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病毒的电影表征及其伦理启示
——以《恐怖地带》和《传染病》这两部美国电影为例

曹倩倩 朱文雅 江苏大学

在以往对传染性病毒电影的研究中，比较关注此类影片中所反映出的宗教文化、个人英雄主义及生态忧患意识，本文通过研究《恐怖地带》（Outbreak，1995）和《传染病》（Contagion，2011）这两部电影的表征及其伦理启示，特别是病毒想象背后的意识形态维度，强化人们的危机意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疾病的电影表征与公民危机意识

《恐怖地带》和《传染病》都通过对疾病的想象，描绘了流行病爆发时给人类带来的危机。

在这两部电影中，传染病大规模爆发，且尚无特效疫苗的前提下，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到严重破坏。在电影《传染病》中，病毒肆虐，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病人，寻找传染源与治疗方案。但在疾病、饥饿、恐慌多种因素逼迫下，纵火、入室抢劫、为了获得食物袭击警方等罪行一应出现，让原本复杂而不可控的形势更加严峻。在此等关键时刻，民众的生命安全，同时受到传染病毒与周围人群的恐慌这两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威胁。一时间，全社会陷入不安与慌乱，为抗疫工作增加了难度。在电影《恐怖地带》中，民众的生命安全同样受到疾病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是，在这部电影中，编剧并未在恐慌民众身上花费很多笔墨，而是着力刻画了一个无情冷酷的将军。将军为了保护秘密研制的生物武器，在危急关头，选择牺牲民众，来换取生物武器的安全。相较于《传染病》中的人为因素，《恐怖地带》中的人为因素显然是“隐形的”，但危险系数却更高。

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医生尚且无法控制，民众更加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研发疫苗，战胜病毒；但民众需要保持头脑冷静，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这么做可以大大减少恐慌。此外，由于处在疫情攻坚特殊时期，民众很可能被要求居家隔离，在此期间，政府与医护人员必须充分考虑到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适当给予帮助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

由上述分析可知，民众在疫情中往往面临两种危险因素：病毒因素与人为因素。人为因素即是信任危机的根源。具体来说，在电影《传染病》中，由于极度恐慌，民众在自我保护意识的驱使下，产生了一系列利己行为，如纵火，抢劫，袭警等，进而造成了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在电影《恐怖地带》中，信任危机主要聚焦在军医丹尼尔（Daniel）与黑人将军比利（Billy）以及白人将军麦克林（Macklin）之间。起初，麦克林为了保护生物武器，命令比利炸毁了一座小镇，后来由于病毒发生变异，更多人感染病毒，防疫治疗工作变得愈发艰难。麦克林想故技重施，再炸毁一座小镇。当丹尼尔得知具体情况之后，竭力寻找宿主，阻止炸毁行动。在此过程中，丹尼尔代表具有良知、人情的医生，救死扶伤；比利代表本性善良但受到恶势力控制的中层领导；麦克林则代表完全冷血残酷毫无人情味可言的恶势力。所以，在面对来自高层统治的邪恶势力，从表面上看，民众不具备反抗的力量，但可以团结有识之士，共同对抗恶势力，从而真正战胜病毒。

二、疾病表征中的伦理困境

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苏珊·桑塔格）。在流行病大爆发这一背景下，不同群体做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首先是社交媒体，媒体应对社会有着正确的引导，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慌乱。在电影《传染病》中，记者艾伦（Alan Krumwiede）通过报道东京第一例患者而出名，成功吸引了超过1200 万民众的关注。一方面，他向政府官员提出质疑，对他们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表示不满与愤怒，具有正义性，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利用免疫系统有瑕疵，传播谣言，声称连翘可以治愈MEV1，造成民众哄抢连翘，自己趁机赚了450 万，显得贪婪自私，可见，在金钱与人性中，他选择了前者，不仅如此，他还号召人们抵制疫苗，把人们往错误的方向引导。

