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在文道并进

朱汉民 徐艳兰

[摘要]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关键词]吕祖谦;朱熹;斯文;文章工夫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1763（2020）06-00015-08

一 引言：“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朱熹所谓吕祖谦的“巧”，是在分析评判其著作时提出的，具体见于以下几处：其一，认为吕祖谦对《尚书》的解读伤于巧。朱熹在致弟子蔡沈的信中言：“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其二，批评吕祖谦《大事记》“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甚至认为“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其三，认为吕祖谦的文学批评著作“巧”。如，批评《宋文鉴》云：“‘小鱼喜亲人，可钩亦可扛。大鱼自有神，出没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鉴》上却不收。不知如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他又批评《丽泽集诗》：“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诗，则多不取。”其四，批评吕祖谦的文学创作伤于巧，如《东莱博议》“遣词命意，亦颇伤巧”。他最后总论吕祖谦之弊尽在于巧：“人之读书宁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宁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尽在于巧。”

目前，学界对吕祖谦之“巧”全面关注较少，片面揣摩则时有之。如：四库馆臣认为“巧”在笔锋颖利的文法以及华藻;瞿世瑛主张“其书好抉摘古人之情伪，不免苛娆文致之失”;汤元宋强调吕祖谦“巧”在“读书法之支离”;杜海军认为“巧”在“提出问题尖锐，论述问题透彻”;日本学者牛尾弘孝、森宏之则将“巧”解释为“注重史学之弊”。揆诸众说似乎都意犹未尽，特别是鲜有论及“巧”的学术内涵及其背后的思想理路。

朱吕二人虽同属于理学群体，但他们的文道观却迥异。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而吕祖谦则认为“词章，古人所不废”。朱熹衡量文章价值的标准是符不符合“性理之道”，认为“理不明则文不粹”，“先道后文”，而吕祖谦则文质并重，文道兼举。朱熹所认为吕祖谦的巧，无论是解说经史的义理之巧还是辞章之巧，归根结底都在于文章工夫之巧。朱熹在文章工夫上主张“先道后文”，“理精后，文字自典实”，吕祖谦则讲究修辞技巧，主张文道合一，文章工夫上文道并进。吕祖谦文章工夫的背后，彰显了其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以重建文统的学术旨趣。

二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我们认为，朱熹批评吕祖谦之“投机取巧”，总体说来，在于其文章工夫之“巧妙”。朱熹主张道为主干，文为末技，先道后文，先韩后柳，反对文法与华藻;而吕祖谦文质并重、文道并进，强调文于道亦有所补。文道观的差异，直接导致朱、吕二人对作文工夫的看法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由经学、史学、文学这三者构成。对经典的诠释离不开历史的视野，而通经明理又离不开文字的诠释形式。可以说，中国学术的整体风貌正是在经学、史学与文学这三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吕祖谦主张经学、史学、文学三者不可偏废，于成圣之道皆有裨益，乃得中国传统读书法之精髓。而朱熹则先“四书”后“五经”，先子后经，先道后文。他认为，从残存的“六经”中可窥见的道理，在“四书”中亦可追寻：“《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无怪乎当朱熹获知吕祖谦的读书法后，批评说：“闻只令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然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若恐其徒务空言，但当就《论》《孟》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远。至于《左氏》、奏疏之言，则皆时事利害，非学者切身之极务也。”针对朱熹之诘难，吕祖谦也有力辩驳：“后学读书，未曾识得大略，便要说性命。此极害事。为学自有等级。先儒至说性命，不知曾下几年工夫方到。”在吕祖谦看来，为学自有等级，“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论语·子张》），不可不察也。

