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2020-01-07 08:14邓洪波宗尧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6期
关键词:历史教育科举

邓洪波 宗尧

[摘要]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关键词]历史教育;明代书院;科举;讲会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6-0023-07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书院历史教育的研究,对宋、清两代书院历史教育的目的、理念、内容、方法、特色、优缺点及与学术发展的关系等均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但其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虽以“书院”为立脚点去研究历史教育,但主要利用的是宋代和清代学者的文集,没有对现存之书院文献进行充分和有效地运用,这就导致他们所论述的历史教育与书院的联系显得不够紧密。笔者在参与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有幸接触到大量书院志及学规、会语等与书院教育紧密相关的一手文献,这为研究书院的历史教育提供了极大方便。

本文由此出发,旨在深入发掘明代书院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运用明代科举史、学术思想史和地方文化史等方面的资料,力图全面、准确地呈现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风貌。

一 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内容

明初,统治者采用官学结合科举制度的方式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全国大兴学校建设,令各地府、州、县及卫所皆设儒学,在朝廷大力提倡下,是时虽“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亦可闻“庠声序音”。在国家官学体系逐步得到健全的同时,统治者认为既然已有学校育才,那么就“无俟于书院”,遂对书院采取了一系列禁绝措施。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人官”,不但将书院降级,还将书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予以切断。紧接着,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又下令将书院训导革罢,其弟子生员则归于邑学,此举无疑使明初书院遭受重创,史载“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明代书院遂进入长达近百年的沉寂期。由于彼时书院尚且成一片颓势,其历史教育也难以谈起。

洪熙后,官学中的读书人为博取功名利禄,求得进身之阶,大多终日驰骛于经书记诵之中,久而久之,各级官学的师资及生员素质都大为下降。虽然自明仁宗后,历朝都有人对官学的弊病提出整改措施,但累不见效。在官学弊病百出且又不能得到有效纠正的情况下,书院在成化、弘治年间又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据统计,明代共建复书院1962所,成化后一百八十年间所建书院为1819所,年均超过10所。在复兴后的书院中,历史教育占有重要地位。

(一)以“五经”为主的历史教育

明代士绅兴复书院的目的虽是为匡救官学诸生沉迷科举、不重自身修养的时弊,但他们并不反对书院生徒走读书应试之路。自隋唐以来,科举成为读书人,尤其是寒门子弟入仕做官,一展经纶抱负的必经渠道,书院对此亦洞若观火。嘉靖年间,湖南长沙惜阴书院在其学规中即言:“夫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不能舍耒耜以为力穑之具,而冀其有收,士岂可以舍举业取仕?”这明确指出读书应举乃院生本务。万历年间,萧继忠在其所定湖北问津书院学规中亦言:“制举业为先资之言,所以发挥圣贤道理,每会必出所肄业,共为衡量,匪独以中主司程度,亦以觇同学邃养。”由此可见,书院不但重视科举,在日常教学中也注意以举业为导向,但与官学不同的是,书院更重视学生对儒家经籍中所包含哲理的内省与感悟,注重提高学生的道德涵养。

正德年间,湛若水在广东大科书院即谓:“读书以明心性,体贴此实事,根干枝叶花实自然成就,而举业在其中,此义之谓也。若读书徒事记诵,为举业之资以取科第爵禄,便是计功谋利之心,大本已失,此利之谓也。舜与跖之分间不容发,诸生当自猛省戒勉。”这便是要求学生做到举业和德业的协调统一。书院既然重视科举应试和体悟圣贤哲理,那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自然成为书院教育的重要内容。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令诸生每日多读《易》《诗》《书》《春秋》《礼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要求达到熟记于心的程度,次日教官还要查验记诵情况。嘉靖年间,山东湖南书院则令教官除考试之日外,每日于课上先讲“四书”二三篇,然后依次讲授《易》《书》《诗》《春秋》《礼记》等,并要求教官反复开导院生,务令其将上述书籍融会于心。

