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身体与生存境遇
——空间身体书写下的《追风筝的人》

段 红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外国语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追风筝的人》是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成名之作，因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被称为惊世之作，吸引着大批读者。[1]作品讲述了阿富汗两少年关于友谊、亲情、背叛与救赎的曲折故事，控诉了战争的罪恶，并深刻揭示了阿富汗社会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族与宗教问题。《追风筝的人》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读者阅读反应、作品意象与主旨研究，譬如风筝意象、忠诚与背叛、悔恨与救赎主题等。本文借助空间批评方法，结合文本细读、背景研究等手段，对《追风筝的人》的“空间、身体与生存境遇”进行分析，揭示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塑造主体的家宅空间

家作为主体的生存空间，参与塑造主体的自我认知，沉淀其情感体验，观照其内心的隐秘欲望，是自我的外在投射。[2]家历来是胡赛尼所要表现的主题，“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家庭。抛开了家庭这个线索，你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无法理解周围的人，无法弄明白整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3]家是《追风筝的人》着力呈现的内容，家提供了阿米尔生活的物理空间，见证了阿米尔的人生历程，对阿米尔精神空间的形成与心灵世界的建构起到了最为基础性的作用。

阿米尔先后有三个不同的家空间：童年的白房子、穆斯林街区、重返白房子。童年的阿米尔，家境殷实，富甲一方，“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4]4虽锦衣玉食，身居豪宅，可阿米尔的内心深处却分外孤独。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父亲是他唯一的亲人；而父亲并没有用心陪伴这个从一出生就丧失母爱的儿子，却总与朋友相聚书房，吞云吐雾，谈天说地。可怜的阿米尔多么渴望融入他们，却总被父亲无情地堵于门外。“走开，现在就走开，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4]5书房内，大人们开怀畅谈，其乐融融；书房外，阿米尔茕茕孑立，落寞无限，强烈的反差，透露出父亲对年幼阿米尔的无视与冷漠。父爱的遥不可及与母爱的缺失，让阿米尔时常陷于孤独无助与极度的恐惧之中。

儿时的阿米尔，每当遭遇同龄孩子的欺负时，只能躲藏于白房子之中，居所的无比空旷与孑然一身的自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惟孤独与寂寞相随，也造就了他性格上的极端懦弱与自私。即使远走美国，身居加利福尼亚穆斯林聚居区，他依然走不出童年的阴影，父子关系紧张依旧。虽然美国风景独好，对阿米尔而言，穆斯林街区永远都替代不了阿米尔心中真正的家园，“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4]1

身处美国的阿米尔，依旧心系阿富汗。童年的他渴盼浓浓的父爱和无限的自由；而在美国，却依旧忘却不了喀布尔白房子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于阴霾之下备受煎熬。拉辛汗的电话使阿米尔再次回到了喀布尔，走进白房子，既熟悉又陌生，既兴奋又伤感。此时，白房子已断壁残垣，恰似阿米尔破碎不堪的心，正是在这个曾经的家空间里，阿米尔才最终击败了内心的懦弱与自私，直面曾经的罪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解救出了哈桑之子索拉博，心灵实现了自我救赎。这样，三处以家为切入点的物质空间，串联了整个故事，实现了时空转换，再现了阿米尔完整的人生轨迹。

二、身体的空间建构与呈现

身体预示着人类含混而基本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含混状态却是由诸多的身体特征确定。身体象征着强大与脆弱、尊严与屈辱、自由与约束、共性与个性的差异。《追风筝的人》所聚焦的特殊场景都与残疾的身体或受迫害的身体意象有关，主要呈现于兔唇和受暴力的身体之中。

第一个身体的空间表征体现为人物的外貌特征，以哈桑为代表。天生兔唇是哈桑最突出的外貌特征。“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4]1尽管哈桑地位卑微，天生兔唇，却忠诚刚毅，无惧无畏，于亦友亦仆的身份变换中，游刃有余，只为阿米尔能获得快乐。哈桑身体上的残疾曾令阿米尔羡慕不已，他认为哈桑仅凭兔唇，就赢得了父亲特殊的关爱与赏识，而这些原本该属于自己的，这引起了阿米尔无名的嫉妒。原本冷漠的父亲却热心为哈桑求医问药，治疗兔唇，以至于阿米尔渴求身体能够出现某种残疾，或许就能赢得父亲的注意。手术最终治愈了哈桑的兔唇，却遗留下了浅浅的疤痕。然而，造化弄人，与阿塞夫的决斗让阿米尔的嘴唇上竟也遗留下淡淡疤痕。这看似巧合，其实蕴含着深意：俩少年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本该有相似的外貌。然而，社会地位的悬殊与迥异的宗教信仰，致使兄弟俩始终不得相认。恰好通过兔唇的方式拉近了彼此的身份差距，这预示着阿米尔和哈桑历经重重磨难建立起来的手足情谊。

