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大陆第一部出版专刊《图书月报》研究

摘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对晚清时期出版的《图书月报》进行了历史钩沉，并以此为窗口和平台，窥见晚清社会出版业蓬勃兴起的历史背景、行业思考及当时优秀出版人的持守。该杂志依附并服务于上海书业商会，将协会工作与业务探讨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该刊内容相对专业严肃，识见较深，但趣味性稍显不足。杂志的发行可圈可点。该刊对当下出版类期刊在信息建设、平台建设、业界交流和专业思维培养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清；图书月报；上海书业商会；出版专刊

课题： 201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河北报刊出版研究”（HB17XW005）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2.016

以期刊业而言，上海早期出版人的商业敏感和行业操守，都异常生动鲜活。《图书月报》是由近代第一个书业商会—上海书业商会负责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大陆最早的与出版相关的专业性杂志，即近代第一本出版专刊。在该刊相关文章的拾遗中，仍能发掘出某些对当代出版界或教育界颇有参考价值的思想。

一、《图书月报》的创办因应当时出版行业发展的呼唤

上海书业商会成立于1905年，创办宗旨是为联络商情、维护公益，主要包括维持版权、保持公益、设立学徒补习所等职责。第二年，该会出版《图书月报》，宗旨为谋同业之发达，促学界之进化，凡是臧否人物，评议时事皆杜绝之。 上海书业商会的入会者仅有22家，会员主要是本业的捐纳者，集中代表新式书商的利益。当时的业界也存在颇多疑问，好奇上海书业商会与上海书业公所两家书业组织缘何不能合并成共同团体。《图书月报》在其创刊号中对其进行了解释，“书业商会之设，入会者率皆新书局店，宗旨所在以组织版权会为第一，于石印局所本无关系也。今春旧书业亦有书业公所之设……于是分合之问题以起，然赞成合并者不及十一，何陆夏三评议员持之尤力，遂决议暂分不合，盖新旧性质迥不相同，分则两立，合则俱伤，且使业旧书者若编纂教科是亦新矣，否则三国水浒，经史子集等书本无所谓版权亦即无取于组织版权会也” 。当时新式书商是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主体，与旧式的坊刻主体存在极大区别。代表不同主体的组织所履行的职责也不尽相同，故互相独立是最好的选择。《图书月报》所承担的职责是辅助商会总体宗旨之实现。首先，它要为出版业界刊登图书广告，宣传新书；其次，它要服务于业界，为业界提供国外之讯息，包括国外的书业法律条文、维护版权的相关技巧等；最后，它还撰文呼吁业界培养良好的出版精神，通过履行这些职能为同业谋求更好的发展。

上海书业商会虽只有22个书商参会，在会员数量上不及上海书业公所，但它仍坚守自身的创办宗旨与职责，与上海书业公所并立二十余年，努力服务于组织下的新式出版商，对内协调同业竞争，规范书业秩序，对外维护书商权益，留下了诸多值得被记录于册的事迹，比如“代呈注册案”“地图书籍免税案”“缓入版权同盟案”等。商会将维护版权当作重要宗旨，还设立了发行所和学徒补习所，这些做法为其他地区书业商会的创办提供了经验，为当今的编辑学会、出版行业组织的运作观念提供了参考。

《图书月报》作为该商会的尝试之作，试图通过创办杂志的方式来尽可能扩大图书的宣传途径，利用刊物的平台聚集优势发表多篇专业文章，呼吁业界形成注重版权的意识及重视出版之教育作用的做法，在当时统治阶级风雨飘摇的背景下，也充分阐释出了卓越出版家应该具备的气度与担当。诸多图书广告的登载，不仅增加了这些新出书目的曝光度，助力了新式教科书的开拓与提升，也有利于近代民营出版商加强自身规范，逐步走向壮大。

透过《圖书月报》，可以管窥近代书籍出版商的出版生态，了解晚清各个民营书商的出书特点及实力强弱，窥到近代书业商会如何经营、如何维护书业团体的利益、如何在保护版权和打击盗版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图书月报》也为研究上海书业商会的活动与经营方式，提供了重要史料参考。

《图书月报》中对书业法律条文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商会对于版权的重视，努力促成出版行为规范与规则，有利于业界形成培育优良出版精神的基本共识。该刊强调出版者应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使业界认识到出版对于国民、国家的重要意义，进而权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并否定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盗印、兜售盗版书籍的行为。

