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人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的深层反思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批判思想

杜松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10)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社会历史理论，始终把超越人类生存困境，彰显人的自由和创造性作为最核心的关切。因此，每当人类社会面临新的危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资源总是能够成为人们摆脱危机、超越困境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激发力量。马克思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深深地切入了过去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进程，其中，马克思异化批判思想的地位更是突出，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自我批判意识，几乎所有反思和批判人类社会困境和人类文明危机的社会历史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异化批判思想，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尤为突出。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且还运用异化批判思想多视角、多维度地剖析20世纪人类文明困境和当代人生存的异化和物化境遇。具体说来，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涵盖范围，从马克思所说的具体劳动产品拓展到包括技术、机构、理性、艺术、文化等在内的人类所有创造物；另一方面，他们特别深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深层的、严重的异化做了深度分析。相比之下，后一方面思想更为深刻，因为它切中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类文明危机和困境的核心问题，即现代人的生存悖论。这种生存悖论集中表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地发挥出来，但与此同时，人的物化和被贬损状态也前所未有地加深。

这些理论家都高度重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比之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的理论反思和现实批判要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深入，更加丰富。因此，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概要地阐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探索，然后重点阐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的继续推进和理论建树。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理解马克思异化批判思想在20世纪进一步拓展和走向深化的历程。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现代人深层异化问题的初步探索

在某种意义上，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理论建构都离不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他们所提炼出来的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消费社会批判、官僚机制批判等主题深刻影响了20世纪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领域的发展。然而，不难看出，现代异化研究要进一步拓展，还需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社会治理现代化等社会进步非但没有使异化现象和异化形式减少或消失，反而出现异化和物化普遍化的态势。进而，这样的研究也没有深刻地揭示出，在普遍异化力量的操控下，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代人面临着什么样的生存悖论；进而，人的自我异化，即生存结构的深层异化反过来又是如何进一步加剧了异化现象的普遍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揭示现代异化形式和物化现象时，也不同程度地开始涉及和思考人的自我异化问题。例如，卢卡奇在揭示自动化生产体系和理性化社会运行中的普遍物化现象时，就深刻地指出异化和物化对人的内在影响，具体体现为现代人“物化意识”的生成。卢卡奇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1]161

在这方面，我们还要提及马尔库塞所做的努力。他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增强现代人的主体性，减少人的异化和物化状态；相反，异化呈现出严重的内化和深化的趋势，同传统工业社会中工人被直接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强制性地整合到社会体系中的情形不同，现代人往往是心甘情愿地被整合或者同化到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之中，他们不再是现行生产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否定力量，而是一种肯定的力量，成为丧失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的“单向度的人”，具有鲜明的“单向度的思想”和物化的消费人格。

相比之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真正自觉地把关注重心投放到现代人自我异化和生存悖论研究的是弗洛姆。他用“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异化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多种理论，从不同侧面多视角地揭示了现代人的深层自我异化和无法逃避的生存悖论。

关于“逃避自由”心理机制的批判是弗洛姆较早阐述的关于现代人生存悖论的重要理论，也是他关于现代人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问题研究的出发点和重要理论基础。弗洛姆认为，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高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性，对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促使现代人的个体化，即人从传统社会背景下与自然和社会自在地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变成相对独立的自由个体。这种个体化进程使现代人面临着一种生存悖论：一方面，人变得更加自由，更富有创造性；另一方面，人失去了原始的安全感，其孤独感不断增强。弗洛姆认为，这种生存悖论会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与日俱增：“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没有文艺复兴时代财主所拥有的财富或权力，也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2]36个体的自由既会带来人的创造力的增强，也会带来孤独、焦虑、不安的加深和责任的重负，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人“便产生了想要放弃个人独立的冲动，想要把自己完全隐没在外界中，藉以克服孤独及无权力的感觉”[2]6-7。这就是现代性背景下“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是现代社会独有的典型的生存悖论。弗洛姆专门分析了“逃避自由”的几种主要形式：为了摆脱孤独感和恐惧感，现代人会求助于权威，于是产生了虐待狂和受虐狂共生的心理倾向，其极端的表现就是极权主义(如法西斯主义)；现代人还会产生攻击性和破坏性，以摧毁威胁自己生存的一切外在的力量，以消除或缓解自己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或者，大多数现代人会采取顺世与随俗的方式，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通过舍己的自动适应而消除或者缓解孤独感和恐惧感，等等。从“逃避自由”心理机制批判的基本理论点出发，弗洛姆越来越具体地揭示现代人异化的生存结构，其中有两种理论表述可以看作是“逃避自由”心理机制批判的具体化。

