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有效性保护策略探析

王向然，罗 静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也在现代化文化不断冲击下，面临生存问题。近年来，我国兴起的国学热，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价值的新认识，直接推动了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1］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致力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并积极参与相关问题研究的国际交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论证保护传承民俗文化的意义，探索保护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策略，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等具体策略。［2］

笔者谨从已有研究基础入手，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的情况和现状进行梳理，进而从保护的有效性角度探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策略。

一、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内涵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是指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且共同遵守的民族习惯和风俗文化，是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的表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最初源于人们适应自然环境、获取饱暖的文化行为，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因素所决定，也会受到其他环境条件影响。作为民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形成过程是‘历史相沿，群居相染’。其形成和扩散方式既可以是沿时空自然而然地传播和扩散，又可以是部分人有意识地创造和推广。”［3］48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具体表现类型有：依据时间顺序而周期出现的岁时节令，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根据个人生命发展定期出现的人生礼仪，如生育、生日、成年、婚丧活动；为了集体交往和娱乐而周期性或定期安排的社会庆典，如庙会、赛龙舟、泼水节等；人们根据共同的向往或信念而出现的原始信仰，如许愿、祭灶、祭火、祭水活动等；不同地域人们在饮食、服饰、居住、交通、交往等方面的日常格调，如冬至吃饺子、龙抬头理发、彝族的“英雄结”等；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的惯例，如饮食禁忌、避讳等。”［3］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继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变异性等特征，与其他文化一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有其形成、发展、衰退乃至消融的过程。

（二）传统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传承现状

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吸引了整个社会人群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渐重。在社会文化主流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年轻人群体，因为上学、务工而日渐脱离传统社会生活圈子，他们热衷于追逐现代生活及娱乐方式，多无意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面临生存和传承危机。“现代化的发展，毫不留情地损害着传统民俗文化赖以存在的条件和基础。以传统民俗文化作为生活导向的那种传统社会，实际上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完整存在；全人类几乎都在行为上和心理上尽力适应这个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4］现代社会生活冲击下的很多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确实面临丢失和消亡的危险。

（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发展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可以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促进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但是有些从事民俗文化旅游的企业急功近利，为了经济目的，蓄意编造、拼凑、塞进一些本不属于当地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成分，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同时也损害了原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

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曾经相对封闭的生活和产生而流传下来的独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面临新的问题。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旅游者涌入，旅游接待地的建筑、服饰、饮食、生活方式等也做出对旅游者的适应和迎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甚至人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传统道德观也随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些地方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活动披着传统民俗文化的外衣，而进行色情表演、赌博、迷信活动等事件。有些地区的宰客现象愈演愈烈，损害了当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形象，阻碍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还有一些地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突击性的旅游开发，结果造成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过度商业化。过度商业化会使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成了商品经济活动的附庸，变成单纯以迎合旅游者为目的，导致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失去了原有的风格和品位。

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中，也存在着政府有关部门过度参与问题。例如，某些地方注入大批资金用于开发当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意图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因为过于专注于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地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特色的完整保留和继承，致使当地民俗文化扭曲变形。“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以经济为目的的急功近利发展方式将文化当作工具。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出于其他目的，借保护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之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既浪费了资金也损害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整体布局。因此，有学者提出：“传统民俗的保护与传承以传承人为中心，有赖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与完善，只有保护了人与文化空间，才能恢复民俗传统的生命力，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5］110-121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也存在着与民俗文化保护中同样的问题。“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注重原汁原味，切不可进行过度商业包装。不同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生长环境，如果被硬生生圈养在狭小的舞台里，仅供人们消遣娱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的原生态价值，这就不是在保护民俗文化遗产，而恰恰是割裂它的生存血脉。”［6］

（四）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机遇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已为社会、企业、政府，乃至民众所认知。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日益重视、当地民众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的热情参与、学者对所在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以及当地文化精英成立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会的行动，都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价值的共识。这既反映了地方社会发展经济的需求，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需求。我国社会在经历了现代化发展之后迎来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回归，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文化多样化需求的表现。社会大众在民族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背景下对传统文化的欣赏，也为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和机遇。

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使国人增加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在经济较快发展之后，政府重视、学者研究、公众娱乐形式和兴趣的多样化使我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又重新获得了新的生机，而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兴起带来了诸多有利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连锁效应。

二、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价值

（一）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经济价值

从发展地方经济角度看，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如各地着力打造的文化旅游活动中，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投资规模小、投资风险小、见效快的特征，对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效果也较明显。即便是在大都市北京，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庙会已成春节期间市民休闲和感受老北京文化的好去处，成为北京文化特色旅游方面的一个亮点。“春节7天长假，北京市共接待旅游人数811.7万人次，同比增长5.3%；旅游收入81.85亿元，同比增长12.7%。”［7］

