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理论的批判维度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贡献

张笑夷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尽管批判思维是康德哲学的显著特征和主要贡献，但到了马克思那里才真正被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使理论成为改变世界的“武器的批判”。然而，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运用，倾向于清除一切价值判断的实证思维占据主导并创造了一种精神真空，科学理论日益被降格为纯粹的、实证的和分化的知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在这样一种理论氛围中也未能避免被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命运。以至于在一些自以为是马克思的理论追随者那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片面关注马克思对特定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的实证分析，将之视为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全部；一是只接受马克思早期的哲学人类学观点，将之发展为抽象的人道主义甚至是非理性的浪漫反叛。这两种倾向看似对立，实则都根源于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显然，由此思维方式支配的社会理论在日益复杂的世界图景面前越来越被动和无力。

毋庸置疑，实证主义和教条主义成了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主要阻碍。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过程中，重建批判的社会理论成了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思想主张之一。比如，霍克海默强调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论必然是与传统理论相区别的“批判理论”，列斐伏尔更是把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种“批判的人道主义”，萨特也试图以“辩证理性批判”恢复马克思的科学精神，等等。并且他们都自觉地构建面向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都认同真正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社会理论应该对现存的理论和现存的实在形式进行彻底的批判。然而，这些理论家很少系统地思考和阐述这些问题，即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批判是什么？可以解释并改变世界的批判思维究竟具有怎样的要素和结构？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们主张批判之于社会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系统地阐明了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原理，并贡献了不同理论主题的具体总体的批判理论。

一、批判：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

社会科学有着古老的理论传统，恐怕它与人类想要改变自身在世界和社会中现存状态的想法和行动一样久远。同样地，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型也不拘一格，即便是在马克思开启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现代形式以来，就至少存在以马克思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涂尔干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和韦伯的解释的社会理论传统为代表的古典社会理论，以及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新功能主义和新结构主义等众多现当代的社会理论范型。显而易见，社会理论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批判的形式。然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的思想家在发展自己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将批判思维视为思想的内在性要素，赋予了批判之于社会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主张，我们有必要澄清其思想前提，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批判、社会理论和哲学三者间关系的一般性理解。

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约万·阿兰德耶洛维奇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一文中提出：“如果我们追求一种新的科学，通往它的道路不可能绕过哲学，新科学的动力必定来自哲学。在改造现存的科学形式的过程中，不可能回避哲学。新科学的竞争将在哲学的领域中分出胜负。”[1]87为什么改造或者创建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无法回避哲学？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理论特点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来澄清的问题。对此，南斯拉夫实践派有一致的基本观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全部问题的根本就是人。他们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在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1]导论，18。这个根本问题内含着这样一种哲学假设，即“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1]导论，18，而这一实践概念不是纯粹认识论范畴所指的主体改变客体的活动。“实践”是一个规范概念，它内含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特有活动的价值规定。“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并有其基本的价值过程，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式的批判标准。”[1]导论，19因此，哲学不可能仅仅是关于实在和潜在可能的知识，真正的哲学知识就追求人的本质的实现而言必定提供一种统一的和普遍性的意义和方向。马尔科维奇将之表达为“哲学乃是对整个历史时代全人类的理想的一种理论表达”，“乃是一种赋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生以意义的努力”。[2]4无独有偶，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理论家从另一条路径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阿格妮丝·赫勒是从哲学自身的对象化领域出发来理解哲学的特点和功能的。“爱智慧(philosophia)” 是这一视角的最古老的关于哲学的表达。她在分析这一哲学自身的对象化领域时指出，“智慧”即“真”与“善”，包含人类知识和善的人类行为两个方面。但是，“爱智慧”的哲学决不意味着对真与善或者二者统一的寻求，因为哲学自身已构建了它所寻求的真与善或者二者的统一。赫勒将之比作“睡美人”。她说，哲学“想找到它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就像一朵被荆棘篱笆隐藏起来的、人们看不见的玫瑰。它知道这个睡美人存在，知道她是美的”，而且“它相当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样子”。[3]7-8正是在其内含的终极价值这个意义上，赫勒认为哲学都是“乌托邦”，但是一种去神话化的“合理性的乌托邦”。赫勒不仅与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揭示了哲学必然内含人之所是的终极价值，还进一步指出了哲学的功能。赫勒把哲学的功能视为哲学内在的一个面向。她提出，哲学是双面的，一面是“哲学的体系”，也就是人类能够建造的由于其内涵的普遍性价值规范而位于思想最高层次的可能的知识体系；另一面是“哲学的态度”。哲学是假装不知道睡美人的样子，是要“向上引导”那些思考的人们共同达到真与善。赫勒强调这种哲学的态度决定着思想所能对象化的哲学“世界”，是哲学的核心精神。而这种哲学的态度，无论是哲学家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所采取的“向上引导”，还是引导每一个尝试思考的人能够具有去寻找实然与应然之间张力的思考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哲学传统和思想的核心——批判。“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4]7这是马克思从1843年起就为自己确立的态度，“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7

