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校体育的价值功能阐释
——基于教育学视角的分析

黄书朋，蒋东升，唐元超

(1.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广西 南宁 530007；2.广西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1 教育的教育性

教育被定义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1]。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这些知识的传承依赖教育。因此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教育”二字重在“育”字。

1.1 教育的指向：“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人”

教育的定义“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包含了两层内涵：一，教育的直接对象是人；二，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2]

从人的角度出发，教育重在强调对人的发展的培养，该培养包含身心两个方面，即要求促进人整体品质的和谐发展。弗洛伊德的人格模型理论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一种基本的驱力，处在无意识层次，需要立刻满足；自我是个人天生追求愉悦的驱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有意识的平衡努力；超我是人格中内化于个体的文化价值与规范。[2]人格的发展是从本我到自我再到超我的实现，而从本我到超我的发展是人在不断地与社会接触，通过了解社会的事物、规则、变化从而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解、认知、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实现的。从本质来说这一过程是人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因此，教育培养人的内涵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促进“人的社会化”。

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美国著名社会学教授约翰·J·麦休尼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教育，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制度，是社会向其成员提供重要知识(包括基本常识、工作技能、文化和价值观)的社会机制。[3]社会利用教育传授新的技术，提高劳动力的自身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劳动力。这点在现代教育尤其是高校教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高等教育更加注重科研和技术成果的现实转化。本质上是促进人的社会能力的提高，培养“社会化的人”，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不管是“人的社会化”还是“社会化的人”教育，最终的指向都是人。随着现代教育体系的日渐完善，教育的指向性越来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中小学阶段，学生处于对这个社会的了解阶段，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社会的事物、规则、变化从而使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认知、思维方式、价值观等，这是学生融入社会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高等教育阶段作为人进入社会前接受教育的最后阶段，应更加注重个人社会能力的培养。

1.2 现代教育的主流思想理论

现代教育，应博采众长，将以往的多种教育思想理论融会贯通并灵活运用，在发展中进步，紧紧围绕“人·文化·社会”的多维视角，形成综合性的文化教育人类学的思想理论。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是教育、人、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解释教育与人、教育与文化、社会文化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在关于人的研究中指出，人有基本需求和派生的需求两个需求，基本需求即衣、食、住、行等生物上的需求，派生的需求则是人为自己创造的新的社会环境，即文化。这种人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依靠教育这种方式来实现和维持。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现代教育课程的三大类型，即学科课程、经验课程、核心课程。培养出一批批对自己有信心、对文化有追求、对社会有贡献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成为现代教育课程的目标。

2 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价值的演变

回看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动荡”是其主色调，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日战争，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时局风云变化。教育是社会的产物，而由于具有特殊性，学校体育一直发挥着服务社会的功能价值，其思想价值取向被附以浓厚的“政治色彩”，并随时局不断变化。

2.1 社会本位：以“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军国民体育思想”(1840—1918)和“社会主义体育思想”(1949—1976)

1840—1918年间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以“军事化训练达到强国强民目的”的军国民体育思想被一些有识之士从国外引入中国，因此学校体育的主要内容以德日式的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希望用军事化的训练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以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1903年 ，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标志着军国民体育在全国各级学校中全面实施。此阶段的学校体育具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价值取向。

1949—1976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经过战争的摧残，百废待兴，国家在经济、生产力和基础建设等方面全面落后，此阶段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抓生产，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当时借鉴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学习了苏联“劳动卫国”的学校体育理论，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社会主义体育思想注重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以教授运动技能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以求达到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服务以体操、足球为主要内容和保卫国家的目的。而在1966—1976年文革期间，受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学校体育成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工具。1966—1972年，我国停止了教学工作，将体育课改为了“军体课”、劳动课，直到1976年才恢复正常授课。

2.2 人本主义：“自然主义体育思想”(1919—1937)和“民族主义体育思想”(1937—1949)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以“兵操”形式为主的军国民体育开始饱受质疑，人们意识到军国民体育思想只是帝国主义扩张的手段，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经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麦克勒传入我国，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带有更多的人文色彩，其主张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兴趣出发，用运动教育人，使其获得乐趣，注重个体作为人的需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国内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加之一批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学生极力推崇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很快就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主导思想。

1937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发出了“抗战救国”的口号，而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学生为主要群体的爱国人士主张“思想救国”、文化救国，当时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国粹体育”被推上了文化救国的制高点，带有爱国情怀的“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形成。相应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没落，“土洋体育”之争的局面形成。

