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弘时期吐蕃佛造像赞助研究①

袁 玥（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西藏佛造像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组成部分，从公元5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藏发展至今，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更令人着迷的是这一体系背后所折射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复杂且缜密的关系，这些关系集中反映在持续千年之久的佛造像赞助活动上，又在不同阶段呈现各自特征。前弘时期，吐蕃经历了佛教传入到逐渐普及的曲折过程，从不知佛造像为何物，到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进佛造像赞助中。

一、前弘时期吐蕃佛造像赞助人类型

西藏主要佛教史籍对佛教最早传入吐蕃几乎无一例外记述为拉托多聂赞普时期②约为公元5世纪前后。。据《西藏王统记》载：

“某次，王坐于不建自成之雍布郎卡宫堡顶层时，果如昔薄伽梵在竹林精舍所授记，为佛教将显扬于藏地，预示缘起，则有天下降《宝箧经》、六字大明心咒、《诸佛菩萨名称经》、一肘量黄金宝塔、旃陀嘛呢印模、母扎手印等，伴同日光降于王宫顶首。并从空中授记云：汝五世后，将出一王，能了斯议。王于此等宝物，虽生稀有之心，然究属何以，未能晓达，遂为宁布桑瓦……。”[1]46

此后数代赞普虽未解其意，却一直将宁布桑瓦作为圣物，供奉朝拜。后来的学者分析，西藏各类史籍或传说对这段事情的记载，至少说明佛教于公元5世纪左右拉托多聂赞普时传入西藏，是当地人不曾了解的新事物，并且隐晦地表明佛教传入与吐蕃王室间根深蒂固的联系：天将神物不是被别人发现的，恰是和赞普有了最早的接触。这基本奠定了前弘吐蕃佛造像赞助活动的基调：王室主导下的佛造像活动。

根据《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等主要史料记载，从拉托多聂赞普到朗达玛灭佛前，吐蕃佛造像赞助人主要可以分为下述几种类型。

1.悉补野王室赞普

从雅砻河谷逐渐壮大的悉补野王室，是吐蕃信奉佛教的主要倡导者，也是吐蕃前弘时期最主要的佛造像赞助人。自二十七代赞普拉托多聂接触佛教圣物开始至松赞干布，吐蕃前弘佛造像活动正式开始。松赞干布一生兴佛倡佛，迎娶赤尊、文成两位公主，从尼泊尔与大唐各自请进了释伽牟尼佛祖等身像，以及大量的佛教典籍、佛造像工匠。修建镇边、重镇等庙和绕木齐寺，造觉阿十一面观音像，颁布十善法律，令藏民信佛尊佛，又为后来藏民福利，秘密伏藏。

松赞干布后，历五世至赤德祖赞，复又成为佛造像的主要赞助者。赤德祖赞遣人迎请佛密、佛寂两位班智达虽未成，但使者熟读五部大乘经典，制成五大经函带回，赤德祖赞分建五寺安置。

至赤松德赞，建桑耶寺，促七觉士，大力兴佛。在桑耶寺内造佛菩萨像，作《宝集丁顶陀罗尼》《大波若经本事品》《大云经》《大游戏经》《稻秆经》《文殊根本续经》《清净地狱续经》等连续精美壁画。

复有牟尼赞普三均财富供养佛，持续修建桑耶寺，提供造像赞助。后复有赤德松赞间甲德噶琼寺，立兴佛盟誓碑，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遣人在藏东地区进行佛造像活动。

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出现了前弘时期末的最后一次大力兴佛之举，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效仿其先人延请译师、延请尼泊尔、李域善巧工艺匠师修建寺庙，修造佛像，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确定了吐蕃“七户供佛”制：“于每一沙门，供民七户以服役”，间接促成了吐蕃全民层面进行佛造像赞助。

2.王室其他成员

据现有吐蕃主要史料记载，前弘时期，除上述数位赞普外，对佛造像赞助有明确记载的还有松赞干布的王妃：赤尊、文成两位公主、象雄妃黎娣缅建泰甫果巴寺，茹雍妃建查拉路普岩山庙、米芒才神殿，芒妃墀江建叶尔巴寺，弥药妃建逻娑卡扎寺②《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关于所谓五妃,又有茹雍妃与弥药妃相同的说法。。赤松德赞的三位王妃：卓萨·绛曲准、蔡邦萨·美多卓玛、卜容萨·甲摩尊等。其中，赤尊、文成两位因其身份地位，且均来自比吐蕃信奉佛教更早的地区，所以在佛造像赞助方面介入程度远比其他王妃要深入。

