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奇葩书房

□刘世芬

《古船》出版后，引发多方争议。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提出《古船》的写作地点——有人说张炜是“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的，张炜苦笑：那个“角落”，足够“阴暗”。

为了写作《古船》，张炜可谓“三易其地”。其时的张炜，文名灼灼，文债累累。他开始琢磨躲开人群，就在军区招待所找了一间小屋，成为隔开红尘的暂时屏障。然而，毕竟身处闹市，半年后，还是被人“挖”了出来。他的小屋不再宁静，只得“另辟蹊径”——寻找那个“阴暗的角落”。这是位于济南郊区一座山脚下的孤房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是一处废弃的配电小屋。或许被人遗忘得太久，屋里满是垃圾，大半个墙熏得乌黑，应该是进山的流浪汉夜间烤火的“战果”。这里人迹罕至，阴暗潮湿，难见阳光。收拾停当，张炜在小屋里放了一张桌子和一张床，烧点热水，开始了写作，一直到打好《古船》草稿。

张炜没提及他的日常生活，比如饮食起居、严寒酷暑、蚊虫叮咬……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别说外卖，连手机还没影呢。但我能想象，抱了写作目标的张炜，日常琐事成为无关紧要的“背景”，被他无情地略过了。岁月流逝，屡获大奖的张炜后来经常想起山上的那座小屋。一个秋日，他登上南郊那座小山，走在枝叶微语的灌木丛中，寻找着那间破败的小屋。小屋还在，只不过在那个喧闹而空洞的秋天，它看上去显得比往日更小、更破旧，也更寒酸，显然它已完全废弃。秋叶缤纷，落在肩头，只有他心里知道这座小屋对自己的给予。

一个流浪汉都鄙弃的荒蛮山野小屋，竟成为一部著名作品的诞生地。有一年春天，我与丈夫自驾车自沪杭返北，停车留宿济南。我在百度导航里定位了“南郊”二字，并关联搜索，寻找张炜所描述的那间小屋，但不得要领。不知是方位有误，还是那间小屋确已完全遭毁，没有寻找到丝毫踪迹。但这间晃动在意识屏幕上的小屋，经常兀自放射出一种奇异的光焰，让我想起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悼红轩；倘若再将目光放远，则看到了地球另一半康沃尔镇那间属于塞林格的小石屋。

那是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给塞林格带来巨大名声和财富之后，在他位于纽约的家的楼下，经常有打扮成霍尔顿模样的少年问他：你怎么会这么了解我？他无言以对。这些骚扰让他不堪其烦。1953年，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沃尔小镇，买了一块九十多英亩的土地，造了一间石头房子，隐居下来。

在康沃尔镇，塞林格住在两所不同的房子里。一所是他和妻子克莱尔的家，另一所就是他的写作室了。两处房子相距四分之一英里。他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早餐后带着午饭去那个封闭的“书房”写作。房子四周都是树木，布着铁丝网，装了警报器，别人想拜访他，要先递信件。到后来，那间小房子装了一部电话。他指示克莱尔，除非必要，决不能随意打扰他。有许多个晚上，晚饭后他又回到小房子里继续写作。再后来，塞林格索性把自己关在小屋里一两周也是常事。他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拒绝了白宫邀请的晚宴……他就这么隐居着。九十一岁时，塞林格故去。

文森特广场，这是毛姆的处女作《兰贝斯的丽莎》的诞生地。毛姆在圣托马斯医学院读书时，一边解剖着尸体，一边偷偷写作。他在伦敦文森特广场11号一幢三层楼里租到一间四周带围篱的房子，从那里可以望见威斯敏斯特学校的操场。房间里有一张很窄的铁床，一张带抽屉的书桌和一个洗脸架。他还把起居室挂上绿色哔叽窗帘，在壁炉台上蒙上一块织绒，从《伦敦新闻画刊》上剪下圣诞贺卡贴在墙头，当然，这个画片经常更换。这里的女房东，就是《啼笑皆非》中那位佛尔曼夫人。每天早晨，她敲响每个房客的房门，催人起床，生火做饭。毛姆在这里形成十分规律的生活，白天在学校学习，下午六点回到广场买一份《星》报，看报读书，然后写作，一直到就寝。

在毛姆已享盛名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地中海沿岸的里维埃拉成为许多欧美作家的天堂，他们纷纷在那里定居。1927年，毛姆在这里拥有了一幢前摩洛哥亲王的旧宅——装饰一新的莫雷斯克别墅。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离世前的近半个多世纪中，都住在这里。他的书房位于二楼。我在不同版本的《毛姆传》中都看到过关于这间书房的图片和文字描述，我也经常穷尽一切想象去构画、描述毛姆的这间书房。

