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诗之余

周良沛

应该是个好风气：国内常有些城市的主管干部，会请有关方面邀约一些写诗的朋友，到当地参加一些诗友相聚、议诗，风雅的“诗会”；诗和城市的相联，总是精神文明的风采，一个城市和一个时代的风景。这类活动，其中少不了的，还可能是此中重点，是旅游，可是，不论活动安排得怎么丰富、紧凑，若不议诗，则徒有虛名。

诗，前人誉为“文学中的文学”，西诗尚有诗为“上到天堂的天梯”之说。千说万说，它还是语言的艺术。目前，议诗，一般都不是那么好说，可以顺当的。有时，一伙人在那儿往往狂于津津乐道，海阔天空地讲一些名之所以为诗的诗事，实际上可能是不涉及诗质的一些佚事逸闻，因为看法不一，所据不同，往往也会争执无休，或是不欢而散。这种不愉快的必然，往往是对一个本来无须“说楚”的问题，却尴尬于它的固执。因为，诗本来就不是谁能用三言两语，更不是可以借此说清楚的事。早在一九四四年，闻一多（1899—1946）先生就在他的《诗与批评》中道：“我们谁能决定什么是诗呢？不能！”他认为：“测度诗的，不是偏见，应该是批评。”往后，先生才有“诗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人们在发现不是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诗”的名言。

本来，隔行与诗无涉的叶挺（1896—1946），是一位民主革命、北伐战争中早已追随中山（1866—1925）先生的一代名将。可是，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设圈套，以多于我军十余倍的兵力伏击我军，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受伤被捕。先后囚于多地监狱，后转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敌人百般诱降，他始终挺直他革命者的脊梁。事后，在那曾囚禁他的二号牢房发现他那印在当代课本，为一代又一代所熟悉的，为其题壁的名诗《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同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在此，他创用的一个词汇——“活棺材”，极其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他此时所处的境地，映衬了他崇高、纯洁的心灵。诗也正是在这种“活棺材”中喷射出她诗的光芒。另有何敬平（1918—1949）烈士，在重庆解放前夕于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遭杀害前，有“……我们要把这不合理的一切打倒！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名句。这一“把这牢底坐穿”的“坐穿”二字，若是土地真格的被坐“穿”，那“穿”通到地球那一边的不可能，则成了诗所表达意志之坚定，以其丰富的想象，成为诗的事实，幻化为有违常理的奇迹，也成了丰富汉语表达的奉献。

语言，这一社会约定俗成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思想，组织社会生产，开展社会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它为创新焕发艺术生命的载体，它自身也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诗经》中“在河之洲” 雌、雄“睢”“鸠”的鸟，一旦叠加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也成了男女相爱的结合，爱情的象征。写文章对文字的简洁、流畅，本是行文的基本要求，可是，南宋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1084—1151）之《声声慢》起句首用“寻寻觅觅，冷冷清凊，凄凄惨惨戚戚”，看似一种行文的文字之累赘，却在此中将人的神志恍惚，空虚寂寞，若有所失，无可奈何于丈夫客死他乡，满腹愁思，无以为寄，浇愁寒风疾劲凄厉之际的酒，更浓烈了愁情，“满地黄花”“梧桐更兼细雨”之主客观的对映，真是李清照于此惨凄的绝唱。

艺术的语言，语言的艺术；人世如此，艺术如此。

时至今日，时代的发展，时有庆幸祝凯之事，敲锣打鼓的热闹，也是日常的风景，若它成为叙述此事的文学之日常、俗套，终非文学。过去，江南一带的水乡，血吸虫病之害，是“华佗无奈小虫何”“万户萧疏鬼唱歌”。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有原血吸虫重灾区之一的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报导，毛泽东读罢， “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之欣慰、欢欣之情，不言而喻。然而，在“六亿神州尽舜尧”之日，他将动员群众力量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结合科学行动，取得消灭危害江南很多省份广大人民的血吸虫病之胜利的文字表达，却非现场敲锣打鼓的复述。诗人是以过去乡间千百年间，世世代代以此为送走司瘟疫的鬼神之愿，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告以天下，别开生面。

民间既有司瘟疫的鬼神之说，它是传说，就是传说，未必迷信。至今更有以民俗烧纸钱祭祖、求神者不绝，既是传统，就是传统，以此而行者，不仅未必，且可断定，并非他们个个都不信科学。科学的唯物真理，可以三呼万岁，但绝不可能完全替代艺术的联想，以其寄托所思之形式的传统，以及民间约定俗成的乡谚俗语。诗人借 “瘟神”以形象血吸虫病，无可非议，这已是文艺中的常识问题。借瘟疫恶神，谓其为施害天灾之杀手，同样是比方、借喻之事，也是文艺中的常识问题。在此，传说之中所可以疑为迷信的成分，已是人们世代惯于乡俗民风之所思的惯例，实在没有必要主观添加其他的猜想。

作者行文“天连五岭”开阔的视野一望无际，“巡天看地”互制天地相互作用的内涵之张力，“春风杨柳”青春生命的永远， “红雨随心”所“翻”之“浪”，既是思想，也是艺术。诗行中交错现实与传说、今日与往昔，转换时代悲剧所喜出的乐音，浪漫于写实为它所浪漫的浪漫，绝对是极大丰富它表现中所深刻的内涵，笔力于其思想、艺术的变幻，既是艺术所以是艺术的千变万化，也是艺术于千变万化中才谓之的艺术。它不为任何陈规旧习所限，创造不断在更新自己，也才有艺术所以是的艺术。

于此，似乎仍可重述一遍：“我们谁能决定什么是诗呢？不能！”往后，才有“诗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人们在发现不是诗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诗”的名言之价值。

马云 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