作为思维最高产物的哲学的本质精神就是批判。这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整个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的哲学那里得出的共同的结论。不仅如此，他们没有像20世纪相当一部分理论家那样只回复到黑格尔批判哲学的层次，而是始终立足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批判贯彻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之中。正如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解马克思的批判哲学时指出：“就哲学是纯粹的批判而言，它是自我毁灭性的哲学，但只有当它不再是纯粹的对世界的思考，而是变成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它的批判任务才告完成。”[5]107如前所述，实践派也一直是立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在人的有限的实际存在和人的总体性之间做出区分的哲学假定基础上来理解哲学，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批判之于人的生存具有本体论根据，深深地根植于“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其存在的任何一种给定模式的相对局限和狭隘性”[2]5。因而哲学就是“关于任何一种现存的人的状况的批判意识”[2]5。因此，将哲学理解为批判意识，并将批判意识作为人的实践存在的本体论要素和人类社会生活内在组成部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断言社会理论离不开哲学，确切地说，离不开批判意识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构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构社会理论的哲学前提。

之所以社会理论要以批判为其哲学基础，还取决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理论的目标与任务的思考和界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终极关怀是人在历史上的自我实现，因此他们必然将目光投向人在其中不能实现其自身的现存的社会状况。而且，就其所处的现实状况而言，他们也急切地想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道路和办法。然而，反观现存的社会理论，各种实证的和解释的理论日益丧失了对社会做出总体性的分析判断的能力，因而也就丧失了提出现实的人类解放方案的能力。于是，发展一种具体的、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和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相连的科学的社会理论就成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要求，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迫切的渴望。在他们那里，这种科学的社会理论是哲学与生活、理想与未来社会的理论中介。“没有这一中介，对理想未来的人道主义展望就仍只是一个信仰或希望的问题。人道主义需要科学，以便超越其乌托邦和任意性，即将其理论渴望转变为一种实践。”[6]109如果说社会理论是哲学与生活之间的中介，那么批判就是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中介。哲学批判必须具体化为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因批判内在其中才能成为真正科学的和革命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马尔科维奇严肃地批判了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geandHumanInterests)中将社会理论按照方法区分为分析的-经验的、解释的和批判的三种知识类型的做法。马尔科维奇认为，这种把批判的与分析的和解释的严格区分开来的方式，“比黑格尔的传统更接近实证主义”，而且，通过这种区分“得出的批判概念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7]12。他强调批判是所有描述、因果分析和科学解释内在的和不可或缺的要素，各种类型学的社会理论的真正问题恰恰就是在于它们没有足够的批判性，只是在价值中立和自由的掩盖下为既定利益和无形的传统意识形态价值服务的实证理论。

总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理论的根本任务就是对社会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地分析，并为人指出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具体步骤。批判思想为社会科学提供基本方向，而批判的社会科学指明它的具体实现方式。因此，批判之于社会理论具有本体论意义，批判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我们至今仍在其中运动的精神视界。