宋儒受佛学浸染较深，体现在文学上即用“工夫”一词指称为文技巧及章法。吕祖谦之伯祖吕本中首次用“工夫”二字揭橥诗文之传习。其云：“作文必要悟人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得此理。”陆游亦曾言学诗经历：“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宋李耆卿亦说：“古人文字，规模、间架、声音、节奏皆可学，惟妙处不可学。譬如幻师塑土木偶，耳目鼻口，俨然似人，而其中无精神魂魄，不能活泼泼地，岂人也哉？此须是读书时一心两目，痛下工夫，务要得他好处，则一旦临文，惟我操纵，惟我捭阖，此谓一茎草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学，难以笔舌传也。”可见，“痛下工夫”的文章之工夫论在宋代已然蔚为大观。

吕祖谦和朱熹都注重文章工夫，但他们的“工夫”却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道关系的认识、法度和节次的运用，以及工夫次第上韩柳孰先孰后等方面。朱熹对文章工夫的探讨集中体现在《朱子语类·论文》中：“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他认为看得韩文熟，文字工夫自然进步。又云：“且莫说义理，只如人学做文章，非是只恁地读前人文字了，便会做得似他底，亦须是下工夫，始造其妙。观韩文公与李翊书，老苏与欧阳公书，说他学做文章时，工夫甚么细密！岂是只恁从册子上略过，便做得如此文字也。”但相对于文章工夫，朱熹更看重体道工夫。苏洵曾与欧阳修论及其学文之工夫云：“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警。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朱熹认为，如果将苏洵读书以学文的工夫用到道学的修养上，必能学有所成。他说：“依老苏法，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如此必能成学。”

与此同时，朱熹在为文工夫上反对追求法度和节次，认为法度、科段、节次会限制义理发挥，导致文气衰落。朱子虽喜欢韩、欧、曾文章，却不赞同欧曾所用的“科段”和“节次”。他说：“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却曾学曾，为其节次定了。今觉得要说一意，须待节次了了，方说得到。及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同时，他也反对过度追求曲折和精密的法度：“如今时文，一两行便做万千屈曲，若一句题也要立两脚，三句题也要立两脚，这是多少衰气！”当听闻陆九渊批评吕祖谦有个“文字腔子”時，朱熹亦深表认同，“某因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人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

而吕祖谦的文章工夫则是文道并进，合内外之道，主张先文后道、先道后文两条路径齐头并进。他既继承了其家族文章工夫的法度，又强调修辞立其诚，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方面，吕祖谦和朱熹一样强调“文要有所本”，认为“大凡有本则有文。夫人之须不离于颐领，文生于本，无本之文，则不足贵”;又说“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辉，犹文章必从根极中来”。因此，吕祖谦强调“大率要得言语动人，须是自里面做工夫出来”。另一方面，他也深刻认识到，如果只坚持文从道出，文不必学，就自然而然可做，就给那些以道学自命，认为文章不足为之小人以捷径。故而其要揭示为文之途径，让学生掌握为文之程式，然后将道贯注其中，以此来纠偏“作文害道”的思想。吕祖谦曾说：“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处事既当矣，必知其所以当;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则虽一时之偶中，安知他时不失哉！”其在明招守丧期间，即教授学生科举时文：“自去秋来，十日一课，姑存之而已，至于为学所当讲者，则不敢殆也。”

吕祖谦将其文章工夫论熔铸到《古文关键》一书中。其在《看古文要法》中将古文分为韩欧、柳苏两个系统，认为韩文本于《孟子》，柳文出于《国语》，欧文祖述韩子、苏文出于《战国策》，柳宗元和苏轼皆得古文之“关键”，且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南宋很多士大夫都将韩、柳、欧、苏之文作为文章的典范。如王十朋言：“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陆九渊亦提倡学习韩、柳、欧、苏、尹师鲁、李淇水等人的文章。但朱子却只主张学习韩柳，不学欧苏，认为欧苏“大概皆以文人自立，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只是在吟诗饮酒中戏谑度日”。