西江苗寨2017年度门票收入1亿元；2018年度门票收入1.8亿元；2019年在整体经济下行情况下，6-9月门票半价、11月门票再次下调，年度门票收入仍达1.5亿。该苗寨对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游客产生吸引力的主要是当地苗族传统民俗文化。大批游客的到来给当地餐饮、交通、住宿业等带来的经济收入更大，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极为明显。

近些年来少数民族地区为发展本地经济，打出了民族民俗文化招牌，以满足游客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需要。培训和组织当地原有居民参与，也较好地兼顾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对扩大当地就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注入资源，进而再对山水、文物古迹、传统民俗活动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又可以进一步增加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内涵，为游客提供更多的服务，更好地满足游客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需要，同时增加当地的旅游经济收入。而传统民族民俗文化贴近人们生活，对旅游者有很强的亲和力，承载有民俗文化信息的景点、节庆活动、工艺纪念品、饮食总是大受游客欢迎。

（二）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文化价值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弥足珍贵。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板底乡裸戛村寨独有的“撮泰吉”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被称为“变人戏”，演出的内容有祭祀祖先、民族迁徙、拓荒耕种、买卖牲畜、交媾繁殖后代等，最后“撮泰”老人走村串寨，扫除灾难和瘟疫，祝愿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这与古代中原地区流行驱鬼逐疫的大傩有大致相同的内涵，反映了各民族在中华文化传统方面的同源性。“撮泰吉应是在杜姆时期形成的国家傩仪，古彝人从此在杜姆为首的国家意志支配下，由重物质时代逐步走向重精神时代，撮泰是神圣而又智慧的意象祖先。撮泰吉是庄严、神圣的古夷人国傩活动。”［8］62-67《撮泰吉》祭祀仪式庄严肃穆、古巫文化气氛浓烈，祭祀时有吟唱、念白、咒讳、舞蹈等，内容十分丰富。通过祭祀吟唱可清晰看到彝族先民们的生存状貌以及祭祀中展示的原始音乐活动。“而这些正是构成这诸多学科的最底层、最本质的结构元素，它为戏剧学、民俗学、艺术学、生态美学以及史前音乐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史料和现实例证，其学术意义是无可估量的。”［9］92-99

有些地方的原始舞蹈等承载有丰富的文化意义，被人类学家称为“真图腾，活化石”。近些年来，大批人类学学者和民俗学学者深入调查、研究，找寻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中所承载的远古历史记忆、追寻人群迁徙的轨迹、萃取其中的民族精神价值理念。

（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民族认同精神价值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对一个民族成员的自我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该民族生活日常中民族文化最有效的体现领域，是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中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人们在介绍本民族的时候，总会介绍本民族文化中有特色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如婚姻仪式、待客之道、节庆习俗时，介绍时往往心生自豪。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增强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而培养民族感情和认同意识的最佳方式就是参与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活动中来，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之根。

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现状

总体来看，政府、学者、企业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都有过一些积极的实践，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政策与实践

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政府通过授予荣誉、提供资助，有计划地纳入非遗保护方面，出台了有关政策，组织实施社会动员和落实活动。国务院于2016年9月把2006年以来的“文化遗产日”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确定2017年6月10日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各地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的传统文化展览；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8月29日，由文化部和中央网信办主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承办了非遗传播高级研修班，开展新闻媒体记者等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2017年文化部非遗司整理出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十讲》，继续积极推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的抢救性保护工作；2017年12月，文化部非遗司日前印发了《关于公布2018年度非遗保护传承观察点名单的通知》，公布2018年度全国32个非遗保护传承观察点名单；2018年，由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导、光明日报和光明网组织实施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中，冯骥才等10人被推举为“中国非遗年度人物”，另有20人被推举为“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文化和教育主管部门倡导非遗进校园，在中小学的课程中增加民间艺术课内容等。

各地政府也出台了相应政策和举措，如贵州省大力宣传“多彩贵州”，立足自身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优势积极推进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近年来山东省高密市“建立了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传习所、生产性保护基地、生态保护区‘五位一体’的保护传承体系。”［10］

地方政府鼓励有关企业开发传统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积极引导其开展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各地政府积极宣传，在国家政策和资金鼓励和支持下，还注意引导社会民众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方面开展实践活动。

（二）学者与教育机构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努力

文化学者的努力集中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方面：开办民俗学研讨会、培训班，积极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开设有关课程，申报研究项目，招收研究生，整合多学科资源。

