言志在中国古典文化中表示诗的本质特征的认知理解，《尚书》中认为“诗言志，歌永言。”，志表示诗人的志向、抱负和胸怀等。关于诗歌言志、言情的说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界一直有争议，直到魏晋才有明确的关于诗言情说的文字纲领。本文对秦汉文学创作进行史料分析，论证在秦汉文学中诗言情说的形成和发展。

关键词：秦汉文学;诗言情;诗经

在秦汉文学中，诗言志的本质特征中也包含诗言情，著名学者朱自清就认为诗歌所表达的志向、抱负、胸怀等往往也在传达着诗人的情绪、情感。

一、诗歌言志、言情的分合关系探究

《毛诗序》中提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这段话里提到了“志”和“情”二字，也是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化中诗歌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一大议题。在关于诗歌的创作本质中有两种流派，一种认为诗歌言志，志表示志向、抱负，情表示情绪、情感，志和情是不同的两种概念，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歌中诗为言志叙事，歌为抒情。

另一种观点认为志和情是统一的，《毛诗序》的解读中就认为情发自内心，以语言为表达途径，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就会形成嗟叹，虽然《毛诗序》中对志、情的统一并没有做出明确解释，但是从发自于心可见两者的本质关联。

关于志和情的分合研究由来已久，后来衍生出另一种说法，认为志和情有各自独立部分，也有重合部分，重合部分则为志情。

而通过对先秦诗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发现先秦诗中关于言志、言情或者志情的部分同时存在，以《诗经》和《离骚》为例，《诗经》中“雅”，大雅有会朝之乐的说法，主要表达西周王畿地区的乐歌，作品主要出自贵族，表示惩戒、天人奥义，记录周民族的农业生产、政治现象，以周民族史诗、政治讽喻诗为主。

小雅诗从内容上而言，更多表达宴飨之乐，表达赠答、感怀情感，多出自平民之手，也有部分为贵族之手。在《左传》所引《诗经》著作中，共有大雅15首，小雅37首，国风34首，将其统一归为诗言志[1]。但是如果只分析引用诗在的语境和文本释义，不难看出《左传》所引诗中虽大多为言志，但也有言情和言志、言情相结合的例作，因此《左传》统一将所引诗解释为言志，似有不妥。

总体而言，《诗经》中的言情诗也为秦汉文学中的诗言情观提供了文本支持，分析以《诗经》为代表的言情诗歌，可以更加具体的体现出秦汉诗歌中的言情特征。

二、先秦时期的诗言情说

以《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为例，这首先秦诗记录了涂山女所唱的一首歌曲，是涂山女因见大禹治水有功，自己想见而未见，特抒发了特意候人的诚挚之情。这首诗虽然记载的是涂山女歌这一事件，但是其内容主语表达涂山女期待和大禹想见的情感，并有一种浓浓的失落情怀。从此案例中可以发现，先秦诗中已有不少言情诗或者言志情诗，也为秦汉文学世界中的诗言情观提供了发展线索。

三、秦汉文学世界中的诗言情观

由于先秦时期诗言情的载体的出现，秦汉经学世界中也对诗言情进行了相关的延伸和反射，而在秦汉的文学世界中诗言情说同样存在。汉代的部分士大夫同时是经学家和文学家，既有文学作品也有经学著作，因而他们的经学思维也在某个层面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著作，通过研读和分析汉代文学作品，也能探寻其中诗言情说的踪迹。

（一）汉赋中的诗言情说

秦汉文学的代表为汉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一代有一代文学，楚之骚，六代骈文，唐诗宋词元曲都可以称作为一代文学，而秦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汉赋。

引用《诗经》在汉代文学著作中比较常见，甚至《诗经》的风格特点也对汉代文学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文人或将《诗经》引入著作中为文章提供论据，或对《诗经》中诗进行解读，阐发文学观念，因此汉代文学著作中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为诗言情提供文本证据[2]。