二、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原理

显然，只澄清批判之于社会理论的本体论意义还不够，还必须阐明作为社会理论哲学基础的批判究竟是怎样一种思维和方法。

如前所述，批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内含价值的，也就是说，批判思维总是以某种方式关联着一定的价值和规范。那些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与价值无涉或保持所谓价值中立的思想和理论究其根本是一种反映性思维。那么，澄清批判是什么就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问题：批判关联的应该是怎样一种价值和规范？批判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与这种价值和规范相连？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批判形式。它们采取不同形式的价值规范但都声称为了洞悉现实甚至改变现实。然而，现实在一些批判思维那里始终呈现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裂与对立。相应地，在这种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中，批判思想所关联的价值规范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以“上帝”“世界精神”等外在于人并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价值实体作为价值规范；另一种是人自己选择和建立起来的，把特定的、抽象的价值或价值体系提升为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根本上来讲是本质主义的批判思维都为世界设定了一种规范，使应然的现实成了在人之外的未来。这种批判必然因脱离人的真实存在和生活而陷入一种抽象和无力，最终只能把思想和实践都降低到功利主义的水平。还有一种批判思维是存在主义的。与本质主义的相反，存在主义的批判思维反对一切先在的本质，这种思维对“存在先于本质”的追求和捍卫使一切固定的和不固定的价值规范都烟消云散了。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这种批判思维因将没有价值规范向上牵引的自由作为世界和人之生存的本质，而走向了另一种极端的本质主义，即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包括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波兰和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都批评过存在主义的这种理论思维。比如，沙夫将建立在这种批判思维基础上的存在主义称作“绝望哲学”，“他们创造其貌似独立自主的个体，以便使他孤独。他们把无助和绝望降与这些悲惨的傀儡，后者被恶意的命运所玩弄，头上戴着‘独立的’空虚皇冠。因为很显然，把个体与社会割裂开来，并不能给个体以任何的独立自主性。而且正相反，会夺去他的一切真正的独立性。”[8]22因为存在主义的批判思维使“人的问题脱离社会和历史的分析”而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是“接近于宗教的立场”[8]21的批判。这种批判思维虽然回到了人本身，尽管它克服了仅从客体方面来理解人及其世界的弊端，但认为人的生存及其现实是彻底自由和开放的，这又落入了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窠臼。

上述本质主义的和存在主义的批判思维实际上构成一种伪批判的精神氛围，一方面使理论陷入抽象、无力，一方面使人的生存堕入虚无。批判不仅没有显示自身的力量，反而画地为牢夺去了理论与实践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原因，用赫勒的话说，它们“给了世界一个规范，但是没有给规范一个世界”[3]117。显然，按照赫勒的理解，本质主义的批判思维给了世界一个规范，但这个规范是与人无关甚至是与人相对立的，规范没有扎根于人的生存本身及由此产生的人的历史和人的世界。存在主义的批判思维看似打破一切规范，而没有规范实际上也是一种规范，恰恰因为将人的实践活动所能达到的“合理的乌托邦”也决绝地抛弃了，这种规范建立了一个虚无，与人的历史和人的世界相对立。赫勒用“睡美人”“空椅子”“好人”等隐喻形象地表达了这一规范的存在。“睡美人”“好人”尽管是我们找寻的不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价值规范，但她的确存在。而“空椅子”的“空”则隐喻这种价值规范存在，但不能被任何一种固定的抽象的规范据为己有。一旦这样的价值规范想要占据“椅子”，它肯定是冒充者。沙夫则更坚定和清晰地指出了，真正的批判思维离不开构成其哲学真理的价值规范，而这一价值规范并不是某种固定的实体，而是不断迈向人的历史和自我实现的运动或实践，这也就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