人才培养方面，“2017年民俗学全方位、多层次地培养人才，特别注重培养年轻民俗学者，开办暑期学校及研修班，以老一辈民俗学者带动青年学者的方式，指导青年学者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实施高龄非遗传承人抢救性保护工作，为年轻传承人开办青年非遗传承人研修班。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78所高校参与研培计划。”［5］110-121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每年均有关于民俗学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课题；积极邀请国外有关学者来国内讲学，开展学术交流；中国民俗学会积极与美、日等国民俗学会筹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国际民俗学学术组织建立。

（三）民族地方文化精英所做的努力

近年来，一些地方文化精英成立本地文化研究会，积极对外宣传本地特色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推介本地传统文化。如西江苗寨，一些地方文化精英组织成立了苗学会，致力于宣传和保护本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唐守成会长结合自身实践，认为本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旅游发展起来之后，这里的老百姓有了各种活路做，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这样弄也就让过去赖以生存的传统农耕文化和相关习俗文化衰败了，田里杂草多，有的树子有胳膊粗，一些习俗也没有了。”他表示，“农业是我们苗族的文化之根，我们大家也一直在努力保持农业种植习惯，种一些菜，种水稻。还注意鼓励大家参与祭祀文化、歌舞文化等活动。”

（四）商业界人士的努力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成功的商人出于对传统民族民俗的情怀积极开展民俗文化保护活动。安红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人，她拿出了大笔资金用于苗族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投入资金设立贵州河湾苗学研究院、建立博物馆、恢复原有传统节日。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却一直努力坚持。她一直认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是自己应该承担的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责任。

如西江苗寨负责旅游运营的公司，每年会将收入的18.3%用于景区居民的建筑物维护，其中0.3%是专用于评议团工作评议费用（检查寨内苗族群众家庭居住情况，讲苗话情况，穿着苗族服饰情况），共计3 000万元左右。对于传承和保护当地传统苗族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有效性保护策略

从文化生命周期性来看，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衰落或丢失在所难免，但任其自生自灭绝非良策。事实上，单凭政府、学者、社会公众、企业某一方的力量仍不足以改变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生存现状，社会各方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都有着重要意义。如何能够做到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有效保护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关于有效性保护，可从以下方面着眼：

（一）适度性保护

所谓适度性保护是指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应该是适度的，保护力度不足则不足以起到保护效果，过度的保护又会形成依赖而弱化被保护对象的生存能力。而对一种文化而言，适度的生存压力会激发出一种文化的生存活力，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也应该考虑适度性。就投入保护的人力、物力、财力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保护力度不足，难以起到预期的保护效果。

以某市为例，市政府为发展当地旅游业投入巨资修缮城墙、建立名人故居、祠堂、陵园、传统工艺区、传统食品区和传统文化展示区，却未投入资金保护和开发本地现存的丰富独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甚至缺乏关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力度方面的考虑。所以，从财政支出和相关人才培养和配置上看，该市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工作力度上明显不够。

（二）适时性保护

适时性保护是指，保护措施的实施要适时，针对民族民俗文化所处的状况要适时开展保护工作。传统民俗文化能否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改变或者创新，决定着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未来发展。过早的保护或将弱化或消解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发展出适应性生存的能力，并不利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长久生存。毕竟，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自身而言，外来的保护只能是阶段性的、外源性的，它的生存取决于自身的浴火重生的生命力。但过晚的保护将错失保护时机，等到基本消失或难以传承了再保护将很难起到保护的作用。比如，有些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群体年事已高又缺乏愿意接手的年轻人，保护就刻不容缓。就需要立即出台一些措施，鼓励年轻人学习和传承。对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进行开发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对濒临消失的民俗文化进行抢救性保护，优先组织专业人士尽可能多地记录和保存以备将来研究使用；对已经消失的民俗文化要安排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收藏机构归类存档，实施整理性保护。

（三）客观性保护

客观性保护是指，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要注重实际效果，各类保护措施起到客观的保护效果。伴随着部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面临消亡危险的同时，新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正在形成，应该容许和接受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创新，这种创新建立于原有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基础上，也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有效的保护。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生存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生存，其文化功能的正常发挥能使它自身焕发出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对于保护措施的出台要有风险评估和准确定位。比如，山西大槐树镇寻根文化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开发利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融寻根祭祖和当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于一体，在海内外均产生巨大的反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客观性保护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并灵活运用于本地。让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与其他相关文化连接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链条，不断增强其生命活力。