值得注意的是，朱吕虽然在学韩柳上达成一致，但他们却在学韩柳的工夫的次第上存在分歧。朱熹认为“先韩后柳”，吕祖谦则认为“先柳后韩”。《朱子语类》载：“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今人罗书华虽从历史、作文、篇章、审美四个角度揭示古文“关键”之内涵，但并未点出吕祖谦何以用书名“关键”来指称柳苏，而不指称韩欧。我们认为，吕祖谦的用意即在于说明学文次第上的“先柳后韩”。吕祖谦的文章受吕本中工夫论影响颇多。吕本中曾云：“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模次第。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他又云：“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文字体式即科段和法度，用意下句处则是句法工夫。《古文关键》卷首《看古文要法》称，“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则是直承吕本中之语。柳宗元和苏轼皆十分注重为文法度，柳宗元曾授人以作文门径时说：“参之毂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苏轼亦揭示其为文工夫：“东坡教人读《战国策》，学说利害;读贾谊、晁错、赵充国章疏，学论事;读《庄子》，学论理性。又须熟读《论语》《孟子》《檀弓》，要志趣正当;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因此，柳宗元与苏轼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作文既工，又能揭开缘何而工的面纱。

朱吕二人对文章工夫认识的不同，深刻反映了二人道器观的不同。朱熹倾向于“先道后器”，而吕祖谦则偏向于“先器后道”。文者乃贯道之器，没有文，道也无从显现。这也反映了从先秦以来的道器观的一个重大转变，即由注重文学-历史的“先器后道”，转向了注重伦理一哲学的“先道后器”。明乎此，我们才能从更深的思想层次理解朱熹为什么批评吕祖谦“在新巧之外更求新巧”。

此外，在文章的修辞审美上，朱熹亦认为吕祖谦“巧”。所谓修辞，即是调整或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活动或规律。中国古代从先秦孔子开始，就有修辞理论。在孔子那里，辞达和辞巧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又注重修辞，“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辞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此外，《礼记·少仪》亦认为“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左传》甚至认识到文辞的独特价值，提出“言以知物，以辞为功”的观点：“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可见先秦时期，儒家并不因质废文，也不因文弃质。

但迄至宋代，在“文以明道”和“文以载道”的口号下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修辞观。古文家欧阳修提出“事信言文”的修辞观，苏轼认为“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王安石亦认为文章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周敦颐、二程及朱熹等人，则站在理学的立场上轻视修辞，把诗看成“闲言语”，文词乃“一小技”。如，朱熹认为骈俪、对偶、双关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是使得文气衰落的根本原因。其云：“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身兼理学家和馆阁文臣双重身份的吕祖谦，为了调和这两种对立的修辞观，总结出一整套古文修辞技巧，主要体现在体法、篇法、段法、句法、字法五个层次。

作为一部时文写作指南，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开篇就提到作文之法则。他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其将散文风格体式分为箴归攻击体、感慨讥讽体、说利害体、攻击辩诘体，但并未对这些风格体式展开深入细致的概念界定，只从具体作品中默识心通。刘勰说：“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则成篇。”因此，篇法、段法、句法和字法就成为篇章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吕祖谦的篇章修辞法可从整体上分为设譬格、匡正格、反题格。此外，吕祖谦还提出了如何开头、结尾的局部布局法。其对开门见山，先立大意，并且起得有力的写法十分赞赏。如：韩愈《获麟解》篇首句评：“起的好，先立此一句。”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篇首句评：“说大意，起头有力。”苏洵《审势》篇首句评：“立一篇大意起。”对于结尾，吕祖谦亦有精到的看法，特别强调结尾要结得有力，前后照应，并且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其在《桐叶封弟辨》篇文末评：“结束委蛇曲折，有不尽意。”《春秋论》篇末评：“结有力。”《晁错论》篇末评：“虽缓亦前后相应，做文字要知此处。”此外，吕祖谦对于文章节奏、间架结构、前后如何衔接等亦有高见。如：其在《重答张籍书》篇前评：“此篇节奏严谨，铺叙回互分明。”《封建论>篇首评：“此是铺叙间架法。”《送徐无党南归序》篇首云：“此篇文字像一个阶级，自下说上，一级进一级。”

