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此身非我有*
——苏轼黄州时期三首同韵诗探析

艾金升 舒韶雄

(1.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北京 100176； 2.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思想在潜移默化间流动，感情也在波折起伏中变化。特别是苏轼在元丰四年所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1]、元丰五年所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1]、元丰六年所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1]的三首同韵诗可以集中体现他思想情感和心路历程的变化。这三首诗是在三年中每一年的同一天完成的。多数人认为这三首诗写于黄州期间，自然抒发了逐臣贬官的苦闷与烦恼，如此解读无可厚非。但“正月二十日”很容易让人想起苏轼那首著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正月二十日是熙宁八年苏轼梦忆亡妻的纪念日，因此研究这三首同韵诗和正月二十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元丰四年、五年、六年的这三首同韵诗和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梦忆王弗之间有微妙的关系[2]。正月二十日是苏轼柔软内心不敢触碰的伤口。本文将以这三首同韵诗作为开启苏轼在黄州期间精神世界的钥匙。

一、三首同韵诗的探究

(一)歌咏春景背后的隐秘情怀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这首诗是元丰四年所作。从内容上看，此诗是苏轼初到黄州一年后写的，诗人描写了自己前往岐亭造访故友陈慥途中的见闻感受。诗中歌咏了黄州的春景，却寄寓着凄凉的心情。

岁月匆匆、春秋代序，纵然是诗情画意的景致、优游涵泳的情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不免大打折扣。思念亡妻对苏轼来说是痛苦的，谪贬黄州对苏轼来说也是残酷的。在此蛮荒之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孤苦的命运自然而然被诗人放大了。这首诗优美辞藻背后的隐秘情怀是凄凉。此外，一个说不出口的缘由也浮出水面——正月二十日是诗人梦忆王弗的纪念日。

(二)自我调节背后的另有所寄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这首诗是元丰五年所作。诗人永远记得这一天——正月二十日。这首诗表现了诗人胸中的块垒正在慢慢稀释。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三杯”白酒的“三”不是虚词，而是实词。为什么不多不少偏偏是三杯？宋朝人在祭祀时，往往会斟满三杯酒来祭拜逝去的亲人。苏轼在这里虽然没有直言三杯酒所指的对象，但言下之意明摆着是祭奠，再联系梦忆王弗的同一天，可以断定两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中“故人”这一意象也很值得玩味，常见的解释有两类：一是指“老朋友”，二是指“辞世的人”。“故人”解释成潘酒监、郭药师、古农夫未免差强人意，他们算不上苏轼的老朋友，都是他来到黄州后的近邻新交。结合“断魂”“招魂”等词语来看，倒像是与亡妻之间的约定。

这首诗还特别注明是“出郊寻春”，和朋友一起游玩，可诗里写的是断魂、招魂、事如春梦，种种一反常态的写法不得不令人生疑。可苏轼偏就这么写，说明表面上是和朋友一起去春游，实际上心里另有所寄。

(三)蜕变重生背后的无尽思念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

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这首诗是元丰六年所作。“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通常释为诗人用唐朝韩偓“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才”的诗意，流露出希望得到起用的心愿。但这首诗的微妙之处，就在于“长与东风约今日”，所约“东风”到底指什么？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东风”这一意象丰富的含义。“东风”的常见含义有两类：一指“春风”或诗人内心一种无奈伤感的心绪；二指“权贵”和促成事物发展的条件。在这首诗里，“东风”更多被赋予第二种解读。但笔者认为，这里“东风”的意象应该理解为诗人内心隐秘、伤感的情绪更为准确。“东风”不仅指“春风”，从时间上与正月二十日早春时节相契合，也和“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的景象相映衬。春风含情，东风有义。苏轼“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这里的“东风”是知人心意的。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里的“东风”都不单纯指简简单单的“春风”，这里的“东风”都是饱含离愁别苦的。

