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书赋的学理原因寻绎

刘小兵

（黄淮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河南 驻马店 463000）

中国古典文学与书法艺术关系密切，其中辞赋与书法的“互访”颇值得关注：辞赋作品中有题咏书法的篇章，如蔡邕《笔赋》、杨泉《草书赋》、王僧虔《书赋》、窦臮《述书赋》、柳宗元《笔精赋》等；书法艺术中有大量的辞赋书写，如《洛神赋》《琴赋》《月赋》《归去来兮辞》《文赋》《枯树赋》以及前后《赤壁赋》等。辞赋文学之书法流播蔚为大观，可视为中国文学与书法艺术交融互动之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辞赋以书法的形式再现和传播，既开拓了赋体文学传播的渠道，也从形式体制和情志意蕴等方面丰富了书艺之美，促进了书法艺术尤其是文人书法的发展。辞赋与书法的结缘，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展示的是文学与书法的交融与互动。其中，书家对辞赋作品的钟情与描摹，其学理原因究竟何在？本文试作探究。

一、辞赋与书法：形式体制的呼应

浏览辞赋在书法艺术中的流布传播，面对书法家对辞赋作品的青睐，首先引发我们思考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书家的选材？其原因应是多方面的，我们首先需要从文学与书法各自的基本样式及审美要求谈起。

古典文学的文体样式丰富多彩，若详加细分可至百余种，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之分为127类，然其共性则如萧统《文选序》所云：“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1]即文学是要讲求文采的。孔子亦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文学发展至汉魏六朝，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华美自不待言。结合上文所列书法文献，可见被书写的辞赋作品以朗朗上口的抒情小赋或骈赋为主，这首先与“诗赋为正宗”的文学传统有关，此不赘述。辞赋具有的可读性强、情思饱满、韵味悠长等特点，则是其受书家青睐的主要原因。

早期书法（唐前）虽亦求美，但主要还是作为记录的工具，内容可谓无所不及，故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应用型文体居多，如书信、碑文、经书等，此时期书法在实用与审美兼具的同时，侧重的是实用。虽然这些文献也会被后人视为书法艺术甚至是书艺经典，但大都属于无心插柳之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艺术的形式除了墓志碑刻，纸质的样式一般有中堂（挂于客堂正中）、条幅（往往多幅并列）、横幅、手卷（亦云长卷）、对联、斗方、册页、扇面等。其中，可以书写稍长一点文章的，多为中堂、条幅和册页。书法作品讲究的是落笔错落有致，风格形神兼备。欧阳中石说：“汉字文化的美，在于点画生姿，章法得体，书文相映，焕人心仪。”[2]书法讲求造型，追求气韵生动，此点与辞赋文学达成了一致：辞赋即是讲求骈偶、声律、藻饰等的美文，如刘勰所云辞赋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辞赋的四六句与书法艺术中的对联，在形式和风格方面的要求基本接近：对偶规整，音韵和谐，简洁古雅，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等，世人颇喜以条幅或对联来书写这些美文名句。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改进与普及，工具性、功利性的抄录（如文集、经书）工作渐少，书写的技术愈加提升为独立的、更多人都可参与的艺术，书法的审美、怡情功能被加强，书写的材料也随之被重新选择。自此，出于赏心悦目的目的来书写诗词歌赋渐为普遍。而哪些美文可以进入书家的视野，颇值得研究，其体现的是文学与书法艺术的交织与互动。如：书写碑文，是由于传统“不朽”思想的影响以及敬畏祖先和神灵的原因；书写经书，自然与唐宋以来佛道的兴盛相关；书写美文诗赋，自然与文学的兴盛有关。

书家大量书写自创或前人诗文的时期发生在宋元时期，有人以为这与“文人书法”的兴起相关。当书写者开始“玩书法”而不是出于实用目的（如写碑文、抄经书、临摹书帖）书写之际，自由选材亦开始，书写的内容当是契合我心即可，如苏轼书写《归去来兮辞》及祝允明书写《归田赋》《洛神赋》《闲情赋》等。当然，究竟是谁第一个书写某篇辞赋美文，还有待新史料的发现，但书写者欣赏和喜爱该文是可以肯定的。于是，文学史上那些精美的文章，无论是骈文或辞赋、短论或宏文，只要书者觉得篇幅适宜、文辞优美、情韵俱佳，或辞赋作品可以满足书者的某些诉求，都可以拿来书写。

简而言之，当书法艺术逐渐由以实用为主发展至以审美为尚，书写的材料则非美诗佳文何以配之？成熟的书法艺术遇到兴盛的文学艺术，美轮美奂的结合由此开始。因此，辞赋一类美文的被书写，与书法“由工具而审美”的发展相关，与文学丰富精美的语言、结构等艺术形式相呼应，二者的结合有形式体制的呼唤与响应的因素。辞赋与书法之形式体制的关系，可谓“合则双美”。

