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金冠曲玉象征内涵

林银雅（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曲玉是古代东北亚地区一种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首饰。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玦饰的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前的软玉玦饰，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已知最古老的耳饰，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1]现今东亚地区年代最古老玦饰群出现在距今7000-8000年前，大约分布在北纬40—50度地区，以辽宁西部为中心地区，北面达黑龙江东北部，横跨俄罗斯的滨海地区，由日本海进入北海道；南面则以燕山南麓题为界。《东亚玉器》的主编邓聪先生在作序文题为《蒙古人种及玉器文化》一文中提到，“根据今考古发现所知，玦饰很可能是起源于东亚的北部，其后在大陆由北而南徐徐扩散，又由大陆西而东向沿海的岛屿流传。”[2]

韩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曲玉是新石器时代用天河石制造的半块形曲玉，朝鲜半岛类似曲玉也出现于青铜器时代遗址北朝鲜平安北道大坪里和忠清南道安眠岛古南里贝冢之中。曲玉常见于支石墓中作为陪葬，是权力和名望的象征，这些曲玉遗址的年代估计是公元前1620年至公元前1310年。朝鲜半岛发现的曲玉历史比金冠的历史长，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对曲玉的历史以及其内涵研究的必要性。

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庆州是具有千年历史的都城，公元503年朴氏家族在此建立新罗王朝，①新罗取“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网罗四方”之意。公元660年和公元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公元670年—公元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统一，后称统一新罗。1921年9月一处民宅扩建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坟墓的封土，金冠冢随之被发现。冢内最先挖掘的文物是一个金冠，还有大量的金制品，遂将该坟墓称为金冠冢。因全世界挖掘出土的纯金王冠只有十余个，其中五个是从新罗古墓发掘，[3]《日本书纪》中称新罗为“辉煌的黄金国家”。

图1 新罗金冠（国立庆州博物馆藏）

图2 新罗金冠（国立庆州博物馆藏）

金冠冢大概是公元6世纪初的智证王（公元500年-公元514年在位）前后的国王的坟墓，但坟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尚未探明。金冠冢的圆形土堆直径50米，高13米，出土大量的金冠、金腰带、耳环、手镯以及马具、武器、土器（陶器）等文物，根据金冠样式和用途的不同分为外冠和内冠，刻上不同的图腾花纹，它代表着这一时代手工制作高超的艺术水平。金冠直径往往大于人头直径，都比较沉重，因此新罗君主可能并不日常佩戴，只有在重要的国家大会，或是重要的聚会以及正式的仪式性的场合才会佩戴。金冠会金光闪闪，寓意太阳，这是属于阿尔泰文化及西伯利亚萨满教的神树、神鸟、太阳崇拜的象征体系范畴，在金冠文化的装饰中可以找到这种文化脉络。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冠上的3公分左右的曲玉①在中国又叫“玉弯条形器”在日本又说“勾玉”等。曲玉呈月牙状，有首尾之分，首端宽而圆，有一钻孔，可系绳，尾端则尖而细。常见材质大多为翡翠、玛瑙、水晶、滑石等，偶见有陶土制品，但流传至今的不多，陶土材质不耐久存也是主因之一。目前曲玉的形状由来主要有七说：1. 动物獠牙说 2. 太极图形说 3. 胎儿形状说 4. 树木果实说 5.月亮形态说 6.太阳形态说 7.早期龙形态说。。

前苏联考古学家在1978年于阿富汗一个游牧民族显贵的坟墓中发现公元前1世纪的步摇冠（现藏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冠上虽有可摇动的叶子与串圆珠并没有曲玉。另外，在地中海发掘的公元前2500年的女王头部装饰品也是树叶金冠的形式，但也没有曲玉。可以说新罗金冠的曲玉是一种东北亚地域独特标志性的象征体系，而明确显示与其他地区发现的金冠之间的差别性。为理解曲玉的起源以及其象征内涵，首先考察东亚地区特有的玉文化及曲玉形态的特征研究极为必要。本文将以文献与实际文物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索于古代皇帝的陪葬品——新罗金冠的曲玉象征意义。