其次是政府官员，在这过程中，政府需时刻把人民的生命放在首位。面对不断蔓延的疫情和不断增加的死亡人数，政府官员面临着“电车难题”，即选择隐瞒真相还是公布事实，是否要以牺牲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来换取大多数人的安全。影片中部分官员认为，“在所有人都知晓之前我们要确保无人知晓”；“历史会记住那些有贡献的人”。显然，这种看似有大局观的选择实则显得冷漠无情，他们或贪图一时的安宁，或泯灭人性。但影片中同样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他们是我们的同胞，福德将军最终选择相信医生，小镇上两千多居民的生命才得以挽救。

随后是医护人员，他们的伦理选择往往直接关乎着人们的生与死。无论是《恐怖地带》还是《传染病》，影片中的医护人员都展现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丹尼尔医生（Sam Daniels）为了拯救小镇人的生命，和同事一起寻找病原体，并与国家作斗争，最终挽救了他们的生命。Dr.Orantes 因被绑架而了解到了底层人民的悲苦生活，在得知他们被欺骗后毅然决然回到原来那个地方。米尔斯医生（Dr.Sears）在进行实地考察时，不幸被感染，生命最后一刻还不忘传递温暖，艾丽医生在研发出疫苗后，拿自己去检测疫苗的可靠性，此外，影片中还有很多在医生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被感染而死去。他们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芒，履行了属于医者的责任与使命。

人民大众是应对流行病大爆发的主体，他们的伦理行为往往对疫情的控制至关重要。影片聚焦机场、超市、医院，菜市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较为真实的还原了疫情来袭时人们无助恐慌的心理。《传染病》中，得知连翘（Forsythia）可以治愈MEV1 时，哄抢药店；在救济食物不够时，哄抢物资车甚至入室他人食物；《恐怖地带》中，政府宣布封闭小镇，有人试图打破秩序，逃出疫情区等。

三、疾病表征与命运共同体

“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更大可见性既是巨大的政治机遇，又是空前的政治风险”。（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18 页）电影《传染病》和《恐怖地带》通过表现流行病大爆发时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和群体归属感，进而克服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从命运共同体层面共探危机解决策略。

从国家与人民的角度来看，当流行病爆发时，人们总是活在恐惧和情感的宣泄中，这时，政府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与人民建立充分的互信关系，避免人民群众因当局采取政策不满而造成的社会混乱，或者因信息不对称而给阴谋论留下空间。正如《传染病》中那样，记者艾伦声称政府与制药公司勾结，制造出病毒和疫苗，是为了以高价出售给人民，从中牟利。

从国家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国与国之间避免用“文明冲突论”来制造文明之间的对立，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形成情感共鸣，达成价值共识，树立责任共担的共同体伦理意识和精神。“就流行病而言，其通常被看作一种外来侵略，并通过疾病、社会、文化等现象同道德联系起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86 页）。在影片《传染病》和《恐怖地带》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污名化，故意把爆发地选在别的国家和地区。影片中有官员甚至认为病毒和疫苗当成一种生物武器，用来对付他国，但病毒无国界，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只会导致自我毁灭。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们应该对自然，对病毒永远抱有敬畏之心，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病毒的宿主。影片《传染病》的开头引用了诺贝尔得主乔什瓦·李德伯格的一句话，“人类统治地球最大的威胁是病毒”，在公共健康教育中，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但是人类和病毒并非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永远处于共存状态。就像影片中记者说的那样，即使研发出疫苗也不一定确保其没有后遗症，所以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

四、结论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机器，所折射出的人性与伦理道德，会让人产生共鸣或者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如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疾病并不只是一种疾病，疾病成为一个符号，每个人都可以在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联系。也许影片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是为了推动电影情节发展，是夸大了的现实，可是同样也会对人造成影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当下，此类灾难片有助于人们强化危机意识，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携手共抗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