此阶段的学校体育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体育思想虽冠以“文化救国”之名，但这不是自上而下的救国图存，而是自下而上的。学生自然流露出的爱国情怀，是其个体价值观的自主表达，凸显了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2.3 科学发展观：多元价值取向的“人文体育思想”(1978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思想也进行了改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体育的本质、功能和地位，因而更加成熟的学校体育思想形成了。首先，20世纪初期的“体质体育思想”以保持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为主导思想，1982年教育部在新的体育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教学的根本任务。[4]”其次，“快乐体育思想”主张从学生的意愿出发，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让学生体验运动的快乐，在快乐中增强体质。然后，“终身体育思想”强调学校体育要追求终身效益，培养学生运动的兴趣和能力，养成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最后，“健康第一”的学校体育思想，强调学生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力的和谐发展，培养学生德、知、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这种由生物、心理和社会构成的“三维”体育观体现了运动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也标志着以“人文体育思想”为核心的学校体育思想的形成。

这一阶段多种学校体育思想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中相互融合，逐渐完善。对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价值也有了更加全面科学的认识，逐步重视运动文化教育，把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适应和谐的统一起来，形成了多元价值取向的人文体育思想，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4-7]。

3 时下学校体育的功能价值阐释：促进人的社会化成长

随着对学校体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校体育作为一种运动文化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而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价值取向都指向人的社会属性，目的是促进人的社会化。

3.1 运动本身：身体教育意义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体育的身体教育功能最早被认识到，体质教育的思想一直以来都被学校体育所倡导。

运动生理学、解剖学研究表明，运动的高身体负荷使身体需要的能量增加，加速了机体内部物质的交换，加速了身体的新陈代谢；高强度的运动负荷促使心脏的泵血功能加快以提供更多的能量物质来满足机体需求，呼吸系统的呼吸频率和深度也随之变化以满足更大的摄氧量需求。长期以来，机体的最大摄氧量增加，心脏的泵血功能增强，机体的心肺功能也随之增长；运动中身体肌肉长期不断的收缩和放松，会使肌肉的体积变大，密度增加，脂肪消耗，体肌比上升，体脂比下降，使身体形态塑造得更加均衡，提高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同时，运动刺激神经系统快速而准确地做出反应，大脑的综合分析和处理能力加强，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各器官的支配能力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抑制性更加均衡；另外，运动的刺激可以增加骨骼的韧性和硬度，促使骨骼变大变粗，韧带的力量和柔韧性加强，这尤其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大有益处；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伴随着情感和情绪的表达，往往会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对人的成长和生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8-11]。

3.2 约定俗成的规则：社会教化功能

体育比赛既定的规则是维持比赛进行的条件。置身比赛中犹如置身在一个微型社会当中，比赛对每个场上队员所承当角色的要求与社会对人的要求相吻合。

体育比赛开始之前的仪式往往会有奏国歌升国旗以及双方运动员握手致意的内容，这是比赛的一部分，也是对体育文化的展示，能使运动员受到爱国教育和友好竞争的体育文化的洗礼。比赛中要在规则限定下进行，若运动员违反比赛规则就会受到惩罚，运动员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和任务并刻意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和言语，否则比赛无法继续进行。规则的存在更能使人约束自己的行为，提高自我约束能力。另外，比赛要求分出胜负，而胜利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团队的，更是属于背后支持的组织的。例如，代表国家参赛的国足取得的胜利和荣誉，也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这将有助于个人找寻归属感、培养主人公意识，提高国家的凝聚力。学生在学校时就接受这样的意识形态洗礼，以后进入社会就能更快地理解社会秩序，从而更好地融入。

3.3 竞技性：提高社会适应性和抗压性

比赛的竞技性决定了在比赛规则下都想战胜对手。比赛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身体对抗，有时在对方的违规动作的伤害下还可能面临被裁判无视的境遇。面对种种压力，需要承受并冷静地处理，争取场上的优势，并将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如果比赛失败，参赛者则需要接受现实，努力训练，争取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将这一竞争关系移植到社会中就是生存竞争，竞争使人奋进，努力展现自己的优势以取得认可，而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麻烦，甚至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或失败，这都需要参赛者去承受和适应。因此，若选手在学生时代就受到这种挫折教育，学会承受失败的压力，就能为进入社会做准备。

3.4 技战术：智商和情商的二度开发价值

技战术的运用要求在个人技术基础上按照预先制定的战术完成既定的目标。然而，赛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对选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每一位选手要学会观察场上的局势，并思考如何完成战术打法，而在既定战术打法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或出现混乱的场面时，需要选手快速准确判断当前形势，并及时应对。场上激烈的对抗无处不在，有对抗就会有冲突，如何在比赛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在对抗中不处劣势，在发生冲突时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同时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局面能体现出一个选手的智慧和情商。若选手在学生时代就经常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摸爬滚打，学生的思维习惯就可以得到锻炼，学生就便能形成一种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就会提高。

4 结语

人类文明的提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校体育逐渐卸下了“政治色彩”，价值功能更加多元，肩负的社会使命和担当也越来越大。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直接的身体体验式教育，如何更好地发挥其育人的价值功能，是我们现在和未来要不断深入研究的方向。只要坚持初心不变，不断改革优化，创新教育理念，狠抓教育落实，价值功能必将更加丰富多元，且直接作用于人的社会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