同样，这也符合诗人谪贬黄州、孤苦伶仃的心绪。正月二十日是梦忆亡妻的纪念日，阴阳永隔，思念悼亡的情感油然而生。张先“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中“桃杏”尚且懂得“嫁东风”这一不合常理之言，写出了女主人公在寂寞中自怜自惜、自怨自艾的情感。张先是苏轼同朝的前辈词人，苏轼没有理由不知道这首词。因此可以断定，“东风”在本诗中应该理解为“春风”，既是送来江柳、融化冰谷的和煦春风，也是勾起诗人离愁别苦、思念亡妻的含情春风。

(四)正月二十日的特殊意义

这三首诗所写的日期都是同一天——正月二十日。以具体的时间入诗入词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因为这种现象本身就很少见。“苏轼留下的词，三百六十多首，基本上都只有词牌没有题目，只有少数以七夕、重九、赠某人、和某人等为题，也就三十首左右，像《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样有年月日有某某事的题目，除此以外只有两个，一个是《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是写了《江城子》以后的第二年写的；另一个是《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总共占不到苏轼词的1%。这不像词的题目，倒像诗的题目”[3]。可见，具有明确日期说明了这一天在苏轼看来十分重要，至少是有纪念意义的。当然，最惹人注目的就是《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长歌当哭，在梦里苏轼见到了“小轩窗，正梳妆”的妻子，这个梦对苏轼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他将这份感情深埋在心底。从苏轼在治平二年六月初的一次考试中向宋英宗专门呈递“久去场屋，不能诗赋”[4]的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苏轼真的不能作诗么？真实的原因是那年五月二十八日王弗病逝。像苏轼这样才高智广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无声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沉浸在妻子病逝的悲痛中再无吟诗的兴致。

二、心路历程转变的原因

(一)主观上：诚恳动人的自省，细致入微的观照

“乌台诗案”后苏轼死里逃生来到黄州，此时的他不仅自身难保、命悬一线，还连累朋友和家人一起遭罪。他不禁感叹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他只要一想起朝堂上还有那些个好事君子、市侩小人在紧盯着自己就不寒而栗，是以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小心翼翼、严防密守，甚至赌咒发誓“扫除习气不吟诗”；就连给朋友的书信也要一再叮嘱：“不须示人”“看讫，火之”，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不可否认，苏轼此时的心情是异常苦闷和忧愤的，只有通过自我解嘲来排解和调整这种愤懑的情绪。

但苏轼凭借直面人生的积极心态逐渐地从消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责己思过，进行了诚恳动人的自省和叩问内心的观照。他在给朋友李之仪的信中写道：“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作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4]学者余秋雨说：“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5]

苏轼自始至终没有从潜伏在身边的耳目与喉舌、高居在庙堂的弄臣和小人的监视中突围出来，但他从“乌台诗案”的噩梦和谪贬黄州的现实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前人拿苏轼《黄州谢表》和韩愈《潮州谢表》相比：“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远矣。”[6]“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正是他诚恳自省、细微观照的结果。

(二) 客观上：山川风物的濡养，江山胜迹的庇护

黄州生活极为清苦，苏轼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他在给秦观的信中记录了初到黄州的窘困：“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4]他不禁感叹：“黄州真在井底！”在萧疏闭塞的环境里，黄州的山川风物给了他莫大安慰。

“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诗人侧耳倾听冰面融化形成的涓涓细流，潺潺水声。放眼望去，昔日纵火焚烧的痕迹早已小草履地、江柳成荫。特别是“尽放”一词，表现了苏轼沉睡的心灵被黄州的美景、盎然的春色所唤醒。这些饱含新鲜气息、富有生命活力的景象，让苏轼从“乌台诗案”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预示着他的生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苏轼在自己的诗文和与朋友往来的书信中一再提及自己畅游长江的开阔景象和闲适心情：

所居江上，俯临断岸，几席之下，风涛掀天。

(《答吴子野》)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无此适。

(《与王庆源》)

所居临大江，望武昌诸山咫尺，时复叶舟纵游其间。

(《与上官彝》)

