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理论下的翻译研究

苏 为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翻译是原语语言文化和译入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过程，而最终形成的译本是不同语言文化兼容和吸收的产物，是两种文化权力斗争调和的产物。翻译不仅是译介国外的文化和思想，更要多向外国介绍我国的传统和文化经典，以中国文化的话语去影响他国。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文学经典的译介是译者的民族使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翻译作为不同国家间文化沟通的桥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选择文本和翻译的策略与方法，自始至终都受到各种权力话语左右和操控。本文以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指导对翻译进行研究。

一、权力话语理论概述

权力话语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米歇尔·福 柯（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所说的“权力”并不是一个具体和狭义的概念，而是指一切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其中有有形的，即显性的权力，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等，也有无形的，即隐性的权力，如历史、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等，它们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施加控制与支配力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中，这些权力是变化的，是不同的。它们支配和左右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

话语，福柯认为其已超出语言学和文学中所谓话语的概念。在他的理论中，话语是权力的理论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在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权力与话语不可分割。任何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层面都具有特定的话语。这些权力话语所组成的网络控制和驾驭着其社会成员的思维行动以及组织规范，使社会所有活动都受到这种特定的话语定义的限制。文艺创作、翻译活动也同样受到各种权力话语的制约，是一番以作者或译者为一方而以社会机制和实践为另一方的商讨、争论、谈判之后的产物［1］。

权力通过话语实现，话语以权力得以表达，话语在权力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学作品的翻译既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还要受到译者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

二、权力话语理论与翻译

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翻译是不同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交流过程。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同，译入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翻译实际上是双重权力话语操纵下的产物。

（一）权力话语与译者

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的时候，既要理解原文本和原作者意图，又不能脱离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可见，社会政治和权力话语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和对文本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权力话语与译者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所处的文化环境下隐性权力话语的操控，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会体现出译语文化和时代的烙印。译者翻译时受到时代背景和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些隐性权力话语将支配或操控译者。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受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翻译重在传播文化信息，而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他翻译的作品连译带改，有时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葛浩文的翻译作品是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他强调译文要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口味，一方面体现了文化霸权主义使欧美文学在世界上获得强势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强势的话语权又增强了作品的权威性。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控较为隐蔽，译者并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在遇到不符合译语文化的内容时会对原语文本进行改译，需要处理好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强大权力话语操控和支配着译者，从而实现译作畅销的目的。译者通过翻译影响了作者的权力话语，对原作进行任意改动，带上了国家利益的烙印和意识形态的印迹。因此，译者的翻译无法超越译入语文化特定的社会权力话语和译者个人话语的制约。

（二）权力话语与翻译文本

翻译文本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语的意识形态，即原文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上的信息往往要符合译语意识形态的要求。虽然翻译活动要忠实于原文文本，但翻译不仅仅是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更是在权力操控下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翻译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交流过程，原文文本带着不同时期权力话语的烙印，译者在选择文本时，既要考虑语言，又要考虑历史和文化等意识形态因素。所以，什么样的原语文本可以翻译，如何对原语文本进行调整和再创作，这一切都将受到权力话语的考验。葛浩文翻译的文学作品共计52部，在这些译作中，选择的文本莫言的居首，共有9 部，他还翻译过萧红、苏童、毕飞宇和王朔等作家的作品，他选择的文本大都是当代文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谈到翻译的文本选择时，葛浩文说：“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我要挑一个作品，一定是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的。……美国一些书评家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都是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大部分作品都是译者挑选的。这不是一个良好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要负起责任来，可是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要求和原则。”［2］翻译不是文本之间的简单语言转换，而是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改造和创造。受权力话语的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翻译本质上是为某一特定目的对原文进行操控的活动。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三）权力话语与翻译策略

翻译过程中译者常采取以译语及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策略，用归化的手法对原文文本进行删减、增添或改写，以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原文本中有一句话：“孔夫子门前念《三字经》，关云长面前耍大刀。”他翻译成：“This is like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Confucius, or engaging in swordplay in front of the warrior Guan Yu.”在中国“孔夫子”“《三字经》”“关云长”是大家共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由于这些词背后都有一段典故或历史，葛浩文在翻译时考虑到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力，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醋”在中西方文化中所传递的信息不同，汉语中的“醋”表示一种嫉妒心理，而英语中则指尖酸讽刺的人，有的译本受汉语文化话语影响采取了直译的方法，有的译本采取了意译的方法。因此，绝对忠实的翻译几乎没有，翻译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翻译策略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受到特定的权力话语制约和影响。

权力话语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看上去“不忠实”的翻译，在某一历史时期会得到读者及翻译界的好评，而在另一历史时期却恰恰相反的现象。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译作，分析该译作当时所处的历史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将原文与译文对比之后作出正确与否或忠实与否的片面结论。

结语

翻译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信息传播和交际过程，是一种被权力话语所操纵与控制的活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都受权力话语因素的制约，翻译活动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历史政治和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权力话语，就会有什么样的翻译活动，这些权力话语因素控制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文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与方法等。可见，翻译不仅是原语权力话语和译语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更是一种受历史制约的且面向译入语的活动。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