表2 前弘时期主要王妃建寺造像赞助活动一览③整理自《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吐蕃史》。

3.贵族

前弘时期，直到赤松德赞修建桑叶寺时，史料中才明确出现了贵族大臣赞助佛造像的相关记录，《西藏王统史》中记载：“王敕诸臣及吐蕃属民悉来服役”，这种赞助很可能混杂了接受命令等复杂因素。前弘时期，主要参与佛造像赞助活动的有下列贵族代表：许布·白季僧格、那囊·杰刹拉朗、恩兰·札达路恭、秦·多吉哲穷④赤松德赞修桑耶寺前，曾与信佛大臣伦布桂商议，史载“不依烦难事，鲜成易就功”。但后未记述伦布桂有何具体赞助行为。、桑格祥钦波·卓·赤赞扎贡布杰等。

4.高僧

赤松德赞时期的高僧益西央主持督造、修建了藏东地区至少三处以大日如来位主供佛的摩崖石刻，是高僧赞助的代表性人物。至热巴巾时期，王之受供僧娘·霞坚与少数臣僚在拉萨东面建噶鹿及木鹿二寺，南面建噶瓦及噶卫沃，北面建正康及正康塔马等六寺，也属典型的高僧赞助佛造像。

5.平民

前弘时期，佛教在吐蕃逐渐传播的过程中，遭遇了与原有宗教苯教的强烈冲突，悉补野家族内部也存在佛苯之争的对抗，在贵族、臣属、直至平民不同群体中，亦是如此。这一时期参与佛造像赞助，更多的是以按照政令供养寺僧、服劳役建寺庙、成为工匠、画师参与造像等方式体现的。

“王极欢愉，悉予允诺。尔时王以酒食，赏赐藏民，恣其满足，然后委以劳役。如令引砖，或令筑土，或为上泥，遂将殿堂下层修造完竣。”[1]103

6.“佛教传说人物”赞助

在《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等反映吐蕃历史的主要典籍中都描述了松赞干布建造大昭寺时，龙王、罗刹王、夜叉、摩诃哥罗、吉祥天母等提供护佑、建寺造像赞助的情况：

“又罗刹王十颈楞迦亦来，献王黄金一盆云：‘王之神庙，设有火大灾厄，我愿为护佑，请王为我塑一身像。’ 又夜叉纳迦俱吠罗亦来，献金缕衣一袭云：‘王之神庙，设有四大灾厄，我愿为护佑，请王为我塑一身像。’ ”[1]103

尽管上述文字描述的赞助人是佛教传说中的人物，但从这段记载中似乎可以解读出有趣的两层意思：一是赞助人和佛造像的密切关系：赞助人可以要求造像的题材与造型。二是前弘时期佛造像赞助的具体内容可以是货币或其他物质财富，还可以是某种服务。

二、前弘时期吐蕃王室代表性佛造像赞助活动

纵观吐蕃前弘时期佛造像的王室赞助活动与其信佛倡佛的具体措施是彼此呼应的，赞助的具体方式总体包括以下几种。

1.直接出资出物修建寺院修造佛像

吐蕃时期，大量佛寺的建造都包含有佛造像活动，包括雕塑、壁画等。吐蕃王室在赞助寺院佛造像活动时直接出资与提供物料两种形式并存。

(1)直接出资赞助佛造像

吐蕃相关史料中，数次出现王室直接出资赞助建寺造佛像的情况。松赞干布兴建昌珠寺时，史料记录了当时佛像的造价：

“分别用黄金八升、七升、六升、五升及四升等不同规格浇铸而成的佛像是：毗卢遮那、金刚心母、宝生、无量光及释迦牟尼等，风格各异 ……”。[2]125

除黄金外，盐也是吐蕃时期重要的一般等价物。松赞干布的茹雍妃在查拉路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盐价已涨至八十倍时。“每雕崖粉一升， 其代价即给盐一升，由是在崖上雕凿成转经堂。”[3]135

