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关于中美软实力的比较研究

[提要]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一词以来，从软实力视角探讨“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一直贯穿其研究过程。他从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三个领域比较了中美软实力资源。通过比较中美软实力的表现，约瑟夫·奈认为，中国软实力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美国软实力主要依靠民间社会;中国软实力主要限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美国软实力辐射范围相对广泛;中国软实力表现相对平稳，美国源自政府的软实力强弱起伏特征明显。实力扩散及各自不同的内部问题与外交政策制约着中美软实力的发展。比较中美软实力，约瑟夫·奈的目的是试图证明中国软实力不如美国，进而说明美国没有衰落，美国世纪没有终结。在比较中，约瑟夫·奈时常带着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评判中国软实力。对于其目的、结论及所持的立场，我们应具体、理性、辩证地分析与对待。

[关键词]中国软实力;美国软实力;约瑟夫·奈;文化;价值观

[作者简介]黄三生：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软实力、意识形态安全。

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至今已30年，他的多部论著，如《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权力大未来》、《美国世纪结束了吗？》等，均对中国、美国的软实力作了细致的考察。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30年来，约瑟夫·奈关于中国软实力的研究篇幅呈现由辅到主、由少到多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中国软实力不断发展的结果，这是约瑟夫·奈所承认的事实。但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远落后。这一贯穿约瑟夫·奈30年软实力研究过程始终的结论，是在比较中美软实力的基础上得出的。

一 软实力资源的比较：中美各有所长

约瑟夫·奈在1990年《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最早将文化、意识形态与国际机制理解为软实力的三个来源。2004年，约瑟夫·奈从文化（在对他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当它在国内外能得到实践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时）三个领域区分了软实力资源。在此后的相关论著中，他对中美软实力资源有过大量的论述，主要从这三个领域比较了中美软实力资源。

（一）文化领域

约瑟夫·奈是从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对“文化的定义”来理解文化的，认为中国最强的软实力体现在文化领域。第一，传统文化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具有吸引力，社会和谐、礼仪、孝道、富有同情心的规则等儒家价值理念传播广泛，对东亚地区影响甚大，也影响了西方国家，如19世纪末期中国画风对欧洲画家的影响;他還提到中国在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创办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孔子课堂，这对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对增强中国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第二，流行文化领域。约瑟夫·奈列举的事例包括法国籍华人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卧虎藏龙》;前NBA休斯顿火箭队篮球明星——姚明;中国吸引数以万计的国外游客和留学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广播时间每日延长为24小时;投资几十亿美元打造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英文版的广泛发行;博鳌亚洲论坛的举办;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等，以此说明中国在流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

对于美国软实力中的文化资源，他主要检视了侧重大众娱乐的流行文化、迎合精英品味的高雅文化。第一，流行文化领域。从录音磁带、蓝布工装裤、运动衫，到好莱坞影视节目、NBA等流行运动，再到流行音乐、有线电视新闻网等流行文化，“包括浮华、性、暴力、无聊和物质主义”，以及“开放、流动、个人主义、反对墨守成规、多元化、自愿、以民为本和自由等特征的价值观”，都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政治效应。它对美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促进民主、自由、人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高雅文化领域。在约瑟夫·奈看来，它产生的强大软实力人所共知，尤其是与美国高等教育有关的部分。例如，拥有最多的排名世界前百的高校以及获诺贝尔奖次数和论文数量;最前沿的信息网络、纳米、生物和能源技术方面的研发水平，优越的学术声誉，为世界高等教育确立了标准，吸引了大量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怀揣着美国价值观回国后成为精英，在制定对美国有利的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美国与苏联在冷战时期博物馆、歌剧、学术、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对苏联的人权、自由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知，约瑟夫·奈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流行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影响力，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类型的吸引力、影响力，更无法体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内的感召力、凝聚力。其实，中国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既是讲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更是讲文化的内部凝聚力，是文化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着眼于‘软实力的文化柔性，以实现国内安定、团结、和谐，国际和平、合作、共赢”。中国软实力具有既关注自身也面向世界的双重作用。就此而言，约瑟夫·奈显然对中国软实力作了形而上学的分析，以至于把中国软实力不强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像哈佛大学那样的顶尖大学，缺乏如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机构。而约瑟夫·奈对于美国文化资源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和带来的影响力的推崇，一方面，似乎隐匿着中国文化缺乏美国文化所体现的“普世价值”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对软实力资源的定义不够严谨，因为文化与价值观在内涵上存在重叠关系。

