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视角下南宁壮族歌圩文化探析

蓝 颖， 方少娟， 雷杭玲

(玉林师范学院 1.马克思主义学院 2.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玉林 537000；3.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宁 530000)

广西歌圩由来已久，在壮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在特定的时间，人们都会聚集在特定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唱歌活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聚会作歌”。在历史的长河中，歌圩在壮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文化生态视角下，歌圩这种地位、功能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关系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昭示了歌圩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传承方向。

一、文化生态视角下壮族歌圩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南宁古属百越之地，下辖区、县古迹众多，歌圩文化历史悠久。2006年，由南宁牵头申报的壮族歌圩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反映历史文化的民俗，歌圩内涵丰富。它以青年男女对歌、赛歌、赏歌为核心内容，同时辅以戏剧、曲艺、体育等文化娱乐活动。了解歌圩的起源与发展，了解其在壮族先民生活中的地位，对于了解歌圩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在壮族文化传承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

(一)壮族歌圩的起源：传说与考证

歌圩文化能够留存，与其历史上的辉煌不可分割。但它的发展也有低迷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广西各地民间歌唱活动的重新活跃，歌圩这一民俗才再次得到关注。学者们对其起源传说进行整理、盘点，梳理出其与壮族先民最初生活密切相关的脉络。

关于歌圩的起源传说，广西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就算同属南宁，武鸣、上林等地的传说也不尽相同。对于歌圩的形成缘由，说法更多,有祷祝丰年说、宗教祭祀说、唱歌择偶说、悼念殉情者说、歌仙刘三姐传歌说，甚至有土司寻欢对歌选妾说，不一而足。若把这些说法都置入历史的长河中，就会发现不同的起源说源于人们猜测、考证歌圩历史的不同着眼点。因为没有人反对各起源说都是歌圩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说法，后来流行的歌圩发展“三阶段说”更似一种概括。在潘春见等学者看来，广西壮族歌圩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形态、传统形态和现代形态三个阶段。原始形态的歌圩，产生了歌圩起源的祷祝丰年说，即宗教祭祀说。学者们甚至认为绘制于两千多年前的花山岩画所表现的祭祀场景就是歌圩的最初形态。人们载歌载舞不外乎是祭神、求神,至于祭的是祖先神，还是水神、江神、雷神、蛙神，学者们说法不一，却都认为无论是向外求神还是在内心通巫，反映的都是以人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在这个大场景中，画面有鼓、人如蛙舞，辅之想象就产生、显示了“一种浩大、磅礴的歌、鼓、舞的壮观场面”[1]。这个场面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原始形态歌圩的萌芽，并因此认为祭祀意味颇强的“蚂拐节”是歌圩的雏形，当下“蚂拐节”所附带产生的“唱蚂拐”及“蚂拐歌会”等活动是这种文化的历史遗存[2]。传统形态歌圩被认为是歌圩形成、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刘三姐的传说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关于歌圩的起源之所以有“刘三姐传歌说”，概因“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是歌圩形成的标志”[3]，具有节点性意义。此阶段关于歌圩的文献资料已经较多，在文人笔记、方志和诗作中皆有记载，如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代邝露的《赤雅》等，虽一鳞半爪，亦能管中窥豹。进入现当代，歌圩的发展特点又有不同。

(二)壮族歌圩文化特色解码：目的、时间、地点

歌圩作为一种壮族民俗，必然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在人们的活动中展现。它的特色在其民俗活动的时间、地点，甚至目的上都有所体现,它以自身的存在昭示着壮族文化的特色。