(2)提供物料赞助佛造像

除了直接提供资金以供佛造像外，吐蕃王室还会以提供物料的形式赞助佛造像活动。《西藏王统史》记载修建大昭寺时：

“尔时王以酒食，赏赐藏民，恣其满足，然后委以劳役。”[1]103

赤松德赞兴建桑耶寺时更是大费周章，不仅提供建寺之资金、物料，还包括开光与日常之物料供养。桑耶寺铜塑、泥塑、木塑佛造像、壁画、曼陀罗等佛造像内容丰富，具体参见下表3。其中层转经绕道的南西北部分即为赤松德赞为桑耶寺开光即日常所准备的一部分供养。《西藏王统记》中也记载了赤松德赞为桑耶寺开光准备的情况：

“为开光故，备办无量饮食受用，召集所有属下臣民，举行庆祝，仪极庄隆。赞普复以黄金献呈于大阿褚黎菩提萨埵。开光盛况之连续画绘于大首顶正殿门后与转经绕道两旁。”[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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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弘桑耶寺佛造像情况一览①表中信息整理自《西藏王统记》。

2.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寺院修建、佛像修造

西藏史料中有关前弘时期王室直接参与寺院修建、佛像修造的集中体现在大小昭寺、桑耶寺营造中。据《西藏王统史》记载，松赞干布多番化身，直接参与了大昭寺的修建：

“王复变化化身，筑墙四昼夜，木工六昼夜，盖顶两昼夜，共七昼夜，即将绕萨下殿，全部修造完毕。”[1]105

此外，赤松德赞妃卜容萨·甲摩尊建布泽金殿洲做金刚界曼陀罗形时：

“为诸塑造修建等匠工，每餐送食品十三种，因报此德，故所做工艺，亦有十三种殊胜。”[1]154

尽管王统史中松赞干布的化身造像充满了神话色彩，但是从过程中尼妃“焚香做净”，文成公主“详为推算勘舆”，以及赤松德赞妃卜容萨·甲摩尊“每餐送食品十三种”等等行为来看，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吐蕃王室佛造像赞助绝不仅限于提供资金物料，而存在更深程度的介入与参与。

3.主动求取

王统史中记载松赞干布求娶赤尊与文成两位公主的皇家联姻事件中，或多或少也包含了主动求取佛像的因素：

“旋于自然生成之旃檀像前恭敬祈祷。即由圣象心间放二光明，一往东方，一往西方。……循其所向西方观之……公主名赤尊……若迎娶之，则世尊寿八岁之身像并一切大乘佛法，皆可输入吐蕃。又循其光明向东观之，见汉土唐主太宗之女公主……若迎娶之，即世尊寿十二岁之身像并诸一切大乘佛法皆可输入吐蕃也。”[1]66

4.通过颁布政令或规定臣下属民共同参与佛造像赞助

如果说松赞干布修造大昭寺时采取的办法属于临时政令与雇佣、劳役混合的话，那么到赤松德赞建桑耶寺时已经明确为“于是王敕诸臣及吐蕃属民悉来服役”[1]149。至公元779年三宝齐聚的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颁布两道兴佛证盟诏敕，由赞普父子即赞蒙主盟，令所有大小臣工一同立誓，永行佛法，不离不弃，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2]84。证盟中提及的“王宫所属之僧团”的供养已经明确由政府负责：“诸僧侣之生活有吐蕃政府机构提供，（这些僧人）虽为（赞普）属下，但却被敬供于头顶之上。”[2]85并且明确了吐蕃内府供养三宝的政策：“其时及其以后，佛教三宝及僧侣之供养，均由大内府供应。”[2]85

图1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2017年摄于桑耶寺广场)

赤松德赞的兴佛证盟使桑耶寺成为宗教中心，且经济独立，不必纳税，不必承担军事劳役，佛教寺院逐渐成为一个特权与政治实体。公元798-815年，赤德松赞继承父志大力兴佛，于拉萨河下游建造噶迥多吉英寺，颁布不准毁坏佛教、坚守三宝诏书。在此基础上，兴佛措施更进一步，包括确立佛教为王室教育中重要组成；不论贵胄平民，鼓励出家；在社会地位、财税与司法豁免上优待佛僧；首度任命僧相，位列诸相之首。至热巴巾，确立7户养僧制，令“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2]173凡此种种，从政府制度层面，充分保证吐蕃王室佛造像赞助有序进行。