（二）政治价值观领域

在20世纪90年代的软实力理论初创阶段，约瑟夫·奈并不是将政治价值观而是将意识形态看作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意识形态必然要反映一定的价值观。论及中国软实力时，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意识形态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了软实力功能。“9·11”事件后，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没有吸引力。随后又把“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看作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并认为其具有独特性，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几个国家能取得中国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不少实行与中国相似体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成绩往往惨不忍睹;“中国模式”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软实力，也不会对西方国家形成吸引力。

对于美国政治价值观，约瑟夫·奈主要从价值观在美国国内外的状况来考察。一是就美国国外的状况而言。美国文化蕴含着开放、个人主义、多元化、民主和自由等价值观，文化的传播意味着政治价值观的传播。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如哈佛大学、好莱坞、基金会和跨国公司，在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输出了美国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绝对意义上，美国的价值观并非普世的”。部分人并不认同美国政治价值观，甚至欧洲不少国家对美国价值观也持保留态度。二是就美国国内的状况而言。“美国在国内践行其政治价值观的表现好坏参半。”好的方面体现在高等教育、接受移民和就业、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等位居世界前列等方面。约瑟夫·奈特别强调移民对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吸引人才来美国有利于增强经济硬实力;移民在与亲友的交往中，传递了美国正面的信息，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和魅力，有助于对别国民众形成软实力。

与中国软实力文化、外交政策层面资源相比，约瑟夫·奈从正面来谈政治价值观资源的敏感话题着墨不多。但是他常常谈及美国文化所体现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对软实力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些理念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的优越性，以比较的方式映射中国“政治价值观”资源的稀缺性。对于多年来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约瑟夫·奈基本上只字未提，他这种有选择地对中国价值观的评判行为难免有失公允。因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三）外交政策领域

约瑟夫·奈认为，多年来，中国调整外交策略，加强开展多边合作，例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多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主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解决与邻国间的领土争端，对外进行经济援助，吸引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場，增加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资助，参与联合国关于埃博拉疫情与气候变化的计划，等等，这些举措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减少了其他国家联合遏制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但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强势对外政策，损害了软实力，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有助于实现多赢的局面，有较大可能促进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约瑟夫·奈认为，在复杂相互依赖的时代，多边主义是实现美国长远目标的最佳方式。便如，“9·11”事件之后，美国采取的一系列多边行动，包括缴纳了拖欠多年的联合国会费，任命了驻联合国大使;积极倡导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建立反恐联合阵线，等等，这有助于促进美国软实力的形成。“如果希望延续美国世纪，美国必须塑造一种国际环境，通过贸易、金融、文化和体制为其他国家创造激励机制，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网络和体制。”但并非所有的多边安排均有助于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约瑟夫·奈没有否定特殊时期单边政策的必要性，因为“成功的对外政策必须同时兼备软硬两种实力”。

约瑟夫·奈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所产生的傲慢自大和鼠目寸光形象等负面效应及其对软实力的削弱常常持批评态度。因为这背离了软实力概念的精华和核心——反对过度动用经济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去实现国家的目标，应重视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合理的对外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国际舆论而言，是非常糟糕的口号，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特朗普对国际制度和世界格局都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比如，特朗普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秩序等”，因此被约瑟夫·奈认为是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差劲的美国总统”。对于多年来中国外交政策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产生的软实力，他多持肯定、褒扬的态度。因为，一方面这符合前述软实力概念的精华和核心;另一方面，“假如中国的软实力上升能降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那这就不失为实现中美正常关系的一种办法。”但他又对中国软实力主要来自政府表现出不屑的态度，这反映出约瑟夫·奈对待中国软实力的矛盾心态。