由于是时官学衰微,书院起到了“匡翼夫学校之不逮”的作用,故而各级官府也十分重视书院的教育建设。弘治年间,杨茂元以长沙同知之衔,为岳麓书院置《四书大全》《书经大全》《易经大全》《诗经大全》《礼记大全》《春秋大全》及《性理大全》各一部,以备院生日常学习观览。明嘉靖、隆庆年间,湖广提学副使孙继鲁、管大勋更是亲至衡阳石鼓书院为诸生讲“五经”,其中孙继鲁口诵“五經”“如悬河倒海流不可御”,于是诸生奋然兴起,“人才为之丕变”。

明代书院以“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之一,这些典籍皆“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其中均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历史思想。明代书院强调对“五经”的学习,这在客观上推动着历史教育的进行与发展。

(二)以通鉴类和纲目体史书为主的历史教育

明代采用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中之章句为考试题目,考生若要阐明自己对题目的观点和看法,只泛泛而论是不行的,惟有把议论与史实相结合,论述才更有说服力。故,明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到了明后期的天启、崇祯年间,考生应试之文亦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这便要求应举者对中国历代的史事须有充分了解,故在经书之外,史书也是书院诸生学习的一个重点。由于中国古代史籍数目浩繁,而明代书院对历史教育的定位是辅助经书以洞悉善恶是非和治乱兴亡之理,那些能够通贯反映历史发展的通鉴类史书和朱子开创的旨在“明辨纲常伦理”的纲目体史书,则在众多史籍中尤被书院所强调学习。

弘治年间,陕西弘道书院不但令学生每日熟记《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续通鉴节要》《史略》《史断》等书籍,还要求学生平时要广泛涉猎《贞观政要》《唐鉴》等书,考试时要将上述史书与儒家经典结合起来出策论题,以观院生学习成效。嘉靖时,南康知府罗辂在为白鹿洞书院所定学程中,亦规定书院除讲读“四书”“五经”外,还要扩充以“史传”。对于通过周知史迹来洞悉事理的重要性,吕高在《湖南书院训规》中有如此论述:“若日读尽天下之书,穷尽天下之理,原无此等学术。但古今治乱之迹,是非得失之论,鉴证之下,迷而不达,亦不得谓之全儒。”在这一思想下,湖南书院在“四书”“五经”之外,十分重视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学习,将其列为院中的必授课程。教官在春季的三个月要讲授《纲目》的“周威烈至东、西二汉”部分,夏季讲授“晋至隋”部分,秋季讲授“唐至五代”部分,冬季则讲授“宋、元”部分,强调对其要“讲究贯彻,必读必精”。

明代书院不但鼓励学生大量阅读历史著作,还尽力为院生购置这些书籍以备观览。万历年间,河南百泉书院为学生购求的史籍,分别有:《资治通鉴纲目》《宋元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五代史》《宋史》《元史》。万历年间,江苏虞山书院藏书中,除了明以前历代正史外,还有《朱子纲目》《宋元纲目》《温公通鉴》《宋元通鉴》《战国策》《贞观政要》《南唐书》《路史》《皇明通纪》《通志》《汲冢书》《南畿志》《吴地记》《苏州府志》《常熟县志》《皇明疏抄》《朱子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大儒奏议》《盐铁论》《陆宣公奏疏》《包孝肃奏议》《宋名臣言行录》《皇明名臣言行录》《皇舆图考》《九边图考》《皇明经济录》等。以上书籍涉及历代的政治沿革、典章制度、舆地风俗、诏令奏议等,可谓形形色色、汗牛充栋,这无疑对院生扩充历史知识有着极大帮助。

明代书院历史教育以通鉴类及纲目体史书为主要内容之一。通鉴类史书主要侧重于考察历代的政治得失,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从而达到“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目的。纲目体史书直接来源于对通鉴类史书的改定编排,重视运用春秋笔法,强调正统思想,旨在“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统正于下而人道定”“大纲概举而监戒昭”“众目毕张而几微著”,其实质是借助历史来宣扬儒家的纲常名教。