因此，我们通过对上述两种形式的伪批判的批判思维的分析就可以揭示出真正科学的批判思维的本体论也是价值论要素，那就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即“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9]185。这种作为真正科学的批判所内含的价值规范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各种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第一，这种价值规范是自治的因而是实践的。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客观精神为人提供规范，而是人自己选择和建立自身价值。而且，这里的人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认知主体，而是作为实践的存在的现实的、具体的个人。“人，现实的人，不仅是出发点，而且是他命运的自主的锻造者，他的世界和他自身的创造者。”[10]170人的本质在实践中生成，作为实践的存在，人就是他的历史和他的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理解，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价值规范才不是固定的、抽象的，而是实践的、具体的，深深根植于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身。第二，这种价值规范是合理的因而是现实的。既然这种价值规范是实践的，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不断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就不可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界限，它既不是一种先天的、先验的、理想的价值规范，也不是一种任意的梦想或不可能的乌托邦。正如科西克强调的：“现实之所以能以革命性的方式加以改造，只是因为我们建构了现实，而且知道现实是我们建构的，并且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改造现实。”[11]10第三，这种价值规范不是基于某种特殊立场而是所有个体的自觉的生存维度。历史上的各种批判思想总是受制于某种特性和排他主义的立场而无法真正成为所有个体的自觉的生存维度，而马克思对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是要排除各种狭隘的特性和排他主义立场的束缚，使所有个体能够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自己的生存中真实地、普遍地体现这种人道主义价值。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如何使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变为人的历史和人的世界？批判思维是也只能是一种辩证思维。众所周知，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理论流派都非常重视辩证法。卢卡奇把辩证法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并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方面来强调辩证法应该是一种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奇强调辩证法的主客体统一的本质是为了恢复理论的革命性，他指出：“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还是要改变现实。”[12]4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那里，辩证法绝不是作为方法的一种纯粹的知识，而是对现有知识和现存社会生活的彻底的批判。辩证法是批判思维的方法，更是批判本身。

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对辩证法的阐释及其具体的批判理论来看，作为对现有知识和人的现存状况进行批判的辩证法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总体性。辩证批判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总体的观点。这种总体的观点是将人的全部历史和现实理解为结构化的、不断生成的、自我形成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各个部分或所有事实的堆积，而是意味着，任何事实都只有在这样一种整体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也曾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这种总体性特征，“与现代的具体科学不同，批判的社会理论即便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也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门哲学。因为它的内容在于把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把公平交换转化为社会不公正，把自由经济转化为垄断的控制，把生产性劳动转化为阻止生产的僵死关系，把社会生活的日益增长转化为广大人民的贫困化”[13]233。在霍克海默那里并未得到明确阐述的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被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西克进一步清晰地表达为“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并且，科西克深刻地指出，具体的总体不是理解和构造人的活动及其现实的方法，而是人的具体总体的现实本身。社会历史现实是具体的总体，它不是超越、外在于或高于并独立于其组成部分的先在的或现成的整体，而是在与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意义结构的总体。因此，以理论来把握和描述社会历史现实总体必然是一种具体总体的辩证批判。第二，历史性。具体总体的社会现实是不断生成的，因而具有历史性，只能根据它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它在历史中的地位而得到全面的理解。马克思在理解资产阶级社会时就在辩证批判中客观地分析了它与以往社会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重视马克思对过去和现存的辩证分析，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辩证批判的历史性结构的未来向度。他们认为，未来与现在同现在与过去一样处于一种辩证联系之中。作为人类世界之合理性的未来的可能性早已包含在现在之中。一方面，未来是由现存的给定状况和历史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的选择和他们的活动。第三，矛盾性。既然社会历史现实和人的自我实现是一个生成过程，未来与现存之间存在着批判性的距离，那么，辩证批判必定是动态的。辩证法不能仅从静态的层面描述和解释这种运动过程的可能性，更要善于发现推动现存向未来转变和人的自我实现的矛盾。矛盾是社会历史现实生成和人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辩证批判对现实的矛盾运动的发现和解释才能是对一种真正自由与创造性的人的活动的理论再现，是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表达。第四，超越性。事物的矛盾运动是辩证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一运动过程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废除其内在局限，二是维护其合理的性质，三是将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且，就自我否定的性质和方向来说，这种自我否定适用于任何历史阶段，它立足于且只能立足于人的实践，而且它的发展方向不是唯一的、单向的，而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和活动。人并不总是以自主的方式行动，但现存状况的改变只能通过不断增长的个体的主动性和自由的实践活动。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同体的状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53。因此，这种自我否定是立足于人的实践以人的自我发展为旨归的自决活动。相应地，辩证的批判思维必须再现这种朝着人的实践开放的超越性的特征。