黄州滨山带江，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安在哉？

(《答毕仲举》)

小到江柳、小草，大到清风、长江，造物主赋予的一切美好景色都为这位失意的文人提供了濡养和庇护，让他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休憩。他在《东坡志林》里写道：“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7]苏轼显然不是乐不思蜀，而是把黄州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由贬官逐客摇身一变做起了江山风月的主人，黄州的山水稀释了苏轼满腔的愁绪，化解了他忧郁的心结，留下了一篇篇溢彩华章。

(三)精神上：佛教禅宗的浸润，宇宙人生的思考

苏轼在黄州期间的蜕变重生与佛教禅宗的思想浸润是密不可分的。苏轼年轻时就深受家庭影响熏习佛教，成年后好读佛书。“乌台诗案”后，更是渴望通过佛教寻求“自新之方”。他在安国寺长老的指引下开始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坚持了整整五年。五年的修习让他“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进入了“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的空明之境。

“佛家主张戒、定、慧三个方面加以勤奋精进的自我修持。戒是止非防恶的各种戒律；定是指调练心意使其专注而不散乱的静修功夫；慧则是为培养、增加佛教智慧而进行的学习和思考。”[8]苏轼的修炼正是始于静、悟于戒、成于慧的过程。修习中的苏轼切中肯綮地反观自己：自己屡遭诽谤，正是犯了佛门五戒中的“绮语戒”。他总结道：“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黼黻文章，悦可耳目。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此外，苏轼开始融入了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没有前番的顿悟与思索，没有成熟的心智和开阔的眼光，就不会有千古杰作《赤壁赋》的产生。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烟消云散的历史，不错，人短暂的一生和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苏轼却可以从中看到“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才能在有缺憾的人生中通过自我调节来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前赤壁赋》中所体现出的生命意识和辩证思想正是源于他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四)情感上：老友温存的慰藉，新交绵长的情谊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7]这是苏轼初到黄州的心情实录。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4]这是苏轼黄州生活的真实写照。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4]这是苏轼即将离开黄州的痛苦回忆。

通过这三则材料和苏轼在黄州创作的大量诗文，我们不难看出孤独是苏轼内心难以愈合的伤口[9]。众所周知，苏轼凭借其乐观开朗的性格与一代文豪的感召力，身边自然凝聚了无数的追随者和倾慕者。而此时此刻，身边的朋友或因路远山遥，音讯阻隔；或因唯恐受累，避之不及；或因公务缠身，分身乏术。一时之间他再也找不到倾诉的对象。

好在很多老友遥寄迟来的问候。张方平、司马光、王巩、李常、元净、道潜、秦观等老友带着温存千里的书简信函、尺幅诗篇前来相慰，其中相交最深、往还最密的要数陈慥。苏轼谪居的4年中，陈慥曾7次来访，苏轼也有3次前往岐亭做客。每次相聚，总是盘桓十多天，每次分别，也总是远送数十里。这三首诗就是苏轼在去看望陈慥路过女王城所写的。此外还有黄州本地的新交近邻与之郊游。潘丙、古耕道、郭遘就是这三首同韵诗中陪同苏轼的黄州朋友。有了世俗朋友、草莽豪杰的陪伴追随，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轼会产生终老黄州的想法，以及“野老苍颜一笑温”的原因了。

三、结语

正月二十日是苏轼熙宁八年梦忆亡妻的纪念日，这三首同韵诗的产生背景和隐秘原因无不和正月二十日有重要联系。这三首同韵诗折射了苏轼黄州期间“修身以儒，治心以佛，养生以道”三教合一的价值观。促成其思想的转变，既有外因的辅助也有内因的作用，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努力。

苏轼元丰四年、五年、六年的三首同韵诗，表面上描绘了黄州早春的自然风光，记录了在黄州期间的生活图景。而实质上却隐晦地传达出诗人对亡妻的无尽思念，反映了他在黄州期间由孤独、忧愤走向旷达、超拔这一脱胎换骨的蜕变、涅槃重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