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纯元先生及 “知识交流论” 思想研究

马 敏，黄丽霞（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转变，传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滞后性逐渐显现，理论指导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也凸显出自身的不足，这就催生了学界理论研究的新高潮，如知识学、文献交流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可以说它们在中国图书馆学本质研究史上起了 “开源” 的作用，其中宓浩和黄纯元的 “知识交流论” 在提出之际便备受热议，理论开创者之一的黄纯元先生对知识交流论的提出和解读是目前最为深刻的，他的很多观点和见解一直影响至今。2019年是黄纯元先生逝世20周年，笔者撰写本文目的是在回顾学者图书馆学思想的同时让更多的同行关注其学术贡献，并借此文表达对黄先生的崇敬和怀念。

1 黄纯元先生简介

黄纯元（1956—1999），上海人，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之后继续攻读教育学部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至1996年完成博士课程回国，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于1997年获得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

黄纯元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其赴日求学为界，留学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开展情报学、情报教育、情报机构及情报工作的研究，文摘服务及刊物研究，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二是关于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影响最广的是他与恩师宓浩提出的 “知识交流论” 。在黄先生留学及之后期间，互联网逐渐普及、信息化时代来临，其基础理论研究主要以信息社会为背景而展开。

2 知识交流论理论研究

2.1 理论解释

“知识交流论” 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以信息学和传播学的相关内容为理论支撑，以满足社会需要这一本质要求为理论阐述的基点，并将其贯穿于整个理论。宓浩和黄纯元在《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一文中阐述了 “知识交流论” 的理论依据和基础理论框架，而提出上述结论的关键在于回答了 “图书馆活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该从图书馆和社会内在联系中，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知识交流过程入手进行考察。”［1］其中的关键概念是 “个体知识” “社会知识” “文献” “图书馆” 。在笔者看来，社会中个体认识差异性特征是产生知识交流的主要原因，通过文献开展的知识交流是解决认知差异并实现人类文化传递和延伸的有效手段。图书馆为适应广泛存在的知识交流这一社会需要而不断调整运营模式，从我国古代的藏书楼、国外的经院，到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虽然办馆理念及服务模式在不断变化，但是不断收集、整理、保存文献的这一责任一直延续，这也是文献背后的知识得以不断延续传承、知识交流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但该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之后，一度陷入停滞的状态，学术界对于该理论的后续研究也是少之又少，十几年后，黄纯元发表《追问图书馆的本质：对知识交流论的再思考》才又一次掀起讨论 “知识交流论” 的热潮。黄纯元先生通过谢拉的图书馆学思想变迁来前瞻 “交流理论的分化” ，［2］进一步分析了理论的不足之处：①知识交流的本质不能很好地、全面地解释和适应于图书馆现象，制约了图书馆功能的发展；②文献促使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知识交流达到同一性是 “知识交流论” 所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阐释学、接受学等理论的发展，文本一旦产生其意义的阐述便不再局限于作者以及意义的无穷性。理论的不足和现实中的挫折导致该理论没有形成完善的框架和体系，无法落实到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中，但这也正使得学者们透过知识交流论从新的角度提出更适时的理论，呈现出 “百家争鸣” 的局面。对于图书馆学 “元理论” 的追求是每一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夙愿，但是一味追求 “一元” 的理论很容易产生局限和固化，正如后现代图书馆学者所强调的多元化，不正是这种 “百家争鸣” 的呈现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需求是图书馆作为一个服务行业适应时势、不断发展的基础，社会性也应该是图书馆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

2.2 理论发展

知识交流论突破图书馆现实活动的表象，深入到更为抽象、内在的知识交流层次，将图书馆活动的意义上升到理念的高度来指导实践。在当时的图书馆学界，从知识交流的角度分析图书馆事业是注重价值理性的突出表现，相较于同阶段盛行的 “新技术说” ，知识交流论更注重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构筑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这对于图书馆学建立稳固的学科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至今，知识交流论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如 “知识组织” “知识服务” “知识管理” “知识集合论” 以及从不同角度切入研究知识交流的课题等。

