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变体对口译课程的教学启示

栾婷燕 大连科技学院

一、英语变体

语言变体是指言语在发音、词汇、语法等层次上发生的内部差异，内涵广泛：大到某种语言的方言，小到一种方言的某一项语音、词汇、句法特征。只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布范围，都是一种语言变体。其共同特征有（戴卫平，p3）：（1）都是通过教育系统得以发展的；（2）在英语变体流行的地区，标准英语通常不通用；（3）是一个地区内被用来交流的工具；（4）已经被本土化。英语是国际性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唯一标准”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英语变体理念主要始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世界英语”（Kachru，1982/1992），他将世界上的英语变体划为“内圈”（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外圈”（英语在多语言背景下成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包括印度、尼日利亚、新加坡等50 多个国家）、“扩展圈”（扩展圆国家没有给英语任何政治地位，但认为它很重要而将它列为国际语言。中国、日本、俄罗斯、西班牙等）。与“世界英语”概念相关的，还有“英语国际语”“英语共通语”“全球英语”等。这些观念打破了英、美英语的霸权地位。

二、教学启示

（一）语言态度

早在1992 年M.Ridjanovic 就在一篇论文中诘问：“如果有巴基斯坦英语，为什么不能有南斯拉夫英语？”日本的TakaoSuzuki也主张将“日本内容和其他非英语文化现象”置于英语的“形式”之中（见Tripathi，1992：4）。如今，虽然语言学家早已认可英语应以复数出现，但多数中国学生仍唯英美英语至上，这其中不乏受到英语教师的语言态度影响。

武继红（2014）曾针对高校英语教师进行语言态度研究，结果显示多数教师持较保守态度，在教学实践中认同基于“内圈”英语的教学模式。认为在全球化情境下应坚持以英美变体为规范的占56%，承认英语以复数形式存在的占32%，认为“标准英语”并不存在的仅占4%。当问及中国英语是否会成为区域变体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时，有49%认为“不会”，24%认为“难以判断”，仅有19%的人认为“会”。分别有43%和37%的人认为教学中应以英、美英语为标准，仅有20%的人认为除了本族语者英语外，还应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国家的英语变体。

因此，教师首先要克服“过正”英语的影响，正确英语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定义和内涵还在延伸、发展，“标准英语也并不存在”（李文中，1993）。其次要建立一个宽松的语言环境，在实际教学中倡导一种粗放型交际教学模式，把流利与正确、产出与吸收、操练与交际几方面结合起来，重视英语的功能性作用。此外教学必须融入历史文化、交际礼仪等背景信息，因为这才是英语变体的根基与血肉，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并学习英语变体。

（二）中国英语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区分两个概念：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系统的、稳定的规范变体，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而中国式英语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造成语义上的误解和句法结构的误用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如people hill people sea）。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构成一个动态的连续体，中国英语是从中国式英语转化而来的成熟形式。在这个连续体上，以英语母语者的可接受性为判断标准（如long time no see 已被英语母语者接受），中国英语有可接受性强弱之分。可接受性强则更接近于标准英语，可接受性弱则更接近于中国式英语，英语水平的提高会减少可接受性弱的中国式英语。

中国英语变体终将成为和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一样的英语国别体，也就是中国英语。实际上，目前中国英语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中国特色英语。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别，中国特有的事物、事件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表述形式，形成了语言真空领域，加之原有的空白领域等原因，需要中国特色英语来弥补这些空白，这符合中国文化输出和消除世界对中国陈旧偏见的迫切需要。对于中国特色英语的教学应形成体系，可以按照政经文史等领域分类学习，并随时代的发展及时更新。如，政治方面，比如imperial examinations（科举），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政策）等，这些表达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征，在对外交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新面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国外记者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文章，其观察角度和逻辑思维都形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即使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和思想进行描述，但在很多情况下仍无法抓住精髓，甚至会引发误解和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翻译“对外开放政策”，西方媒体很长一段时间都使用“the open door policy”这一表达方式，但是这一表达方式实际上源于 19 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产物，无论是在政治色彩上还是民族情感上，中国人都无法接受“the open door policy”这一表达方式，因此，中国的语言学者提出应将“对外开放政策”译为“the open-up policy”或“the open policy”，目前这两种译法已被中西方媒体广泛采用。由此可见，中国特色英语的使用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规范起着重要作用。

（三）语音变异

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中，标准英语一直占 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小学及大学所采用的英语教材所附的影音材料均由英美籍人士进行录音，口译培训中所采用的语料也通常以内圈变体为主，如英美主流媒体新闻节目、访谈、英美领导人发言等。因此，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接触英语变体的机会很少，必然降低了学生听辨过程的可理解性。

从心理语言学角度而言，口译要经过“听辨—记忆—转换—表达”四个步骤，能否听辨并理解接收的语音信息是口译成败的关键。成功的口译需要合理地分配精力，译员的注意力快速地在听辨与笔记之间来回切换，只有当译员在信息接收中保持较稳定的“听懂”状态时，才会把注意力偏移到笔记上，比如记下某个文字或符号辅助其完成记忆，记录完成后再将注意力恢复到听辨上来，以此往复，再将接受的信息转换并完成输出。如此环环紧扣，可以想象，若听辨过程中持续无法听懂英语变体，其对口译质量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而实际口译操作中，此种情况普遍存在，对非英语国家发言人的出现频率及分布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欧阳倩华，2018）：

约93%的受访译员曾经进行非英语国家讲者英语发言的翻译工作，其中，译员最常遇到的英语变体依次分别为：印度英语（74%）、中国香港英语（70%）、新加坡英语（70%）、日本英语（56%）、德国英语（56%）、中国英语（56%）、荷兰英语（56%）、韩国英语（52%）及法国英语（52%）等。约48%的受访译员认为非英语国家讲者用英文发言的现象将呈持续上升趋势，约15%认为将维持不变，约33%的译员认为很难说，仅约4%的译员认为该种现象将呈下降趋势。

三、结论

综上所述，口译课程教师应从语言态度、中国英语、语音变异三个层面进行教学反思。在教学设计层面，将英语变体的介绍性教学纳入口译教学大纲，针对不同变体的语音变异进行语音知识的储备和训练，提升学生听辨口音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对口译教材进行适当的调整，重视中国特色英语的分类归纳，在教材配套录音中纳入更多的英语变体录音，尤其是在口译实战中最常见的英语变体（印度、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英语等），和译员认为最难理解的英语变体（印度、东盟国家及日本英语）。希望本文会对口译从教者们具有一定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