“从一个小小的绿色楼梯上去就到了毛姆的工作室，它像安放在二楼平顶上的一只长方形盒子。一面墙开着几个长长的落地窗，另一面墙放满了书籍。面对书籍的写字台是一个八英尺的西班牙写字桌。光线从高更式窗户射进来，这个窗户是从塔西提岛买来的，把它装在升高的壁凹中……”在一本薄薄的小书《毛姆——皮波人物系列》里有一幅珍贵的照片，正是那个“长方形的盒子”。照片中，在逆光里右手捉笔写作的毛姆侧影，淡定，卓然。这幅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字标注“写作中的毛姆”。除了出游，上午八点到中午一点，成为他坚如磐石的写作时间。他经常邀请慕名前来的朋友参观他的书房，对他们说，“你看见从下往上数第三排吗？”他指着书架说：“它正对着我的水平视线。当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时，我就抬头，告诫自己，不管多么疲倦，那整整一个书架摆满的都是我自己的书……”

令人不解的是，像毛姆这样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仨月浑身就不适的“资深驴友”，却十分欣赏一个终生没离开出生地的人——康德。毛姆专门为康德写过一篇《对某本书的思考》，这本书就是《判断力批判》。为了解开这个“谜”，我甚至买来六十万字的《康德传》。无须求证，康德的“忠贞”就摆在那里——他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柯尼斯堡小镇。

在康德生活的十八世纪，八十一岁的寿命不算短。他从出生一直生活的柯尼斯堡小镇后来归属俄罗斯，一直到更名为加里宁格勒。我们可能多少都听过他机械钟般的一生：起床、喝咖啡、写作、授课、吃饭、散步，一切都有固定的时间；邻居们甚至会拿他散步的时间来对表：每天下午三点半整，穿着灰袍的康德，拿着拐杖出门，在家门口的菩提树道上来回走八趟，不论酷暑严寒、阴天下雨。散步归来，则在书房读书写作，直到天色变暗。这时他另一个习惯开始启动：将目光对准正前方一座教堂的尖顶，进入深深的思考。可是有一天晚上，康德发现他怎么也看不到那个尖顶了，原来是旁边的几棵白杨树长得太高，遮住了塔尖。这意外的变化，中断了他那似乎亘古不变的思维运动，让他坐立不安。幸运的是，杨树的主人同意剪去树梢，这样，康德才能继续进行他那庄严而伟大的思考。

康德一生未婚未育，不喜欢他的人（比如尼采和海德格尔）讽刺他“连点人情味儿都没有”。是的，因为“娶”了哲学，他放弃了热恋过的姑娘。柯尼斯堡有他两个已婚姐妹，但二十五年间他没跟她们说过一句话，因为“无话可说”。康德的八十一年，足不出镇，又没有互联网，居然博古通今，写出思想如此宏大的哲学著述。因康德，我开始重新打量“万卷书、万里路，阅人无数”这句名言。

1851年，雨果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流亡，先后辗转三地：布鲁塞尔、泽西岛和盖纳西岛。雨果在布鲁塞尔换过多个宾馆，开始时极为寒酸，“只有巴掌大的一张床，两张秸杆编的椅子，一间阴冷无火的卧室”。他在这里考虑的是“现在，我坐在了最下等的位置上，再也不用担忧被赶下台了”。后来他在大广场区租了一间几乎是“空荡荡的房子”，里面“只有一张长靠背椅，一面镜子，一口裂了的平底锅和六把椅子”。他在这里启动了搁置已久的写作。

然而，由于《小拿破仑》的出版，他很快被比利时驱逐，于1852年来到英属泽西岛海边的一个小村子——纳尔逊府。他租了海边一处单门独户的房子，即后来著名的“望海阁”，雨果自嘲它是一个“笨重的白立方体，像是坟墓”。其实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别墅，带阳台、花园和菜园，一点也不阴森。在这里，雨果完全恢复了写作；当然还有一个不算隐秘的原因：他要靠写作养活至少两个小家——他和妻子阿黛尔的家，情人朱丽叶的家。雨果把朱丽叶安排在距“望海阁”不远的一套房子里。妻子、情人和朋友们都在极力催促他的写作，他从来没感觉这样的自由，精力充沛，得心应手。再没有法兰西学士院，再没有国民议会，再没有远远近近的朋友们，再没有围绕他身边的莺莺燕燕。在这里，他除了写作就是思考生与死。他的《沉思集》为他带来巨大成功。

然而几年后，雨果再次成为寄居国和祖国之间政治走向的牺牲品——泽西岛本来就不喜欢吵闹的法国人，更厌嫌游走在情人与妻子之间的雨果。可悲的是，当雨果终于远离了政治，政治却不放过他——在一次维多利亚女王访问法国并与法国皇帝不睦后，泽西岛司令官向雨果发出了驱逐通知。他们只得前往另一座小岛——盖纳西岛。

盖纳西岛比泽西岛更小，雨果租了上城街20号一座悬崖顶上的房子，这就是后来写出《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等名著的“上城别墅”。因为担心再次被驱逐，他只得按月支付房租，后来用《沉思集》的稿费买下了这幢房子，使他成为盖纳西岛上的“产业主”。他在这里只要了一张桌子，就立即开始写作。