篇因段成，段因篇显。吕祖谦认为段落的安排，既要注意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又要注意段与全篇的关系，更要关注段落本身的起伏和美感。如：其在韩愈《师说>篇首总评言：“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又《答陈生书》篇中说：“大抵作文三段短作以一段长者，承主意多在末一段。”《桐叶封弟辩》篇云：“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

吕祖谦认为，句子应该长短相间、整散结合，且轻重缓急节奏匀称。句子是组成段落的语言单位，句子写得好，整段甚至整篇文章才能出彩。如：其在韩愈《获麟解》中评：“作文大抵两句短须一句长者承。”又《重答张籍书》中批：“即重明轻、抑轻明重。”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中云：“看回文互换，如贯珠相似”“此一句生下一句，先埋一句。”

吕祖谦十分重视字法的锤炼。其在《高祖论》篇评曰：“三字便见哙死大有力。”《苟卿论》评曰：“‘世与‘独，两字下得极妙。”《送文畅诗序》评曰：“连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极大。”“文字好处，意到语壮”，无论是对排比格还是推敲字法的强调，皆体现了其“百炼成字”的工夫。

由上可知，吕祖谦在修辞方面造诣颇深，其在篇章修辞方面的造诣已经超出了理学家文道观的牢笼，体现了宋代散文的修辞自觉。但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乃吕祖谦修辞自觉之精义。吕祖谦并不是为了修辞而修辞，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技进于道”。而朱熹則认为，“不必刻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轻视文章、文辞，否定学习语言艺术的必要性。他说：“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尤其是朱熹在获知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选本后，批评吕祖谦：“陈法虽精，而旗鼓如此，得无有误三军耳目耶？甚可笑也。”可见，朱熹批评吕祖谦之巧，吕祖谦技进于道的文章修辞工夫亦是一大主因。

综而述之，朱、吕在学文次第、修辞技巧等文章工夫方面存在很多差异，这种差异导致朱熹屡次批评吕祖谦“投机取巧”。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吕祖谦为什么要借文章之“巧”？

三 “巧”之旨归：重建文统

理学家认为他们传承的道，为孔孟一脉相承之真理，但儒家自孔子以来，未曾否定过文学。部分理学家以“文以载道”为口号，视文学为闲言语，非但否定了孔孟对文学的重视，亦否定了文学兴观群怨的社会功效。因此，在文道对立的文化环境下，重建孔孟以来的斯文，发挥文以经世的社会功能便是吕祖谦“巧”的根本原因。

唐宋古文运动的思想核心与精神实质是关注斯文、重建文统。古文运动与道学运动互为表里，共同推动着宋代学术的革新与创发。吕祖谦既力振道统又大倡文统，努力将两者合二为一。诚如包弼德所说：“中国思想史的两个时代，一是从韩愈以来寻求将普遍价值和文化的创造性统一起来的文学一思想时代，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思考是以思考文化传统的形式进行的。二是寻求圣人之道来取代文化的综合体，圣人之道有可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绝对存在。”前者以“文学-历史”为视角，而后者以“哲学一伦理”为视角。吕祖谦更多是接续了第一个时代，并且也是第二个时代的参与者。《宋史·文苑传》揭示了宋代古文运动从北宋柳开、穆修到欧阳修、苏轼、曾巩的浩大声势。但到南宋，一些理学家鄙视文学，导致古文创作裹足不前，以致“南渡文气不及东都，岂不足以观世变欤”。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吕祖谦深感“斯文”之没落，于是自觉担负起重建“斯文”的使命，通过《古文关键》的选评重建古文文统。