笔者以 “知识交流论” 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目前关于该主题的论文主要是基础理论创新研究和知识交流的专题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出发，围绕知识交流论的社会性特征开展研究，希望读者能够对黄纯元先生以及他一直践行的社会学科精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3 知识交流论的影响

3.1 内在影响

3.1.1 基础理论研究

黄纯元先生在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时，将图书馆学置于社会范畴展开阐述。图书馆学认识层次的深入表现在认识主体的变化：从常规的图书馆活动到深入的知识、信息、情报。图书馆活动（如图书借还）将用户与图书馆联系起来，满足了用户对于图书馆资源的需求，但它仍然局限于图书馆这一实体本身，缺乏社会性、广泛性；而知识、信息、情报等微观主体并非唯图书馆专有，且它们是常规图书馆活动表象下的共性存在，这种共性使得图书馆学更合理且更容易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这也是将图书馆学研究与社会现象和需求联系起来的桥梁，故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图书馆活动不再是馆内的专属活动，而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可见，这是 “知识交流论” 的中心观点，即以社会科学为研究背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根本，指导作者的基础理论研究。

满足社会需求不仅是黄纯元先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点、推进图书馆变革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是规划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指导图书馆实践的标准，即 “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否的唯一依据应当体现在和社会协调有序的程度上和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上” 。［3］在过去以工作技术和方法为主导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图书馆事业是一种静态的发展模式，主要围绕图书馆这一实体、利用馆藏资源开展服务，是一种单向的输出，这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知识资源中心的权威地位所决定的。随着新技术、互联网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资源获取的便利性和多元性使得图书馆需要改变单向输出模式，以交互交流为方向，将 “图书馆活动归属于社会信息活动范畴” ，强调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变被动为主动，将图书馆活动与事业发展及社会需求联系起来，实现其社会效益。在作者看来，这样的定位不仅是理论有效指导实践的需要，也可以消除基础理论研究的 “疏离感” 。

3.1.2 信息政策理论研究

我国关于信息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彼时信息社会逐渐取代工业社会，大量的国外译著也推动了国内学者对信息政策的认识和研究。黄纯元先生在读博期间对日本的信息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生指出研究日本信息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 “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信息控制” ，［4］并在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为信息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之后，先生从 “用语使用的基本情况” 和 “政策问题群” 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对于 “信息政策” 的使用和研究情况，发现同一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领域对于信息政策理解的不同及不同国家社会发展进程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信息政策研究极具多样性。［5］此后，黄纯元先生分析了信息政策问题形成的背景，即 “信息社会的政策需要” 和 “政策问题的综合化” ，［6］而这也是先生提出认识框架和体系结构的关键。

这三篇信息政策理论的相关研究一直延续的一个思想是特定的信息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是研究信息政策的基础，这是黄纯元先生将社会性或称社会需求贯穿于研究中的又一体现。分析国内的信息需求是我国制定信息政策、推动信息社会建设的依据和标准，实时关注国外的信息需求则是充实理论和前瞻研究热点的重要辅助手段。信息鸿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学术理论界集中体现为理论研究的时滞性，因此开展信息政策方面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国在信息社会中突破传统、实现创新的关键。

3.2 外在影响

在知识交流论提出之后，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完善补充。这些新理论的研究是将知识交流论中的部分观点与其他学科理论或研究热点及社会环境导向相结合而提出来的，即理论的分化。

3.2.1 知识组织理论

相较于 “知识交流” ， “知识组织” 在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都走得更远，尽管各国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该理论的发展前景以及行业影响都远远超过了 “知识交流” 。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 “知识组织”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分析检索结果后发现，学界一致认为刘洪波、蒋永福、王知津等学者真正意义上推动了 “知识组织” 理论的研究和发展。通过研读刘、蒋二人关于知识组织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两位学者对于知识组织理论的研究均与 “知识交流论” 有一定的联系。因此，笔者大胆推测， “知识交流论” 对 “知识组织论” 的提出和发展有一定的理论影响。相对于 “知识交流” ，尽管 “知识组织” 的理论基础发生了改变（ “知识交流” 强调交流， “知识组织” 重在分类），但两种理论都将研究对象定位于 “知识” 单元，且均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种种共性都足以佐证 “知识交流” 对于 “知识组织” 的影响。