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贡献及启示

尽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仅仅把探讨方法和方法论作为发展社会理论的目的和任务，但与20世纪其他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他们更加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和辩证批判的方法论特征。实践派哲学家在开创自己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时明确提出：“一种在人的有限的实际存在和人的潜力与真正需要的总体性之间作出了区分的人的概念，一种彻底批判的、旨在超越理论和现实中给定的局限的研究方法，以及一种把人的自我实现当做其终极标准的价值理论，显然是相互支撑和相互补充的。辩证的人道主义乃是任何一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现代社会哲学的哲学基础。”[2]41“辩证的人道主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共同哲学基础和理论底色。正是这样一种内含真正的人道主义价值规范的辩证批判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各理论流派成为理论共同体。

第一，坚持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从现有理论和现存社会状况两个方面展开批判。

在对现有理论的批判方面，与20世纪一些号称马克思的继承者的理论或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在一定时期居于主流的知识和理论进行对话和交锋，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精神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本文上述部分提到的实践派和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和阐释之外，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有许多相关的专门著述，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比如，科拉科夫斯基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本质和超越维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词并非意指一种必须整体接受或全部拒绝的教条。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系，而是一种影响我们整个世界观的重要的哲学启示，一种对人类社会知识和社会记忆的持续激励。它的永恒效力，是因为它在我们眼前开辟了新的无可估价的视野，使我们能够透过整个历史的棱镜考察人类的问题，能够一方面看到社会化的人是怎样凭借与自然作斗争而形成，另一方面看到人的活动开启的人化自然过程。让我们能够把思想当作实践活动的产物；能够揭穿意识是来源于社会存在中周而复始的异化的神话，并让这些神话返本归宗。”[16]179而且，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就是对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是批判理论本身的最好注解，他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批判，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时期的理论特点及其演进过程。沙夫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对异化理论做了新的阐发，《人的哲学》《历史与真理》等著作是批判存在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捍卫马克思思想的专门著述。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也是阐释马克思辩证批判思想的典范，等等。总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异化理论、具体的辩证法、哲学人类学、人的需要理论、历史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和批判精神做出了系统的诠释和新的阐发。

在超越现存社会状况方面，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像马克思一样致力于使批判思想实践化，探索现代社会彻底人道化的可能性。他们既有对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也有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当时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反思；既有对现代性政治经济的宏观探讨，也有对个体生存及其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在全方位展开的关于现代社会的批判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涉猎主题十分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共同体、道德、教育等不一而足。比如，从20世纪末开始，鲍曼主要从伦理和道德的维度展开关于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他关于大屠杀与现代性机制内在关联的揭示、关于后现代伦理的建构和关于人类道德良知的阐发，都在当代人类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赫勒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她的道德理论三部曲和历史理论三部曲。玛丽亚·马尔库什、赫格居什等人还有专门关于共同体的诸多论述。苏霍多尔斯基对文化、教育和未来进行了持久深入的思考，有《现代文明的教育问题》《人是谁？》以及“哲学与教育”“教育：在存在与占有之间”“面向未来的教育和传统教育学”等著述。实践派对当时南斯拉夫官僚体制的批判和自治社会主义的构想更是影响巨大。

第二，坚持科学的批判思维，在以人的实践本质为基础的合理的人道主义价值框架内展开彻底的批判。

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来看，各种主题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概念系统是动态的，内在地包含了未来和现在、可能和现实、价值和事实，因而都不仅仅是描述的，还是批判的。比如，赫勒的道德理论三部曲实际上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好人”。“好人”既是承载价值的，也是来自经验事实的；“好人”是成为所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潜在的“自我”要实现。“好人”不具有唯一的指向或“面相”，是每个人通过自我的选择和行动成为每一个“好人”。

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来看，各种具体主题的社会理论的建构都是在超越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基础上完成的，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外一样。比如，赫勒的《超越正义》论述的主题是“正义”，但她没有在传统和现代的特定意识形态框架的之内，而恰恰是在已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外讨论正义问题。赫勒是从正义背后的价值诉求，即“自由”和“生命”的高度来审视正义问题，提出良善生活超越正义的命题。而“良善生活”就是一个承载价值规范的概念，而且是在这样一种价值规范指导下人不断迈向这种实践的动态过程。可以说，书名中的“超越”二字已经暗示了她的方法论特征和非意识形态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