吕祖谦在书信透露了其关注斯文、重建文统的学术抱负。他认为，同时代中能与其共同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主要是朱熹和周必大。吕祖谦与他人书信大多言“为道义毖重”，而在《与朱侍讲元晦》信中，多次提到“斯文”二字。用语分别是“为斯文护重”“为斯文崇重”“为斯文毖重”“为斯文保重”。而《与周丞相子充》中仅一次提到“为斯文毖重”。以往的学者，皆忽略了这一细节。其实，透过这一细节，我们发现吕祖谦有着清晰的学术目标，即与馆阁文臣周必大和道学家朱熹，共铸一条关怀斯文、复兴文统之路。

为了统合道统与文统，吕祖谦将普遍之道的追寻与文学创造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唐代文学一历史这一思想范式，构建了一个文统谱系。其在《古文关键》中所提及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苏轼、曾巩、张耒等人的作品与后来唐宋八大家只相差王安石一人，开了《八大家文抄》的先河。文统谱系的建立，一方面使得古文家文以明道的成果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也是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清儒黄宗羲所言：“承学统者，未有不善于文，彼文之行远者，未有不本于学，明矣！降而失传，言理学者，惧辞工而胜理，则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辞为务，则甯失诸理，而日理学与文艺绝，呜呼，亦冤矣。”

无论是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所揭示的修辞技巧，还是对文道并进工夫的探索，抑或是其读书法中对史学和文学的关注，都体现了其站在重建文统的角度上，对儒学复兴所作的努力。此外，吕祖谦还继承了孔子以来“兴观群怨”的思想，以文经世。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云：“孝宗乾道、淳熙年间，从执政到布衣，从诗人词人到学者儒者，无不言事论政。随着关注现实的议论文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经世致用的思潮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主旋律。”吕祖谦以文经世的文学功用观点则是这一思潮的代表。

以文经世的观点由来已久，《易经》里“观人文以化成天下”“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实开儒家经世文学之先声。唐宋古文运动是文以经世的典范。王安石、苏洵、汪藻等都认识到“文”的经世功能。王安石言：“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苏洵亦指出：“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汪藻亦云：“所贵于文者，以能明当世之务，达群物之情，使千载之下读之者，如出乎其时，如见其人也。”

吕祖谦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中“以文经世”的观念，希冀挽救风雨飘摇的南宋统治。他在《太学策问》中言：“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其注重文章工夫和修辞，最终目的皆指向以文经世。吕祖谦对南宋时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在《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中云：“厥今虏势陆梁而国雠未雪，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宁，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蚀，实百弊俱极之时。”国仇未雪、冗官冗费、百弊俱极的南宋，首要任务就是要选拔人才：“陛下欲宽宵旰之忧，要必得非常之人才委属之。然非常之材，类皆不肯舍规矩准绳而徇人，惟忘势尽礼有宾友之义，推诚笃信有父子之亲，而后可致。”而人才的选拔，又只能依靠科举制度。理学家理论上虽不主张以科举为目的，但在现实层面，他们的教学活动却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代遍地开花的书院，更是直接刺激了文法的形成。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指示作文之门径，实有着以科举纳贤才的现实考量。无怪乎程千帆、吴新雷先生指出：“吕祖谦在策论方面学三苏，在序记方面学欧阳修，而对于文章应当有补于世的认识方面，则受王安石的某些影响。”

吕祖谦亦认识到，读书乃成己成物的有用之学。他说：“观书不可徒玩文采，要当如药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他又说：“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且说：“百工制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耶！”余英时曾说：“儒家的外王理想最后必须要落到‘用上才有意义，因此几乎所有的儒者都有用世的愿望。这种愿望在缺乏外在条件的情况下当然只有隐藏不露，这是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但是一旦外在情况有变化，特别是在政治社会有深刻危机的时代，‘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活跃起来，正如是‘喑者不忘言，痿者不忘起一样。”吕祖谦对其所处的时代与使命有着清醒的认识，发扬了自《诗大序》以来“文章有补于世教”的观点，并且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上构建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为文工夫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经世文学雏形，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但其之所以能认识到文学的巨大功用，与其道之远播，功在于文的以文传道观密切相關。