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既要尊重历史传承实际，又要注意有所鉴别。对于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应该采取正确引导措施，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有些需要政府以法律手段明令禁止，这在客观上就有利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如有些地方的大操大办损害当地民生需要移风易俗，很多地区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饮酒劝酒导致人身伤亡，有些活动损害群众身心健康要予以打击。如有些地区的闹洞房民俗存在一些野蛮粗俗成分，甚至闹出刑事案件和人命案。①某地闹洞房时“乱”新娘，有13人压在新娘身上致新娘死亡，第1人到第13人被分别判处1-13年徒刑，该判例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警示作用。又如，世界上一些族群作为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猎头习俗”长期存在。在中国，“佤族民俗文化中的猎头习俗是在政府的严格禁止下，只经过了短短的十几、二十来年，就基本取得了成效。”［11］

（四）系统性保护

系统性保护是指，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需要在研究当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同时，分类理清其与各种类型民俗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生存状态，找出关键文化事象，抓住其特质和本色。在此基础上，以某一文化事象为引领系统地实现对当地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针对不同文化事项采取不同形式的保护。

以传统民族民俗为特色的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收入也有助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而以经济杠杆驱动抢救濒临灭绝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甚至能促使一些已失传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得以恢复。西江苗寨地方文化精英正联合凯里学院团队积极探讨在西江苗寨依托旅游经济平台，逐步恢复苗族传统农耕文化，滋养其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根脉。

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既可以采用原生地保护，也可以采取走出去的办法扩大影响力、增强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能力。深圳的“锦绣中华”和一些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博物馆项目在此方面有成功运作的先例，尽管其长远效果究竟如何需要慎重评估。毕竟，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产生、生存和发展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经济文化类型乃至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暂时确定不了其在脱离原生文化环境后，是否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得到有效的系统性保护和焕发出新的生机。

（五）社会引导性保护

社会引导性保护是指，一些关键性力量如政府及领导人、文化精英、媒体、文化机构等通过对民族民俗文化保护的实践行动而发挥其社会引导作用，实现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实质上是群众文化，广大群众才是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真正载体，所以应该在结合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在丰富当地群众娱乐生活的基础上达到宣传和保护民俗文化的目的。这同时也是在培植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生存的社会基础，营造适合其传承的生态系统。实践表明，一些群众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展演以及文化旅游中获得经济实惠后，积极投身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在日常生活和经营中自觉付诸实践。如西江苗寨的旅游开发中，运营公司有意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群众保留传统苗族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当地群众日益把穿苗族服装、沿袭传统节日习俗等作为自觉行为。

媒体上刊登和播放对领导、学者、知名人士、传承人的访谈，开办相关栏目，以生动的形式展现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魅力、激发社会公众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兴趣。国家主要领导人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正面评价和亲身实践对扩大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和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引导作用。

（六）宽容性保护

宽容性保护是指政府在政策上要为传统民俗文化保护提供宽松一些的环境，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与主流文化不同之处持宽容的态度。改革开放之后，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宗法性礼俗迅速复兴，近年来十分活跃的同姓宗亲活动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某市D氏宗亲会在当地带动了祭祖习俗的复兴，并在立族谱、修族史、修祖陵、修宗祠的同时恢复和保存了传统的祭祀文化。民间供奉各路佛神仙道的寺庙宫观香火日益兴旺，也带动了部分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复兴。所以，处理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极为关键。

当然，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复归过程中难免会有泥沙俱下情况，存在有一些不和谐因素。一些封建迷信、陈规陋习死灰复燃也会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一些有违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冒充”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所谓“文化”也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如何鉴别和处理披着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外衣，或者带有邪教性质的“伪”传统民族民俗文化，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学者和社会公众的重视与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健康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得到保护。加强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管理，为民俗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和正确引导，也是一项要务。宽容保护并不是无条件和宽容一切，但限度在何处确实需要理性把握。

事实上，民间非主流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与政府主导下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过不和谐。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对主流“官方”文化的抗拒，甚至对主流文化和基础政权乃至国家政权的稳定构成过威胁。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环境面临剧烈变动的时期，或是民俗文化不利于政权稳固和社会和谐建设的情况下，政府因为敏感或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持怀疑甚至消灭的态度。

五、结语

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需要政府、学者、公众、企业各方协调努力，传承和保护作为文化之根的传统民族民俗文化。在所有力量中，政府应该起到全局协调的作用，应有效发挥自身优势，处理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与社会文化发展建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我国多民族地区，与经济发展协调的问题上，在主流文化传播与非主流文化的传承与保存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当地政府应该理性地发挥自身功能、找准自身的角色。作为传统民族民俗文化所依托的文化生态环境固然需要保护，也应考虑到，承载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人们也应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关于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既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出发探讨“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等，也需要着眼于实际保护的效果，取适度性保护、适时性保护、客观性保护、系统性保护、引导性社会保护和宽容性保护策略，以实现对传统民族民俗文化的有效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