从历史上形成歌圩的目的来看，不外乎两种，要么求神，要么求偶。也因为这两个目的，歌圩内容丰富多彩,民众参与性强。虽然歌圩每年举行的次数不定，但大多有固定日期。邝露在《赤雅》中关于“浪花歌”的描述常常为后人引用，据此推算正月初一、三月初三、中秋节等都是大型歌圩举办的时间，人们载歌载舞、以“歌唱为乐”[4]。在这里，歌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定期在节日里举行的大型歌圩称为狭义的歌圩；只强调“聚会作歌”，不限时间、场地而把各种对歌活动都纳入其中的称为广义的歌圩。广义的歌圩临时性较强，一般选择在离村庄不远的坡地、山前、河边或空旷的郊野；狭义的歌圩节日习俗性较强，比较重视仪式感，一般依托集市。武鸣文化馆原馆长黄天恒认为，相较于广义的歌圩，狭义的歌圩也就是节日性歌圩历史文化味道更重。现如今，规模浩大、活动丰富的都是节日性歌圩，著名的有三月三歌圩和中秋节歌圩，分别是春季歌圩与秋季歌圩的代表。歌圩进行时，除了“倚歌传情”，还杂糅了很多娱乐或竞技活动，如抛绣球、抢花炮、碰彩蛋、跳竹竿舞等。在广西众多地市举办的歌圩活动中，以南宁武鸣歌圩最为盛大。武鸣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古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所在，在百越文化中地位卓然。武鸣歌圩原名“歌节”，规模一直较大，每年三月三，县城歌圩都出现参与者超五万人的盛况。为打造三月三文化品牌，2003年“歌节”改名为“歌圩”。事实上，民俗“壮族三月三”能在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名录，也是由武鸣文化馆牵头申报的。2015年底，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成功申报为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武鸣仍是这个保护区的核心地区。

(三)壮族歌圩文化旨趣变迁：从信仰、民俗到解码历史

壮族歌圩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发展、社会发展、人们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功能、旨趣也历经信仰与民俗阶段，到现在已成为回望壮族人民历史与文化的解码器。

若以花山岩画所绘场景作为壮族歌圩文化的起源，认可所绘场景为壮族先民在祭祀、求神，就是承认了歌圩文化的最初旨趣是信仰，这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符合。壮族本就是一个多信仰的民族，自古就有自己尊崇的各类地方神灵，这在壮族始祖神布洛陀及其妻子姆六甲的神话传说中，在以鸟、蛙等动物为代表的动物崇拜中，在以太阳、水等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中都有体现。壮族先民不仅信神，而且信巫，相信万物有灵，巫师通灵。壮族先民在举行祭祀活动时，用歌、舞祭拜神灵，让神开心、求神保佑。歌圩的求偶功能也被指出是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外婚制的出现而出现的。当氏族禁止族内男女结婚后，族内男女就须与他族异性结合，两族间男女用歌唱的方式展示自己、吸引对方，进而交往。可以说，求神与求偶这两种功能是相伴存在的，只是后来求偶功能日渐突出，如今留存下来的歌圩传统曲目很多都与男女情爱相关或许就是一个证明。对于歌圩文化旨趣的发展来说，也并不是求偶旨趣对求神旨趣的完全替代，二者可能一直都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重点显示的旨趣不同。到了当代，求神与求偶功能几乎消失，但歌圩依然是广西壮族民俗文化的象征，甚至因其是壮族民俗文化的历史凝聚而成为人们了解历史的解码器。这也是壮族歌圩能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重要理由。

二、文化生态视角下壮族歌圩文化的历史文化意蕴

歌圩文化的功能、旨趣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符合，其功能、旨趣的变迁也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这种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旨趣变迁，体现了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关系，也体现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变化。

(一)传说与考证：原始思维方式的体现

原始形态的歌圩文化，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存在于祭祀之中，也就是求神的过程。神灵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原始思维方式的体现，是人类用想象的方式确定人与自然、与自己的关系。

壮族先民进入阶级社会较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也不昌明，人们弄不清楚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由来，也弄不清楚美梦、噩梦为何会出现。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然有深深的恐惧，害怕各种极端的自然现象与灾难。在原始思维之下，就认为有无所不能的神灵存在，主导着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交替。关于这种原始思维，无论是马克思、摩尔根，还是爱德华·泰勒、列维那斯，他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在现象层面却大体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也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乃至生殖崇拜等产生的原因。因为恐惧，人类把自己想不明白、无能为力的事情交给神灵解决，并用此平息自己内心的惶恐。遇到灾难，或者想要好事，就用祭祀的方式诉诸歌舞，求助于神灵。事情得到解决，是神灵听到了人的祈求；事情没有得到解决，是人心不诚，或者是罪孽太深等等。祭祀体现了人类对主宰自然及自身命运的超自然力量的尊崇和敬畏，也承认了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藐小地位。神灵是原始思维下的产物，在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视野下，壮族先民也是借助宗教仪式使自身摆脱焦虑与责任，并为自身的弱小寻找心安理得的理由。只不过如此一来，歌圩就被赋予神奇的力量，人们甚至认为歌声是人和神灵的共同语言，是人求助神灵的中介，如果没有歌圩，神灵就听不到人的祈求，这也是“相传此墟一禁，即年古不登，人畜瘟疫”[5]等说法产生的原因。