另一个身体的空间表征则体现为暴力下的身体，身体成了被迫害的对象。阿米尔、哈桑与阿塞夫之间发生了三次激烈冲突：第一次，当阿塞夫拿出不锈钢拳套准备暗算阿米尔时，是哈桑用弹弓吓退了阿塞夫；第二次，哈桑为帮阿米尔赢得父亲的认可，拼命追赶蓝风筝，归途中遭到阿塞夫强暴，胆怯的阿米尔却袖手旁观；第三次则是阿米尔临危不惧，从阿塞夫手中救出索拉博，并一起返回美国生活。在决斗中，阿米尔虽身负重伤，却如释重负。平生第一次感到释怀，灵魂得以救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主要源于阿米尔最终走出懦弱与自私，选择果敢坚毅，选择挺身而出。这次决战，某种程度上使阿米尔长期漂浮的灵魂最终回归自己的身体本位，解脱了多年来的生存困境。

三次冲突，环环相扣，扣人心弦。阿米尔和哈桑在性格、品格、观念及人物间关系等方面得以完全展现。哈桑身上表现出了刚毅、友善与忠诚；阿米尔则表现出了柔弱、欺诈与背叛。这些暴力冲突最终促成阿米尔面对童年的过错，选择勇敢面对，并实现了心灵的救赎。危机面前，人物的选择真实地彰显了作为肉体统一体的个人身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三、重塑生存境遇的身体探寻

身体内在地构成了个体生存境遇的塑造空间。身体既是作家塑造个体生存境遇的基点，更是其重塑的突破点。个体生存境遇的重塑，主要借助身体的主体性回归、反抗意识之觉醒与行动这三个重要途径。在《追风筝的人》中，从困顿、迷茫、逃避到重塑自我，阿米尔一直致力于生存困境下个体生存境遇的重塑。

自幼丧母的阿米尔，母爱缺失，父爱残缺，对爱非常渴望，而父亲对他却充满厌烦，这使得阿米尔内心充满了哀怨，“爸爸平时很少跟我说话，更别提把我抱在膝盖上。”[4]17最让他无法释怀的是父亲竟对哈桑关怀备至，父亲能清晰记得哈桑生日，每次都会送他别致的礼物，慷慨为他医治兔唇。而为了赢回父亲，阿米尔希望借风筝赛冠军身份，以此“打开父亲的心灵”，[4]55让父亲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4]55所以，风筝赛后，阿米尔放任阿塞夫对哈桑的伤害，冷漠地选择逃离。“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4]77阿米尔背叛了哈桑，丧失了正义，陷入了生存的困境。风筝赛过后，阿米尔果然赢得了父亲对自己的认可与关注，可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空虚与惆怅。无形中，他和哈桑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让他无法顺畅地呼吸；他屡屡莫名地挑衅哈桑，期许哈桑能主动还手，以减轻内心的负罪感。让阿米尔意想不到的是，哈桑却任凭他欺负，这更加剧了阿米尔内心的愧疚，使阿米尔认识到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他们两人必须有一人离开。于是，他便向父亲提出了更换佣人的建议，以此逼走哈桑，结果却事与愿违，哈桑并未离开，自己千辛万苦赢回的父爱却得而复失，父子关系再度紧张。无计可施的他假借偷盗之名嫁祸于哈桑，借以赶走哈桑。一系列不义之举带给他的是数十年的心灵伤痛与生活磨难。此后的阿米尔，颠沛流离，没有子嗣。凡此种种，都令他充满罪孽之感，身心俱疲，生存陷入困顿。

阿米尔之所以陷入生存困境，究其原因，则内因与外因结合；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不可分割。身体乃身份地位的特定符号之象征，一经进入公众视域，就会受制于各种因素，并被赋予特定的身份地位。正是基于一定的身份地位，阿米尔与哈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距离。童年时代的阿米尔与哈桑，亦友亦仆，“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4]87在阿米尔内心深处，却残存着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阿米尔并不认同他们之间的朋友身份。身份认同如无形的天然屏障阻隔在阿塞夫、哈桑与阿米尔之间。阿塞夫秉持身份认同理念，迫使阿米尔划清了与哈桑的界限；尽管哈桑身份地位卑微，但他依然交好阿米尔，竭尽所能为他付出。

生存乃身体存在之体验，身体的丰富性内在地决定了生存困境之无可回避。少年阿米尔无从解决生存困境，成年阿米尔幡然醒悟，却木已成舟，饱受生理与生存的双重煎熬，身心俱疲。于2001年的那场决斗，他毅然做出了抉择：为索拉博挺身而出，临危不惧，面对暴力与种族欺压，他奋起抗争，继而走出了困境：解除了肉身之沉重与心灵之困顿，身心和谐重归阿米尔之身体，人格渐趋健全，心灵实现了救赎，人生得以完满。