韩国考古学者金炳模在其《金冠的秘密——韩国古代史和金氏源流考》一书中提出金冠的神树形状、曲玉代表果实的见解，认为像树一样的金冠骨架来源于骑马民族历史上流行的神树崇拜，挂在骨架上的玉珠代表果实，金冠造型象征生命的出现和子孙的繁衍。[4]通过这些观点解释曲玉并不太妥当，因金冠的树形的表现方法以及材料的运用方面看曲玉与果实的形态有差距，曲玉不但使用于金冠，也广泛用于项链、耳环、腰带等首饰。尤其几件独立饰品曲玉更装饰佩戴了精致的黄金“皇冠”，使曲玉更加“人性化”“神格化”。

“玉有德”，古人认为玉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玉能使尸体不腐，起死回生，于是《周礼·春官·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记录。《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在南京博物院藏的2000年前的银缕玉衣是诸侯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只有帝王才有资格在驾崩时穿金缕玉衣，而诸侯死去时只能穿银缕玉衣，一般的贵族和长公主只能穿铜缕玉衣。西汉中期以后流行蝉形玉琀，用玉做蝉象征于死者灵魂的复活，蝉脱皮再生的隐喻。

有关曲玉的文献纪录如下：《楚辞·宋玉招魂》云，“砥室翠翘，挂曲琼些。”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叔师）《楚辞章句》注：“翠，鸟名也；翘，羽也。曲琼，玉钩也。”[5]可以看出形状弯曲的玉已在楚国的存在。殷墟妇好墓出有一件商代鸟负龙玉件，[6]造型作鸟踏云朵而背负龙，这种观念有时又通过将龙装饰于飞禽羽翅的手法得以表现，商代青铜器普遍有类似的题材，如殷墟妇好墓所见之鸮尊，不仅鸟首负龙，而且鸟翅也饰龙。[6]其所表现的鸟负龙升天的文化含义极为明显，龙与鸟的结合，其所传达的信息都是在表现龙星的升天。[7]

图3 B.C 2500年女王头部装饰品 （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图4 公元前1世纪的步摇冠苏联考古学家在1978年发现于阿富汗一个游牧民族显贵的坟墓（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图5 日本曲玉

中国的上古文献记载，夏代的社神名曰句龙，意即蟠曲如句之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士。”[7]《晋书·天文志上》：“弧南六星为天社，昔共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为星”。结合文献记载，以及古人希望死者升天的思想来看，曲玉形态为龙的可能性较高。

“句”古字通假为“勾”，在日本勾玉（曲玉）是并列入三种神器之一，为珍贵物品。日本天皇在继承王位的时候，需接收的三种神器是镜子、刀、勾玉。南北朝时期，《神皇正统记》，将镜、玉解释为慈悲化身，到了江户时代，又有儒学家将玉作为仁的化身。[8]这些神器象征天皇的正统性，曲玉在日本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八尺琼曲玉②八尺琼曲玉在绳文、弥生时代出现，古坟时代最为盛行大量发现玛瑙曲玉。配以圆形、管状曲玉串接起来，可作项链或服装、衣领等的装饰品。最初以动物、野猪的牙齿作材料，后来使用金、石、玉，其中硬质玉如玛瑙、水晶为理想。是日本的祭器和装饰品，也写作“八坂琼勾玉”。曲玉在日文中“玉”与灵魂的“灵”发音一样。《古事记》载，曲玉是玉祖神制作的，在天石窟前祭奠中，是和八咫镜一起被挂在常绿树上的宝物。[9]