三、前弘时期吐蕃贵族大臣私家赞助佛造像活动

前弘时期，雪域高原佛教初兴，悉补野王室一力倡佛，是最主要的佛造像赞助人。此外，部分贵族大臣是这一时期佛造像赞助活动的重要补充。不同于王室，这类私家赞助者内部有明显差异。

1.奉命行事，赞助佛造像

从松赞干布造大昭寺时的“遂偕臣民，悉来所填湖上”“王以酒食，赏赐藏民，恣其满足，然后委以劳役”，到赤松德赞建桑耶寺“王敕诸臣及吐蕃属民悉来服役”都说明前弘时期存在臣工奉王命修造佛寺、赞助佛造像活动的情况。表3中桑耶寺四大梵塔根据分别为许布·白季僧格、那囊·杰刹拉朗、恩兰·扎达路恭、秦·多吉哲穷四大王臣作为监工修造[1]153。四臣均属吐蕃大家贵族子弟，具体见表4，特别是个别家族属于典型的崇本抑佛家族，如那囊氏，即赤松德赞舅家，《拔协》记载那囊氏马向·春吉巴及其家族崇苯反佛，赤松德赞幼年时由其代摄政务，后赤松剪除方得亲政[1]287。由此可推测赤松德赞亲政后建桑耶寺时，那囊氏大臣佛造像赞助更多出于奉行王命。

表4 桑耶寺贵族大臣佛造像赞助活动一览

2.笃信佛教，主动赞助

赤松德赞时第一批西藏本地僧人是从贵族子弟中产生的“七觉士”。臣工中不乏笃信佛教者，开始主动赞助佛造像的活动。在当时吐蕃境内，今天四川石渠县长沙干马乡须巴神山留存有吐蕃佛造像摩崖石刻遗迹，这批摩崖石刻共13组，造像题材有禅定印毗卢遮那、佛、菩萨、飞天、供养人等，大部分有藏文题记，个别有梵文、汉文。

第7组造像藏文题记8行，另在佛像右边有一汉字“王”。译文内容：

“福德自然成就像；授予一切修行法；遍布大胜菩提心；天然成就如智慧；不得有损空性观；坚固不催如雍仲；真理之尊大日佛；向您敬礼并祈福！钟之弟子□孟勒，恭敬之心……”[4]

“钟”在吐蕃时期至少有两层不同指向:一为爵位封号。公元752年，吐蕃兼并南诏后，对南诏王阁罗凤的封号即为“赞普钟”，设年号为赞普钟元年；二为姓氏和地名。据《拔协》和《第吴宗教源流》记载，“钟”的姓氏在吐蕃前后弘佛教过渡时期的人物中曾多次出现，此地就日喀则昂仁县一带。根据造像特点、题记内容（明确出现赤松德赞父子）与古藏文文法，须巴山13组摩崖石刻断代不早于吐蕃赤松德赞，约在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左右。

伴随佛教国教化进程的加深，至热巴巾时期（公元815-836年），赞普崇佛达到新高，如楚布江浦建寺碑所载：

“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2]173

在此背景下，信佛臣工自发主动赞助佛造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阿里地区普兰县细德村北侧的观音碑提供了当时信佛臣工赞助佛造像的有力证明。

依据观音碑造像特点、题记及内容断代该碑时间为前弘热巴巾时期火马年（826或838年），具有明显的古印度特色，碑文祷词为大乘佛教内容，碑文中明确出现供养人的信息：

“桑格祥钦波·卓·赤赞扎贡布杰所立。”[5]

“祥”即汉语舅，此处专指赤热巴巾赞普王妃家族的兄弟。“卓”为家族名称，是吐蕃时期有名望的家族，多代与吐蕃王室联姻。家族控制范围主要在“堆”即今天拉孜以西地区，包括阿里、普兰，卓·赤赞扎贡布杰在当时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图2 须巴山摩崖石刻第7组题记（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图3 普兰观音碑所在地