四、超越空间身体的身份认同

阿富汗民族、种族与宗教矛盾错综复杂，阶级、阶层与种族之间泾渭分明。普什图族是第一大族，占据人口的绝对优势和完全的话语权。普什图族人，信奉伊斯兰教，隶属伊斯兰教最大派别逊尼派，位居国家中上层，在阿富汗各阶层中举足轻重。而位居人口第三的哈扎拉民族则分属什叶派，与逊尼派分庭抗礼，一直备受普什图等民族的压迫与歧视，身处社会底层。

胡塞尼借助阿米尔与哈桑亦友亦仆的特殊身份，描述了阿富汗各民族间复杂的阶级关系与民族矛盾。阿米尔和哈桑分属不同阶层与种族：阿米尔，普什图族，贵族少爷；哈桑，哈扎拉族，仆人之子。虽然他们身份悬殊，却相伴成长，成为情同手足的好伙伴。但是在阿富汗，种族观念根深蒂固。为了阿米尔，哈桑可以备受凌辱，义无反顾，可阿米尔却并不这样认为。当有别人与自己玩耍时，阿米尔拒绝哈桑参与，只有当他孤独寂寞，或是遭受别人欺凌时，才会想到哈桑。追根究底，则是其灵魂深处，哈桑始终是卑微的哈扎拉人，是下等人。

出身普什图族的阿米尔，骨子里透着种族偏见与阶层歧视。在与哈桑交往过程中，这种偏见和歧视通过很多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阿米尔见到哈桑无从读书识字，动了恻隐之心，心甘情愿将自己的学习资料分享给哈桑；一旦哈桑进步快速，能够指出他作文中的错误时，阿米尔倍感自尊心受挫，坚持认为哈桑身为哈扎拉人，出身卑微，只配做下人该干的粗活，不配涉足文学，并引以为耻。为了帮阿米尔圆梦，哈桑竭尽全力，拼命去追风筝而遭凌辱的危机关头，阿米尔选择了逃离，这让他悔不当初，可转念一想，哈桑身为哈扎拉人，只是尽到了仆人的应尽义务，如此就释然了。显然，在阿米尔的世界里，哈桑出身卑微，即便身为最好的朋友，也理应生活在社会底层，竭诚为他服务。于哈桑而言，他一直维护着阿米尔的尊严，默默承受阿米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是对自己的诬陷。成年哈桑为给阿米尔看家护院，甘愿放弃舒适的生活，毅然决然携妻重返喀布尔，最终，为守护主人的老房子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哈桑看来，身为一位哈扎拉仆人，为主人牺牲天经地义。在阿米尔与哈桑身上真实地再现了阿富汗整个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与种族歧视，哈扎拉族至始至终处于社会底层，身处被统治的地位。

胡塞尼希望借助《追风筝的人》，消除种族与阶层固化观念，实现种族平等与社会和谐，他借成年阿米尔重返阿富汗自我救赎之契机，力图在阿米尔与索拉博之间实现这种平等社会关系的建立。最终，阿米尔从拉辛汗处得知真相：哈桑与他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并为自己付出了生命代价；当得知哈桑之子索拉博正经受塔利班头目阿塞夫的非人虐待，阿米尔最终战胜了自我，勇敢营救索拉博。然而，这种施救的完成，既需要身为普什图人的阿米尔的觉醒，更需要哈扎拉族人自我的反抗，才能最终实现种族平等。索拉博之所以最终获救，也得益于他自己的勇于反抗，用弹弓打瞎了阿塞夫的眼睛。

经过激烈的搏斗，阿米尔最终打败了阿塞夫，成功救出了索拉博，并将他带回美国生活。此时的阿米尔不再视索拉博为下等的哈扎拉人，而是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孩子；在索拉博看来，阿米尔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而是可敬的父辈。胡塞尼正是基于空间背景，无情地批判了当下阿富汗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现象：身体所遭遇的各种迫害，暴力胁迫下的猥亵行为以及塔利班政府对儿童的不法侵害，揭示了战乱中的阿富汗民生之多艰。由此，胡塞尼构建了超越空间、身体的身份认同，一个种族平等、社会和谐的理想世界，这预示着只有阿富汗人民觉醒了，能够清醒地意识到，重建阿富汗，需要摒除等级森严的民族与种族观念、彻底消解民族与宗教间的矛盾与冲突，阿富汗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种族间的和解，建立和谐的大同世界。

在《追风筝的人》中，胡塞尼构建塑造主体的家居空间和身份认同的身体空间，探索了主人公的曲折人生，揭示了民生之多艰。围绕“家居”空间的变换，追述人物生存之困境，胡塞尼意在借助作品，于双重文化夹缝的空间中探寻身份之认同，希冀阿富汗涅槃重生，成为超越民族、种族与宗教纷争，并传承传统文化精华的自由、平等与和谐的理想国度。借助空间叙事理论来研究这部作品，有利于深化对该作品的理解，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利于进一步完善卡勒德·胡塞尼小说的研究体系。

(责任编辑 黄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