刘洪波是我国较早系统开展知识组织理论研究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对于后来者有很好的启发性和引导性。刘洪波在关于知识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常将其与知识交流论一并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认为二者是互补的关系，都是实现 “知识的社会化过程”［7］（包括知识生产、知识组织、知识交流和知识利用）的一部分：知识组织是保证知识交流完成的前提，知识交流是实现知识组织目标（即实现知识社会化）的手段。笔者认为，刘洪波的研究更多的是为知识交流理论做补充，从来源、影响、解释力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该理论的合理性和意义，同时对理论批判的观点进行了理性分析， “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具有直接运用于实践的效能，它只有通过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的转化才能产生作用” ，［8］而学者和实践者不能很好认识这一观点也是后期理论研究暂缓甚至停滞的原因。刘洪波认为，该理论过多强调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外向的社会功能，对于图书馆内部组织活动的理论解释不足；他对图书馆内部活动的阐述依然是以知识为核心，以 “知识组织理论” 为理论支撑，并指出图书馆文献收集整理的实质是对文献中所包含知识的筛选和整序，而这一过程是实现知识交流的基础。

与刘洪波不同，蒋永福认为 “有的学说直接把某一学科理论或某一学科理论的一部分观点、结论拿过来认作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而没有与图书馆实际深入融合” ，［9］也就是说存在拿来主义的倾向，这也是该理论在后期无法被普遍认同的主要原因。纵观蒋永福关于知识组织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不再只是从 “知识” 这个上位词来考量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为了实现 “知识序化” 的目标，他将 “知识” 细化，从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的角度展开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知识服务理论，认为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图书馆活动。［10］其实，知识服务与知识利用意思相同，它们都表达了图书馆活动的宏愿，蒋永福将知识服务与知识组织一起纳入到知识组织理论中，研究更为深入，这也是刘洪波与蒋永福在关于知识交流论的观点中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3.2.2 其他理论贡献

继知识交流论之后，我国图书馆学界关于 “知识XX论” 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占据图书馆学 “元理论” 的位置，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而不能完全解释图书馆学现象，也就是说不能胜任图书馆学本质的要求。那么，这样孜孜不倦地追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致力于挖掘图书馆学本质、为达到 “元” 的地位而竭力探索是否真的有必要呢？这也就是后现代图书馆学者们所探讨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追求价值多元，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学界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至今没有提出一种获得广泛认同的图书馆学本原，这也是图书馆学界吸收后现代主义理论开展研究的一个原因。我国关于后现代主义图书馆学的研究以蒋永福先生的《不再追问本质：图书馆学理论的后现代走向》为起点，蒋先生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成果非常丰富且有代表性，但后期他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对于图书馆学是否应该追求本质提出质疑，表示应该 “摈弃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束缚，尊重价值观之间的客观差异性，从而走向多元价值观之间的民主对话和博弈选择，这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应然的后现代走向。”［11］

“知识交流论” 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 “元理论” 的探讨，尽管很多学者都不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元理论，时刻保持着一种谦卑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来接受其他学者的批评建议，但是探索图书馆学本质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同一观点的研究越来越深、越走越远，但是不同观点之间的壁垒也越来越高，这其实对于理论发展是不利的，后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开展研究，也许对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知识交流论的后续发展间接地对于后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结语

黄纯元先生在图书情报学研究的道路上除受其恩师宓浩的引导外，自身对于图书馆学事业奋斗献身、不断求索的精神也是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2019年是黄纯元先生逝世20周年，笔者以 “知识交流论” 为中心回顾先生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贡献，以表达对学界前辈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