二、书家与赋家：情思志趣的寄托

书法家书写诗文的情形多姿多彩，书写起因自需具体分析。例如，有的是为满足帝王的喜好和要求，如唐代宫廷的集体书写《兰亭序》；有的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如欧阳修推崇陶渊明，云“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苏轼结合自身的需求，在精神上也选择了陶渊明这位前代同道；有的则是出于传承的谱系，如《赤壁赋》的书写与效法苏体书法有关。以此类推，有人因喜欢二王而临摹和书写《兰亭序》，有人因追慕赵体而书写选材也和赵孟頫有相同之处。因此，书法艺术有其自身技艺和观念的传承，这些因素亦需要关注。

然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书法和文学在艺术本质上的相通性。任何艺术都蕴含主体情志，其与创作者的才情、气质、情怀密切相关，如清代刘熙载《艺概》论书法艺术与书法家个体之关系时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3]“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虽需辨析，然自有其合理性。书写经典名作的目的不外乎传其美文、慕其人格、寄托己意等，当然亦有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者。但书写前人或他人诗文，其中还不乏书者情感需要的因素，如文人书法偏爱文学性的书写材料，故多书诗文而非碑铭；仕途失意的文人自然更有赖于文学、书画艺术的自救与抚慰。此处，不妨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为例，略加申述。

历经唐宋元明，陶渊明早已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化符号，并内化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子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大多数书陶作品《归去来兮辞》看，无论展现的是闲静幽雅之境，还是超然洒脱之情，大都可与陶文相得益彰，能够让人更加深刻地感受陶渊明其人其文的魅力所在。在人品道德上备受争议的董其昌，亦喜欢书写陶诗与陶文，其《书罗语题尾》云：“乐志论，与罗氏此篇，实山居之人所自宽语。余数书之，亦如归去来词，以志吾乐耳。”[4]以志吾乐，是书家书写文学名篇包括辞赋作品的重要心理诉求。董其昌一生经历读书交游、中举为官、徘徊官场与赋闲之间、告老还乡等一系列曲折的过程，辞官之后的董其昌闲怡自得，陶醉于诗文书画艺术中，并从前人如王羲之、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那里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与共鸣，因而对董其昌的名士情怀（包括对陶渊明的崇拜）不能简单地视为附庸风雅，其书画艺术所取得的造诣（尤其是其中的文人气息）与其士人情怀密不可分。另如台阁体书法家沈度亦有隶书《归去来兮辞》，风格雍容典雅、规整端庄，虽同样表达对陶渊明的钦羡，然整体书风上侧重展示的则是“隐逸”二字中的“逸”字①。

从各阶层文人士大夫对《归去来兮辞》的反复书写，或许可解释“经典”的意义所在：“‘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5]37荷兰学者佛克马、蚁布思对经典形成的界定就包括了“反复被提及”这一要素：“对于经典的选择将会更多地以潜在认同、自我肯定、熟悉感以及沙文主义这样的标准为基础。”[5]196书法艺术对经典美文的反复书写，就是对经典的“反复言说”。通过对《归去来兮辞》的反复书写，书法家传达的是对陶渊明人格的认同和对诗意情怀的向往以及对诗意人生的不懈追求。

当然，经典的“复活”不会遮蔽和扼杀“现代性”。现代性借助经典，同样可以展示不同的个性特质。同样是书写《归去来兮辞》，每个人都会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陶渊明。如苏东坡书，体为行书，潇洒俊逸；赵孟頫书，温润中和，楷书为主，间以行书笔意，符合一个逐渐学会从容周旋于仕隐之间的前朝遗民的士人心态；祝枝山书，则为行草，如金蛇狂舞，气势跌宕，符合其落魄不偶却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文徵明多次书写过《归去来兮辞》，多以行书或楷书为主，秀雅稳健，平和冲淡，则与他内敛的性格以及最终通过诗书画艺术找到安顿自我的精神家园有关。

另如辞赋文学被书写频率较高的《洛神赋》《前后赤壁赋》等，除了传承书法技艺的因素与意义，更是因为文本内在的情韵吸引着历代书家。从文化符号的角度来看——“洛神”代表的是文人的伤痕记忆，接续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赤壁”二赋则关乎宇宙观与人生观，承载的是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需旷达以超越的追求；“归去来”则代表了找寻自我以及终极家园的双重意蕴，激发的是“人归何处”的共鸣。这些书法艺术在传播经典美文的同时，也宣扬了某种人格与道德，寄寓了某些理想与追求。其中或有借书写美文以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者，然正如“盗亦有道”一样，盗也必须借助道义才能达到目的，附庸风雅、沽名钓誉者正是利用了人们普遍认同的规则，恰说明道义具有普世意义。书写美文的人，也正是利用了受众对美文、美好生活、美好人格等普遍认同的心理。我们反对的是人与文的分裂，但不能因此否定艺术本身的魅力，对于书坛纷纭的辞赋文学书写现象，亦当如是观之。