另外，在硬实力产生软实力方面，约瑟夫·奈曾多次提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成就显著，为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软实力，但中国在人均收入上还远滞后于美国。为说明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强大软实力，他列举了多个事例：全球竞争力排名美国排在第3位，产权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所代表的经济潜力，主导21世纪经济增长的生物、纳米、信息等关键技术，使用技术和使技术商业化方面的创新性，拥有跨国公司500强中的46%、25个世界顶级品牌中的19个，贸易金融领域结算美元占81%，等等。他还指出，页岩革命也增强了美国软实力。对于军队所带来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提到了2004年美国海军对印度尼西亚的救援行动;2010年中、美军队在海地的抗震救灾行动，美国的军费开支约为中国的4倍。

关于中美软实力资源的比较，虽然从总体而言，约瑟夫·奈对中美软实力资源的优势与劣势都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但是相比较而言，约瑟夫·奈更偏好谈及美国软实力资源的优势与中国软实力资源的“劣势”，而较少涉及美国软实力资源的劣势与中国软实力资源的优势。约瑟夫·奈之所以表现出如此行为，原因在于，一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而言，其本身所固有的一种源自美国的优越感和荣誉感。在约瑟夫·奈的眼里，美国软实力是最强大的，没有任何一国的软实力可与美国软实力相媲美;二是为了表明美国实力尽管受到前苏联（现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的挑战，但并未衰落，因为其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因此，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软实力虽然表现出发展的势头，但与美国软实力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二 软实力表现的比较：美国比中国“稍胜一筹”

约瑟夫·奈不仅具体考察了中美软实力资源，而且还比较了两国软实力的表现。

（一）软实力主体维度——中国软实力主要来自党和政府，美国软实力主要依靠民间社会

约瑟夫·奈提供的证据主要是：2007年10月，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宣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此后，中国投入巨资，展开了所谓的“魅力攻势”，增强了中国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开展反腐败斗争，创新发展党建理论，提出“中国梦”等，使其拥有了较强的软实力。但是，“中国在以为政府是获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国外许多学者与约瑟夫·奈的观点颇为相似，“中国软实力的推广主要由政府担任推手，民间或私营机构较少参与，因此其发展相对受限。”约瑟夫·奈宣称，美国软实力大多是民间社会所产生的，而非仅为政府行动的结果。“我们民间的软实力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和传播能力，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美国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美国的音乐。”因此，即使美国软实力由于特朗普的原因有所下降，但并没有受到根本上的影响，因为软实力不只来自政府，更多来自民间，而这些都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部分美国软实力仍然较强大。约瑟夫·奈还提到知名人物也有自己的软实力，如斯蒂文·斯皮尔伯格（ Steven Spielberg）等。

（二）软实力地域分布——中国软实力影响主要限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软实力辐射范围相对广泛

约瑟夫·奈认为，尽管中国在“魅力攻势”上花费大量美元，但是回报并不多。他引用民意调查以资证明，即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正面的，而北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地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是负面的。亦即中国仅对非洲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软实力，而在欧美地区、印度及日本则缺乏软实力。这似乎蕴含了美国在欧洲、印度、日本等具有更强软实力的潜台词。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麦当劳、好莱坞等总能引起大多数欧洲人的兴趣，而且美国与欧洲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上有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多的共通之处。为了保持独立于中国的处境，日本选择倾向美国，欧洲、日本均与美国结盟，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表明美国在西方社会拥有较强的软实力，且这种结盟还将有助于增强美国实力。相较于中国，美国受益于其关系网与盟友（60个条约同盟国）而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据估计，世界最大的150个国家有近100个倾向美国，仅21个没有这种倾向性。约瑟夫·奈以此来表明美国软实力的强大。