上城别墅是一座高层建筑，正面开了十四个窗洞。从窗口望去，英吉利海峡的所有岛屿尽收眼底，海港就踩在脚下，“晚上，明月当空，真像身处梦境”。别墅共四层，妻女住在二楼，雨果和儿子们住在三楼。雨果自己在四楼建造了一个能够俯瞰大海的瞭望台。这是小岛的制高点，晴天可以看到法国海岸，犹如置身于风景画中，一切都富有象征性、纪念性——这里成为雨果的写作间。他是站着写作的，面前放着一面镜子，镜子上有他亲笔画的怪异的花瓣儿。写作间旁边有两间小卧室，他有时不愿下楼，就睡在其中一间的小床上。他那一间是玻璃造成，能看到外面，外面也能看到他。雨果在写作间里贴满了他用法语写成的各种格言警句：“生活就是流亡”“六点起床，十点睡觉，长命百岁”…… 另一间则是女佣的房间。他的记事本上记录着一个个年轻侍女的名字。据他自己说，越是年老，就越是需要年轻的女性陪在身边激发他的写作灵感。而他那老情人朱丽叶，则被他安置在与上城别墅咫尺之遥的“拉法侣”别墅。或许因为这独特浪漫的海景，雨果的许多诗句竟是在睡梦中得来。睡意朦胧中，他把诗句记下来，第二天早晨再把夜间的收获整理归仓。一直到1870年流亡结束，雨果一直住在这里。

相对于雨果的枕涛疾书，巴尔扎克名垂文学史册的破阁楼就显得寒酸多了。自封为贵族的巴尔扎克经常穷困潦倒，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生活在一个既无供暖也无家具的小阁楼里。不过，这位勇敢无畏的大作家，决定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这间小屋进行内部装饰。空空如也的四壁上，他写下了希望摆在那儿的东西。在一面墙上，他写了“红木镶板，五斗柜”，另一面墙上则是“哥白林挂毯，威尼斯挂镜”，而在空荡荡的壁炉前，他写的是“拉斐尔的画”。

巴尔扎克所居住的邋遢阁楼位于一幢建筑物的顶层，那一带是巴黎最危险的区域。对于一个像他这样高要求的人来说，这种条件真是艰苦之至。巴尔扎克简直穷到了极点，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晚餐只有一个小面包和一杯清水。有一次，一名巴黎书商欲买下巴尔扎克一部新小说，但在看到他那寒酸的住处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天深夜，一个小偷来到阁楼行窃。当他取下书桌上的锁时，惊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不禁大笑：“你冒这样大的风险，是想在这张书桌中找到钱吗？”他说，“就连白天，我这个合法的主人也没能在那儿找到一文钱。”

曾经经营医院的福楼拜的父亲，临终前为家人在塞纳河畔的克鲁丽塞买了一处房产，那是一幢有着二百年历史的精美石屋。福楼拜的书房就位于底楼，窗户面向塞纳河和花园，因此，他的书房具有“航标”的美誉——通宵达旦地写作，终夜点着有绿罩的灯，成为塞纳河上的渔夫与船长们的免费灯塔。

而可爱透顶的卡夫卡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在写给未婚妻费丽丝·鲍的信中说：“我最理想的生活，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由人送来，放在地窖的第一道门。穿着睡衣，走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萌翻了吧？你远离尘世，不挣钱养家，居然幻想着有人给你送饭！这种“穴居”理想并非一句妄言。与他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相比，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可谓平淡无奇：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之后一直在保险公司任职，小说创作完全属于个人爱好，生前只是零散地发表过一些短篇，既未走上职业化的文学道路，也几乎没能离开过他的故乡布拉格。而把生命的终极理想寄予一个“地窖”， 隐现的正是卡夫卡巨蟹式的孤独、不安和忧惧，也难怪他生前默默无闻。

擅长“躲猫猫”的张炜，《九月的寓言》的诞生地是登州海角，一处从朋友处借来的“待迁的房子”，面朝大海，“说不出的简陋”，却“隐秘又安静”。因为写《九月的寓言》，他几年没去过城市。那是1987年，电子邮件还没来到中国，给出版社寄稿子需要装订，而装订用的绳子，也是七旬老母用手捻成……

曾在网上看过莫言的书房图片，即他的“一斗斋”。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名字，内部装修却很简单，一张小桌，两把木椅。

读过裘山山的一篇散文，红装、武装都爱的她自曝，如果书房里没有轻柔的音乐，没有娇艳的鲜花，没有热气腾腾的香茶，就无法进入写作状态。似乎受到她的影响，近几年，由于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我竟不经意间被裘山山所感染：音乐、鲜花、香茶一个都不少。

独居，显然成为当下作家们一个可爱、有趣的悖论：人们奉行着“群居动物”守则，作家们恰恰相反。对作家而言，人生的一半都在看书，另一半在写书。书房，由此成为人生格外特别的所在。此时，回望那一个个千奇百怪的书的“生产车间”，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那年我四岁》《那年我五岁》《那年我六岁》

冉隆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这套小书的主人公，应该是潇潇——他的大名叫冉潇然。潇潇从幼儿园小班下学期刚刚开始，就从昆明去了天津，后来又辗转去了上海。他说，他是给妈妈当陪读去了。小小年纪的漂泊生活，让他比同龄孩子多了一些体察生活不易的机会，以及关乎成长的见识和经历。潇潇的陪读生活，就像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