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文观止》选“二流作品”的合理性

2020-01-25 16:06肖雅
关键词:韩愈苏轼教育

肖雅

摘 要:《古文觀止》是三百多年来流传最广、影响极大的古文选本。有学者提出此书在选本时存在着局限性,其中涉及选录了韩愈和苏轼“二流作品”的问题。事实上,根据《古文观止》的选文目的,从“二流作品”的教育价值以及其他古文选本的选文情况来看,选录韩、苏所谓的“二流作品”存在其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也在吴楚材、吴调侯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古文观止》;韩愈;苏轼;教育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5-0106-07

一、引言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文(1)选本。全书12卷,选录先秦至明末的文章222篇——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们所能读到的尽善尽美的至文。《古文观止》由清代吴兴祚审定并作序,序言中称“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1]序1,为当时读书人的启蒙读物。《古文观止》在其后三百年间一直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古文范本, 其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本文章选著。

《古文观止》以其选篇的实用性和评点的指导性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推崇,同时也有研究者关注到此书的不足。在王兵的《建国以来〈古文观止〉研究述略》一文中论述《古文观止》的局限性时,转述了张涤华在《张涤华语文论稿》中的观点:“韩愈文不选《张中丞传后叙》、《与李翱书》、《祭柳子厚文》等,却选了摇尾乞怜、丑态毕露的《上宰相书》(二篇),以及《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

同样,李凭在他的《两千载传统集萃 三百年蒙学范本——〈古文观止〉述论》中指出《古文观止》在选目方面的缺憾,“有少量文章虽属于名家,却是他们手下的二流作品。苏轼是宋代文豪,入选文章17篇,可惜前5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都是应试之文,第6篇《上梅直讲书》是请托之信。这些文章属于苏轼的早期作品,只为求取功名而作,没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在韩愈的选文中,虽无应试之文,却有求官之作,如《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

在其他古文选本中,是否也选录了这些“二流作品”,他们是怎么评价这些“二流作品”“不该选文章”?为什么二吴会选择后人认为“二流作品”“不该选文章”编入《古文观止》?这些作品与二吴的选文观念是否契合?这些文本是否有存在的价值?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笔者想要求证的问题。

二、其他古文选本的选文情况

历代古文选本层出不穷,但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长河中,两位不知名的塾师编选的《古文观止》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并在之后一直受到相对于其他选本来说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学者李凭在研究《古文观止》时,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韩愈的《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和《应科目时与人书》(下文将此五篇统称为韩愈的“二流作品”)这一类求官之作是《古文观止》的败笔,前四篇甚至被张涤华称为“摇尾乞怜、丑态毕露”的作品;苏轼的四篇应试之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一篇请托之言《上梅直讲书》(下文将此六篇统称为苏轼的“二流作品”)也被认为是《古文观止》美中不足之处。

的确,以上提到的要么是干谒求仕之文,要么是科考应试之文,皆是应用型文本。难道就因为它们是应用型文本而将它们划为“二流作品”?这样难免主观和片面,毕竟在《古文观止》中像《李斯谏逐客书》《文帝议佐百姓诏》《诸葛亮前出师表》等应用公文确实占有一定比例且不容忽视。

这里,不妨比较其他古文选本中的选文情况,是否也认为韩愈与苏轼的“二流作品”没有收录的价值而忽略其存在。笔者参阅了古今十本古文选本,比较韩愈和苏轼“二流作品”的收录情况,见表1。

仅据表1分析,从横向看,苏轼的《留侯论》是最受欢迎的古文,有七本古文选本收录此文,其次是苏轼的《范增论》和韩愈的《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有五本古文选本收录两文。而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只被收录在一本选本中。

从纵向看,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代归有光《文章指南》和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都收录了较多的韩、苏“二流作品”,这似乎表明南宋末至清代学者对韩愈、苏轼二人的“二流作品”持肯定态度,也间接反映了二吴主要参考了以上四本选本进行《古文观止》的编选。反观现代的两本古文选本,都只收了苏轼的《留侯论》,是否也反映出现代学者对韩愈和苏轼“二流作品”有了不一样的评判标准。

综上,统观古今主要的古文选本,似乎都有收录《古文观止》中被认为是“二流作品”的文本,并且其他编选者对“二流作品”的评价多是褒扬的,说明其他古文选本是肯定“二流作品”具有自身价值,有保留和流传意义的。