（三）软实力时间演进——中国软实力表现相对平稳，美国软实力波动明显

在1990年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约瑟夫·奈提到毛泽东利用革命思想的软实力在海外结交盟友，邓小平则淡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以避免可能危及国家发展的外部风险。2007年，中国宣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约瑟夫·奈看来，这是有助于减少邻国恐惧并削弱其联合抗衡中国的巧战略。2009年，中国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了经濟的快速增长，以至于在后来的对外交往中表现得更加自信。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海外援助的增长，等等，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软实力的提升。而美国在战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外交，如建立新闻署，实施图书馆、讲座等项目，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软实力渗透，但其软实力却因越南战争而遭到削弱。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软实力的投资一度萎缩。例如，拒缴联合国会费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费用，削减国务院开支，等等。1989年至2000年，电视台许多驻外机构被关闭，海外新闻报道缩减了2/3。2001年遭恐怖袭击后，美国才意识到了软实力的重要。但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单边主义”政策和伊拉克战争旋即又增添了世人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以至于毫不必要地将软实力挥霍一空，并付出了代价”。奥巴马（Barack Obama）任总统后，认识到巧实力战略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对软实力的投资和运用。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的软实力又下降了，但是，约瑟夫·奈相信在特朗普之后美国的软实力将会再次上升。

此外，约瑟夫·奈还以量化的方式比较了中美软实力，认为中国软实力在世界各国中位于中间居上位置，且仍处于上升的阶段，目前至少可以打60分;而美国仍排在前面，可以打90分，但出现下降趋势。约瑟夫·奈也笼统地比较过中美软实力，认为中国软实力远不能与美国软实力同日而语。其依据主要在于：第一，他所列举的软实力资源，这是衡量权力的途径之一。第二，引用民意调查——最简单的评价软实力强弱的方式。约瑟夫·奈曾引用过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皮尤研究中心、盖洛普、英国广播公司等发布的涉及中美软实力的诸多调查报告，以此来证明中国软实力远不如美国软实力强。

30年来，约瑟夫·奈对中美软实力表现的比较，主要基于其固有的认知体系、评价体系、原则立场等，因此，其结论难免带有较强主观色彩、价值倾向，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从约瑟夫·奈的相关论著中，人们似乎能够读出美国软实力比中国“稍胜一筹”的意蕴，而这种意蕴主要是基于美国软实力来自民间社会、美国软实力更广的辐射度，以及美国软实力可打90分等约瑟夫·奈根据主观标准得出的主观结论。在比较中美软实力表现时，大多数情况下约瑟夫·奈并没有依据同一标准或具体量化指标来衡量。例如，约瑟夫·奈认为中国软实力不如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软实力主要依靠政府，而民间社会软实力薄弱。那么，中国民间社会软实力到底表现如何，约瑟夫·奈却鲜有论及。约瑟夫·奈大谈美国民间社会软实力，少谈甚至不谈中国民间社会软实力，妄下中国软实力不强的结论，显然有失偏颇，也有失客观、公正。

三 软实力制约因素的比较：中美同中有异

中美同处一个“地球村”，中美软实力必然要受到人类实践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因素的制约，因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所造成的实力扩散便是其中之一。同时，中美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也对软实力形成了制约。

（一）共同的制约因素：实力扩散

全球化与信息革命对国家实力的影响似乎是悖论式的，一方面促进并增强了国家实力，另一方面又分化并扩散了国家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21世纪两大实力的转移——实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实力由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均与全球化、信息革命紧密相连。全球化使位于三维棋局底层的环境问题、金融风险、毒品走私、网络犯罪、恐怖主义、传染病等超越国界，上升为全球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如果不和中国合作，美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不和美国合作，中国也无法解决。”信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生产、获得和传输的成本，推动了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所谓的“微权力”的崛起。国家已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个人和私营组织——从维基解密，到企业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到恐怖分子，再到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有能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直接发挥作用。”它迫使政府与大国不得不与他人共享表演舞台，因为舞台上挤满了新获得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这种状态下，中美软实力也必然会因被分化或被他人分享而受到制约。约瑟夫·奈承认，“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也无法独自保护自身安全。”