当然，有一些辞赋书法在书法史上出现并不多，亦未形成书坛潮流或传统，其书写原因需具体分析。有出于个人情感需求而书赋者，如陆柬之书《文赋》，最初是出于对祖先的崇敬，而后世接续者如清代邓廷桢再书《文赋》，则是出于对此幅书作经典的欣赏。亦有出于政治目的而书赋者，如乾隆年间《盛京赋》的书写，则承载了统治者多重的政治意图。

三、赋学与书学：审美境界的相通互补

陆机《文赋》云“赋体物而浏亮”，赋体文学擅长描摹大千世界，正如朱光潜《诗论》所说“近于图画”。书法是一种线条艺术，属于特殊的图像艺术。在描摹图像、以象传神这一点上，辞赋与书法可谓异曲同工。若拈出中国传统艺术共同追求的“意象”二字，其不同之处或在审美效果方面：辞赋偏重于“象”的建构（铺陈描摹，营造气象），书法则侧重于“意”的传达（挥毫泼墨，传情达意）。以上可视为赋学与书学在审美境界上的相通与互补。

辞赋与书法艺术的结缘，从文学史与书法史的角度综合来看，主要有形式体制、情思志趣、审美意境等两相契合、相得益彰的因素，另外也包括书法技艺传承接力的因素，如书法技艺的训练讲究临摹，而要达到一定境界，则需要背临（既要默写出原帖的文字内容，也要再现原帖的笔法），文字内容若非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则非常不便。这也是书家选择内容优美、篇幅适宜的文学经典作为书写材料的重要原因，而不少辞赋经典篇幅适中，意境优美，便于记诵。这一点，从上文所提的历代书家书写同题作品即可看出。

正是凭借各自的审美境界，辞赋与书法得以结缘，其多方面的文化意蕴亦包含其中。无疑，这是一场双赢互惠的结缘：从文学的角度看，辞赋得以多出一条美丽的传播途径，使之更为赏心悦目、深入人心；从书法的角度看，在辞赋美文的熏陶下，书写者有了人文底蕴，为书法作品注入了情思与魂魄，从而更具气象与境界。因此，笔者以为，后世书法家之所以青睐某些辞赋作品，书法技艺在古人眼里倒是其次——所谓形而下者，辞赋作品中体现的人格魅力、所包蕴的人文情怀才是最重要的。即使如《赤壁赋》这样原本就是书法经典的作品，很多书法家的接续也不仅是亦步亦趋的模拟，而是另辟蹊径，从字体到格式自由发挥、重新书写，正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文学包括辞赋艺术对于书艺的贡献，亦如学者所云：“纵观中国历史中书法的生成及发展，有一条明确的主线，这就是它生长于传统文人之中，依靠传统学问来滋养。所谓国学或者说传统学问，造就了中国传统文人独特的精神气象及人格魅力，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大类别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是探知中国人文精神的通衢，书法恰恰是在这些学问的蕴含之中，才滋长出那份隽永蕴藉的内涵，拥有了那份独特的被陈师曾称为‘高尚意趣’的‘文人气’。”[6]辞赋文学经典中的“文人气”是丰富和提升书法艺术境界的主要因素。

历代书法家对美文的青睐，揭示的是：作为一门艺术，若无美的样式、格调，以及美的情思、韵味，何以称之为艺术？曾经借助书法得以传播的文学，可以从形式与内蕴方面丰富书艺之美，促进书法的生存与发展。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印刷术的出现，文学逐渐忘记并冷落了与自己曾为一体的搭档——书法。随着学科的细化和现代化，文学乃至忘却了自身亦是关乎心灵的艺术。今天，文学创作通过敲击键盘完成，文学阅读通过浏览铅字或屏幕完成，文学研究通过检索资料完成。而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曾经倾心于学养，追求艺境与技术俱佳的书法艺术，如今亦只存技术而匮乏情境及艺境，书风与文人情怀早已貌合神离，书法成为点缀装潢、附庸风雅甚至沽名钓誉的工具。古人面对一幅书法艺术，通常的反应是“口诵其文，手楷其书，想见其人风采”[7]，而今人观赏书法则是走马观花，只看笔法、线条、结构和尺幅等形式，无暇、无力或不屑去细细品味具体的书写内容。古典文学研究者或许应对此予以关注，并从中获得一些启示：在文学经典诞生以及传播的历史长河中，书法艺术曾是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脉源泉，历代书法家为后人留下许多美丽动人的艺术景观，而当下的“文学研究”之路是否日趋狭窄，忘却了文字本身之优美，在远离“美术”（王国维语，意为美的艺术和境界）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了呢？

注释：

① 沈度《归去来辞》，隶书轴，纸本，高50.5厘米，宽23.4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