二、《图书月报》的内容彰显当时出版业的时代精神

《图书月报》的文章体例可分为两部分，即图书广告和文章。具体来看，广告又分为教科书广告、小说类广告、出版社综合性广告等；文章则包含“社说”“出版界”“发明界”“教育界”“本会纪事”“谭从”“杂俎”“杂录”“调查”等。

（一）图书类广告显现出版商业意识

从第一、二期的对比可见，不同类型的广告占比浮动较大，教科书广告始终占比最大。第一期中，“小说林”广告占37面，而在第二期中仅占2面，波动较大。首先因第二期版面数量相较第一期大幅减少，其次因综合性图书广告（涉及诸多类型的图书包括学习用具等）数量增多，造成了广告占比波动。该杂志中小说的广告语或简短或复杂，一些广告语颇为有趣，并基本用文言形式书写，文中也不加标点，但其内容实质与现今的广告并无太大差别，类似于当今的图书简介、短评与推荐语之类，思路都是结合内容的特点突出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并进行评论，用巧妙的文字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还有如鲁迅撰写的与矿业相关的书类广告，其所对应的书籍《中国矿产志》由江苏顾琅、会稽周树人合纂，鲁迅陈述了顾琅与周树人的资质，并指出该书在同类书中的重要价值。除了鲁迅先生的早期作品外，该杂志中还登载了林纾先生翻译的《伊索寓言》以及饮冰室主人梁启超的《中西伟人传》等书籍信息。

上海书业商会所代表的是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书商的利益，故该刊广告中占比最大的便是教科书广告。在第一期中，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广告占比最大，其中教科书类广告包含初等小学教科书、新编国文教科书、国文类教科书、历史类教科书、地理类教科书、算学类教科书、高等小学教科书、格致类教科书、理化及博物类教科书、画学类教科书、师范学堂教科书、最新各种简易课本，以及中文教科书、英文教科书和中西文合璧教科书，由这些教科书可以看出晚清教育改革的力度之大、学制调整的变动之大，教育内容不再是旧式的“四书五经”，而是分门别类，充分学习与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

（二）出版类文章凝练图书出版理念

“社说”主要论述有益于出版业的事理；“出版界”译录国内外出版界的近事；“发明界”译录国内外新发明的印刷、雕刻、教育、制造之法；“教育界”译录国内外教育上的事务理论；“本会纪事”专记该会的近事；“谭丛”撰译精简文字以为创刊宗旨服务；“杂俎”撰译有关出版业的有趣文字；“杂录”无类可归者隶之；“调查”刊载一些国内外关于出版、学校的调查。 以上栏目，每期至少会涉及四个。

1. 初步呈现陆费逵的出版观

陆费逵为《图书月报》撰写了《著作家之宗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敬告书籍商》《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附言二则》《对于立宪谕旨敬告同业》《同业注意》《论国定教科书》等文章。

首先，他在专注出版事业的同时关注时局。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自此开始。《图书月报》第二期的“本会纪事”中记载到：“上谕宣布立宪，上海各团体皆开会庆祝，本会亦于二十一日午前十钟开特别庆祝会。”对于这次立宪，社会各界都给予充分的关注，书业商会不仅举办了庆祝大会，陆费逵还专门撰写《对于立宪谕旨敬告同业》一文，发表了对于各国立宪不尽相同的看法，陈述了出版业能够为立宪所做的事情，号召同业提高实力，进而提高国民素质，并直陈：“至于图书之弊，则有数端。吾国之书，经则群于私德，畧于公德；史则群于君族，畧于民族。自戊戌以后，游学风行，东文译本充栋矣，其间义精词粹为吾国民之药石，吾学界之圭臬者，诚可宝贵，而据其全体言之，以他国之人论吾国之事，虽未必入主而出奴，究不免内主而外客。” 从原文可以看出，陆费逵并不是简单地呼吁同业支持立宪，而是通过与他国的立宪对比，探究我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即国民素质的落后源于教育的落后，教育的落后又追溯到图书出版的弊端，并指出业界存在盲目翻译西方图书的问题。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的教育部试图推行国定教科书方案，由政府统一编撰教科书，陆费逵对此予以回应。在《论国定教科书》一文中，他写道：“近闻学部有编纂教科书，且将颁行国定教科书之举。吾始闻而喜，继而疑，终乃戚然大惧，惧以此阻碍我全国教育之进步耳……天演公理，有竞争而后有进步……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 他希望教科书出版能够做到自由竞争，从而激励各个出版者都不断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和水准，使学生能够择善而从。 从陆费逵的这些文章中，不难看出他从事出版从一开始就为行业发展和国家民族前途考虑。

