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乡土文化视角解读《中国在梁庄》

作为20世纪小说史上的璀璨篇章，乡土小说的历史脉络从20世纪20年代书写至今。2010年，《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登载《中国在梁庄》，这部小说第一次以非虚构叙事方式书写乡村，融合了报告文学、新闻文体等形式，力求真实再现梁庄的人文生态图景，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书写者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及对百年乡土文化变迁的理解和担忧。

一、乡土文化意蕴建构脉络

乡土小说是20世纪小说史上的璀璨篇章，其历史脉络从20世纪20年代书写至今。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崭新一页，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艰难开启，而与东南沿海城市的繁华、新潮形成鲜明反比的是广大内陆地区农村的肃萧、落后的村景，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从文化旧垒中成长起来的先驱启蒙者回望曾经的乡土，以感愤的启蒙笔触书写着乡土的故事。鲁迅以浙东乡镇为底本，通过对阿Q、祥林嫂、华老栓等一系列乡土人物的刻画，揭示了底层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以他为精神楷模，我国出现了一批乡土小说创作继任者，即30年代乡土小说流派，其成员有彭家煌、许杰、许钦文、蹇先艾等，这批乡土小说作家创作水平参差不齐，继承了鲁迅奠基的乡土小说批判性传统，同时拓展了乡土小说的文化内涵和乡土性。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政治、文化、思想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环境复杂峻急，政治格局趋向多元并深度影响着文化氛围的革新。京派作家如沈从文、萧乾等以“乡下人”自居，对都市文明怀有本能的反感和质疑，而以乡恋的笔触书写永恒的充满诗意的精神故土，歌颂美好淳朴的人性，他们是时代大潮中的怀旧者，虚构出一片远离尘嚣的灵魂净土，其精神哲学中寄寓着对现代性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潮中占据主流的是左翼作家群的创作，其中，茅盾以社会剖析式眼光刻写底层养蚕农民悲苦的生存环境，沙汀、艾芜等作家从阶级分析、文化视角剖析乡土社会各层人民的生活景象。左翼文学阵营中也涌现出一支特殊的流派——东北作家群，萧红笔下的呼兰故乡、端木蕻良笔下的科尔沁旗草原、萧军笔下八月的乡村，不一而足，其为20世纪30年代乡土文学增添了东北黑土地的风采。

新时期文化转型为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艺术选择多元并存的文化氛围。一些作家倾向依傍于传统文化进行创作，如贾平凹、李佩甫。一些作家则更推崇西方哲学思想和美学观以反思传统，比如，莫言红高粱系列张扬野性的原欲主义，冲破封建文化对人性的磨灭和禁锢。余华的《活着》立足于韧性的生命哲学，书写乡土中国的生命悲歌。

2014年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创作专栏，其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在梁庄》第一次以非虚构叙事方式书写乡村，融合了报告文学、新闻文体等形式，力求真实再现梁庄的人文生态图景：满目疮痍的河邊沙地，迟缓凋敝的乡镇教育现状，无处谋生、沉沦底层的乡村青年，身陷囹圄、走入歧路的失学少年……梁鸿以第一人称非虚构的方式将梁庄的底层生存图景放大，取法于社会学、人类学调查，透视乡村的姓氏历史、宗族关系、婚姻生育、个人去向等，展现了在现代化道路上脱轨的内陆地区乡村现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二、乡土文化挽歌

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说：“或许，我所做的只能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作者写道：“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整个乡村最明显的变化是路，道路在不断拓宽。”一边是繁荣的建设图景，另一边却是满目疮痍的村镇现状，“宽阔的河道不见了，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记忆中“安静朴素，仿佛永恒”的村庄如今被高速公路分割，犹如巨大伤疤的公路，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河流常代表村庄的记忆，但随着政策的引进，砖厂拔地而起，村镇现代化建设加快，广阔湿润的河滩沙地被采挖破坏，河流的断流、污化更使乡土失去了往日的灵性，河流所维系的人、事、物也相应地发生了不可逆的变革。土地不再耕种，逐渐抛荒，沿河而筑的老屋也渐渐倾圮，改为依公路而建，层层叠加的楼房建基于更深而牢固的地基，地基堵塞了村中坑塘的泉眼，切断了河流与坑塘的维系，使之变为无力自净的死水，自然灵性的自净能力消失，而生活在土地上的村民也不再享有平静的生活，生态恶化的苦果正由新一代人背负。百年来依靠耕种自足的乡土与自然站在了对立面，城市却并未接纳它，作者笔下，城乡困局中的人和村都变得满目疮痍。乡村的老坟亦“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这里是生命的终点，却带来了“平静和温馨”，有“一种回家的心情”。

如乡土生态一样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的还有村中的人情风俗。“我”初回梁庄时，父亲曾亲述梁庄的宗族姓氏和历史，三姓宗族“梁”“韩”“王”经历百年，形成了梁庄的熟人网络，各个家族走出几个能人，有几户子孙败落了，“我”的父亲都如数家珍，“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充满着张力和布局”。随着个人之间联系弱化，人际关系呈现理性化、利益化趋势，而伴随着宗族体系瓦解的是乡村人情的冷淡和畸形。空巢老人芝婶的五岁孙子听到要送自己回父母身边，竟以“跳坑”威胁奶奶，五奶奶的小孙子下河时意外溺死了，这件事成了老人揭不掉的伤疤，也成为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留守乡村的王家少年在奶奶去世后被托付给兄嫂，缺少管束和教养的少年心理畸形发展而走上犯罪道路。

村落结构的变化揭示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变革，农耕文化逐渐消亡，“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正如费孝通所说：“儒家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一旦宗族制度崩解，代表传统的长老权利失去对年轻一辈的约束力，道德规范失灵，村庄发生的“奇闻异事”亦不足为奇。梁鸿写道：“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试图在一种扭曲中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和裂痕就会产生。”这段透露出作者对文化传统的理性思考，梁鸿并未一味推崇传统文化，而在乡恋和乡愁的情感中掺杂着对于文化传统的理性反思。

三、结语

离乡模式似乎是自鲁迅以来每一个返乡书写者的宿命轮回，他们短暂地归乡后，又像来时匆匆离去。从文化视角来看《中国在梁庄》，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心目中的乡土中国和她努力塑造的“梁庄”之间的巨大差异，当以充满痛感的感性记忆进入乡土回忆中时，现实却是更加令人倍感失落的，曾经充满灵性、根性的“‘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不可避免地被不成熟的、舶来的现代性城市文化模式代替。梁鸿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笔者在脑海里不断重复这句话。书写故乡或许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经历，充满非虚构与虚构的矛盾，如作者所说：“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重返”必然是艰难的，“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

（哈尔滨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王粟玉（1996-），女，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