寓道于文，以文传道是儒者不懈的追求。“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因此，文学形式、语言和志三者密不可分。唐代独孤及曾详细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志非言不行，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语言、辞采和志所承载的道，乃相互依存，交相为用。欧阳修亦深刻认识到文对于道的传播作用，认为六经之文皆是言、事、文三者的统一，强调载事与文采兼备，尤其语言工美之文，更能流播久远。他说：“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

吕祖谦继承了《左传》以来注重文辞以传道的观点，教学生作文时十分注重文辞的传播效果;韵律上主张“凡作文须要言语健，须会振发”;意法上“贵曲折斡旋”，辞采上讲究构思新词“凡造语，不要尘俗熟烂”。吕祖谦主张辞采与韵律完美结合的作文观渊源有自。陆机在《文赋》中论辞采言：“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褥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沈约论韵律时言：“夫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而唐李德裕更形象地描述文辞之美的传播效果：“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亦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之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袱逶迤，观之者不厌。”

清代魏禧说：“文章以明道纪事，而非有法度文采以辅之，则不可传于后世。古之作者，必兼有此二美，故后人尊而尚之。”一味的抹杀文辞的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滞碍了理学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理学家的周敦颐和二程，其影响远不及古文健将欧阳修与苏轼。朱熹曾将二程与苏轼加以比较后，感慨而言：“齐安在江淮间，最为穷僻。而国朝以来，名卿贤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韩忠献公，苏文忠公，邦人至今乐称，而于苏氏尤致详焉。至于河南两程夫子，则亦生于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盖王公之文章、韩公之勋业，皆以震耀于一时，而其议论气节卓荦奇伟，尤足惊动世俗之耳目，则又皆莫若苏公之为盛也。若程夫子，则其事业湮郁，既不得以表于当年，文词平淡，又不足以夸于后世，独其道学之妙，有不可诬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遗迹所以不能无显晦之殊，亦其理势之宜然也。”朱熹亦认识到辞采对于传播的重要性，具有审美感召力的优美文辞，其传播效果远胜于有质无文的文字。但其还是坚持“文从道中流出”，以“质”为本。

四 结语

通过追溯“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我们得以窥见朱、吕在文章工夫上的不同，乃是导致朱熹批评吕祖谦“投机取巧”的主要原因。朱熹主张文学为末技;而吕祖谦则坚持经史文三者并重，文学亦有助于小成，不可偏废其一。在文章工夫上，朱熹主张先道后文，先韩后柳，反对追求法度、科段和节次，认为“德盛仁熟”而文章自成，其文章工夫倾向于一种内省的道学工夫;而吕祖谦则持文道合一的观点，认为先文后道或先道后文两种工夫可以并行不悖，除了做道学工夫之外，法度、节次和科段也十分重要，因而主张先柳后韩。在修辞技巧方面，朱熹反对任何的藻饰与文采，而吕祖谦则注重韵律与辞采，强调文章在体法、篇法、段法、句法、字法五个层次修辞技巧的运用。

朱、吕在文章工夫上的诸多不同，其实反映了二人为学旨趣的差异。朱子更多继承了二程以来的理学思想，尤其是小程的思想，其学术旨趣呈现出一种“哲学一伦理”的视角;而吕祖谦则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学一历史”视角，以及从范仲淹、王安石以来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从而其学术旨趣在于道与文、体与用的并重。吕祖谦通过文学批评的形式重建文统，使得道统与文统互为表里，展现了宋代多元的学术风貌。此外，吕祖谦既肯定以文经世的教化功能，又意识到道之远播，功在于文，由此构建了以“修辞技法”工夫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