图4 普兰观音碑正面观音浮雕造像拓片及两侧碑文

四、前弘时期吐蕃高僧赞助佛造像活动：赞助者与生产管理者双重身份兼具

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麓汉藏交接的西藏昌都芒康、察雅、青海玉树等地发现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题记中，多处出现僧“益西央”主持修造的信息。经过梳理现有藏东地区吐蕃石刻的研究文献，发现高僧益西央很可能兼具了赞助者与生产管理者的双重身份。

昌都察雅仁达香堆镇仁达拉康内造像的题材为大日如来佛像及八大菩萨、二飞天等，以往研究者从考古图像本身的考订入手，对此处石刻的题材、定名、造像风格、组合关系等方面给予了较多关注。藏文题记铭文释文中关于赞助者与生产者的信息抄录如下：

“猴年夏，赞普赤德松赞时，宣布比丘参加政教大诏令，赐给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莱莫赞等，众君民入解脱之道。诏令比丘阐卡云丹及洛顿当，大论尚没庐赤苏昂夏、内论□赤孙新多赞等参政，初与唐会盟时，□亲教师郭·益西央、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为愿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书此佛像与祷文。安居总执事为窝额比丘朗却热，色桑布贝等；工头为比丘西舍，比丘□□松巴辛和恩当艾等；勒石者为乌色涅哲写及雪拉公、顿玛岗和汉人黄崩增父子、华豪景等。日后对此赞同者，也同获福泽。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等地亦广□写，□写者为比丘仁多吉。若对此佛像及誓言顶礼供养者，无论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恶语戏骂，即得疾病等诸恶果，水坠恶途；法律也对反佛者，从其祖先亲属起施行□□□。故无论任何人均不得詈骂讥讽。”[7]64

另有汉文题记，其中可辨内容为：

“大蕃国”“皇帝”“都料僧马”“同料僧⋆”“匠浑天”“甲申岁”。

另一处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南约20千米处，共有9尊浮雕佛像，主尊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龛内正中为浮雕大日如来像，左右两侧浮雕八大菩萨，近期考古发现，在造像的东西崖侧上均有多种文字的题记，释读如下：

狗年，浮雕众佛像及缮写如上所有经文之祝愿等等，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世君臣、施主及一切众生之故也。此乃比丘大译师益西央主持、工巧比丘仁钦囊则、佳布藏、华丹及工匠人等均行妙善事业，具无上福德之力。崖面所造佛像、经文及三宝所依之处，众生之任何人或目睹，或触摸、或听闻，或忆念，其福德及智慧之力，均回向赞普父子及一切众生，登于无上之菩提也。此愿！①此处藏文题铭的汉文释文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华青道尔吉博士参考王尧释文重新释读。

题记中的“狗年”，为“今上赞普赤德松赞”之藏历“狗年”，即公元806年，相当于汉地唐宪宗元和元年。此处造像的主持施工总领为“比丘大译师益西央”，另有藏、汉两族的工匠比丘仁钦囊则、佳布藏、华丹等人参与施工开凿，其造像工程的组织形式与前述西藏昌都仁达摩崖石刻极为相似，可以基本肯定为同一造像团队。

图5 昌都察雅仁达摩崖石刻大日如来及八大菩萨（2018年夏摄于仁达拉康）

图6 昌都察雅仁达拉康内古藏、汉文题记（2018年夏摄于仁达拉康）

图7 昌都察雅仁达拉康内石刻造像二飞天旁汉文题记照（2018年夏摄于仁达拉康内）

另在今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境内，也发现了一处名为“扁都口”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在石刻原来的位置上现修建有一座寺庙，名为“石佛寺”。此处摩崖石刻内容为一佛二菩萨，在阴线刻的佛像下方，横刻有两排古藏文题记，汉译为“为了赞普的福德和众生的福祉，比丘巴果·益西央监制”。造像的风格特点与前述几处汉藏边界的吐蕃时期摩崖石刻完全一致，从题记上看此处的“巴果·益西央”与前文所论的益西央亦是同一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三处明确有益西央名号的吐蕃摩崖石刻。[6]

