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失焦与生存实验
——《对面的撒旦》的文艺心理学分析

陈沛琦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对面的撒旦》(也译为《对手》)是法国作家卡雷尔的非虚构作品，它根据1993年发生于法国的一起谋杀案写成。一名自称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员的男子让-克洛德·罗芒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和狗，然后放火烧掉屋子并服下安眠药，但并没有死。在审判与调查中人们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谎言，他的许多陈述与经历真假莫辨。法庭最终判处他终身监禁。作者卡雷尔以记者的身份参与了审判的全过程，并与凶手见面、通信，考察他的亲友与家乡，力图全面地了解凶手。六年后，作者写出了凶案的来龙去脉和让-克洛德·罗芒实施凶案的心理轨迹。杀人情节本身并不复杂，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扑朔迷离。克洛德的心理不仅是整个凶杀案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是解读主人公行为及其人际关系的关键。在追踪人物心理轨迹时，有关信任、真实与虚假、自我意识、生存选择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

一、身份失焦

撒谎是克洛德人生中的关键词，自从有了第一次撒谎——在并没有参加考试的情况下称自己通过了医科二年级的考试，克洛德的人生就开始有了大大小小的谎言。所有谎言密布成一张网，牢牢围住主人公。克洛德的人生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谎言的多米诺骨牌。推动第一块骨牌的是他自己，而且这并非出于任何人的强迫。这是惨案的遥远伏笔，也是克洛德身份分裂的开始。从医科考试事件开始，克洛德分裂出两个自我[1]：一个是无所事事、不务正业的游荡者，一个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医生。相比后者，前者的自我更接近真实，但模糊不清，读者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大致的形象。真自我一直以被压迫的状态生存于假自我之下。造成第一个自我模糊的原因很多。一是叙述的退隐，假自我与谋杀案的关系更直接，以及假自我的形象更明确，便于解释谋杀案的动因，作者便不着意表现那个无所事事的自我。二是克洛德本人也许并不清楚他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样的，那个无所事事的空白自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克洛德并不清楚。还有一种可能，就像他惯常做的那样，所谓真自我也是克洛德的谎言，真实的克洛德隐藏在两个自我之下，在读者和作者看不到的地方。

克洛德的情况并非是分裂出真假两个自我这么简单，他对自我的认同一直是模糊的，即他并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他成功地构建起一个完美体面的身份，但从未住进这个身份中，作为医生的克罗德的身份是一具华丽的空壳。在身份的自我认知上，他是失焦的。失焦原指摄影时无法将焦点对在确定的位置上。克洛德成功地将身份营造出来，但无法聚焦到确定的身份上，人生在他眼前是一张景物繁杂却没有焦点的模糊照片。简言之，身份构建与身份认知之间出现了断裂。克洛德是个出色的演员，但成功地扮演了完美的角色后，他并不知道失去了演员身份的自己是谁，他的生活是一场精彩而空虚的舞台剧，落幕之后，无处可归。

然而失焦并不意味着空白，失焦的原因也并非无迹可寻。身份失焦在克洛德杀人之前的人生中就已露端倪。在某种程度上，失焦来自于自我的缺失。克洛德缠绕于多个主体中，自我一直是缺席的，主体间性[2]成为让他迷失的原因之一。心理医生的报告显示：“已分不清他和他所爱的对象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一个不加区别的、封闭的宇宙综合体系中，他已成为他们。他们也成为他了。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与杀人之间没有多大区别……”[3]27这是失焦的另一种形式：身份融合。父母是克洛德性格形成期最重要的两个主体。克洛德的母亲性情忧郁，常常把忧伤这个词挂在嘴边。忧郁不只是一种情绪，甚至是一种病症，“她给了这个词(忧伤)以十分具体的解释，好像那也是一种器官疾病，在慢慢地危害她的健康……克洛德早就学会欺骗她，免得她更担忧……一切都必须顺顺利利的，否则，母亲会变得更糟”[3]37。克洛德为了照顾母亲的情绪，选择压抑真实的自我。在与母亲的关系上，他以隐藏自我换取母亲的精神稳定与母子关系的和谐。谎言成为维护母子关系的工具，也成为母亲情绪的安慰剂。父亲与母亲不同，他冷静克制，很少表现出极端的情感，给克洛德树立了情绪管理的标杆。“他钦佩父亲从来不流露出自己的激情，并试图模仿。”[3]37在情绪上，父亲是一个强者，成为克洛德的指引与模范，模仿父亲的克洛德因而具有所谓家庭教育良好、训练有素的形象；母亲则是一个弱者，但弱反过来成为控制克洛德的强大力量，顺从了母亲的克洛德因此获得温顺孝敬的评价。父母亲一强一弱，以两种方式对克洛德施加隐形的压力，迫使他从小就活在善意的伪装里。然而这种强迫是双向的，克洛德自己选择了顺从的应对方式。外界对克洛德的评价都是基于他与他人的关系：温顺、听话，涉及其自身特质的极少。