其次，重视书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他在《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一文中提出：“吾业欲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达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故吾业苟欲余言之践，宜速筹教育……目下我国人口比之日本约九与一之比例，兹编皆以九乘日本现有之数为中国应有之数。” 陆费逵认为书业发展前景广阔，他曾在《青年教育两种》中说：“拿当时日本的状况做比例，推算中国书业，每年应有三万万元之营业。” 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直陈：“余造是表，竟余且欣且懼，吾机会之发达，固将至是耶，固将至是耶，呜呼！二百八十六兆余之款，不可谓不巨矣，若一举而授之外人，姑不问其书籍器具不适我用也，即使适用而漏滋巵甚，吾恐教育未兴，吾国先以财竭而亡矣，呜呼！彼鹰鸷狼贪者，朝夕以是谋我岂无故哉。” 在附言第二则中，他又说：“吾业之前途发达，既如是之盛，然以现状而论，则又有令我不能已余言者。今海上书业不下百家，贸易之盛，固甲全国矣，然细审此百家中，其资本出诸外人者若干家，其资本虽非出之外人，而物品纸张模字来自外洋者若干家，其资本檄末者且重贩于此，若干家之手，更无论矣，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呜呼！何其怪也，何其怪也，吾恐衡其得失，不如不兴教育之为愈矣。” 陆费逵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当时，商务印书馆作为实力最强的出版社，其资本组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日资，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等占有全国教科书的最大份额，其形式基本完全借鉴日本教科书，内容上或多或少受到日本股东的影响。在翻译的书籍中，日文作品也占很大比例，即所谓“利源所在，主权所在”。因此陆费逵感慨国内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出版商，强调教科书独立出版的重要性，呼吁“勿逡巡却顾，坐失权利也”。之后他创办中华书局，就将“完全华商自办”作为口号，提倡“中国人得用中华人经营之教科书” 。

最后，通过实践将出版与教育相结合。他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陆费逵对于出版的社会作用及教育作用的认识非常透彻。他从十九岁进入书业，便将其作为终身事业来追求，他曾提到和他相处最久的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便是《图书月报》。在他为《图书月报》撰写的七篇文章中，渗透了诸多他对出版与教育关系的思考，“教科书之于教育，犹锄犁之于耕。无炮械不可言战，无教科书不可言教育，此人人之所知也。我国教育之不振，由于教科书之未完善，又人人之所知也” 。《图书月报》停刊之后，陆费逵去文明书局工作了两年，去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三年。这个阶段他的文章主要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刊发的《教育杂志》上，《陆费逵教育论著选》对其文章作了比较完整的收录。可以说，陆费逵在整个出版从业生涯中一直很重视教育问题，对出版与教育关系做出了深入思考，凝结成了极具价值的文章合集。包括中华书局，也是因编撰教科书的契机而创立的。 故了解陆费逵的出版教育思想，将对理解他的行为事迹起到莫大之帮助作用。

2. 提倡法律与教育并重

《东京图书业会章译概评》《日本出版法》《商巡学三部会定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三篇有关法律条文的文章意义独到，其中有两篇是翻译自日本出版界的法律文本。上海书业商会本欲登载日本书业关于版权的相关法律，但因日本政府不以为然，便暂置之。透过此细节，能够发现上海书业商会非常重视出版业的法律，希望通過杂志的登载，培养从业者的版权意识，减少业界存在的盗版现象，从而保护同业书商的利益。上海书业商会在总结经营十年的成果时，记录到“本会成立，力主维持，凡遇翻版事件，靡不调查确实，剖别真伪，劝戒兼施，主张公道，社会上始知版权受法律保护” 。通过律令的登载以及商会为维护版权所做的行动，该刊旨在呼吁业界形成一种风清气朗的出版氛围，培养同业诚信出版与发行的精神。

其他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阐述教育与出版关系的文章，如乐群书局编译员发文《图书与教育之关系》，文中发问：“开通国民之智识，振起国民之精神，陶铸国民之资格，非教育之锤炉乎？制造教育之材料，讨论教育之方法，发挥教育之功用，非图书之机指乎？” 整篇文章带有愤慨的情绪，对列强的侵略及我国所受之压迫表示强烈不甘，并指出我国书业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从教育入手，培养高素质的国民。商务印书馆编辑员发文《论学堂宜附设图书馆》，阐述了学堂、学校内设置图书馆能够带来的六条益处，并对图书馆书籍的选择与优化管理给出了相应建议。在教育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出版业受到了极大影响，新式教育的推广直接带动起一批新兴民营书商的崛起。自此，传教士创办的出版事业占比逐渐降低，国人自办的出版业加速崛起。