据王尧、石泰安、阿米·海勒、才让等学者的分析，益西央是著名的译师布·益西央，通晓藏、汉、梵文，曾连任赤卡寺墀巴[7]，应生活在赤松德赞（公元742-797年）至朗达玛（公元838-842年）时期。从几处藏东佛造像汉、藏文题记以及学者们对于益西央身份的研究来看，高僧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乌”一带多次组织修造佛像，且组织管理井然有序。在造像生产管理分工上，包括 “主持”“监制”“安居总执事”“工头”“勒石者”等。仁达拉康佛造像题记有关生产管理分工最为详细，益西央与比丘达洛添德、格朗嘎宁波央等“书此佛像”，总执事由两位比丘担任，很有可能与汉文题记中的“都料僧马”一致，相当于都料匠，参照唐代，都料匠是当时专门从事建筑设计施工的人，柳宗元在《梓人传》中记载：“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负责仁达拉康内造像营造。工头由至少三位比丘共同担任，可能与“同料僧⋆”一致，勒石者即石雕石刻工匠则汉藏工匠皆有。高僧益西央领导一个兼有藏汉僧人、工匠在内的造像集团，以其修习故地青海赤卡（赤噶）为中心，在广阔的汉藏边界地带开凿出大批带有汉、藏或汉、藏、梵多种文字题铭的造像，兼具了赞助者和生产管理者双重身份。

图8 甘肃张掖市扁都口摩崖石刻（采自《西北甘青地带吐蕃、西夏时期佛教遗物考察行迹》）

图9 甘肃张掖扁都口摩崖佛造像藏文题记（采自《西北甘青地带吐蕃、西夏时期佛教遗物考察行迹》）

五、前弘时期吐蕃公众赞助：制度与观念作用下的平民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中，尚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这一时期公众通过市场成为佛造像直接赞助人，更多的是奉令供养寺僧、服劳役建寺庙、成为工匠、画师参与造像。结合吐蕃佛造像大量不具名的情况推测：第一吐蕃佛造像具名需有一定身份资格，或王室，或贵族大臣，或督造主持工程者，或主要参与工匠。第二，吐蕃时期佛造像，以大型石刻造像、铜像、寺院连续壁画为主，造价较为昂贵，公众在制度与观念的共同作用下，执行或响应王命，间接的参与到佛造像赞助活动中。

六、前弘时期吐蕃佛造像赞助特征分析

1.经济与政治因素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佛造像赞助程度的差异

前弘时期佛造像赞助中，吐蕃王室表现最为活跃，无论是上文中所列举的松赞干布及其王妃造大、小昭寺、四边压寺、四再压寺、四压肢寺、九对治寺、帕崩卡、昌珠寺、扎叶巴寺、查拉鲁普石窟等，还是赤松德赞及其王妃建造桑耶寺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经济层面看，前弘佛造像动辄建寺、铸像、做连续壁画、雕大型摩崖石刻，所费颇高，非财富充盈不可做到。是以，由政府财税体系为基石，由吐蕃内府保障供给，并以政令等强化执行的王室赞助成为主流，偶见部分大族臣工或高僧成为佛造像赞助的重要补充。

另一方面，政治因素深藏在佛造像赞助活动背后。尽管西藏王统史、教法史都将吐蕃王室描述为“君权佛授”的代表：观世音菩萨授以加持，聂赤赞普遂往西藏为王，致使西藏属民安乐。聂赤赞普之子孙共七代统称“天墀七王”，“其时，他们不受山岩阻碍，而能飞往天空，白昼降临在地，夜晚归天，当诸子长大能骑马之时，他们即握天绳升天而逝”。[3]15后复有普贤菩萨化身拉托多聂赞普，观世音化身松赞干布。但无法否认公元七世纪早期，松赞干布即位前后，内有崇信苯教的众氏族之势力需调伏平衡，外有唐、回鹘、葛逻禄、大食、天竺、泥婆罗、南诏等国环伺，在建立行政区划，统一文字度量、完善官职体制、法律与军事管理制度外，悉补野王室选择通过联姻与宗教信仰一致化双管齐下加强了与外部政治力量的联盟，并主动打破甚至颠覆了原有宗教（苯教）对其辖域的影响。尽管王统史中对松赞干布求娶尼泊尔赤尊、大唐文成两位公主的经过充分表达了因缘前定的佛教观念，但无法否定通过联姻与引入佛教，悉补野家族迅速获得泥婆罗与大唐两位近邻的青睐与支持，除了政治结盟之外，还形成了宗教文化共同体①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求娶两位公主的过程中，史料叙述中都突出了汉尼两国国君最早的质疑在于吐蕃是否为信佛之邦，能否依十善佛法治理疆域，可见基于宗教文化的认同对联姻结盟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实实在在获得了汉地之医术、星算、农业、工程营造等先进技术，以及尼泊尔的财富与佛造像技艺等，以上这些都对悉补野王室对内统治与对外竞争大有助益。