由于程朱一派的思想在明代深受官方推崇,且程颐曾言:“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在其影响下,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重视的是学生对“天理”和“治道”的体问,并不注重对具体史实的考究和研讨。嘉靖时,山东博陵书院对学生阅读史书即要求:“至于读史,亦要段段看出道理,方是有得。不然,徒当一段故事,看过有何益乎?”可见,其明显是把学史作为穷理的一种途径。故有明一代,书院历史教育依附于理学的色彩是十分明显的。

二 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方式

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十分注重对教育规律的运用,主张依据学生的资质和接受能力去进行教育,不对学生做统一、死板的要求。在“四书”“五经”于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也强调要由主到次、突出重点,并注重及时检查学生的自学成果。同时,由于讲会在明代书院中大兴,故依托讲会便成为其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

(一)历史教育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

古往今来,学校中学生的资质始终不会处于同一水平,故对其要求也应因人而异,明代书院在进行历史教育时就很好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明代书院既然以科举为导向,那么历史教育的内容就必须按照其在考试中重要性的大小,遵循由主到次的原则去取舍。

明成化年间,江西提学佥事李龄在为白鹿洞书院所作戒规中,要求院生读书必须循序,不能越级,在次序上应遵从先《小学》,次“四书”“五经”,再次御制书、史、鉴等,对以上诸书的学习不做统一要求,让学生各随资质高下进行。明代成化以前的御制史鉴类书籍主要包括《储君昭鉴录》《昭鉴录》《臣戒录》《武臣鉴戒》《注书洪范》《逆臣录》《忠义录》《文华宝鉴》《孝顺事实》《外戚传》《外戚事鉴》《历代臣鉴》《高皇帝实录》《圣政记》《书传汇选》《春秋本末》《历代公主录》《世臣总录》《永鉴录》《成祖皇帝实录》《永乐年表》《历代名臣奏议》《仁宗皇帝实录》《宣宗皇帝实录》《英宗皇帝实录》等,这些书籍虽为当政者所创制,意在教化万民,也有益于考生应试,但因不是科举的必考书目,故白鹿洞书院将它们放在科举必考的“四书”“五经”之后,显然依从的是其重要性的大小。弘治年间,弘道书院在令学生每日诵读“五经”、《通鉴纲目》及《史略》《史断》等书时,也强调要根据学生的资质高下,限以遍数,不对学生做整体要求。

明代书院采取的以学生资质为依据,同时突出学习重点的历史教育方式,既能使学生在最大程度上丰富历史信息和高效地掌握历史知识,又可以使其不迷失于科举考试的重点之外。这充分体现了教育学的“整体性”“有序性”和“适度性”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大学及各级中學的历史教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二)引导、自学与督查相结合

明代书院对历史教育的引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二是学习历史的方法和态度。明代书院既然重视对“圣道”和“天理”的体悟,那么其历史教育便突出强调与儒家纲常名教的结合,要有助于修身养性。

万历年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谈及孔子表彰“六经”之目的时,认为“经”乃“常道”,孔子删定六经旨在“昭往云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其功效犹如日月照耀万古,譬诸雨露润泽万古,学者如能读一字便体会一字,读一句便体会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持之以恒,那么才高意广者,必能“抑其飞扬之气,俾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笃信谨守者,定能“开其拘曲之见,俾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显然,泾阳先生认为“道”包含于“五经”的内容与笔法之中,对其学习的意义就在于修身明理。万历七年(1579),湖南提学副使黄希宪在为石鼓书院所作训义中亦言:“学于古训,期有获也。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也。”他同样是站在“涵养品行”的出发点上来看待书院的历史教育。