图6 新罗曲玉（国立庆州博物馆藏）

《说文》释“灵”字时说：“巫也，以玉事神，从玉。”玉是通神、通灵的神物，赋予其特殊的形饰，以便与神灵沟通。[10]古代先人们以玉来雕制各种神灵形象，这是崇神的同时，也隐含着崇玉。玉文化的思想精髓就体现在天道方面，[11]被赋予了人的理想化、道德化，可以看出古代东亚地区的曲玉是一种崇玉思想引起的产物。因此东亚文化圈的新罗曲玉应在东亚玉文化的历史大范畴中找到文化根源，理解其象征体系与内涵。

汉字“蜀”象虫形，所指为野蚕，野蚕形体较小，两额有黑斑一对，似眼。古造字时特夸大其目，或曰象蚕吐丝之形。蜀山氏最先重视野蚕，创造出捨茧制丝的氏族，西陵氏的嫘祖介绍其法中原，中原不忘其法所来自，而称他们为“蜀山氏”。[12]蜀之始祖人物，名“蚕丛”教民桑蚕。汉代扬雄《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任乃强氏认为“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饲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蜗娟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嫘祖大致是属于蜀山氏中蚕丛氏部落的女子，后来被奉为古人崇拜的神灵“蚕神”。祭祀蚕神称为“蚕示”，典祀十分隆重。由每年祭祀蚕神以求丰收的行为可知，蚕桑也属重要的农业收成。蚕神，乡民尊称为“蚕王菩萨”“蚕花菩萨”或“蚕花娘娘”，有“伏羲化蚕、嫘祖始蚕”之说。“嫘祖始蚕”早见于宋·罗泌的《路史·后记五》：里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螺祖。”①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关于西陵氏部族的地望和媒祖故里的认定存在10余种观点，河南有三地：开封、荥阳、西平；湖北有四地：宜昌、远安、黄岗、浠水；四川有三地：盐亭、茂县、乐山。还有山西的夏县、山东的费县和浙江的杭州。熊超、胡兴明、叶楚华《湖北茧丝绸文化初探》，《“一带一路”战咯与蚕丝行业发展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蚕丝纺织自黄帝时期已经有四、五千年历史，据说嫘祖是黄帝的妻子，蚕丝的创始人。中国最早被外域称为Cina，也是中国与最早养蚕丝的国家有关。在西周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种植桑树，育蚕缫丝，生产各种丝织品，至春秋时期蜀地已有蚕桑丝织业，长江中游楚地在春秋时丝织业必然已很发达。安阳殷墟曾出土过一个雕琢成形态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或绢帛，甲骨文上亦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记载。同时在中国古代桑蚕养殖的特有的蚕品种之一龙角蚕外形与传说中龙相似。

“先蚕”素向是被看做上天所赐神物，以崇高的神的化身来祈祷、祭祀，而且祭祀蚕神仪式十分隆重，卜辞中留下不少这样的占卜记录，比如，“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指一年中置闰的那个闰月)。这意思是，“某年闰月，占卜祭元示（上甲）用了5头牛，祭蚕示用了3头牛”。占卜所说：“元示”即指殷人最受崇敬的老祖宗上甲微。蚕神与上甲徽并祭祀，可以看出“蚕神”是古人崇拜的神灵，足见对蚕神的崇拜已到了极致的程度。[13]

图7 西周蚕形玉

图8 春秋战国蚕形玉 河南三门峡上村令

在红山遗址中，在墓葬死者的身上或身边发现蚕蛹等蚕母的造型，蚕的造型也出现在距今已7000多年的浙江河姆度遗址出土的象牙盅上；江苏梅堰出土的黑陶上，也刻有家蚕图形；而山东济南的西周墓中出土了玉蚕实物，系统地表现了蚕由小蚕、眠蚕、大蚕熟蚕的整个发育阶段。[14]山西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陶蚕蛹，[15]在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遗址发现了二件陶蚕蛹，西周晚期墓中同样有很多形态像蚕虫玉器出土。中国古代的铜鼎上面也有桑蚕图像。现藏于中国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尊春秋战国时期的异常精美的宝物曾侯乙墓尊盘的蟠螭纹②是中国古代玉器或青铜器上的装饰的一种，盛行于战国时期。螭是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装饰纷繁复杂，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蟠龙蟠螭，都是龙。[16]这里的“蟠螭纹”实际上蚕形象非常浓厚。曾侯乙墓的长方形铜禁饰有尖浮蚕纹，同时代的《束腰鳞纹升鼎（附匕）》上有各种姿态生动的蚕的形状。