三、《古文观止》的选文目的

编选者在决定入选文章时,一定会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从而形成自己的选文标准,标准之内入选,标准之外则剔除。《古文观止》的经久不衰,与它所遵循的选文标准不无关系。细读二吴的自序、例言,吴兴祚的题序,以及相关历史文献,大致了解《古文观止》的选文目的如下。

(一)开蒙养正

“开蒙”就是儿童入书塾接受启蒙教育,“养正”指培养各种优秀美德。吴楚材、吴调侯本是私塾老师,以授课为业,虽未在科考中留名,但是却精通经史,深谙古文之道。二人起初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并未有编选古文之意。“间有好事者,有所许可辄手录数则以去,乡先生见之者必曰:‘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1]序2在乡先生的赞誉和鼓舞之下,两人才有了将选文编订成册的念头,自序中说道:“退而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付诸梓人,以请政于海内君子云。”[1]序2在例言中,吴楚材给此书的定位是“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1]例言。吴兴祚的题序中也说《古文观止》有“正蒙养而裨后学”[1]序1的作用,以上都在强调《古文观止》是一本蒙学教材。现代学者孟伟说:“清代古文选家大多具有教师身份,他们所编选的古文选本着眼于古文的教学与学习,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古文选家往往在选本的序言、凡例中表达他们为初学者提供教材的目的。”[15]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处发义”“虚处设想”“层层驳入”“短短回环”这都是对文章写作的指导,对学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陶新民在《古文观止鉴赏集评》一书的赏析中也说:“作者评论古人,不作偏颇之语,而能从古人立场舍身处地分析,作全面之论,故有较强说服力。”[18]124其赞扬了《范增论》客观公正的立场和议论中的说服力。

《古文观止》的编者重视“文以载道”,特别强调议论文的应用功能。应用型文本是科考和为官常用的古文类型,需要遵循一定的创作规则,也是编选家不可忽视的类型。韩、苏的“二流作品”也因为其自身的应用价值被认可,保留在古文选本之中,一直流传着。

(二)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在审美对象上能够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引起主体审美感受的某种属性。它包括人的美、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物质产品美和精神产品美,以及可供人们欣赏的自然景物美。其中审美价值最高的是优秀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文学等文艺作品。作为审美价值的观念,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变化的。《古文观止》中的文本是二吴根据清代古文的审美标准入选的,因此在二吴看来皆是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韩、苏的“二流作品”也不例外。

如韓愈《与于襄阳书》文后评注:

前半幅只是泛论,下半幅方入正文。前半反作六转,笔如弄丸,无一字一意板实。后半又作九转,极其凄怆,堪为动色。通篇措辞立意不卑不亢,文情绝妙。[1]332

二吴喜爱将文章分为前后两部分进行分析,一方面使得文章的脉络清晰,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掌握文章创作的技巧。其中“六转”“九转”阐释了本文之跌宕曲折,这正符合八股文起承转合的逻辑。重要的是,评注高度肯定韩愈的行文措辞和情感态度,最后一句“文情绝妙”最能表达二吴对此文审美艺术的称赞。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卷三也评:“前半瑰玮游泳,后半婉恋凄切。”[19]238其重点分析韩愈在文章前后表现的情感变化。

又如二吴在韩愈《与陈给事书》结尾评道:

通篇以“见”字作主,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一路顿挫跌宕,波澜层叠,姿态横生,比比入妙也。[1]333-334

编选者将此文分为上下篇进行解析,分析文章结构、主旨、技巧等。其中评注首句“通篇以‘见字作主”是本文的主题,“一路顿挫跌宕,波澜层叠”都在总结文章婉转起伏。“姿态横生,比比入妙”则是赞扬文章给人带来的审美享受。

再如《古文观止》对苏轼《留侯论》的评注:

人皆以受书为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书”一句撇开,拏定“忍”字发义。滔滔如长江大河,而浑浩流转,变化曲折之妙,则纯以神行乎其间。[1]435

此文围绕“忍”字展开叙述,贯穿全文。二吴由苏轼的文法联想到长江大河,突出此文结构之连贯、曲折,情感之磅礴、浑浩,这都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享受。吕留良、吕葆中在《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如是评:“此篇善于用虚,都是将无作有,空中结撰,文情缥缈,千丈游丝。至其引合着实处,亦如雄搏鸷击。”[18]134在这里,二吕高度赞扬苏文的构思、情感和技巧,尤其认可苏轼的虚实结合之法,他们认为《留侯论》从虚处入手,虚实过渡之处如“空中结撰,文情缥缈,千丈游丝”,实处发义则如 “雄搏鸷击”,铿锵有力,鞭辟入里。