（二）不同的制约因素：内部因素与对外政策

1.中美各自不同的内部制约因素

就中国而言，按约瑟夫·奈的阐释，内部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经济方面。面临严重的转型障碍，如环境恶化问题、“未富先老”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低效的国有企业、大量的社会不平等、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有待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大量的腐败现象等。第二，政治方面。政治体制虽体现了针对特定目标如城市基础设施和高铁项目的强大实力转换能力，但与印度的民主制度不同，它尚未解决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等问题，难以产生有吸引力的政治体系，并且网络政治使问题复杂化，给政治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三，社会方面。一是软实力的发展手段主要由政府控制，而不是依靠释放民间社会的力量，因而缺乏能与好莱坞相竞争的文化产业，没有能与哈佛等美国大学相媲美的大学，也没有欧美国家那么多能形成软实力的非政府组织。如果能对民间社会的管控放松一些，中国就能产生更多的软实力。二是高涨的民族主义将影响软实力。中国的民族主义越强烈，与周边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达成妥协的难度就越大，最终致使中国对周边国家愈加缺乏吸引力。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约瑟夫·奈曾多次指出，虽然中国软实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快要赶上欧美国家，但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另外，在约瑟夫·奈看来，中国与14个国家接壤，与印度、日本和越南存在领土争议，这限制了其软实力的提升。

在约瑟夫·奈看来，对美国软实力形成制约的内部因素是：第一，经济方面。新生产力能否可持续增长，个人储蓄率、经常账户赤字与国债增加等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动市场监管不严，中小学基础教育堪忧，工会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医保费用较高，等等。第二，政治方面。不少学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达了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悲观情绪。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僵持，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干扰，民众对政府等公共机构的不信任，等等，具有比经济问题更大的不确定性。第三，社会与文化方面。存在诸如犯罪、离婚率、同性婚姻与青少年怀孕等问题，有些有所改善，但在处理儿童贫困、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监禁、谋杀等方面仍滞后于其他西方国家。如因反恐等因素而减少移民，也将影响软实力。虽然约瑟夫·奈为美国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了辩护，但这些问题仍然客观存在，无疑将对美国软实力形成掣肘。美国软实力因自身固有缺陷，“经济上贫富差距极化，政治上政党斗争形式化，导致民粹主义盛行，内部支撑软实力的美国自信出现滑坡”。

2.中美不同外交政策的影响

如约瑟夫·奈所述，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资源之一，但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即外交政策需具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如不具备这一条件，外交政策不仅不能产生软实力，反而可能会削弱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以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复苏，相对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中国对本国实力过度自信，以至于在2009年下半年采取了更为强势的外交政策，违背了邓小平倡导的“韬光养晦”理念，引起了周边邻国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乃至印度的恐惧和不安。在约瑟夫·奈的潜意识里，当时中国强势的外交政策有失合法性和道德权威，削弱了软实力。他还指出，中国“一带一路”中的经济援助计划可能是良性和有吸引力的，但如果带有敌意，效果会适得其反，就像斯里兰卡港口工程那样;中国威胁限制澳大利亚一家出版批评中国图书的出版商进入中国市场，是利用经济硬实力削弱软实力的行为。

就美国外交政策而言，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难免要损害自身的软实力。因为这种政策表现的是约瑟夫·奈所形容的“虚伪”“傲慢”“粗暴”“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等。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的外交属于“交易型”外交，目光短浅。特朗普执政几年来，美国软实力大幅下降;他不但没能使美国“再次伟大”，反而使美国的软实力遭到削弱。这是约瑟夫·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民调（33国民众仅29%的受访者信任特朗普）、盖洛普咨询公司民调（134国民众仅30%的人对美国有好感）、伦敦波特兰咨询公司的“软实力30”（美国排名从2016年第1位降至2019年第5位）得出的结论。另外，公共外交的失策，置盟友与各种机构于不顾，使美国政策失去了合法性、缺少了吸引力。例如，美国拒绝限制生產尾气排放量大的汽车;向穷国鼓吹自由市场的优势，但又对本国实施农业补贴以保护农民;极力阻止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制定碳排放上限，等等。而对军事实力的过度滥用将更严重地削弱软实力。例如，2003年3月，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致使其软实力损失惨重。当然，约瑟夫·奈非常明白，伊拉克战争并非第一个让美国不得人心的对外政策行动，20世纪后半叶发动的越南战争，也招致世人的普遍反对，严重削弱了美国软实力。当美国无法遏制或收敛其帝国冲动时，其结果就是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唾弃。