图9 春秋战国 曾侯乙尊盘

西伯利亚考古学家阿尔金在研究过红山文化中所谓的“猪龙”后，推论红山“猪龙”形象和猪没有关系，而是源自古人对幼虫的观察。阿尔金教授与昆虫学家合作，确认了这些“猪龙”实际上是模仿自叶蜂（Tenthredinoidea）、金龟子科的甲虫（S carabaeidae）等类昆虫的幼虫。他更进一步推测，殷商玉龙形貌来源应该也和“猪龙”相同。[17]龙的崇拜象征农耕文化的重点，因为在农人的生活中充满甲虫、蛾、蝶、蝇、蜂等昆虫，遍及地下、天上。身处农耕文化的人们熟识各类昆虫，很自然会关注昆虫而赋予神化造型。古人认为蚕具有天神性质的神圣动物的特征，因此古代东亚人大量制作蚕玉，相信蚕拥有龙的核心神能。蚕变为龙，龙的造型来源于蚕的崇拜以及其神化过程的产物。《日本神化》是古代东亚地区范围东夷文明的一部分，从谷神化五谷时，头部变成蚕，可以得出蚕为什么能神化成龙。

图10 《束腰鳞纹升鼎（附匕）》春秋，（河南博物馆藏）

图11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高26厘体蜷曲玉龙

在东亚“以玉为神”的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中可以找到曲玉的根源和形态的意味。红山文化玉器群最为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动物和人物造型异常丰富而发达，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动物形象，所代表的都是各种神灵。[18]其中龙题材制作玉器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早期红山文化中被发现大量C形龙——无爪、无鳍，无角的“C型玉雕龙”，红山玉龙的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祭祀有关的祭祀器。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类似龙形的纯白色石雕刻蚕，长2.4厘米、直径1厘米，通体扁长方形，前端刻有一圆孔，新罗金冠的曲玉前端也有一圆孔，相比之下红山刻蚕更为写实而新罗曲玉更为抽象。与金冠冢同时期的新罗金铃冢墓的主人头部附近发现的两件土俑，其中主人土俑戴帽子比仆人土俑稍微大一点，表示两者有身份的差异，值得关注的是人后马背上的杯状器皿里的蚕是只有主人土俑拥有，可见该蚕形装饰的等级高贵。

骆宾基在《中国上古社会新论——《金文新考》外编》中谈到“古龙之原体如虫，本为蚕”[19]的见解。另外，通过甲骨文 与青铜文字“辰”字解释道“是种生物，是传统视为圣虫的蚕！金文所象，有尾有钩，或首趋于一角在寻作茧处，而最后所引的已是吐丝如网，是为“苍龙”来源之本。”[19]新罗是古代辰韩（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此“辰韩”仅指地域，而非真正的国家实体）的后裔。“辰”字不但意味“龙”之本源，且表示天文星座。“辰”与蚕的联系则较为隐晦。玉蚕形态从比较写实，到逐渐简化，成龙的现象，这是蚕为龙精的古代先人思想的映射，而其形象的表现是具象到抽象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