(二)目的、时间、地点：广西农耕文化的体现

若在广义的范围上把世界文化分类，不外乎就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海洋文化也就是商业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中国文化也就是农耕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广西文化也具有重农业生产、重宗族、重子嗣的典型特征，这在歌圩文化的原始形态、传统阶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壮族歌圩无论其产生的目的，举行的时间、地点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从目的上看，无论是求神还是求偶，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众所周知，广西稻作种植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壮族先民求神、祭祀，求的是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大规模的节日性歌圩多在农闲时候举行，主题却不离农业，也因此有“春歌祷祝丰年，秋歌谢神庆丰收”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春祈秋报”。事实上，在传统歌圩中，农事歌是对歌的重要种类。这些歌曲要么记录节令，要么传授农业生产经验，要么抒发劳动情感，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当然，在传统阶段歌圩求偶功能彰显，越来越向“歌唱娱乐”方向发展，但仍离不开伴侣、家族和子嗣。只不过壮族先民不如中原地区人们那般腼腆，求偶时直接对“另一半”表现了自己的喜恶。在南宁武鸣甘圩的历史上甚至有这样的传说，三月三的晚上，16岁以上的女子会被家人赶出去与男子对歌，对上歌后就表示互相喜欢，便可约会，怀孕之后就可举行婚礼。从这个程序可以看出，两情相悦之后，怀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生殖、子嗣都是人们看重的结果。再如很多地方盛行的“蚂拐歌会”，蚂拐就是青蛙，“蚂拐节”里的青蛙特指蛙婆，也就是雌性青蛙。在壮族先民那里，蛙婆既是主管雨水的神，也是主管生殖的神，意味着子孙众多。此外，传统阶段的歌圩，大多在集市或是民众聚居的中心地带举行。集市显示了歌圩规模的大小；民众聚居通常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十里八乡，大家沾亲带故，显示了千丝万缕的宗族关系。

(三)信仰、民俗、解码历史：生产力发展是歌圩文化旨趣变迁的内在动力

透析歌圩文化的功能、旨趣变迁，不难发现，从信仰、民俗到再到解码历史，壮族歌圩文化旨趣变迁皆是生产力发展使然，歌圩发展的“三阶段说”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上的，甚至可以说其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在微观领域的具体展现。

事实上，歌圩文化的旨趣由信仰发展为民俗，与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正相关。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于是就以信仰、祭祀神灵的名义顺从自然；到了传统社会阶段，因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所提高，歌圩才会出现各种农事歌；因为社会交往、经济交往能力的扩大，歌圩的发展规模才会变大，举办地点也由村前村后变成集市。因为科学的发展，歌圩文化的一部分祭祀职能才会分离出去，从而使歌圩更加侧重民俗性。如今，歌圩的求神功能与求偶功能皆被弱化，歌圩更似一场全民的狂欢，并在放松、娱乐中了解过去。当然，作为历史文化解码器的歌圩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开放的、活态的社会文化体系，它回顾栩栩如生的历史，展现活生生的当下，甚至昭示生机勃勃的未来。这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歌圩文化的重要功能。但是，这种功能、旨趣的变迁不是线性的，不是必然由后者替代前者的。它们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更替时所说的那样，前者孕育着后者的萌芽，后者包含前者发展的诸多要素。因此，歌圩解码历史的功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纽带，用科学的方式联结歌圩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考虑到歌圩文化是一种民俗，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它总是与诸多子文化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形成一个整体框架，并在整体框架下进行整体保护。这也是建立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的初衷。

三、文化生态视角下壮族歌圩文化的发展现状与传承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基于文化生态视角可以发现壮族歌圩文化的功能、旨趣变迁脉络凸显，这也自然显现出了它的发展方向。那就是从点到面到体、从单个非遗项目保护到相关非遗项目综合保护再到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单位进行综合、立体、活态保护，从传承上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

