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磨灭的记忆：重温五四精神
——兼谈《批判与启蒙》

王海东

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还在于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而自我反思、批判、忏悔与自新，就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真诚面对自己的过去，反思自己的历史，深刻地批判过失，避免悲剧的重演，是一个古老民族开新的重要途径。更何况是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民族，于此自不待言！

今年正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对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反思、批判和继承，乃是中华民族当下的重要议题。故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专题学习会议，提出“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重温五四精神，不仅有益于时代精神的建构，于当代中国学术和文艺评论而言，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己亥年初，崇文书局便推出邓晓芒先生的《批判与启蒙》一书，以示纪念。已是古稀之年的邓晓芒教授，为了“搞清楚中国当代的问题何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能够适合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今天的发展”，而投身学术，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并对中西哲学与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成就斐然；还积极介入社会批判与热点问题，建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蔚然成家。

与众多的批评家不同，邓晓芒教授既没有自高一筹的精英主义倾向，也没有任何情绪的宣泄，他“以自己为标本”，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批判，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在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并以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上究竟能够走多远。”（邓晓芒，前言）而五四运动正是中华民族集中学习吸收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不可不直面，不可不研究，于是才有这样一本由梅文辉收集编排的集子。

由于邓先生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尤其是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极为深刻，影响颇大，论战不少，反对者亦有，文化保守主义者格外反对他，甚至恨之切齿。为了消除立场的误会，邓晓芒首先就表明自己是“一个批判儒家的儒家，或一个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儒家”，（邓晓芒，第5页）但他并没有以此为荣，而是深知文化观念、历史传统与生活习俗对个体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自省”——近似于“原罪意识”的剖析、忏悔与批判，这是我国文化中奇缺的意识——察觉到中国文化的诸种局限，因而要自我拷问、自我悔改和自我改进，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自我否定”之中，不断更新完善自身。

正是基于这样的自我批判意识，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考察时，其得失也就泾渭分明。

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辟新时代，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已经载入史册，但是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问题。邓教授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启蒙偏离自身，成为救亡的工具。五四知识分子赋予启蒙以“开启民智”的特殊意义，带有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和救世情结，“骨子里包含着更深的政治伦理动机，即替人民说话，代人民立言，救人民于蒙昧。”（邓晓芒，第15页）而淡忘了“启蒙”的根本在于“自立”，即个人觉醒，能够自由地运用理性，形成独立的人格。故而，遇到民族危机时，启蒙便转变为救亡的手段，不再是目的。二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观念的混淆与冲突。五四知识分子将个人主义具体化为某些任意的行为，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格原则，是契约社会和自由的先验性前提，一种彼岸的信仰。同样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有较大的偏颇，误以为是悲天悯人、博施众济的慈善主义，带有替天行道的英雄色彩，而不是复归原意——“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宽容人类的缺点，同情地理解人及其处境。如此，也就无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原本在西方文化之中，已经统一的二者，在五四时期却对立起来，“小我”与“大我”难以兼容，且往往在各式的运动之中，要求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最后致使整个民族依旧无法前进，基本的权利仍旧无法确立。三是重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思维，过于强调世俗关怀，而缺少终极关怀。（参阅《新批判主义》，第14-24页）五四人士在世俗层面思索如何救中国的问题，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审视西方价值，而忽视其深层的精神，即便高喊科学、民主的口号，却轻视更为基础的自由和法权观念；这些具有儒家色彩的谋士型世俗关怀，渴求内圣外王，也就难以理解无为的终极关怀，更难以从普遍的人性批判之中，抽象出“原罪”，并将之高悬于顶，成为“天道”的组成部分。无可奈何，这场运动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治标不治本的结局。

不过，这样的思想运动，对于我们民族依旧十分可贵。五四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犹如第一声春雷，掀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不再迷信帝国数千年来带有浓厚的奴性和欺骗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懂得借鉴西方的优良文化价值，从观念走向行动，抛弃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学会吸收他者优势。于是，当时出现新的思想文化热潮，新的文艺观念，流派纷呈、论战激烈、思想家大量涌现，形成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之局面。

二

那么与之相随的重要问题便是：何为五四精神？在五四运动中，仁人志士不惧生死、不畏强权勇敢地走在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前列，心忧天下，情系苍生，汲取一切先进的理念、价值和知识，为我所用，竭尽所能；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启蒙民众，以实现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在实践中，积极探寻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这种精神的内涵主要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青年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以个人梦想推动国家梦想，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奋发有为”。

而五四精神所蕴含的深层观念，就是追求天赋人权、自我反思与批判、尊重常识与事实以及民族的独立与自强。吸取了许多极为重要的价值，提倡每个人的权利皆神圣不可侵犯，人格独立而平等，精神自由而循法；每个民族国家也具有这样的自然法属性，不受侵犯和奴役，主权独立乃天经地义之事。人不仅具有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也就是自我启蒙，以便摆脱愚昧状态，进入光明之域；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真诚地面对自身的缺陷，在忏悔或者纠错中，改变自己，完善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自由—理性人，而又人格健全，进而帮助他人完善人格。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内在的真诚与忏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于己而诚，于神而诚，坦诚面对真实的自我，对自己负责，也对“上帝”负责，才能走向真诚的自我；否则便会流于伪善和作秀。这也必然要求回归基本的人性，即人皆有七情六欲，具足自然属性，而非生来圣贤，故而需要规范性的法制守护底线。自由与法权的前提得以确立，并使之上升为自然法的至上原则，才能形成良序。