图12 新罗金铃冢墓的主人头部附近被发现的土俑 主人土俑23.4cm，仆人土俑21.3cm

三垣二十八宿所代表的东方星座对整个东亚文化影响深厚，古代东亚地区壁画的四方位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形象的二十八星宿。龙是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古代中国人们心目中的神，龙的起源多元，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紧密相关。龙图腾是中华远古文化最主要的动物图腾形象。“龙最后成为华夏各部落、各民族共同崇拜的对象”[20]古代先民对龙的崇拜只是源于东方的星宿。蚕与龙都具有天文星宿的意味。龙的形象源于星象，商代甲骨文与金文的“龙”字实际取象于东宫七宿，二者所体现的龙的身体部位与相应位置的星宿名称竟完全相同。孔颖达《正义》：“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共为苍龙之体，南首北尾，角即龙角，尾即龙尾。”[21]

衔尾龙并非祭天玉器，而是具有天文历法内涵的神圣装饰玉器。中古文献把衔尾龙称为“蟠龙”“蟠”通“盘”，训盘曲。[22]30可以说，“龙星”崇拜体现了中古以后天子对位“龙星”衍生出的“天子”崇拜。[22]36

龙之体亦称“大辰”。东方七宿为苍龙，“蚕为龙精”，指蚕即大辰之精。蚕吐蚕丝，这一行为衍化为龙的“喷水”。龙和凤凰总是连在一起，而蚕虫之后是飞蛾，这还可想象雌雄飞蛾与凤凰的联系。张远山在《黄帝轩辕，玉帝玄鼋——黄帝族祭天、威仪、装饰玉器总论》一文中提到玉璧中有钻控，标示北极“帝星”循环旋转。早期的红山黄帝族，通过观察发现北斗七星围绕北极帝星旋转的天文星象，于是把四季北斗及其围绕北极帝星的旋转线，拟形为勾云形器“玄鼋”。然后红山黄帝族又根据勾云器“玄鼋”，创造了本族的北极天帝造型：勾云形天帝“轩辕”。[23]看来曲玉的旋转线与天文星象有密切关系。

蚕性别混淆，因此蚕神雌雄合体的特性，战国时期荀子《蚕赋》描述道：“蛹以为母，蛾以为父”。[24]蚕的雌雄共存是阴阳共存的。

《庄子g庚桑楚》有一句话：“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将虫的能力和天作了联结。在《大戴礼记·易本命》中，以虫为天灵的概念则更加明显：“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裸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凤凰、麒麟、神龟、蛟龙，都是具有天神性质的神圣动物。[25]有关蚕和龙的神秘联系，蚕的头似马，蚕的嘴部向外突出，蚕（龙）与马相通，郑玄《周礼注》引古《蚕书》解释：“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搜神记》中有马变蚕的“蚕马传说”。[26]

此外，在古代人宗教意识中，蚕—龙—虎三者同类，也可互相转化。《山海经》将虎蛟（龙）并称，巴蜀文化几乎所有的“虎纹”都呈现蚕样的形状，“蚕在把书符号中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即可幼化为为蛇，也可神化为虎；所谓巴蛇、白虎云云，不过是蚕的不同隐语。”虎、蚕的特征兼具的“一弯曲的蚕体”。[27]因此蚕形图像有多元化的内涵和喻义。

古代东亚地区新罗的黄金冠上的曲玉是一直以来考古学者的疑问，引起各种说法。东亚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玉器，是曲玉研究的重要线索，它是古代东亚地区人们的崇玉思想与农耕社会蚕文化引起的蚕崇拜思想结合。在蚕崇拜思想的影响下，蚕逐渐演变为简化龙的现象。蚕短暂一生的生命历经黑卵、白虫、蛹、飞蛾几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多次变化的特性使其具有再生的神性。蚕一生有静中动，动中静的状态也具有道教二元化思想含义。新罗金冠冢中代表帝王权力的金冠上的许多曲玉应该具有蚕神的喻义，表达羽化重生的核心概念，希望已死去的帝王获得再生的能力，这与当时新罗社会非常重视的佛教轮回思想相通。最终，蚕龙源于天文星宿星象的意味，古代皇帝被认为是天子，人们认为天子去世是天上的龙接天子归天，所以这是以玉龙象征，天子死后回归天上的紫微垣的意思，这是东亚地区特殊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