汉赋受到诗经的影响，和诗较为相似，创作中多用韵，不少汉赋作家直接或间接引用诗经中的句义或词句。汉代司马相如在《美人赋》中写道：

途出郑卫，道由桑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闲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室，芳香芬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淑质艳光。

《美人赋》是司马相如见卓文君之后，为其美貌所迷而创作，初衷为描写男女感情，赋中虽没有直接引用《诗经》中的内容，但是文中“郑卫、桑中、溱洧”是诗经中《郑风·溱洧》等的代指，原诗中有男欢女爱的感情描写，所以这些词都表示容易引发男女欢爱的场所，结合这篇赋创作的动机，可以得知，司马相如见卓文君后被其美貌所打动，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郑风·溱洧》中对男女间偷情的描写，因而触动内心。这显然也从侧面表明了司马相如将《郑风·溱洧》视作抒发情感的诗作，也侧面印证了诗言情说。

蔡邕创作的《青衣赋》，青衣指代的是汉代婢女，因汉代婢女地位低下，大多着青绿衣服。这篇赋主要写的作者对一个婢女产生了感情，借用赋表达对婢女的深深眷恋之情，尤其是别离后难舍难分的刻骨相思之情。赋中女主人公的美貌：“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等，描写外貌的文字很明显是借用了《诗经》中《卫风·硕人》中的诗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同时为表达对该婢女道德的尊重和歌颂，蔡邕还在赋中特意提到《关雎》中的淑女，认为该婢女比淑女的贞德还要美好，“《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在這篇幅中，蔡邕借《关雎》赞该婢女美好品德，借《卫风·硕人》赞该婢女之面貌，而该赋的创作源自蔡邕对婢女深切真挚的感情，可见在蔡邕观念中，《卫风·硕人》和《关雎》都是诗人表情达意的作品。

（二）汉散文中的诗言情说

汉散文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虽不如汉赋，但仍旧是秦汉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研读汉散文，也能从部分作品中窥探到汉散文创作范畴中对《诗经》抒情表意特征的肯定。

汉散文中的政论文作者主要是儒家士大夫，他们借用散文這种文体向当政者表达对于政务的意见和看法，散文创作中会大量应用典籍表达自己观点，其中《诗经》的引用也比较常见。

贾谊是汉初颇负盛名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散文中也有大量对诗经的引用，贾谊《新书·卷七·君道》中引用了《诗经·大雅·灵台》中的诗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并对其进行阐述和解释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爱敬之至也。”

他认为《诗经》中人民追随周文王建筑灵台、灵囿和灵沼的根源在于“爱敬之至”，即人民出自对周文王极致的爱戴、尊敬情感自愿追随他并建造灵台。以贾谊的解释，《大雅·灵台》表达的是民众对周文王的尊敬、爱戴的深厚感情，传达的是民众的澎湃激昂的敬仰之情，明显属于诗言情文本。

现代文学研究家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论丛》中认为贾谊所传的《诗》是先秦古诗学的反射和遗存，也从侧面验证了秦汉文学世界中诗言情观的存在[3]。

东汉乃至汉末由于政局混乱，由此出现了较为优秀的政论散文，其中建安时期的徐斡在《中论》一书中引用《诗经》以表达观点，也是对“诗言情”观的验证。

如，《中论·艺纪第七》中引用了《诗经·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文章中没有沿用其他人对这首诗的解释，而是完全按照这首诗的文本内容进行理解，表达了作者对当政者培养人才的肯定和赞美之情，也可以作为侧面验证“诗言情”说的文本支持。

总之，本文通过引用史料，分析了秦汉文学中存在的“诗言情”文本，由此得出虽然魏晋时期出现较为明确的“诗言情”说，但是在魏晋之前的秦汉文学中也有诗言情说的理念和认知，但是通过研读史料也可以看出秦汉文学世界中并没有关于诗言情的具体阐述和解释，士大夫们更多的是通过对诗歌的诠释和引用，侧面印证《诗经》中诗句的抒情倾向。

参考文献：

[1]王笑飞.“诗言情”在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发生[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6，37（3）：29-37.

[2]任树民.先秦两汉抒情文学的诗性特质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