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也是如此，需要保持基本的理性与清醒，不能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不能违背基本的事实和常识，更不能罔顾事实，而美化历史、掩饰缺陷、遗忘灾难，而是须要厘清历史，真诚地面对过往，忏悔罪责，改过自新，杜绝悲剧重演，方可前进。

毫无疑问，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洗礼，五四精神、新文化新文艺精神已经融入近代中国，成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成为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之进行研究和继承，乃为时代的思想任务之一。

三

在新时代，我们该如何赓续新的传统呢？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重要任务。面对各种横行的主义，我们应保持冷静与洞察力，不可盲信，更不可跟随大流而行，需要对之进行深入的考察，挖掘出深层的精神理念，厘清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批判，抽象地继承合理的内容；并根据时代的精神状况，进行有机的嫁接，最后进行融会与创新，创造出新的时代精神。

所谓“具体批判法”，是在经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之后，针对某一具体的观点、价值或者知识进行考察，寻找其内在的逻辑及其可继承性或者嫁接的必要性所在之处。而非对某一文化，作出含糊的判断，或者高喊口号，而缺少细致具体的方案。在汲取传统文化价值时，邓晓芒教授认为，还应进一步“用抽象普遍的原则来批判具体的内容，揭示出这些具体内容违背了它们所标榜的抽象原则。”（邓晓芒，第11页）只有以抽象而普遍的原则为准绳，才能衡量哪些内容是科学合理的，哪些内容是虚假的。而“抽象继承法所继承的命题并不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而是具有今天更带普遍性的内容，也就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内容。”（邓晓芒，第9页）并非刻板地继承某一具体的内容，甚至对某些内容还须进行综合创新，才能形成有益于今天的东西。

面对西方文化，亦是如此，不可妄信盲从，也需要经过怀疑和批判的审视，才能进一步甄别优劣，寻找可对接的榫口，有机地对接，不可妄自揣测，胡乱移植或者嫁接，东西文化会通非易事，须要艰苦卓绝的探索，才能找到真正的通达之路。因此，融汇创新更非儿戏，毋须将创新挂在面子上，而须潜心苦修，因缘具足，方能有所体会，成一家之言。我们渴望创新，但切不可陷在为创新而创新的泥潭之中。

更为可贵的是，邓教授既没有沉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没有痴迷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而是在批判与比较之后，判别高下，并进行探索，寻找新的出路，即“新批判主义”。也就是继承五四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回归启蒙的本义，进行自我启蒙，寻找自我、建构自我以及完善自我；重新诠释基本的价值观念，厘清核心范畴，冷静吸收西方优良价值，不仅有实用理性思维，还要有先验思维；不仅有世俗关怀，还要有终极关怀。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超越五四，形成新的且健康的启蒙思想。

四

通过对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启蒙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称新启蒙运动的深入考察，邓晓芒教授条陈弊端，并进行系统的转换，形成“新批判主义”思想，于是他呼吁第三次启蒙运动的到来。

他倡导最新的启蒙运动应从“科学”深入到“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以及整体把握普遍价值等观念，进而实现以“理性”对抗“天理”，以“人权”重建“自由”，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若是从他的理论逻辑而言，确实能够自圆其说，更何况邓教授有着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底，自不会留有理论的漏洞，供人辩诘。

只不过，我个人感觉他过于乐观，当然也许是时代及个人成长经历的差异所致，他们那几代人所遭遇的苦难，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但他们所亲历的改革之春，也是我们无法感受的。即便绝望，掉进深渊，他们依然抱有一丝希望。因此，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国情变化的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社会充满活力，他满怀激情地渴盼第三次启蒙运动。

然而，时过世移，邓教授所期盼的彻底落空了。也许是久在象牙塔里，见惯了充满活力的少年与美好的事物，渐渐忽视了——天地乃一樊笼，且笼中还有笼，一层牢胜一层，权力是永恒的“魔咒”，腐蚀着一切。而我们这些晚生，不过是文凭加工厂里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颗颗小螺丝钉，其命运不言自明。更何况还有无数的诱惑、焦虑和恐惧，一颗颗身为房奴、车奴、网虫、手机控的螺丝钉，他们连蝼蚁的闲散和潇洒都没有，如何自省觉悟，担当时代的使命？

这样也就注定邓先生的希望会以失望告终。然而，何为希望？希望不过是虚妄的幻想，与绝望无别。但人人努力，也可能将绝望变为希望。我们应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于斯而言，重温五四精神也是作为中华民族子孙应尽职责，将这伟大的精神传递下去，使之不可磨灭，更是知识分子的天职。而这样的精神，也正是当下之所需，对于文艺评论更是如此，启蒙与批判精神皆有待继承与发扬，才能使文艺评论从互赞模式走向真正有意义的批判之路。

马云 火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