因此，真正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开端恰恰是在其所设定的未来，是上述提到的“好人”“良善生活”，也就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强调的合理性的目的，我们从未到过的“人类的家园”。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的实践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价值规范必须是具有合理性的，这样才能保证理论是真正科学的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也不能脱离批判所承载的价值规范的合理性。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重视批判理论的建构，他们通过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心理机制等主题投入“对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中，不断试图阐明变革产生的条件和前提。然而，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过分强调个人情感和个性的保存而最终走向一种审美的乌托邦。这种脱离了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成为非批判的抽象理论的做法实际上没能把马克思的科学的批判进行到底。反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无论他们多强调理论的激进性和批判性，他们始终坚持以价值合理性作为衡量批判科学性的标准。赫勒在探讨价值合理性时明确提出了所设定的价值规范应同时满足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标准：一是个人不断坚持他们所设定的价值；二是价值规范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实践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一样，强调如果放弃了价值合理性也就是放弃了批判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的观念和他们的批判理论与人的社会生活联系得更紧密、更彻底。

第三，坚持具体总体的辩证法，致力于将批判的社会理论发展成指导实践的具体步骤。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社会理论以人及其实践本质为根基，目标是建立一种区别于苏联模式的原创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新人。弗洛姆曾为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理论著作撰写前言，盛赞了南斯拉夫实践派在这方面的成就。他指出，回到真实的马克思，在恢复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含义基础上建设一种全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实践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人的显著成就。

就新人的生成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思考人及其自我实现的问题作为对世界、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是每个人的责任。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历史要由我们每个人具体参与其中，历史决定论并不削弱个人的自由或道德责任；相反，每个人应该在历史中担负起自己的道德责任，“真正的社会参与就是道德参与……人们不能借口其行动只是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片段而推卸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16]132。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才是对“历史”负责，才能在历史进步和绝对道德律令的张力与冲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与之相应，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根本任务在于唤醒每一个人。赫勒的道德理论三部曲最后一定是走向一种个性伦理学的原因也在于此。一方面，从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来看，赫勒的伦理学不是主要从伦理层面来思考个人的行为方式，人如何成为道德个体，如何成为好人，而是要从对世界和个人负责，对生命和自由价值的捍卫的高度来解决个体生成和人的社会历史发展；另一方面，从《个性伦理学》批判的具体方法论来看，真正的批判不是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的道德说教，而是唤醒每一个人，唤醒每一个人的自我批判意识，去找到他自己的“拐杖”，批判地自我生成，成为一个人。

就不断地以批判的社会理论指导具体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而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此方面贡献了独特的原创性的理论。“批判的目的不仅仅是唤醒人，而且是在实践中克服任何一种人在其中仍不能实现其自身并可能堕落的社会状况。”[6]106-107因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即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因此这种具体总体的批判除了对资本主义，还直接指向了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改革实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推动发展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动力本来就来自使人从现存的异化状况和任何一种现存的人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的渴望。实践派通过“科尔丘拉夏令学园(1963—1973)”和哲学联合会组织了包括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参与的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国内和国际性会议，不仅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意义和前景、历史进步的标准以及自由和民主的概念等问题，还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自治形式的局限展开批判，并对市场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个人道德问题和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等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直试图在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将批判的理论进行到底，以期理论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不得不承认，批判的理论并未能和现实的社会实践有效统一起来，以至于理论的批判力量未能充分释放出来，仍多少停留在“应然”层面。

“没有总体，具体只能是形而上学眼中的碎片；而没有具体，总体只会沦为思辨哲学的抽象。”[17]29真正具体总体的辩证批判不仅要从人的具体的现实的生存当中获得其存在的哲学基础，而且要始终为把人的生存提高到这种价值规范的层面而不断地创造指导实践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只有社会理论具有批判维度，才能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真正与我们的实践相关。“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斗争，防止人类由于目前的可怕事件而彻底沮丧，防止人类对社会的有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倾向丧失信心。”[13]257就不断开拓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而言，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和辩证批判的原理仍然有效，仍然适应和符合当代人对超越现存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