虽说应用型文本常常是就事论事、发表己见,但韩、苏的应用文却能在议论之中旁征博引,恰到好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令人动容。这样的情感表现往往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更好地触动读者心灵,随之带来审美感受,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

(三)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是指作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或者本身就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对于韩、苏两人的“二流作品”,其历史价值主要集中在文章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他们或是对古代优良文风的一种发扬,或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更或是对古代编选家文学观念的一种继承。

如《与陈给事书》的评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三评此文曰:

洗涮工而调句佳,甚有益于初进者。[19]244

在这里,茅坤认为《与陈给事书》有助于蒙童和初学者的学习,二吴认可这一评注,进而把此文收录在开蒙养正的《古文观止》中。

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三评析此文:“层次法度,昌黎本色。其串合数层,累累如贯珠,最得《国策》妙处。”[19]244储欣认为《与陈给事书》展示了韩愈的作文能力和独特的艺术手法,是对《战国策》文风的一种良好继承。

欧阳修认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梅饶臣称此文“有孟轲之风”。宋代初年,欧阳修针对五代和西昆体提出的诗文革新,试图改变浮靡的文风。苏轼延续欧阳修的主张,他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时弊。”(《上梅龙图书》)说明他反对虚浮的“时文”,宣扬质朴、感情真切的古文,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文学观念的变化。另外,因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要借古文、古事、古书立论,对历史事件做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处,亦可窥见编选者的文学主张。

苏轼的《上梅直讲书》是继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赞赏之后,表达谢意给梅尧臣的信,信中极述“士遇知己之乐”,虽有夸大之嫌,吹捧之意,却不落于俗套,文笔酣畅淋漓,富有韵致。从苏轼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嘉佑二年(1058)转折性的人生经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再如《范增论》,吕留良《古文精选》卷五评道:

大旨责增之不早去,而意分三层。第一层疑增;第二层弑义帝;第三层杀卿子冠军。起手直据第三层,却用逆推倒褪之法,吐出第二层、第一层来。即将三层作一串说,又于逐层裂缝之处,细细洗发点实。末乃收应早去作结。此篇文势极变诡,法度却极整齐。《关键》、《文诀》、《轨范》皆极叹赏,然于钩画段落处,犹欠分明。[18]126

其极细致地分析了《范增论》的结构、文势和法度,以及从《古文关键》《崇文古诀》《古文规范》开始,就对苏轼的文章作法高度认可。而吕留良也认同宋代这三部选本的评价,反映了两个时代对《范增论》趋于一致的价值判断,而二吴继承前代古文编选者的文学观念,将《范增论》编入蒙学教育读本——《古文观止》中。

古文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社会机制的变化是一个过程,文学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它们皆具备自己的历史性,有始有终,有高潮有低谷。而文学文本恰恰能以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反映这一过程。

五、小结

《古文观止》能从众多的古文选本中脱颖而出,证明已是出类拔萃者。然而“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再完美的事物都会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个别学者对《古文观止》选录韩愈、苏轼的“二流作品”有所看法,而这些作品确实也不是两人的“代表名作”。可是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放入清初“八股文”兴盛的时代背景中,联系二吴编选《古文观止》的目的和前后代选本的情况,“二流作品”的入选则在情理之中。因此,比起作品的优劣,编选者的选文目的更值得研究者重视。此外,我们应该意识到,作品优劣的判断往往会根据研究者角度和需求的不同而变换。

注释:

(1)《古文观止》中,既包含骈文也包含散文,而本篇论文无需区别骈散,因此统一用“古文”二字涵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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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孟伟.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3.

[18]朱一清.古文观止鉴赏集评(四)[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113-156.

[19]朱一清.古文观止鉴赏集评(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220-251.

Abstract:Guanzhi Ancient Prose is the most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Anthology of ancient prose  during more than 300 years. Some scholars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limitations in the selection of this book, which involves the selection of Han Yus and Su Shis “second-rate works”. As a matter of fact,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the selec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second-class works” and the selection of other ancient literature, the so-called “second-class works” of Han and Su are reasonable, which is also fully reflected in the era of Wu Chucai and Wu Diao Hou.

Key words:  Guanzhi Ancient Prose; Han Yu; Su Shi; education

編辑:邹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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