明代书院对历史学习方法的引导主要体现在对史书优缺点的分析上。顾宪成主持东林书院时,就对诸生如何学习《春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左传》文章甚好,见识甚陋。如赵盾弑君、许世子弑父,经有明文,添出境不出境,尝乐不尝乐,为千古之疑。故看《春秋》者,要以经正传,不可以传疑经。”孔子编修《春秋》,旨在褒贬史事,阐发“微言大义”,力求用最为简洁的字句来表达对不同史事的态度。由于言简意赅,又注重在选辞用字上体现善恶,故读者阅读《春秋》时,对历史事件的孰是孰非能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因此其教化作用十分显著。《左传》重在记事,力图用具体的史实来补充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这样历史事件的是非便隐含于详细的叙事之中,其教化作用便不如《春秋》。很明显,顾宪成此番言论还是旨在强调书院历史教育要重在对“道义”的探求。故其又言:“只将《尚书》‘天叙有典一节、‘王道荡荡一节,细体之,便见天理,所谓‘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这同样关注的是《尚书》的教化作用。

明代书院对历史学习态度的引导,主要强调须勤奋刻苦和坚持不懈。万历六年(1578),聂良杞在河南百泉书院训诫诸生时言:“夫业广惟勤,天下事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故愿诸友之务勤也,经书子史,勉力青灯,日就月将,毋间久暂,勿以外务自挠,勿以多欲自昏,勿悻悻于一时而溃溃于异日,如是而纵横百家,翱翔六艺,学习斯充,青紫可拾矣。”其核心就是强调院生要持之以恒地下苦功。同样是强调不间断地勤学,江西白鹭洲书院为院生指出的方法是建立“日课簿”,要求学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所用功夫登入簿内,“或看经书若干,或读论、策、表若干,或看过《通鉴》《性理》若干,或看程墨及时艺若干,或看古文若干,各随意见力量,但要日有日功,月无忘之”。

自古以来,学习始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对历史的学习更强调积累,唯有避免“一曝十寒”,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明代书院强调“日有所学,日有所得”,其良苦用心亦在于此。但学习只靠学生自律是不行的,还需要师长的有力监督,故陕西弘道书院要求教官定时检查学生前一日对经史书籍的记诵情况,聂良杞更是以辉县知县之职亲自稽查百泉书院诸生的日课情况,所以督查也是明代书院进行历史教育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依托讲会进行历史教育

“讲会”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原为佛教用语,指讲经弘法的活动。北宋时期,儒家学者也开始运用讲会来宣讲儒家经典。到了南宋,讲会之风渐盛,无论宫中还是官学、书院,皆立讲会,元代承袭宋制,亦开讲会。到了明代,在徐阶和王阳明等名宦大儒的提倡带动下,于是“捂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讲会不但大兴,且与书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这样依托讲会来进行历史教育便成为明代书院的一大特色。

明代书院讲会分为年会与月会,两会一般均定期举行。年会集中于春、秋两季,月会则按各书院规定时间进行,每月一至三次不等,遇特殊情况,有些书院还会临时召开讲会。明代书院讲会一般设会长、会正等来主持大会讲论,设会通、知宾等来负责迎送接待,有的书院还设有司赞、司钟磬来主管讲会礼仪。由于明代书院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是“教育的对象由读书人扩展到社会各类人等,实现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化与大众化”,因此,书院讲会大多不对参会人员身份进行限制,无论农工商贾,凡有志向学者,皆可与会。由于历史教育在明代书院讲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大大拓展了书院历史教育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

万历年间,陕西提学佥事姜士昌在三秦之地设秦中书院,招诸生文行兼优者于其中深造。是时院中分立五会,“一日经学,二日史学,三日理学,四日古文词,五日昭代典故”,学生可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各占一会或二三会,举会之日,诸生各以其所学相互质难,以求于学业上有所进益。在这种教学式讲会中,史学被单列一会,足见历史教育在该书院中的重要地位。同为万历年间,冯从吾在主持陕西关中书院讲会时,除“四书”、《性理》《小学》《近思录》外,“五经”、《通鉴》亦是其主要讲论内容。

明代書院讲会不但注重对史籍的讲论,也重视对历史人物行为的评价和分析。书院讲会评判历史人物,侧重于用其成败得失之迹来启发为人处世之道。冯从吾在陕西太华书院讲会中,就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了一番阐释。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不是世人所谓的其性格的执拗和自是,而在于安石“志大才高,学博目空”并“不论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将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舍“道”而一心专求“术”,指出了其改革不注重社会现实和改革规律的盲目性。他由此劝诫学生要发奋学习和体悟先贤的治国方略,避免将来在参与治国理政时把国家搞乱。