2.前弘佛造像赞助方式日趋复杂成熟

前弘时期，吐蕃王室佛造像赞助方式在制度与分工管理层面由简单渐变为复杂成熟。松赞干布以遣使、联姻、偕臣工、赐饮食、委王命等方式迎佛、建寺、施金造像。至赤松德赞颁布两道兴佛证盟诏敕，令所有大小臣工一同立誓，永行佛法，不离不弃，并且明确了吐蕃内府供养三宝的政策：“其时及其以后，佛教三宝及僧侣之供养，均由大内府供应。”从制度上保证了王室对佛造像的赞助。在桑耶寺的赞助建造过程中，出现明确分工：有莲花生大师负责勘舆与总体设计，贵族臣工作为监工，同时还有对物资的明确账目记录如前文表3所示，在桑耶寺北三偏殿突出角室中存有“修建桑耶寺之余资与此等财物存放何处之账目记录”。[1]152

及至热巴巾时期，兴佛措施更进一步，确立7户养僧的制度，使得佛造像活动所需经费与人力在制度上得到充分保证。藏东甘青川摩崖造像的题记中已清楚显示仅石刻佛造像分工已较为复杂，包括造像主持、经文祝祷文书者、总执事、工头、勒石者等。这与松赞干布建大昭寺“变化一百零八化身，守护庙门，于内变化木工一百零八人，各执斧斤而做匠事”[1]104神话般描述中仅有的分工，形成了鲜明对比。

3.佛造像赞助活动时空分布集中度与吐蕃疆域扩张一致

前弘时期，吐蕃佛造像赞助活动不仅与佛苯此消彼长密切相关，同时在时空分布集中度上也体现出与其疆域扩张一致的特点。

如上文中表1所示，史料载前弘时期修造佛教寺庙的两次高峰，一是在松赞干布时期，二是在热巴巾时期。经过对已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等佛造像田野调查资料梳理，疆域扩张与佛造像赞助活动时空分布集中度间的一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表5反映了现存吐蕃时期佛造像遗迹情况，从造像断代列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已发现的现存吐蕃时期石刻佛造像大约在赤松德赞（公元742-797年）后，这与吐蕃疆域扩张的时间轴非常吻合。自公元8世纪中叶后，吐蕃东扩之势日盛，先后于公元761前后攻占唐陇右诸洲，公元763年短暂攻下长安，同时西扩，722年至732年围攻小勃律、安西、勃律，791年占于阗，并占领从鄯善到于阗至小勃律（今新疆南部到克什米尔一线），而向北，敦煌自公元786年至838年悉归吐蕃治下。

图10 吐蕃地理范围图（公元629-8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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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现存吐蕃时期石刻佛造像遗迹情况一览①石刻遗迹信息整理自《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研究简报》《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西藏阿里普兰观音碑考略》等。

此外，表中石刻其地理分布又大多围绕吐蕃与邻邦交界附近，如藏东：昌都与青海玉树、四川石渠；藏北：青海玉树-甘肃张掖-敦煌一带，藏西：有大小伯律，即达拉克列城——巴尔蒂斯坦斯卡杜门特尔一带，藏西南：有阿里普兰—日喀则岗巴乃县甲切木（近今亚东），由此沿前弘吐蕃疆域东西南北扩张趋势基本形成闭环。

图11 敦煌154窟南壁毗沙门天王像 （154窟营建于敦煌吐蕃治下，约公元800年前后）

综上，通过对前弘时期吐蕃佛造像赞助人、赞助活动、佛造像赞助特征的分析与归纳上，可见吐蕃前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复杂且缜密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彼此互动，最终作用并表现于当时浩大绵延的佛造像赞助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