(一)作为民俗的壮族歌圩文化保护：对歌和圩的保护与传承

壮族歌圩作为一种民俗，作为传统民族文化精华的凝结，其留存历史、窥见历史的功能至关重要。因此，歌和圩都是当前歌圩文化保护的着眼点。对于歌圩文化而言，对歌的保护体现在对歌者与歌本的保护上。歌者主要是传承人，也包括群众基础。来自南宁文旅局的资料显示，至2020年1月，壮族歌圩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5人，其中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11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1人。这些传承人貌似不少，但对传承歌圩文化来说却又不多。黄天恒本人就是“壮族三月三”传承人，如今已70岁高龄。据其介绍，现在唱歌的机会并不多，传承现状不容乐观。做好歌者的传承工作，从县到市到区，是各级机构努力的重点。在歌本的保护上，重点体现在记录、建档上。目前通过调研已初步摸清南宁市壮族民歌歌调的种类及数量，并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壮族歌圩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抢救性记录，且已取得一定成果。对于圩的保护体现在圩的场地与规模上。1991年出版的《壮族歌圩研究》有一个附录，初步统计了广西40个县市642个歌圩场的地点、名称、举办日期、规模等状况。通过此表不难看出壮乡歌海当年的盛况，同时也让人忧心歌圩的当下发展。目前，有些歌圩点无圩无歌；有些歌圩点有圩无歌，别有它途；有些歌圩点有圩有歌，但主办者却因利益需要加入一些商业性广告，削弱了歌圩的历史内涵；有些歌圩点有圩有歌，也没有那些不着边际的商业性广告，但在对歌的过程中，掺杂如美食展示等辅助性活动，导致出现喧宾夺主的效果。这些，既是当下传承歌圩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后改进的方向。

(二)作为非遗项目的歌圩文化保护：单个项目保护及多个非遗项目间的联动保护

歌圩作为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壮族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显现，而为了能更好地解码、传承壮族民族文化，需把歌圩与壮族其他非遗项目联动起来综合保护。

截至2019年10月，南宁市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11项，其中国家级7项，与歌圩相关的有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三月三对歌等；自治区级139项，涉及歌圩的有西乡塘歌圩、灵水壮族歌圩、三里壮族歌圩、壮族信歌、良庆壮族嘹啰山歌、壮族传扬歌、壮族嘹啰山歌、南宁壮族高腔民歌、南宁多声部民歌等数10个项目。这些项目虽然属不同类型，有歌有舞有习俗，却都是壮族文化的反映，从产生到发展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保护和传承上也需要联动。只有从整体上保护，才能更好地留存壮族文化的韵味。此外，还要重视非遗项目之外的其他文化，也就是要注意歌圩文化与辅助项目的联动。这项工作目前也在推进,比如每年三月三，歌圩都是南宁各县活动的主打项目，但若仅此一项又会失于单调。因此，上林县不仅有山歌比赛，还有打竹筒枪、挑稻谷等民间竞技；武鸣不仅有歌圩，还有千人竹竿阵表演、抢花炮等比赛；大明山歌圩是广西规模最大的月歌圩，每月1日斗歌时，府城调、两江调、平果调、马山调、都安调、大化调等调调争锋。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透析、展示壮族文化，也才能更好地留存壮族味道。

(三)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歌圩文化保护：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间的活态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特定区域性的一种整体性保护方式，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自2015年成为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后，就秉承“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从整体上活态传承歌圩文化。

这种活态传承，不仅体现在对歌与圩的保护上，也不仅体现在歌圩文化与其他壮族文化非遗项目间的保护上，还要把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进行综合保护。这是从点到面到体的立体保护，是不断扩大的整体保护，因而是活生生的。比如结合花山岩画文化、铜鼓文化、文物考古等综合保护歌圩文化。这种保护宗旨，在《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建设(2016—2020年)工作方案》和《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建设规划纲要》中都有所体现。如今，《壮族歌圩文化(南宁)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0—2034年)》初稿也已制定完成，要求对集中分布、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壮族歌圩文化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文化生态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再结合物质文化遗产，从可观、可感、可闻等方面进行立体化打造。甚至可以充分利用时代发展媒介，使用多种微视频软件，用网络传播歌圩，让歌圩文化更好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使其在生活中存续、在生活中发展、在生活中让民众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