一是现代人性格结构异化的批判。在《自为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性格结构”概念，通过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性格结构的状况来揭示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弗洛姆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不健全体现为精神上的不健全，而精神上的不健全主要是社会性格结构出现了问题，具体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结构体现不出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而呈现为一种非生产性的(unproductive)，即非创造性的社会性格。弗洛姆揭示和描绘了现代人四种基本的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接受型性格倾向，其最主要特征是缺少主体性和自主性，不肯承担责任和义务，愿意混迹于普通人(常人)；剥削型性格倾向，其特征认为一切好的东西应当来源于外部，并用各种手段强行索取或骗取他人的东西；囤积型性格倾向，其特征是反对从外面接受或索取东西，而固守自己已有的东西，并拒绝同他人近距离地交往；市场型或买卖型性格倾向，其特征是把一切，包括自己和他人都视作可以进行交换的商品，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十分典型的物化人格。[2]74-93在弗洛姆看来，这种非生产性或非创造性的性格结构在现代人群中的普遍存在，深刻反映出现代人自我异化不断加深、不断加剧的态势。“事实上，二十世纪的精神病比十九世纪更为严重，尽管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物质的繁荣兴盛，并具有政治上和性方面的自由。”[3]101

二是现代人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批判。弗洛姆在生前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占有还是生存》中，再次从社会心理学回到哲学的层面，把现代人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普遍异化和物化，概括为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弗洛姆区分了两种生存方式：一种是健全的生存方式，即“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它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的创造性和自我创造；另一种是不健全的或异化的生存方式，即“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不是创造，而是占有和消费，“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人和物，其中包括自己都变为我的占有物”[4]29。

这样，弗洛姆就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揭示了现代人自我异化的深度。弗洛姆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扬弃异化、克服生存悖论的思路。例如，他提出，要克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真正的出路在于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以爱去工作，发展人的自我和个性，实现人的潜能，并且积极与他人平等地合作；针对异化的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弗洛姆提出健全的人的概念，并指出健全的社会应当突出人是目的的思想，把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针对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他倡导要自觉地克服物化，培育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为主导的“新人”。

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人自我异化生存状态的双重批判

如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人自我异化的严重性已经开始进行某些自觉的理论思考，其中弗洛姆还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但在一定的意义上，他们关于现代人深层异化的理论分析还是带有初步探索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比较侧重对异化的现实批判的维度，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建构相对不足。弗洛姆的确对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和深层的自我异化做了多维度的揭示，而且他还尽力上升到哲学层面去思考这些问题，例如，把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的个体性格结构概念提升为社会性格结构，但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需要自觉地、充分地展开。具体来说，我们除了要对自我异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式、消极后果等进行现实批判之外，还应当在理论上从人的生存方式和本质规定性的角度来深刻分析其内在机制和根源，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发展、发达等没有成为遏制或消除异化的因素，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提供了现代异化和物化走向普遍化和深化的土壤，同样我们也很难真正发现扬弃自我异化的可能性和有效途径。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普遍高度关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而且相比之下，他们对马克思异化思想内涵的阐发、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系统阐述、异化批判思想当代价值的展示等，都更为重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50年开始兴起的时候，刚好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等东欧语言版陆续出版的时候，而中东欧地区饱受列强瓜分的历史记忆、现代化转型时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操控、法西斯主义大屠杀的历史灾难、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探索等多重历史体验[5]95-99，都使得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强调的人的实践本质、个体的价值、自由人的联合体、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等思想格外重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关于实践、人、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理论建树具有独特的理论深度，引起了国际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反过来对20世纪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弗洛姆于1965年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集，文集围绕着人、实践、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收录了包括布洛赫、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著名理论家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在总共收入的35篇文章中，有13篇来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占据文集的三分之一以上篇幅，其中包括加约·彼得洛维奇、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卡莱尔·科西克、伊凡·斯维塔克、亚当·沙夫、布罗尼斯瓦夫·巴奇克等人的文章。[6]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例如，实践派哲学家彼得洛维奇从实践哲学的视角对人自我异化的深层机制的探讨；实践派哲学家马尔科维奇、柳博米尔·达迪奇、扎戈尔卡·哥鲁波维奇等人关于官僚制等政治异化形式的批判；实践派哲学家弗兰尼茨基关于现存社会主义条件下异化现象的分析；捷克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西克对以“伪具体性”世界为表现形态的现代物化和异化的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波兰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沙夫关于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的理论研究；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乔治·马尔库什关于现代性文化悖论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中，既有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理论阐发，也有关于现代异化现象和异化形式的现实批判，还有关于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和深层异化的揭示。就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主题而言，我们可以选择彼得洛维奇关于自我异化的理论阐述和沙夫关于现代人的“主体的异化”(异化的心理机制)的现实批判，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我异化和现代人生存悖论批判的两个基本的理论维度。