屋子和狗是两个象征性的场景和物件。屋子象征着克洛德对父母的心理状态。他童年时在小村庄住的屋子一直保持原样，甚至直到二十二年后杀死家人时仍然如此。克洛德就像这间屋子一样，一直停留在孩童状态，虽然身材高大壮硕，但看起来仍像个容易受惊的孩子。狗是他唯一可以说真话的对象。狗的死亡是个谜，究竟是父亲打死的还是走失的不得而知，如果是父亲打死的，打死的原因也不得而知。最离奇的是，克洛德在审判中从未说出狗的名字，狗的真实性十分可疑。如果狗存在，那么打死它就意味着消灭了小克洛德的全部信任，在充满了谎言的生活环境中，仅剩的信任的崩塌无异于灾难。如果狗是虚构的，那么审判时的疯狂也成为一场表演，是克洛德谎言人生的一部分；或者，狗是他理想中的倾诉对象，但这个对象的不存在意味着他的真实是无处安放的，克洛德的人生因此蒙上悲哀的色彩。真实其表、虚假其里的家庭是克洛德撒谎的温床。克洛德的家庭教育存在一个可笑的悖论：“在这个以绝不撒谎为原则的家庭里，善意的谎言司空见惯。”[3]40克洛德的家庭模式是压抑—顺从。在自我意识形成期，克洛德以委曲求全的低姿态将本应成长起来的自我关在门外。他甚至没有到达拉康镜像的第一阶段，[4]本应映照自身的镜子对向了父母，辨认出自我自然是无稽之谈。

克洛德的低自我状态存在于与父母的关系中，也存在于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上中学二年级时学校掀起了学生抽烟的风潮，克洛德想抽而不敢抽的心理十分微妙，由此产生了一连串细碎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他先在口袋里装上烟，下课后到咖啡馆掏出来时装出惊讶的样子，并且自言自语：“谁把烟塞我口袋里了？”而后耸耸肩表明抽烟是无奈的选择，并做出熟练烟民的动作。“既想让别人知道我抽烟，又想告诉别人我之所以抽烟，完全是环境所逼。”[3]51克洛德自己也承认这并非他自己的选择。抽烟是克洛德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浓缩投射，想求得注意、害怕被揭穿、维持体面而成熟的形象是低自尊状态下的心理活动。可惜的是，经历了细碎复杂的心理斗争和精心设计的动作后，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克洛德自导自演的身份戏剧没有观众，他的行动失去了意义。在职业选择上，克洛德继续着身份游戏。家人希望他当护林员，他却要学医。然而他说他喜欢森林而并不想当医生，当医生只是为了表明他有爱好而且不屈从于家庭压力，营造出敢于悖逆家庭的有主见的青年形象。戏谑的是，克洛德背离内心真实想法创造出的医生身份成为之后人生的祸根。身份的分裂也可以视为对他违背自我的惩罚。其实，在选择走上学医道路之初，克洛德是有自我意识的，但他选择了用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选择，他将自己置于全景式监狱的中央，一开始就选择了站在被监视的位置。当怀着被关注的期待开始身份表演时，克洛德就已经将价值的赋予权交给了他人，当期望落空，价值也随之消失。期待被关注并进行身份表演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心理，然而克洛德的人生几乎全是由表演建构起来的，表演不是他社会交往的一个附带特性，而是他交往的基础。[5]无论是日常行为还是重大决定，克洛德都假想自己是处于他人注视之下的。