历史人物的言行因著于史册,真实可查,故其引导作用比单纯的说教要有效得多,这不但体现在“经世致用”方面,也体现在“处世识人”方面。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会论学时,曾有与会者提出某人既能做到“清、慎、勤”,为何不是君子,景逸先生便以新莽重臣孔光、王舜为例,指出“君子以清慎勤做人,小人以清慎勤做官”,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的行为,而是看他行为之后隐藏的目的,这很有启发意义。明代书院依托讲会进行的历史教育不但传播面广,其所讲内容也往往更具深度和哲理性,这无疑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一个亮点。

三 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心学色彩

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出于维护统治和树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正肃纲纪和安定秩序的举措。程朱理学由于着力于对“伦常”和“礼法”的阐释,故而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并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

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无论举子应试,还是学者发表言论,都必须以钦定之《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为依据。因不允准个人有不同的见解与新的阐述,其“思想内容逐渐僵化”,这不但极大地压制了读书人的思想自由,同时也造成了学术的固陋和荒芜。在沉闷的学术氛围之下,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一些知识分子无力改变,就只能通过“夸大内心世界来消解这种不合理性”,致力于到内心深处去探寻外部世界的“理”,这就促成了明代中期心学的兴起。由于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家普遍有从教书院的经历,他们在书院中进行的历史教育也有着很强的心学色彩。

(一)王阳明、湛若水的书院历史教育

明代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后学,都主张通过反思来识得“心体”,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由于他们长年在书院中传道讲学,故其“心学”思想也对书院的历史教育产生了广泛影响。

明代书院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五经”,在王阳明、薛应旃等心学家看来,皆与历史教育联系紧密。王阳明认为“五经”:“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薛应旃亦言:“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经史一也。”由于王、薛均为明代大儒,且都长年致力于在书院中讲学,故他们“五经亦史”的思想在明代书院中影响很大。这不仅带动了明代书院对以“五经”为主的历史教育的重视,也给书院的历史教育赋予了很深的心学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经书内涵的阐释上。

王阳明认为“五经”乃是“常道”:“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予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由于心与性、命相通,常道便存于心中,故“六经”乃“心之记籍”。其中《易》为“心之阴阳消息”;《书》为“心之纪纲政事”;《诗》为“心之歌咏性情”;《礼》为“心之条理节文”;《乐》为“心之欣喜和平”;《春秋》为“心之诚伪邪正”。由于“五经”在人心中如同产业库藏之实积,故阳明先生认为对其学习应与“反求诸己”“体问内心”相结合,从而达到“正人心,黜邪说”的目的。王阳明把“六经”俱归于心,主要还是针对读书人驰骛于辞章记诵,不重视内心自省,以致道德败坏、士风日下的时弊提出的。据不完全统计,自正德三年(1508)涉足书院讲学至嘉靖七年(1528)去世,王阳明建复或曾于其中讲学的书院,先后有贵州龙冈、文明书院,江西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濂溪、白鹿洞书院,浙江稽山、阳明书院和广西敷文书院,足迹遍及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大部分地区。由于“五经”几乎是明代书院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故可见其富含心学色彩的历史教育在当时的传播面还是相当广的。

湛若水作为明代与王阳明齐名的心学家,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其师白沙先生陈献章。据罗洪先为湛甘泉所作墓志记载,其在各地先后创建和讲学的书院分别有:“于其乡,则有甘泉、独冈、莲洞;馆谷于增城、龙门,则有明诚、龙潭;馆谷于羊城,则有天关、小禺、白云、上塘、浦涧;馆谷于南海之西樵,则有大科、云谷、天阶;馆谷惠之罗浮,则有朱明、青霞、天华;馆谷韶之曲江,则有帽峰;英德则有清溪、灵泉;馆谷南都,则有新泉、同人、惠化;馆谷溧阳,则有张公、洞口、甘泉;馆谷扬州,则有城外、行窝、甘泉山;馆谷池州,则有九华山、中华;馆谷在徽州,则有福山、斗山;馆谷福建武夷,则有六曲、仙掌、一曲……馆谷湖南,则有南岳、紫云”。以上仅为湛若水的墓表中所列数目,再结合各地方志所记载之相关情况,则湛若水曾创建和于其中讲学的书院当在50所以上。