(一)彼得洛维奇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理论阐述

彼得洛维奇是实践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之一，他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实践、革命、自由和决定论、异化和自我异化、人道主义等思想。彼得洛维奇认为，关于异化和自我异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它关乎对马克思关于人、实践、革命、社会主义等所有重大问题的理解。

首先，彼得洛维奇认为，自我异化不是各种异化形式中的一种一般的异化形式，而是各种异化形式和异化现象的深层本质，或者是“决定性的形式”。彼得洛维奇分析了马克思所讨论的异化形式和20世纪众理论家所揭示的各种新的异化形式。在他看来，基于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异化形式和异化现象，“但是所有这些异化的种类和形式归根到底只有一种：它们不过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不同形式和方面，是人同他的人的‘本质’或‘本性’相异化，同人性相异化的不同形式或方面”[7]120。因此，彼得洛维奇反复强调要正确把握自我异化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即自我异化是异化的决定性形式，[7]126-127这是理解全部异化理论的关键，也是扬弃和克服异化的关键。

进而，彼得洛维奇认为，自我异化之所以是异化的决定性形式和深层本质，就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与人的存在方式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人的本质规定性和人的基本活动方式，才能够理解异化的深层本质和产生机制；反之，我们也只有真正理解了自我异化，才可能对人的本质形成历史的和全面的把握。所以，彼得洛维奇断言：“不能脱离马克思异化和扬弃异化的人道主义理论来谈论马克思人的概念。”[7]70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同时就必然是一个历史的、不断变化的。“正是因为人是实践和历史，他也是未来。如果人的本性是创造和自我创造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历史地创造着他的世界和他自身，并且，如果他希望成为人，他就永远不能中断自我创造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人永远也不能彻底完成。彼得洛维奇认为，只有揭示人的自我异化同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内在联系，才能理解人如何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同自身相异化，即人的本质不是给定的、不变的、彻底完成的某种东西，而是不断创造和实现人类的可能性，并在创造新的更高的可能性中创造自己的价值。也正因如此，当人不能创造新的更高的可能性，当人不能超越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给定的东西，人就会自我分裂，而且“自我分裂成为两个相冲突的部分并不是由于外部原因，而是由于自我本身某一行动的结果”[7]127。因此，彼得洛维奇断言：“说一个人使他自己同他的人的本质相异化，就是说一个人无法实现他的历史地创造的人的可能性。”[7]128

不难看出，这种关于自我异化的理解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异化问题的严重性，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扬弃异化的途径，具有积极的启示和价值。彼得洛维奇认为，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本质和人的自我异化理论的理解来看，那种关于异化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人类能否一劳永逸地消除异化的笼统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人的实践本质和批判本性使人有可能，而且也能够在创造更高的新的可能性和价值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各种具体的异化形式，克服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异化性质；另一方面，人的本质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特征，又使得扬弃异化、克服人的自我异化异常艰难，呈现为一个未完成的、开放的过程。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期待某种社会运动的开展、某种体制的建立、某种社会进步的取得，可以自动地、一劳永逸地铲除异化。只有当这些社会运动、改革、进步能够自觉地把人的自我完善、人的创造性的发挥、人的更高的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实现作为重要的内涵，我们才可能真正在消除异化和自我异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彼得洛维奇从人的本质规定性的角度重新阐述马克思关于革命、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想，把自我异化的扬弃作为其内在的规定性。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绝不局限于制度的层面，“在这一见解中，人被看作实践的存在物，而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自由的创造性实践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是革命——彻底消除自我异化的社会和自我异化的人，实现真正的人道的人类共同体和自由的人”[8]233。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开放性和长期性，“如果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创造性将终止于何时呢？显然是在废除了一切自我异化的时候，是在人完全成为人、社会完全人化的时候。然而，这一时刻何时才能实现呢？永远也不可能，因为实现人之全部可能性将意味着禁锢人、终止人的发展、否定人的创造本质。如果人发展了其全部潜能，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只能作为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才能思考。只有作为一个革命者而生存，人才能实现其本质”[9]150-151。