克洛德的身份失焦并非是因为他迷失了自我，而是因为未建立起自我，克洛德是个空心人，他的真实人生是茫茫一片虚空。然而在身份失焦的状态下，克洛德并不是无所行动，他努力给自己的人生寻找解释与依托，谎言是他找到的第一个出口。从医科考试开始，到在里昂的医院实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员，谎言给了他一条平稳通达的发展轨道。自从撒了第一个谎，他就开始在一条完美的链条上游移，然而这根链条架在高空之上，他只能如履薄冰。当谎言要被揭穿、他难以为继时，克洛德为自己精心选定了淋巴癌这种严重但不立即致命的癌症。癌症帮他挡住了本应受到的责备，让他成了被同情和呵护的对象。谋杀案发生后，他被判入狱，囚徒成为他新的身份。与很多谋杀凶手不同，克洛德一直期待着获罪，因为获罪才能给他新的身份，让他安居下来。囚徒生活的苦闷，比起生活的战战兢兢要轻松太多，这解释了克洛德轻松的囚徒生活状态。监狱是他重生之地，被剥夺自由也意味着不必为谎言人生劳碌，这反而让他觉得轻松。其实他在谎言一出口就开始等待并期待着被判刑，“罪”的意识早在杀人之前就根植于克洛德的心里。克洛德没有止步于此，又转向了宗教，但宗教对克洛德的意义也只是暂时的栖身之所。宗教给了他一套新的体系来安放自己、理解世界，但他的皈依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宗教让他放弃自杀，开始“自由而美好”地活着，同时他又痛苦地认为自己是“被判活着”，宗教的宽恕和罪孽的意识矛盾地撕扯着克洛德，不过，最终宽恕慢慢战胜罪的意识，克洛德的罪人身份渐渐被信徒身份代替。克洛德一生的身份沿着医生—癌症患者—囚徒—信徒变换，他不断为自己寻找着安身之所：体面的医生身份—疾病—罪行—宗教，每一个环节都是在上一个环节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开始的。克洛德的人生是寻找意义—意义落空的循环。

二、生存实验

这起谋杀案主人公的非正常的心理状态和人生选择可以映照出很多问题，其意义远超谋杀案本身。故事的一大疑点是，为何所有人都没有识破克洛德的谎言，毕竟想要揭穿并不难，而且在诸多谎话中人们是有过疑问的，但仅仅停留在怀疑阶段，没有继续调查，这也是故事的离奇之处。与其说周围人愚蠢到不能揭穿谎言，不如说是他们选择相信克洛德。克洛德利用信任获得经济来源，支持他虚假身份的运行。谎言之所以可以成功骗过人、谎言的多米诺之所以可以一直进行，前提是谎言接受者即周围人的信任。而信任又何以成为可能？或者说，信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人寒凉的视角：信任基于对表演的认同。克洛德倾其一生之力通过表演构建出完美的形象，妻子、儿女、父母、同事对于这个身份是认同并欣赏的，他们不知道克洛德的真实自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无须认识，而且他们对“自己无须认识”这一点是不知道的。对于克洛德在医学院二年级留级多年一事，妻子弗洛朗丝的反应是失望但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看起来)勤奋努力，所以弗洛朗丝认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可怜的是，妻子对他的期许和信心是建立在虚假之上的。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亲友与克洛德之间，而且存在于其他人物之间。比如，在审判时审判员得知克洛德和妻子弗洛朗丝看黄色录像带后十分震惊，因为这完全不符合这对夫妇完美而体面的人设。这样，“相信”与“选择相信”难以区分，这个故事动摇了信任的基础。故事最恐怖之处不在于凶手杀掉亲人，而在于亲人在被杀前的信任成为隐蔽的杀人武器，而且这种相信不是草率的轻信。克洛德说：“社会身份是假的，爱却是真的。”[3]66如果止步于此，故事就仅仅是个道德伦理故事，但爱是真的吗？因为感情无法衡量无可考据，故事便有了多重解读的可能。站在故事之外的读者也并非站得更高，对于信任可靠性的问题，故事中克洛德身边的人与故事的读者概莫能外。

克洛德杀人之后内心难以平静，在服刑期间开始阅读拉康的著作，以期更好地了解自己。恰巧，他的人生也是拉康理论的印证。克洛德一直在能指控制的链条上移动，这里的能指是身份。[2]虽然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是他计划的结果，但从第一次创造假身份开始他就进入了失控的人生，谎言支配着每一次选择。更准确地说，能指是身份的功能，它支配着克洛德的行动及人际关系，克洛德没有真正认同身份，却享受着身份给他带来的好处。罗芒医生、世卫组织研究员、杀人犯、基督教徒是克洛德别在身上的一枚枚徽章，它们赋予克洛德意义，给了克洛德认知自我的途径，也成为亲朋好友认识克洛德的途径，人际交往因此成为符号化的互动，处于中心的是身份。而所指则是身份的内涵，即某个身份实际做的事情。在几次身份转换中，只有杀人犯是克洛德真正担得起的身份，其他身份都是有名无实的。简言之，能指是身份之名，所指是身份之实。克洛德的人生是能指支配下所指匮乏的一生。