湛若水在书院中进行的历史教育同样极具心学色彩。正德年间,湛若水在广东南海创建大科书院,令诸生于院中除要精熟本经、“四书”外,还须旁通他经、性理、史记及五伦书以开发知见,并且提出这些知见“非由外来也,乃吾德性之知见,书但能警发之耳”。他认为“五经”和《史记》中所包含的知识、见解和哲理原本就贮藏在每个人的心里,读上述书籍就是要把这些心中的见识启发出来,其历史教育的心学色彩一目了然。

王、湛等人大力提倡和传播心学,乃是要在官学教育失败的情况下,“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从而挽救“纪纲不振”的社会现实。史事因具有独特的“鉴戒”和“教化”作用,王、湛等人自然乐于将其引入心学体系之中,而阳明、甘泉等的大部分学术活动又依托书院展开,这就使得明代书院的历史教育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的烙印。

(二)王、湛心学影响下的书院历史教育

由于王、湛心学在明中晚期盛极一时,故当时许多书院的历史教育都不免受其影响。嘉靖年间,吕高在劝导院生要通究“五经”时,即言:“大抵圣人精蕴,发之散在典籍,而会之具在吾心。通達变化,随机折中,吾心之《易》也。典则矩度,伦要不忒,吾心之《书》也。领恶全好,不乖其则,吾心之《诗》也。简善绌恶,上义下利,吾心之《春秋》也。殊事合敬,异文合爱,吾心之《礼》《乐》也。”其宗旨即是强调学习“五经”要与“体问内心”相结合,从而达到“修身”与“明理”的作用。

万历年间,黄希宪在石鼓书院中也强调“为学之道,只在此心上照管,六经俱以印证此心”。他认为“经”和心的关系是:“圣人以吾心之理说之于经,经非外也;吾以此心之理稽之于经,心非内也”,学者如果能“将六经语意悉以涵养本心”,不但能够“致道”,还有益于举业,因为“举业中切己体认,便是致道,便是心学”。同是万历年间,海南玉阳书院亦认为“圣贤心法具在六籍”,此心法“析之奚啻万端,约之实惟一法”,学者如能得此一法,则万法自此归一,那么就能达到“学固易简,不在泛术”,即认为用从经书中体会到的心法去指导学习,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心学思想在指导书院历史教育中的作用有着很高的期待。

四 结语

明代书院历史教育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方式而言,都明显地受到宋明理学笼罩下的明代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影响。理学自北宋发端伊始,即致力于对“理气”“心性”的探讨,哲理性和思辨性颇强。由于在规范社会人心和约束士人行为方面具有较强的作用,故其自南宋后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官方哲学。

程朱理学既然受到官方的认可而被作为稳固统治的工具,那么就必然要在国家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得到坚决贯彻。故自元仁宗将程朱学说定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后,有明一代都严格执行而未曾改变。明代书院在目的上虽是为匡救官学生员驰骛于经书记诵的弊病,但院中诸生毕竟不能摆脱国家选士制度的制约而求得进身之阶,故书院历史教育也必须要在其中贯彻理学的精神才有存在的必要。由于程朱理学在方法上强调义理思辨,对经典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对史事旨在奖惩善恶,因此历史教育虽然在明代书院中有广泛的存在,但其着力点不在于对历史事实的证实求信,而重在发挥其“定褒贬”“明是非”的鉴戒和教化作用。历史教育的说教性被充分加强,这是官方意识形态作用下明代书院历史教育的显著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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