(二)沙夫关于现代人主体异化和生存悖论的现实批判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沙夫从理论阐述和现实批判等方面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在理论建构层面，他通过异化和自我异化、异化和物化、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等几组核心范畴比较系统地建立起异化理论的概念体系；在现实批判层面，沙夫不仅对当代社会的普遍异化，如经济的异化、社会政治结构的异化和意识形态产物的异化(即他所说的“客体的异化”)做了详细的研究，而且还特别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对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和生存悖论，即“主体的异化”做了深刻的挖掘。

在异化的概念体系中，沙夫也与彼得洛维奇一样，十分重视异化和自我异化这一对范畴，他习惯于把异化和自我异化称为“客体的异化”和“主体的异化”。沙夫指出，“我们谈及异化时，是说人的产品在与其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中使它们自身异化……谈及自我异化时，是说人在与社会、他人或自身之间的关系中使他自身异化”[10]73。从总体上看，沙夫关于自我异化问题的理论分析不如彼得洛维奇深刻，但是他对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的分析更为细致和具体。弗洛姆对沙夫的研究高度重视，他专门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英文版写了序言，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11]“英文版序言”1。沙夫借鉴了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所使用的“失范”等概念范畴来让自己对人的自我异化的分析更为具体、更加丰富。

沙夫主要是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来揭示和批判现代人的主体异化。

一是个体与社会、社会机构以及他人方面的异化。在这里，沙夫主要讨论政治异化、文化异化和作为一种异化现象的犯罪。这里所说的不是政治、文化等现象本身的异化，而是个体在这些活动中发生的主体异化(主体活动方式的异化)，或者说这些客体的异化活动中内在包含的主体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沙夫对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的分析更为深入。例如，沙夫所说的主体异化意义上的政治异化，是指对政治本身的拒绝，现代主体在整体上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游戏”，因而逃避政治活动和社会参与。他指出：“当我们说‘政治异化’，我们想说的是人们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表现形式——机构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发展，等等——相异化。因此，我们认为是关乎其政治问题的感情、态度(对行动的准备)以及个体的行为被异化了。”[10]198进而，如果一个人不仅拒绝有关政治机构和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范，而且拒绝现有社会的全部规范，那么他就不仅是政治异化，而且是文化异化。“个人的异化可以进一步发展，超过界限，拒绝整个现有的规范价值体系，即用默顿的话来说，拒绝社会现有的整个文化结构”[10]204。在这种意义上，沙夫认为，有些犯罪形式，酗酒、吸毒，特别是作为一种亚文化的青少年犯罪，也与文化异化紧密相关。这里所强调的都是主体态度上和行为方式上的异化。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随着文明、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进步，现代个体的主体意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为自觉，个体自由诉求、政治参与、文化对话和文化批判等都是其突出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什么原因，如果个体普遍地、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活动、社会参与和文化对话，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深刻的主体异化和生存悖论。

二是个体与其“自我”、自己的生命和自己行动相关的异化。个体自身内在分裂性质的自我异化是人的生存悖论和生存异化的突出表现，在这方面，沙夫的分析也更为具体，比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关于异化的文化模式和性格结构的分析更为具体。例如，在涉及个体与自己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时，异化特别典型地体现为丧失自我认同感的心理疾患，“失去自我认同感出现在特定的心理疾病中，当一个人没有失去自我意识，但是经受神经分裂症病痛的折磨，使他不能清楚认定自己的‘自我’”[10]210。在这种情况下，人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是会感觉到与自己的“自我”冲突，或者不喜欢自己，甚至在身处市场关系之中时，感觉自己变成了商品和物品。与自己生命相关的自我异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存在哲学所揭示的“生存空虚”状态。沙夫指出，我们在周围的日常经验中，在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感到生活空虚和无意义的人，为了逃避这种生活，他们酗酒、吸毒、滥交、流氓甚至犯罪，等等。[10]221-222而在与自己的行为相关的自我异化方面，沙夫重点谈到在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支配下，人的创造性活动蜕化为物化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再创造他希望创造的东西，而是创造买者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不仅是创造的产品，就连创造本身也成为商品”[10]229。这种消费主义的、物化的、带有虚无特征的人格在当代社会中，尤其在青年人群中是并不少见的现象。