对于软实力的制约因素，约瑟夫·奈着眼于社会变迁的视角，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舞台上权力主体的实力发生了扩散，这一方面制约了包括中美在内的各权力主体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约瑟夫·奈所强调的软实力的重要性。约瑟夫·奈之所以创立软实力理论并不遗余力地推而广之，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对于制约中美软实力的各自不同的内部因素，约瑟夫·奈则主要围绕内政外交进行考察。相对于中美软实力资源、软实力表现的比较，约瑟夫·奈对中美软实力制约因素的比较显得更为客观。

四 结语

约瑟夫·奈对比中美软实力的资源、表现及制约因素之后，得出了中美软实力孰强孰弱问题的结论，即中国软实力不仅不能与硬实力成就相匹配，而且也没法与欧美软实力相媲美。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远不能认为美国世纪已经终结。“无论中国或特朗普政府当下采取何等行动，美国的长期实力优势都有较大可能维持下去。”约瑟夫·奈比较中美软实力，目的是试图证明中国软实力不如美国。由此，约瑟夫·奈至少可以从软实力维度上说明美国并没有衰落，美国世纪并没有结束，21世纪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世纪。正如他所言，“美国在衰退，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看美国，就会发现，美国依然非常强大。”与约瑟夫·奈不同，阿米塔·阿查亚（ Amitav Acharya）并不认为“21世纪的美国将在权力的三个领域——军事、经济和软权力——维持首要地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约瑟夫·奈敢于对美国政府有损软实力的内政外交作“自我批评”。例如，他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内的农业补贴、微乎其微的对外援助，国会曾连续5年未能批准政府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分配中国和欧洲的投票份额的承诺，以及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秩序等，进行了抨击。

从约瑟夫·奈对中美软实力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约瑟夫·奈时常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中国软实力进行评判。譬如，他常自豪地提及美国软实力主要来自民间社会，而中国软实力主要来自党和政府。又如，他常谈及“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对美国软实力的贡献，几乎没有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再如，他认为中国软实力限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而在欧美、印度、日本等缺乏软实力。如此带有价值倾向性的评判，其结论无疑经不起理性的追问，值得商榷。但是，约瑟夫·奈有时也能“理性”看待中国的对外政策所带来的软实力以及中美间的关系。例如，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利于实现共赢;他反对中国是急于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的观点，主张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美国需要深化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间合作，在“多中心的世界”，选择合作、分享权力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合作，我们都难辞其咎”;他还认为特朗普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应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显然，约瑟夫·奈与近年来美国“锐实力”论者担忧“中国影响力的扩散，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模式在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上升”有所不同。

对于中美软实力比较中约瑟夫·奈的目的、结论及其所持的立场，我们要具体、理性、辩证地分析与对待。第一，对于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批评，我们要具体分析其批评是基于中国的问题、不足，还是出于维护美国的利益。如果是前者，我们应该虚心地接受，正视问题与不足。因为我们在国际软实力竞争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差距，恰恰是国内体制机制问题的折射……是我们自己发展不足”。如果是后者，我们要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以维护中国的相关权益。例如，约瑟夫·奈曾提及2009年下半年中国的“过度自信论”，被不少学者视为“中国威胁论”的新翻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些人把中国维护合理合法的国家权益说成是‘咄咄逼人‘傲慢‘強硬，鼓吹‘中国威胁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对于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赞扬，我们要理性分析其赞扬是基于中国的优势、长处，还是为了刻意地讨好中国。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坦然地接受，但要戒骄戒躁;如果是后者，我们应考察其意图，以免遭遇“捧杀”。例如，约瑟夫·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的赞扬。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彰显，离不开对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可以用来作为构建当代软实力的资源。我们的传统完全有可能是我们的包袱。”第三，对于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的理性评价，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为我所用，但也要辩证地分析与对待。例如，约瑟夫·奈对中国共产党已拥有的强大软实力的分析，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程。但习近平总书记依然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