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文化渊源与价值探析

谢宇萍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概述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性质

中国古代在监察制度上对于官员的多数称呼为“御史”，其中，“御” 一字反映的是古代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个人拥有和个人占有的现象。君主在统治的过程中，早已慢慢将监察制度作为解决与官僚之间冲突的工具，以清除所有与皇权抗衡的对手。因此，可以说，古代的监察制度是完全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古代监察制度是在维护现有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上，维护国家法律、法令和法制的统一，来监督政府官员在其位上的行为举止，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国家监督制度。

（二）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

第一，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形成了单线垂直的特征。在与行政机构的关系上，监察机构逐步与其分离，比如：在汉武帝时期，把全国分成13 个地区作为监察的地域，这些地方名为州部，每个州部设立特殊官职即刺史直接听命于皇帝，对其负责［1］。第二，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下，要更有效地行使监察权，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定的地位使被监察的官吏能够信服。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求监察官员的地位崇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俸禄要高得多。也以汉代为例，监察地方郡县的州部刺史，即便拿六百石俸禄，也不会顾忌拿二千石俸禄的官员，甚至会对其进行弹劾，这样能有效地行使监察职权。第三，对监察官员的选任，比一般行政官吏的标准更高。因为监察官员所担负的职责更大，不仅要求直言敢言，刚正不阿，而且要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博学多识。仅唐代对监察官的选拔就有6 条规定，如 “清要”“疾恶” 等。宋元时期，为预防出现权臣控制监察官来实现其不轨意图，规定监察官员不许宰相推荐，由皇帝亲选或御史长官自选，体现了监察官员来历的正当性和品行的纯良性［2］。

二、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文化渊源

（一）儒家文化

中国古代的监察思想产生于古代的权力制约思想。虽然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但对权力问题的探讨是个禁区，然而，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普遍关注中权力制约问题也得到了研究，监察制度的思想渊源由此萌发［3］。第一，儒家思想通过 “道德自律” 的途径，提出君、臣、民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要求，即 “德治” 思想。孔子在谈及为政的问题时，认为君主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必须要有自身端正的品质，不然难以令人信服。孟子也提出执政者的道德品质是影响他人修养的重要因素，只有至贤至德的统治者才能创造出 “一正君而国定” 的局面。同时，儒家还主张 “仁”，认为 “仁” 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孟子在此基础上，主张君子还要养成 “浩然之气”，也就是至大至刚。这对监察制度的权力制约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为制定担任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提供了参考。此外，儒家还主张 “谏议”，即言谏制约。“谏议” 是在君王违反了“仁”的情况下，臣子对君王的行为进行规谏，甚至是挺身抗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就是对臣子谏争之权的赞同，由此发展到后来的谏官。比如：隋朝设立的言谏机构为门下省，其主要职责就是百官奏事、驳正违失、“献纳谏正”。

（二）法家文化

法家思想产生于社会变革时期，这个时期腐败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对于权力制约问题更加注重。管仲认为，立国有三本，其重心之本在于 “吏治”，即任用官吏来治理国家和百姓。但是，法家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主张对臣下要有防范之心，制约之举，通过整饬官员队伍来实现统治。韩非子提出，“术” 有两个作用，一是控制臣，二是防止为臣下所控，概括为君子防奸术、君主察奸术和君主制奸术，使后来的君王运用 “明”“暗” 两种策略，通过监察来制权。比如：商鞅为防止官吏腐败，在利害关系不同的人之间建立相互监督的关系，以此维护专制统治，特别是在秦国的变法中实践了这一思想，建立起了强大的监督网，由此为设置回避制度提供了新思路。法家还主张以法律制约权力，“治法明，则官无邪”，用具体的法律规范来制约官吏的行为这一思想，有利于客观监察标准的建立，使监察活动更加规范化，实现监察目标［4］。

（三）道家文化

在道家文化中，老子以 “道” 为主旨，主张 “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用“道”制约权力，因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君王在统治的过程中不可任意妄为，而是应被“地”“天”“道”和“自然” 所限制。“无为而治” 其实是老子辩证法式的一种思考方式，并非主张不作为，而是在遵循自然规律和事物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因势利导，不刻意地进行干涉。如果违反了，就会出现一种“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权力的运用不规范和权力范围的扩大，导致权力不能真正发挥其自身的效用，违背了当权者进行社会治理的初衷。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老子还提出了 “百姓心” 的国家治理要求，虽然并没有清晰提出与近代的人民主权论完全一致的观点，但从侧面反映出了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人民的需求为依据来合理使用权力，同时认为在 “圣人” 和 “民” 之间有矛盾的情况下，只有以 “民” 为保障，带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大局思想来治理国家，才会拥有 “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格局［5］。老子的这些思想，使君主的权力运用从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出发，通过这种方式治理国家，以此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

三、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价值体现

古代监察制度在历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从战国、两汉时期的早期形态到唐宋元时期的基本定型，再到明清时期的最后发展阶段，其形成的监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这种薪火相传的制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监察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权威，这也是古代监察文化的政治要旨。与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不同，我国古代有独特的传统管理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我国一般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采取何种国家体制必然影响国家的监督制度，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统治，所以监察御史从产生起就担负着维护权威的神圣使命。第二，监督官员、规制权力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职能。朝代的更迭让历代的统治者吸取教训，无限的公权力会带来无限的腐败，而监察制度对于权力的监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古代从秦朝的御史府到西汉的少府衙门，从唐朝的御史台到明朝的都察院，虽名称有所不同，但监察机关的根本职权不变，在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始终扮演着权力制衡的重要角色。第三，道德自律、德法结合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又一重要色彩。官吏的道德自律要求他们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延伸到平居生活，秉持儒家的思想，追求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的品德，以此来实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6］的理想。在强调道德核心作用的同时，监察文化也体现着法治对人的刚性作用。我国古代制定了诸多惩治贪腐的严刑峻法，这些法规的约束主体庞大，规制内容众多，违法后果严重，是对官吏 “重典治吏” 的系统体现。早在西周时期，为确保司法审判公正，出现了 “五过之疵” 的规定，严禁司法官犯 “唯官、唯反、唯内、唯货、唯来” 五过，否则与罪犯同等处罚。治吏反腐的法律规范在古代从未间断，起到了预防和警示的作用，也是整顿官吏、肃贪倡廉的重要途径。

结语

经过历史的沉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成为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借鉴。这一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能够为中国现今的监察制度提供借鉴，让法治文化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