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与新时期乡村治理振兴
——清朝“告老还乡”制度的启示

1 引言

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的发展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而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稳定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构建乡村社会秩序、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乡村居民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乡村社会的被动发展使得因深受乡贤文化滋养而具有的良好自治基础遭受破坏，因此，在城市资源下乡、推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乡村传统文化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达到物质资源与文化资源共同促进乡村振兴的目的。

2 新时期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2.1 乡村治理的制度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在城市的“吸力”和农村的“推力”作用下大量涌入城市，而这些人恰恰是具有高学历或者一技之长的乡村精英。他们成长于农村，又深受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具备村民所未有的独特眼光和创新精神，这些正是小农经济思想固化的乡村亟需补充的新鲜血液。还有被户籍化的乡村精英人才，由于受我国“叶落归根”的传统文化影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都想在退休之后回到儿时成长的故乡，找到心灵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而且常常伴随着资金、文化、信息等资源的回流。可以说乡贤文化是促使城市资源向农村回流的一种重要途径。

但是，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福利待遇、土地管理制度等的限制，使得离退休人才难以回归乡村。制度上的缺陷使得乡村精英、能人等无法回流，另一边是乡村资源不断地向城市单向流动，如此一来，不仅使得乡村失血问题愈发严重，乡村发展所面临的人才危机更是棘手。“记得住的乡愁，回不去的老家”，乡村精英的流失导致原本就相对落后的乡村又失去了引路者，进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无序。

2.2 乡村治理主体的弱化

由于我国当前乡村人才的大量外流，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乡村人才的外流使得乡村自治组织缺乏战斗力、凝聚力，当受到外部利益驱使的时候，一些思想素质不够硬的村委成员便会做出损害村民或村集体利益的事情。因此，乡村亟需补充高素质人才，通过乡村能人带动村民提高民主意识，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承担起乡村自治的领路人。

2.3 传统文化式微

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田园环境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重要方面，也往往是人们的“乡愁”情结所在。但是由于交通、通信设施的完善，城市文化更快、更强的向乡村渗透。

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挑战，乡村人文精神和乡村的社会风气正在发生改变。传统文化使人们产生归属感，但如今的乡村居民不仅在渐渐远离乡村传统文化，而且城市的价值观又难以适应，进而导致乡村人文精神衰微，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度降低，村民之间的凝聚力降低，使得乡村社会实行自治的基础条件遭到破坏。

2.4 村民阶层的分化

传统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为传统乡村是封闭的、静态的，村民都生活在同样的地域内，靠天吃饭、以地为生，久而久之形成了同样的文化，村民之间在劳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很小。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现代化不断向乡村渗透，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和市场经济接轨，传统乡村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村民之间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等层面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近年来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村民阶层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导致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性，这一系列的变化冲击了乡村实行自治的社会基础，给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性带来了挑战。

3 乡贤文化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价值

3.1 传承乡土文明的标杆

乡贤文化作为乡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乡土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根植于本土的乡贤文化，更容易走进村民的思想和生活当中，在新时期继承和发扬乡贤文化，吸引乡贤归乡，有助于扭转乡土文明不断消亡的颓势。如今，以退休返乡的官员、企业家以及毕业回乡的大学生村干部等为代表的新乡贤重新活跃在乡村，他们成长于农村，又接受了现代化的熏陶，其嘉言懿行具有教化乡民、引导乡民，能够被乡民更好的认同并自觉内化的价值作用。

3.2 带领村民致富的典型

新乡贤大多具备高学历、精湛的技术、创新意识等时代品格，由于中国人自古便有“叶落归根”“反哺桑梓”的家乡情怀，令他们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学识专长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新乡贤的回归，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上的提升，更是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

3.3 夯实自治基础

乡村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聚落，古时的乡村相对独立于国家，正所谓“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乡村的治理依靠的正是在村内有威望的乡贤人士，在乡间形成了独特的“士绅自治”模式。村内的教育、文化传承、纠纷调解等等事务都要依靠乡贤人士，而乡贤中的大多数由宗族长老或者退休回乡的官员担当。乡贤回归可以很好的联系村委与乡镇政府，引导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在乡村治理中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夯实乡村自治基础。

4 乡贤文化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实现路径

清朝“告老还乡”制度给乡村人才回流提供了机会和保障，对乡土文明的孕育和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下人才回流有诸多障碍限制的情况下，农村空心化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即乡村人才回不来导致乡村衰败，乡村衰败又导致更多的人才外流，因此，乡村治理亟需注入新的力量。

4.1 健全城乡人口流动机制

人才是发展的动力，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得乡村的发展不断失血，所以健全城乡流动机制，促使乡村人才回流，为乡村发展输血才是促进乡土文明振兴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不仅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法》也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些制度的障碍限制了离乡精英反哺桑梓的途径。应该通过改革和完善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等，给乡村精英人才的回流开创一条便捷的途径。

4.2 完善保障机制

今天的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市场、福利、公共服务设施等资源优势，不断地吸引着乡村居民向城市集聚，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人才都是在外打拼了几十年才得以落户城市，享受着城市的福利待遇，那么在他们退休之后应提供更完善的保障机制，使其在反哺家乡的同时，又不丧失在城市打拼一生所获得的福利待遇，免去其后顾之忧，利用完善的保障机制来激发乡村精英人才“反哺桑梓”的热忱之心。

4.3 丰富乡村基层治理体系

古代由于交通、通信的限制，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传统礼制的约束和以乡贤为核心的自治体系，很多乡村都有“村规民约”作为规范。例如北宋时期的《吕氏乡约》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提倡法治社会的今天，德治同样重要。农村是熟人社会，具有自治传统，在乡村这一特殊地域，加上村民这一特殊群体，就为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提供了平台。乡贤的积极参与将会更好地规范乡村治理体系，对新时期乡村治理的振兴起到更好地推动作用。

4.4 培育有时代特色的新乡贤

首先，新乡贤应该是在农村生活的贤人志士，根植于乡村，参与到乡村发展的方方面面，维护好村民的合法权益；其次，新乡贤应该是德高望重者，只有获得了村民的一致认同，才能在乡村发展和管理中形成合力，村民有了主心骨，干起事来才会更有激情；最后，新乡贤应具备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道德、品质和能力，紧跟社会发展趋势，带领乡村不断前进，让乡贤文化在新时代重焕生机。

5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的背景，乡村振兴离不开合理高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文章从乡村治理振兴的视角，通过研究清朝“告老还乡”制度，探索乡贤文化在解决新时期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中的价值。新时代乡村治理振兴需要发扬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乡贤文化，为离乡的乡村精英创造能返乡的条件成为传承乡贤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新时代的乡贤需要培养具备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品质、知识技能等，最终形成乡村贤人志士与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机融合，在新时代开创传统治理理念与现代治理思维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