克洛德受控于身份，真正的自我在能指中消失了。可以说，他是被语言建构起的主体，不过这里语言的含义更宽泛，它指一切可以表征意义的符号，如文字、姿势、话语、形象等。表面上看起来是克洛德在创造符号，通过贴标签与表演的方式自我确认与求得确认，实际上是语言(或符号)在言说他，因为一旦没有了这些符号带给他的意义，克洛德就无所适从。语言是克洛德表演的媒介，甚至还是克洛德的人生意义。最终，他的人生到了功能与意义不分的境地，这可以解释他精神状态的混乱，也可以解释他思想的机械性，无怪作者认为克洛德是一台机器。克洛德是一个成功的程序员，让自己的人生按照编好的程序运行，小差错不断却持续运行，但他没有实感，成为符号的奴隶，他的主体性躲避到语言之下。克洛德的人生是一部程序不断崩溃与修正的历史。

两次杀人与自杀是克洛德人生中的代表性事件。整个故事的高潮——谋杀亲人情节——是克洛德寻找意义然后意义落空的集中体现，也是他非此即彼人生选择的结果。从一开始撒谎，他就将自己置入非此即彼的境地。当两个自我无法共存、谎言无法继续时，杀人就成为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他面临着几种选择，要么结束自己，要么结束他人，要么与他人同归于尽。也许克洛德本想选择最后一种来结束这场荒谬而失控的人生，但自杀未遂是命运给他开的最大玩笑。被判入狱后，他曾经思考过是否要自杀，但最终选择放弃自杀，继续活下去。这可以视为克洛德对人生系统的自我修正，也可以视为一场生存实验。自杀意味着屈服于谎言，放弃自杀则是进入生存实验的开始。也许克洛德自己也好奇如此离奇的人生将去往何处，他作为人生的规划师也想看看没有意义的人生该如何过。经历了两次将死未死之后，克洛德显得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经历死亡后的大彻大悟，而是生存实验造成的表象。克洛德的整个非正常人生也可以看作一场生存实验，它触及了以下问题：空虚的人生是否值得过？脱离了符号的主体如何生存？虽然克洛德的生活离奇多变，令人眼花缭乱，但还有大量的空白不为人知。那段假装上班实则在山区与公园游荡的日子，那段考上农业预备班后在汝拉山的空白生活，都是克洛德人生中的空白，是读者甚至他本人的未知域。“一种巨大的空白慢慢地在他内心形成，最后使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只剩下这具躯壳，冰冷的穿堂风从这个深渊里吹来。”[3]39从假身份的缝隙里我们可以窥见克洛德空白生活的一角，没有目标、不求意义、无可寄托的克洛德是一个人生单调的空心人，他的人生是空虚状态极端化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认为的意义只是符号学上的意义，生存就成为一场滑稽而悲壮的表演，正如西绪弗斯的神话。为了填补生命的空白，让生活可以进行下去，克洛德借身份进行生存实验，无奈而大胆，最终人生脱缰，生存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克洛德是虔诚的信徒，那么这场生存实验算是有了终结，整个故事就成了宗教故事。如果宗教也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则生存实验还在继续，克洛德的人生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无意义的悲剧色彩。

读者阅读这个故事，也是在映照自身。“他早就不再是人。这就像一个黑洞，您将看到，他会扑到您身上来。”[3]32这里的读者既包括卡雷尔、审判员等调查故事、与克洛德有接触的人，也包括作品的读者。卡雷尔以尽可能客观的视角叙述故事，然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他的立场。对于克洛德，作者持同情而怀疑的态度，认为他的犯罪也有值得同情与理解之处，他既看到了克洛德心理的普遍性，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抽丝剥茧地呈现克洛德的成长轨迹与心路历程，同时又对这个撒谎成性的人保持警惕态度。呈现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因为故事的多义与模糊、解读的开放性，作者要反映故事与人物全貌并非易事。有些媒体则站在道德的角度将克洛德描述为撒旦。从道德角度看待克洛德是最省事也最容易引起共鸣的，鞭笞恶人、警醒世人也符合所谓媒体责任感。然而道德视角遮蔽了故事最精彩与耐人寻味之处。道德审判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理解故事的起点。克洛德并非是残忍至极、毫无人性的凶手，也并非常规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克洛德并不认同精神医生对他做的分析，而且从审判表现看，他对自己的心理是有所认识的，他甚至被认为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因此，进行疾病化的精神分析也不能全面认识克洛德。[6]克洛德是黑洞，也是镜子，他吸纳各种观点，让读者在解读中也窥见自身。空心人的生活是否不值得过？克洛德也不知道，但他用身份游戏进行生存实验，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当信任成为一场符号化的游戏，人们如何相信彼此？因为谎言一旦开始就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弥补，那么谎言是否自带多米诺结构？克洛德前进一步后退一步都是深渊，撒旦就在对面凝视着他，当然从结果来看他已经成为撒旦。不过，撒旦同样藏在故事的背后凝视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