在沙夫看来，我们之所以要特别重视现代个人的主体异化，是因为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状况不仅反映出现代异化的普遍性，而且折射出现代人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的深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果不能有效地抑制或者克服主体的异化，那么人类就无法消除客体的异化。即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不能行之有效地使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使每个人创造性地生存，那么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异化日趋普遍化的问题。因此，沙夫一直强调，社会主义要真正把社会主义新人，即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而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开放的过程。也正因如此，即便在苏东剧变之后，沙夫依旧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来构想“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

三、关乎人的生存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

在马尔库塞、弗洛姆、彼得洛维奇、沙夫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尽管现代社会的压抑和操控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现代人所受的异化统治丝毫没有减轻，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更加深化、更加致命、更加难以克服。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12]28。通过这些理论家关于现代人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的深度分析和深刻批判，我们不难看出异化批判思想在当代的重要价值，它所探讨的是与人的生存和人类发展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是任何一种具有责任感的社会历史理论所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首先，严峻的生存悖论和深层的自我异化是当代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所描绘的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主要体现为工人同他们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当时劳动异化存在的背景和条件主要包括受相对不够发达的技术手段制约所形成的匮乏和被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所加大的工人阶级贫困化。针对这样一种背景，其中一种乐观的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劳动异化现象是很短暂的历史现象，随着技术的发展、物资的丰富和阶级对立的消失，这种异化现象会随之被克服。然而，现实的历史进程并没有证实这一点。正如众多思想理论家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匮乏和贫困化的相对缓解并没有根除劳动异化现象；相反，在现代福利社会和大众文化等构成的消费社会中，人的对象化和物化、人的创造性和受动性却更加复杂、更加矛盾地纠结和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日益严峻的生存悖论和日益加深、日益普遍化的异化与物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20世纪刚刚起步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远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人的自我异化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发展，现代人的自我异化和物化还会呈现十分严重的态势。如果人类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应对，这种普遍的和深层的异化会从根本上侵蚀人类文明的进步成果，摧毁人的实践创造性这一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

其次，严峻的生存悖论和深层的自我异化也是当代社会必须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这其中涉及的最大问题是人的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宏观理解中，人们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趋势，以及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态势持乐观的态度，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个体也会越来越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从宏观的历史趋势来看，这样的理解是有道理和根据的，但是具体的历史进程则呈现出远为复杂的情形。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作为实践的存在，在每一具体的时代总是呈现出不完善的状态，人的创造性的发挥既会带来社会层面的进步和人自身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也会在复杂的条件和背景下带来新的问题和困境。无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个体的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揭示宏观尺度上的历史发展规律时，也要充分考虑人的生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产品异化时，特别强调劳动活动本身，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才是更为根本的。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能够结合每一时代的特征和背景来具体把握人的存在方式的特点和人的生存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而只是笼统地停留于对宏达尺度上社会历史进步的信念上，那么我们的社会历史理论就将是片面的。

基于上述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于现代人的生存悖论和自我异化问题重要性和严峻性的分析，最后我们可以回到如何对待异化批判思想这一重要问题上。关于异化理论的争论，至今依旧是国内外理论界不断争论的重要课题。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当得到的启示在于，对于异化理论这样一种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批判思想的讨论和评价，不能仅仅争论这一理论的范畴是否合理，其理论表述是否成熟和完善等纯粹的理论问题，而应当结合当代人类历史进程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变来理解这一理论特有的批判力和现实解释力，只有如此，才能对这一理论形成全面的价值判断。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其表述上的确有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一理论包含的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批判思想则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因此，对待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和当代异化批判思想，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做法：一种是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语境片面地强调异化理论的价值，这样只会把异化理论原本具有的不完善性进一步放大，甚至把它变成一种无根基的批判理论；另一种是完全漠视异化批判思想的价值，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只局限于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宏观发展的一般描述，这样很容易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抽象化，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把握每一时代人的真实存在状况。正确的态度是结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把异化理论的重要批判精神放到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整体之中加以把握，并使之完善，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成为既关注宏大历史尺度上的社会进步，也密切关注每一时代人的存在方式变化的、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