3. 为出版商会运行提供文本服务

首先，《图书月报》重视商会内部信息的传递，关于该商会的活动、规划以及本刊物的具体信息，都在《本会纪事》中有非常清晰的记载，这一点对于研究该商会以及该刊创办的始末和经营的好坏有很大参考价值；其次，该商会的会员几乎都为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书商，故其撰稿者自然也对出版与教育之关系有更多的思考，这在该刊文章中有明显的呈现；最后，从文章中也能看出该商会非常关注国内外出版业的发展现状与出版业管理之法律，并注重对外学习和借鉴。由于该商会注重处理版权纠纷，维护同业利益，所以该刊对于相关的法律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用较大篇幅来普及和宣传这些法律，期望对当时盗版盗印问题起到一定改善作用，并加速培养业界诚信出版的精神。

三、《图书月报》的停刊及对当下同类出版物的启示

（一）《图书月报》的停刊缘由

《图书月报》出版了三期便停刊，至于停刊的缘由，陆费逵在《青年教育两种》一文中提到，“图书月报之出三期，因各家担任之稿不来，误期又误期，以致停刊”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在杂志出版了第一期后，第二期本应于六月出版，但因为“无人担任编辑且著译各稿亦多逞延故致”，使得第二期于八月才出版，并于第二期卷首提到“愆期同人深抱不安，此后当竭力从速以副读者雅意” ，这一表述显示出《图书月报》在编辑和规划上存在问题。总体来看，《图书月报》的编写人员人数有限，发过文章的有陆费逵、夏颂莱（公奴）、徐念慈（觉我）、何天柱（擎一）和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两编辑，共计六人，且大多数作者都仅仅为其撰写过一篇文章，故该杂志的稿源不够稳定，一旦撰稿者因事耽搁，便会造成杂志误期。

除陆费逵外，夏颂莱（上海老开明书店的创办者）、徐念慈（著名的翻译家）、何天柱（康有为弟子，与冯镜如创办广智书局，主编了《学报》，编辑出版了《饮冰室文集》） 都是颇有才华的出版界人士。但在杂志仅出三期之后，夏颂莱便离开上海，徐念慈病重，文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两编辑也没按时寄稿，于是便停刊作罢。《图书月报》虽面向大众公开发行，但运营欠成熟且杂志的文娱信息较少，一般读者也较难发生兴趣。《图书月报》第二期也曾于卷首自我告白到“本报为我国创设之机关报，体例内容一时万难美善，现拟从第三期起略加改良，多收材料或添插写真画以增读者之趣味”。从中也可了解到，当时确实有一批读者关注该杂志，并给出反馈，该商会也试图完善该刊，但未成行就已停刊。

（二）《图书月报》对当下出版类专业刊物运作的启示

首先是刊物文章的撰写者问题，即《图书月报》的停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章供应的不足。办出版类专业刊物，至少应确保稿源的充分供应，要有充实的刊物编辑团队和作者队伍，并尽量将编创人员固定下来，不应当随意让编辑为其义务写稿，否则各编辑一旦有事耽搁，又缺乏必要之约束力和充分的稿源储备，杂志将无法按照正常的出版周期来运营。

其次要考虑杂志的定位，书业组织如若再创办面向大众发行的专业性出版类杂志，应该综合考虑杂志的专业性与趣味性问题。《图书月报》的编排较为专业，趣味性少，主要适合行业内的人士来读。在某种程度上，这导致杂志的知名度过低，没有市场潜力。对于当今的出版类专业期刊来说，若想扩大发行范围，应尽可能扩大读者群，相应增添具有娱乐性与趣味性的文章或小故事，即努力构建一个基于出版同业者的“生态系统”，使读者能够找到同感和共鸣。还应保证充足的资金支持，一个好的刊物，至少不应因资金而延误或停刊。

最后，作为一个书业组织，应该利用行业的相关特性和聚合能力，用专业出版的态度表达商会自身的思想与宗旨，用专业办刊的方式给读者传递优质信息，进而形成自身独特的经营方式。这些对于当今的出版行业组织来讲，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综之，《图书月报》在晚清及民国编辑出版史中的“开创之功”不应被湮没，后人应该传承其所遗留下的文字精神和思想遗产，为促进专业期刊运作水平和行业协会组织能力而深加思考。

（金强，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副教授）

* 感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编辑出版学专业张畅同学对本文所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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